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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十七章 迟到的青年时代和血腥的假面舞会
——马克斯·韦伯与苏维埃共和国
火总是渴望，
就像它那样，将一切变成火，
但最终都成灰烬；凡是不能变为火者，
皆因它们不是燃料，但同样可以燃烧。
约翰·多恩[1]
在传记文学中，将被记述者的生平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不困难。当然，出现问题和难点也在所难免。比如在马克斯·韦伯的生平中，问题即在于，他的青年时代究竟止于什么时间点。是在大学时代的开始？还是大学时代结束？是他结婚成家之日？还是从父母家搬出之时？或者是与父亲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重大冲突？不论我们在此如何选择，除了取决于青年时代这个概念之外，答案也同样取决于被记述人物的生平中是否透露出文字的信息，即他完全不曾有过自己真正的青年时代。“只不过，‘第二个’青年时代——我有过‘第一个’青年时代吗？——好像非常特别。”韦伯在给情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并且，有别于他在学术理论中公开阐述的主张和观点，这是一个时间系数。在这一刻，现实情况本身告诉我们，它有一种并非必须由传记作者“主观”添加的情节结构。[2]
但是，并非所有的生活阶段都是如此。迁居、恋爱和战争代表着一个转折点或未必代表一个转折点，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马克斯·韦伯著书立说的阶段划分也不例外，对此，有一系列的文献论著探讨过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人们难免还会有这样的印象，即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著述并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并转道变向。例如，比之他的学术观点，他的政治立场的变换要明显快得多和频繁得多。但是，这对同时代人来说并不能同样明显地察觉出来：退出一个政党或团体（比如全德联盟）与改变一种学术理论（比如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截然不同。因为，前者作为一种决定一目了然，后者则很难弄清来龙去脉。原因就在于，这里不存在可以被取消的成员资格关系。对于通过新认识的获得而产生的与旧观点的距离，我们往往只能把它想象为一种渐变的过程（至少在马克斯·韦伯身上是如此）。因此，这里对包括“生平及著述”在内的篇章的划分，也有一定的自由度。
但是，只有一个篇章的情况有所不同，也就是人生终结的篇章。它并不是最后的篇章，因为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在他身后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任何私人图书馆都不足以承载这样的影响。当然，这个人生的最后篇章，即真正的、肉体的终结也不是问题。
缘此，真正的难点在于，这究竟是否可能是最后的篇章，抑或，我们是否更应该将它一分为二？因为，马克斯·韦伯去世时正值他的一个新的生活阶段的开始。此外，难点还在于，我们用什么来当作他人生的这两个最后篇章的起始，或曰新起点及其戛然而止的开端的标志？这位既没有预见到他的人生即将结束，又没有参加过战争（战争至少有可能让他付出生命）的人的生平的最后阶段究竟从哪里开始呢？正如他自己把死亡形容为所有现代社会人的命运一样，他的去世并不是因为“活够了”，而是因为来得太突然。14天前，他还在讲授“普通国家理论与政治（国家社会学）”课，讲到政治党派的定义时停了下来，并把课程推迟到了基督教圣体节之后的某个时间。
因此，他的人生的最后阶段不是在某个非常确定的时间点开始的。但是无论如何，它始于一个具体的地点：韦伯最后一次重大的空间移动是把家搬到了慕尼黑，他于1919年夏季学期以社会学、经济史和国民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慕尼黑大学走马上任。此前，他在海德堡住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最后一次从1897年算起。这是一座他母亲在那里长大的城市，他的亲戚在那里有一栋别墅，他后来也搬进了这栋别墅。他的人生所有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座城市里：成名、神经崩溃、康复、冲突、恋爱、著书立说、社交中心等。甚至，韦伯是一个特别经常出门旅行的人这个事实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加了这座城市对他生活的意义：他总是重新回到海德堡来，这不是什么寓意深刻的解释，而是符合历史当事者都有的一种感觉，即海德堡在德国大学城的模式中拥有完全适合韦伯的一种地位：远离柏林和它的种种诱惑，相信知识学问对宫廷政治的影响，但也同样远离当时施瓦宾（Schwabing）[3]的种种诱惑——以一种反抗市民阶级的和至少是反普鲁士的放浪艺术家的方式，别具一格地退出了精英人群。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下决心要离开所有这一切。或许，这是向大学发出的一种呼唤。当然，他从海德堡大学那里未能得到这种召唤。他离开了适合自己的环境，原因是他感觉无法胜任在那里给自己提出的要求：存在于韦伯身上的那个“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起来反抗学者型的政治家（虽然性欲的折磨和身体的力不从心也同样出来捣乱）。从1903年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过的是一种衣食无忧的悠闲者生活，日常开销主要靠吃银行的利息，而且被免除了所有上课的任务。按照他自己的理念，这就是贵族阶层的一个实例：有人支付报酬，使其为整个上流社会服务。他的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无论怎样，海德堡与从1900年至1914年给它打上深刻烙印的事物渐行渐远。政治驱散了一切。与韦伯过从甚密的学生罗伯特·米歇尔斯和格奥尔格·卢卡奇不仅在世界大战问题上与他产生分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他对知识分子精英的要求（对自己最后积极投身的社会活动，即对自己愿意为之服务的“魔鬼”要有清醒的认识），一人成了法西斯主义分子，另一人成了共产党员。战争改变了刚刚开始适应新自由的社会。从1900年至1914年在人们脑子里设想出来的以及某种程度上在私人范围内进行尝试的事物，如今有了政治意义。此前是先锋派和反传统派的东西，现在成了革命和反动、积极推行的破旧立新运动和暴力行动。人们已经无法从施瓦宾的角度来理解韦伯此时来到的慕尼黑。而且，韦伯本人也同样经历了这些变化。从1919年初开始，他就不再仅仅是摆脱了19世纪的思想并通过世界史的画卷（这些画卷主要叙述已经消亡的世界的故事）来构建当前时代理论的那个杰出的学者。韦伯早就被当作一个性格古怪的权威，一个非正式的同时也是正式的名人，他树敌很多，但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家”。他不仅评论了整个世界大战，而且揭露了千疮百孔的君主制（却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特别是，他有过无数次登台演讲的经历。如果他在这个时刻来到一座大城市，说明他想有一番作为，并且不惧怕充满火药味的各种交锋。他发现自己身上有控制不住情绪和善于表演的特点：“我成了一个煽动家。”[4]当他于1919年3月答应慕尼黑的聘请时，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正在那里出现。
不过，首先吸引他来到巴伐利亚首都的是另一种革命。马克斯·韦伯有一个“女主人”——艾尔泽·雅菲。1918年底，他首次对她使用这个称呼。“你是我将侍奉的人，”他承诺道，“哪怕走向可怕的深渊。”在前往维也纳和到慕尼黑做《德国政治新秩序》的演讲时，他于1918年春、夏和秋季顺道看望了此前中断联系的女朋友。艾尔泽·雅菲（她丈夫现在是库尔特·艾斯纳手下的巴伐利亚财政部部长）后来写下过这样一句话：“那是1918年11月初有决定意义的几天。”[5]尽管如此，这时她还被韦伯用您相称，而第一次用“亲爱的艾尔泽”则是在1918年12月20日前后。从1919年1月底开始，韦伯激情洋溢的称呼用词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他想起了自己少年时读过的小说《艾凡赫》（Ivanhoe）[6]和书中的牧羊人：如同牧羊人佩戴的一个镌刻着撒克逊侯爵的名字Credics的铁制项圈一样，他现在脖子上也戴着一个刻有“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之物”的隐形项圈。[7]米娜·托布勒也同样收到过韦伯的情书，韦伯把自己称作她的“附庸”。但是，韦伯向艾尔泽保证，他可以付出给米娜哪些东西，完全取决于她宽宏大量的程度。亚麻织布工（Leineweber）[8]属于里希特霍芬男爵夫人——韦伯在这里用中世纪唯命是从的臣服姿态和用语这样说道。对他来说，这就是“绝对的服从”、个人的“奴隶制”等。信尾落款处，他两次使用了两个西班牙语问候的组合“S.S.S.q.b.S.p.”[9]，意思是，你的忠实仆人不是吻你的手，而是吻你的脚。[10]针对艾尔泽·雅菲，韦伯使用了一系列相关词语来表达统治、服从和女性自信的地位。他说，女学生成了老师的师傅、他的主人，她降服了他，等等。曾经把心甘情愿的服从作为他的统治社会学核心内容的韦伯，如今在情书中大量使用这类词语。他与她一同校读自己关于宗教社会学系列文章的《不成熟的见解》一文，并以玩笑的口吻建议，在有关爱情的地方加一个“经过对实际情况更成熟的研究后做了修改”的脚注。[11]
若是有人从这些词语中，以及从“你的牙印在我右臂上还能看见”这样的话中得出结论，认为韦伯有受虐狂式的服从要求，那么，他不仅要补上欧洲的情书文学这一课，而且还忽略了伴随这些表忠心词语的所有关于美和幸福的表述。韦伯在艾尔泽·雅菲面前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戴上假面具的人”，这个戴面具的人无法告诉自己，他始终担心自己失去面子。而在她面前，他甩掉了这个面具，因为，即便是“在你面前感到害羞（我很容易这样），我也可以对你讲出来，然后一切都过去了并得到原谅。这只有在你面前才能做得到”。[12]这些情书的关键之处，不是从里面的情节中能够见出深明大义，而是马克斯·韦伯在55岁时写了他第一批激情四射的情书，而且有时是每天一封。
前不久，韦伯全集的出版商们准备编辑出版这批书信，并加上编者按，即这些内容私密的情书非供给第三方使用。“但由于它们已经被保存下来”，所以，一部全集不应当将它们排除在外。况且，“它们已经被经常详细引用”。[13]当然，两种情况都不能证明编辑出版的合理性，正如它们也不能为人们提供继续引用的合理性一样。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私密的情书不是提供给第三方使用这件事，并不能使它们与许多非私密的书信有所区别。在现代信息条件下，书信很少供第三方使用，并且根本不提供给非特定的第三方所用。所以，更应该问的问题是，后世的研究者究竟如何使用保存下来的书信，而不是对韦伯情书的私密性感兴趣的研究者究竟是否允许使用这些书信。何况，韦伯自己在1918年向艾尔泽坦承，十年前他曾经偷看过她写给玛丽安妮的信，想了解里面写的是什么。[14]
诚然，韦伯现在把艾尔泽称为一只“野猫”，并对“它漂亮四肢的倔强和灵活”以及它的灵魂、心灵的仁慈和责任感表示称赞，这些话也许会使某些人尤为感到惊诧不已，因为他们数十年前就把这位书信作者当成了他的一些固定术语的化身，担心眼下在给这位道德上并非无懈可击且信奉禁欲主义的名人评定最佳成绩时会被扣掉分数。常言道，仆人眼中无英雄。对此，哲学家补充道，问题不在英雄，而在仆人。反之，以传记的视角观之，问题更多是在于把某些事实排除在外的英雄概念。不过，事情并非一定如此：为什么一个对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表示敬佩的学术英雄就不能是一个对有着倔强性格的野猫的崇拜者呢？比之装作清嗓子或是通过钥匙孔偷窥（只因为钥匙孔把英雄变得太小了）来说，对生活方式理论的补充岂不是更有意义吗？有一类名人，他们生前没有私生活，去世后便无人对其再感兴趣。另一类名人则不同，他们去世后才没有私生活，因为他们先是被人们抬到了经典人物的高度，为的是今后从文献材料中用更贴近事实的方式对其进行描述。[15]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什么是这位学者的生平真相呢（对他的著作的评价必须不依赖于其生平真相）？我们不妨以如下情况作为实例，即韦伯的人生经历典型地说明了，在一个期待荡气回肠的爱情以及同时使这一愿望完全无法实现的时代，学习这种充满激情的爱情是何其困难，并且有时是何其痛苦的一件事情。这种爱情被作为自然现象为人们所期待，但是，如果它没有发生，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男女性事也许可以在妓院里学到，但激情却无法学到；韦伯生活的时代，是人们要求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年代；而且，知识分子——至少是他这个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阅读和欣赏艺术（比如歌德、瓦格纳、格奥尔格等），另一方面通过伦理道德的最大要求来克服所有这些愿望。更何况，韦伯还有身体的障碍，母亲和妻子的监视，以及病情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学会这种超越平淡无奇的伴侣式婚姻意义上的爱情呢？对此，艾尔泽·雅菲毫无保留、直截了当和自信的性格显然做了回答。因此，这些情书表明，在“各种面具”和韦伯如今在天边看到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丝希望之间，二者的距离是何其遥远。由于他属于她，所以他与她一起“走向任何罪孽和罪行的深渊”，[16]那么，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个表白的含义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如下一个问题交由韦伯研究的专家学者做进一步探究，即：以一举多得和角色分离（学者、政治人物、被激情冲昏头脑者）的方式来生活，并同时服务于多个提供不同角色的男神女神：自由和骄傲的孩子、年轻和少女般的母亲、成熟和美丽的妹妹、好战友、知心的同志、情人、顶礼膜拜的天神之女。[17]显而易见，对于第一次所遇到的情感，韦伯总能找到各种新颖的表达用语，并且，他有一种享受在其中的感觉。
因此，他向自己又向她问道：“‘道德’教授是否变成了‘美学’教授”了呢？管它对与错，我的艾尔泽（如他此前曾说管它对与错，我的祖国一样）。倘若是在情书之外，这句话读起来好似某种客体道德伦理学一般。或者说，它是一种以非正式的腐败方式超越了陈旧的、涉及最终价值的客体道德伦理学：他建议把纽伦堡或慕尼黑作为德国国民议会的所在地，并告诉艾尔泽，因为这样他可以离她更近些。我们几乎不得不对此事最终未能实现，而且因为马克斯·韦伯的情人住在慕尼黑，所以我们也无法把德国叫作“慕尼黑共和国”表示惋惜。[18]无论如何：不是有情人之间暧昧关系的细节——或者更糟糕的是：无所顾忌地从二人的关系中得出结论的可能性——给了人们对韦伯情书产生兴趣的理由，而是对以他的自我形象为基础的韦伯形象的修正，才应当是人们对他的情书发生兴趣的理由。
1919年春，他给米娜·托布勒写信说：“现在事情定下来了，我接受了校方的聘请；如果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的话，那么，事情一定是出在纯粹的巧合或是一次新的搅局行动上了。”同时，他明确地告诉她，海德堡俾斯麦大街那间阁楼的“金色天空”从此让他可望而不可即，而且，他不得不把以往的时光看作共同的“美好年华”：“现在不会再像这样了。”[19] 这几年正好是因为与奥托·格罗斯的绯闻以及因为与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爱情关系发生不快之后，韦伯与艾尔泽·雅菲中断联系的时间。在随后的告别信中，他向他的“朱迪特”说明［他用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20]小说《绿衣亨利》中人物的名字这样称呼她，主人翁绿衣亨利把朱迪特描述为他无法做出选择的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关于这个女人，小说第三十章中有韦伯肯定不止一次回想起的段落］：“由于这种交往，我在她那里熟得就像在家里一样，并且，在我脑子里时刻想着安娜的同时，我非常愿意在美丽的朱迪特那里待着，因为无意中我就把一个女孩当成了另一个女孩，而且，当我看到一个完整的女孩形象在面前的时候，我就会比在其他时候更愿意想到那朵没在眼前的娇嫩花蕾，是的，要比她本人在眼前时更愿意想念她。这时，我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是不忠诚的行为。”[21]接着，他又写道，他别无他物，唯有“感谢因为你的财富的付出才得到如此多的幸福和美好”。此外，他还谈到了自己“桀骜不驯和丧失勇气的心”，这颗心从青少年开始就使他没有能力告诉别人，每当美好的事物从他身边被夺走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这时，我整个人像是被冻僵了一般。”几乎终其一生，他都未能做到使另一个人感到快乐，而且，两年半之前，这种两相分离的预感就已经压在他的心头。
两年半之前，即1916年的秋天。那时，韦伯又见到了来慕尼黑听他的《德国的世界政治局势》演讲的艾尔泽·雅菲。“他像是被冻僵了一样，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写在了他脸上。”艾尔泽·雅菲在给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信中写道。两人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在一起攀谈了很长时间。心里藏不住秘密的艾尔泽也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了玛丽安妮·韦伯。从那时起，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望自己依然深爱的这个女人。但是，与米娜·托布勒的告别却是一种掺杂了各种感情的告别。1919年，在他从凡尔赛返回德国的路上他还写信告诉“最亲爱的朱迪特”，他来到她那里，回到她的怀抱里。信中还顺带提到，“一生中最后一次看到了”香榭丽舍大街、玛德莲教堂、巴黎歌剧院。韦伯感觉自己现在因为诸事缠身“提前”变老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第一次变得年轻——年轻与否的关键，要看他给什么人写信。[22]
因此，韦伯是为了艾尔泽·雅菲而选择了慕尼黑，尽管波恩方面开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厚条件：每周只上两小时课，年薪大约是10万欧元（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的话）。此外，他还回绝了柏林商学院的高薪聘请，虽然他重返大学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战争使财产价值蒙受损失，韦伯估计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加剧。妻子也鼓励他选择慕尼黑。大半年之后，他们在那里又重新办起了家庭“招待日”。但是，从第一份客人名单就可以看出，地方的变动何其之大。来访的客人有：学校同事、一位骨科医生和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一位林业科学家和一位刑法辩护律师，此外还有充满活力和思想、“可惜据说吗啡成瘾的”阿尔德海德·富尔特文格勒（Adelheid Furtwängler）[23]（指挥家的母亲）。虽然都是上流社会人士，但都不是想听韦伯要说什么的人。有一次，他把聚会称作“青年人的舞会”。托马斯·曼也在聚会上见到了“久闻大名的马克斯·韦伯教授”，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除了托马斯·曼以外，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24]也来拜访过。韦伯在信中写道，“一个大城市来的人，谈起艺术非常有头脑，比他写的书感觉舒服多了”。他这里说的是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使它的作者一举成名。但是，按照韦伯的看法，这本书“毁掉了人们对劳动的乐趣和对事实的敬畏”。韦伯发现自己周围都是些文人墨客和对自己不是很感兴趣的专家学者。慕尼黑不再是华灯闪耀，而是如同德国一样光线昏暗——不只是出于节电原因被关掉的街道和商店照明。想象力驱使人们纷纷扑向权力。但是，德国的“革命”起初到处都是非暴力的行动；具有典型意味的是，作为预备役军官的韦伯在海德堡也是一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成员。尽管如此，他对思想观念甚至学术研究如今是否还被人们所需要表示怀疑：“我们这类人真的成了一种极其多余的奢侈的存在，对此，人们不应该自己找什么借口，而且也用不着请别人找借口敷衍搪塞。”因此，韦伯也使用诸如假面舞会和化妆舞会这样的词语形容革命，因为所有角色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诸如上流社会贵族精英们眼中的“小犹太人”埃德加·雅菲，人们眼见他正让这些巴伐利亚贵族和官员向新成立的共和国宣誓效忠。虽然他们心里愤恨不平，却只能咬牙切齿忍气吞声。参与政治最终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借助权力以获得社会的承认——韦伯的见解在这里找到了充分的佐证材料。[25]
韦伯近日与之打交道的内阁人物在血腥的严峻现实下并没有给人们的观剧愿望留下很多遗憾。5月中旬，在启程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谈判之前，他从柏林写信给前任总参谋部次长埃里希·鲁登道夫，想敦促他第一个、并作为总参谋部人员的榜样按照盟军的要求自动去美国战俘营自首。韦伯希望能够借此激发鲁登道夫的荣誉观：不能给对手留下把柄，说战争的责任者如今让人民来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26]但是，鲁登道夫做梦也不可能这样做。韦伯等了两个星期始终未见回复，于是，他于5月30日在柏林亲自登门拜访了鲁登道夫。“韦伯教授的样子仿佛还在我眼前，”鲁登道夫在194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极尽恭维和溢美之词，试图说动我：‘阁下，请为您对人民做出的伟大贡献再锦上添花吧，请您再做出比英雄般地为国捐躯更伟大的义举吧。[……]您做出的牺牲将缓和敌人的态度，您的死将拯救人民于水火。’很少听到这样的言辞，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所以还一直记着这些话。”鲁登道夫认为他在韦伯的眼中看到的是仇恨。但是，也许他分不清仇恨和鄙视。
关于此次登门拜访的经过，年轻的法学家理查德·托马（Richard Thoma）[27]和经济学家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28]将他们与韦伯的谈话做了记录，这些谈话记录能让人们对事情的经过了解得更清楚。鲁登道夫拒绝为国家承担责任，他认为人民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不知感恩的暴民，让他感觉背上发凉。韦伯：他必须为国家尽最后的责任。鲁登道夫：这还不是最后的责任。韦伯：“那么，之前把国家挂在嘴上就不是真心话。”“鲁登道夫：如今国家有了您称颂的民主制了！情况现在变好了吗？韦伯：将军先生，您真以为，我把我们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认为是民主制吗？鲁登道夫：教授先生，如果您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倒是能够彼此理解了。韦伯：且慢！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把我们之前经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成君主制了呢？”[29]——问得好！
随后不久，韦伯的生活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类型的人物。1919年7月，作家恩斯特·托勒尔因卖国罪在慕尼黑开庭受审。[30]在十一月革命期间，他追随库尔特·艾斯纳，并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USPD）竞选巴伐利亚州议会议员。库尔特·艾斯纳于1919年2月被暗杀之后，他进入了同样不稳定和昙花一现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反对由州议会选出的社会民主党出身的州长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31]和他的政府于4月成立］的领导班子。当苏维埃共和国的追随者和自由军团的成员之间爆发流血斗争时，和平主义者托勒尔是慕尼黑“红军”武装的总指挥。就形式而言，这位26岁的指挥官在此期间成了这个共和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且，有别于共产党，他愿意与逃往班贝格市的霍夫曼政府进行谈判。谈判失败后，右翼分子施行大屠杀，左翼分子枪决了人质。由此，右翼政党看到了进一步暴力升级合法化的理由。由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军团暗中勾结，苏维埃共和国风雨飘摇，并在腥风血雨中走向灭亡。
托勒尔于5月初被捕，最后交由临时法庭审判。不久前，1905年参加过俄国革命、有俄罗斯血统的共产党人尤金·莱文（Eugen Leviné）[32]因卖国罪被该法庭判处死刑，因为法官不仅认定他有令人不寒而栗的疯狂信仰（“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出来休假的死人”），而且，还鉴于他同意枪杀人质以及他是德国共产党员这一简单的事实，认定他具有“不光彩的思想”。托勒尔在海德堡上大学时，曾是韦伯家里每周日“讨论会”的常客。现在，韦伯作为他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庭以调侃的口吻把韦伯当作“文学家”），并把托勒尔宣布为道德伦理学者，认为他纯粹出于道德的动机想改良世界——满怀“绝对的真诚”，但是没有考虑到后果。[33]在诸如托马斯·曼、卡尔·豪普特曼（Carl Hauptmann）[34]、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35]和马克斯·哈尔贝（Max Halbe）[36]等其他文学家的证词中，托勒尔也被说成是一个心地善良、不小心误入政界的知识分子，但心里未必怀有对市民阶级的仇恨。甚至于不是真正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鲁士内务大臣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37]也出来为托勒尔说话：托勒尔当时所处的政治局势，正值新政权与暴力埋葬旧政权之间的界线尚不明确之时，因此，这不是托勒尔的过错。[38]
公诉人按照韦伯把托勒尔说成道德伦理学者的逻辑推论，把从中产生的政治行动诠释为一种法律上的可诉行为：假如托勒尔对政治一无所知，却仍然担任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那么，这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这个主观意图伦理观的信奉者的行为与一个无证驾驶车辆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的行为不是“不谙世事”和没有顾及后果，相反，这个行为本身在他眼里就是成功。道德观念或许是一种从轻量刑的因素，但它必须在对行为后果的顾及中反映出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目的也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亦即，它是肯定行为的手段。倘若道德观念本身成了手段，那么，一种把不顾及后果的行为与顾及后果的行为区别对待的理论就陷入了困境。因为这样的话，手段和目的都成了行为的后果。
辩护律师也注意到了公诉人从韦伯出于开脱目的做的解释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可能性，于是，他避实就虚地指出，韦伯对被告的了解是基于被告上大学前的那段时间。[39]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这里都触及了韦伯的一个未弄清的问题：某人的行为若是不考虑后果，那么，他就是对行为的后果感到问心无愧。所以，韦伯最终能够尊重的与其说是托勒尔的道德观念，不如说是这个立志改变世界的英雄。比之鲁登道夫之流（心术绝对不正，自诩为英雄，拒绝一切有碍仕途的风险），这位英雄更值得他引为样板。由于没有找到“不光彩思想”的证据，法院宣判托勒尔五年徒刑（一个对政治犯来说量刑相对较轻的剥夺自由的判决结果）。相反，“不光彩的”莱文在宣判当天即被执行死刑。
最后，即韦伯生命的最后一年，将他与血腥的狂欢场面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幕场景开启。谋杀巴伐利亚总理库尔特·艾斯纳的凶手是安东·冯·阿尔科·瓦利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40]，一个22岁的右翼极端主义愣头青。此前，他对自己被开除出1918年8月在慕尼黑成立的民间组织图乐会（Thule-Gesellschaft）[41]怀恨在心。图乐二字（Thule），是古希腊人用以称呼他们想象中处于世界最北方边陲的一个岛屿。自封为“德国式教团”的图乐会起源于一群咄咄逼人且疯狂热衷于日耳曼文化的文人墨客，他们有着非常复杂且反犹倾向十分明确的幻想，并试图进行最疯狂的神话组合：共济会加神学动物学、泛神论神秘主义加轮回转世理论。图乐会的自办刊物《慕尼黑观察家》（Münchner Beobachter）于1920年改称《人民观察家》（Völkischer Beobachter）后，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接手。数月前，该党刚刚从1919年1月成立的德国工人党脱胎而来，而其建党人中就有若干个图乐会的成员。当阿道夫·希特勒于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参加该党的某次小型集会时，土木工程师出身的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42]在会上的演讲题目是《如何以及用何种手段战胜资本主义？》。[43]故事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尔科被开除的原因是他母亲艾米·冯·奥本海姆（Emmy von Oppenheim）出身于犹太家庭。年轻气盛的伯爵想通过刺杀艾斯纳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特别具有北方日耳曼人的血性。
当杀人犯于1920年1月被宣判死刑时，慕尼黑大学的学生群情激奋。抗议集会上，多数人要求赦免他们的同学：许多人认为阿尔科是一个有道德伦理的人，他的行为不是出于卑鄙可耻的动机。当判决在宣判次日被改为多年徒刑后，韦伯参加了第二场讨论这一改判决定的学生集会。面对集会人群，大学校长、医学家弗里德里希·冯·穆勒（Friedrich von Müller）[44]针对阿尔科的减刑说道，“我们和你们一样为此感到高兴”，并把这个法学系的学生比作威廉·退尔（Wilhelm Tell）[45]。韦伯并不愿意被包括在这个“我们”之中，他把对行刺凶手的减刑视为如何对待荣誉观的问题，并在第二天的课堂上就此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赞同阿尔科的观点，认为“艾斯纳给德国带来了一个又一个耻辱”，但是，巴伐利亚政府部长委员会不应在学生的示威面前畏惧退缩：阿尔科伯爵现在身败名裂，成了“咖啡馆的谈资”，而不是像他之前准备好的那样，用死来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由此，那场被冠以革命的骄傲名字的狂欢就被竖起了一块墓碑。这样，艾斯纳就活在了人民心中，因为阿尔科永垂不朽了！”针对右翼学生引以为傲的“国防军与他们站在一起”的说法（即军队赞成谋杀艾斯纳），韦伯稍后评论道，说这些话的人都是相当出色的“阴谋论者”，“但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喝彩，他们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装作不小心说出了这些事情的样子！”他说，为了重建德国，他将“与世界上任何力量结盟，甚至是与十足的魔鬼联手”，唯独“不与愚蠢行为的力量”同流合污。[46]韦伯再次使用了反唇相讥的技巧，并把一个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学称为“帮派”的学生叫作“无赖”。两天后，这个学生收回了他的辱骂，韦伯也随之收回了自己的反击言词。
但是，韦伯的讲课受到了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生的干扰（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是犹太人），他们在韦伯的课堂上怪叫和吹口哨。他在信中提到，学术界的气氛已经变得极端反动和反犹太化。[47]在卡尔斯鲁厄大学，学生委员会于1919年底因为化学家马克斯·迈尔（Max Mayer）的犹太出身，颠覆了校方对他的聘用，最后还发出威胁，若是他接受学校的任命，他们就采取行动。[48]世界大战、政治暴乱以及针对暴乱的准军事斗争也完全改变了学生的心态。如今，哪里有暴力，哪里就有权威。韦伯在劳恩斯坦古堡会议上以及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还认为，人们应该抵制那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浪漫主义者，可是，逃避现实主义早已成了毒素和狂怒，并且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在韦伯救赎计划的类型分析学中，不仅没有这种破坏狂，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即救赎要依靠消灭某些敌人来实现。今天，这种破坏狂和救赎思想的宗教特征已经露出端倪。
缘此，韦伯眼下所遇到的这类人，其中不乏因为他们的罪恶将给德国带来“奇耻大辱”的人物。其程度之严重，是韦伯以及其他德国人当时无法想象的：在曾经是自由军团成员、参与镇压苏维埃共和国或曾经是德国国民保卫和防御同盟成员的慕尼黑大学学生中，有后来纳粹党的头面人物，诸如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经济、历史和法律专业学生）、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法律专业学生）和菲利普·鲍赫勒（Philipp Bouhler）（哲学和日耳曼学专业学生）；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19年就读于慕尼黑工业大学。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韦伯说愚蠢要比不爱国行为更为糟糕的时候，他们朝他吹口哨，狂呼乱叫。
“我现在离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只要我活一天，就不会改变，‘到此为止了’。”[49]——这段时间里，韦伯再次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他的《社会经济学大纲》手稿（他逝世后将以《经济与社会》为题发表）越来越厚。1918年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他就已经用过手稿中的内容，在慕尼黑大学上课时也同样如此，比如第一门关于“社会学普通范畴”的课程等。[50]他把手稿当成了教材，可是，对教材来说，它的内容又包罗万象。手稿最后几乎厚达900页，排版印刷非常紧凑，如果把它扩展到1500页也完全不成问题。若是有人把它当作社会学的入门读物的话，那么他或许不会再有余力去研究更多的材料了。学校的各种课程对韦伯来说是一种负担：他觉得，这些课程既不能用写书的方式，也不能用演讲的方式，而只能用“既讲又写的方式”来讲授。[51]总之，学生应当做课堂笔记。韦伯一再告诫，政治不要进入课堂——这个警告也是在这种交流方式下产生的结果。讲课是上面讲，下面记，并没有规定学生可以提问或提出异议。但是，韦伯的社会学教材并不是首先为具体的学生考虑的。他准备用自己的这本书为其他专业讲授社会学的意义。他最后开设的讲座课的奇怪名称就说明了这点：迄今为止一直叫“国家学”的学科，现在应当从社会学角度重新设置。同理，他也完全可以从他的手稿取材，来开设“宗教史”（“宗教社会学”）或“法学导论”（“法律社会学”）的课程。
1919/20年的冬季学期，韦伯为500名来听课的学生开设了他最后一门大课“普通社会和经济史纲要”（他自认为“极度不满意”[52]和不胜其烦），他的讲课笔记和学生的课堂记录最后被集结成书。虽然他的自我评价不高，但此书表明，除了政治、宗教和法律之外，韦伯还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进行了重新论述。在他看来，这可能只是重复了他几十年来的研究内容，但事实上，他的观点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著书立说第一阶段的重大主题——资本主义在这里被再次加以重点论述，其原因尤其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正在发生新的实际作用。韦伯如今已不满足于像他在《新教伦理》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所做的那样，想要证明精神、文化、动机等因素对形成现代经济的重要性。[53]
韦伯以原始农业经济状况是不是共产主义的早期形态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为学生们阐述了传统日耳曼式的田地划分：中间是农舍，以农舍为中心，周围是花园地、农田、牧场（“公有地”）和森林，并将其与其他历史上的农业早期形态进行了比较。他在页边注中写道，“历史上的田地划分并不十分明确，因为犁（拨土板在右侧！）在前进时有向左偏的倾向”，于是就出现了不规则的垄沟，由此，他明确向学生阐述道，平等不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而是在艰难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事物。土地不相等，子女人数不相等（导致土地继承权不相等），子女待遇不相等，年纪小的儿子没有田地，手工业的分工和不平等的流动性等，这些只是造成不平等情况不断增加的、可以用社会概念进行概括的部分原因。韦伯的结论是：经济没有统一的原始形态；人们发现“到处都是巨大的差异”。
韦伯在讲课过程中，始终保持这种不把经济史归结为某一种形态，而是作为不同的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来理解的思考方式。这点尤其体现在探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后一学期的大课上。他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通过各种组织方式广泛和日常的需求满足，并且，为了调查盈利能力，这些组织要进行成本核算（韦伯称之为合理的成本核算）和编制资产负债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韦伯不仅认为这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而且，“这里也是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事物”。[54]这就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韦伯来说，也许如同任何相关行为的精神一样，资本主义的“精神”是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只有在相应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完全普遍建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一切可期待的和正常的事物皆不需要“精神”。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这种普遍存在只有在多种不同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商品的流动既不受垄断（贸易禁令）也不受消费规定（购买禁令）的限制，有可计算的权利，自由的工资劳动，最后是购买股票和政府债券、购买货币和资产估价的可能性。虽然韦伯坚持他的理论，认为只有在某一类愿意过上理性生活的人群存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出现。但是，他所提到的其他条件现在已经非常之多。针对每一个这样的单独条件，他指出，这个单独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唯一的条件”：例如在欧洲的城市中，艺术、科学、神学和高度发展的宗教，特别是重商主义的市民阶级虽然得以发展起来，但是，当城市精神使资本主义从中受益时，城市本身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已经再度黯然失色。罗马法虽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培训了大量被“理性国家”所使用的欧洲律师，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恰恰是在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英国，它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此之外，当出现“奢侈生活民主化”的时候，宫廷的奢侈生活需求才产生影响。在韦伯看来，这便是“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转折”。可是，他并没有对从禁欲主义向大众消费的相应心态过渡做进一步的揭示，而且也没有在他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发展的最后一章中回过头来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55] 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因素中，没有一个作为“唯一的因素”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换言之，只有这些因素的整体才形成了一种既成功又令人难以置信的组合。因此，自由主义式的简单历史哲学的谬误，不仅在于错误地强调了某些因素的重要性，还在于所考虑的作用因素数量过少。[56]
就资本主义观念而言，他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句话中，特别强调了内部经济道德和外部经济道德之间差异的消失是欧洲发展的决定性成就。也就是说，如果在以缴税义务和交换仪式为特征的共同体内部，成本计算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并且，如果没有针对外部陌生人的任何约束（反对高利贷、欺诈），那么它就不能得到发展。更准确地说，韦伯的前提是，人们把赚取利益的行为也扩展到了关系密切的人那里（比如在相同地方居住的人），并且，也像对待关系不密切的人那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地对待他们。[57]只有在面对非个人关系时没有了原则上的、受宗教因素影响的不信任的情况下，“商业化”的现代经济才能得到发展。新教通过对魔法式的救赎手段和有特权的救赎领域的反抗，消除了修道院团体和教士经济的特殊地位。这即意味着，经济得以继承了这样一份遗产：“修士是那个时代第一个理性生活的人，他有条不紊地以及用理性的手段来追求一个目标——来世。”[58]韦伯认为，那些要求其成员像世俗的僧侣一样处世待人的禁欲主义教派，通过这种方式将道德要求的最高标准带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借此，现代企业家就能够以最好的心态从事他们的行业，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就可以将他们在工厂中的劳动诠释为道德义务。在大学讲堂之外，当慕尼黑社会主义革命的狂欢活动刚结束，俄国的苏维埃统治正在为生存而战之时，韦伯在他讲座的最后几句话中指出了这两个政权的前期历史：当给予工人阶级永久幸福的安慰不复存在，资本主义认为它有施惠于所有人的理由的时候，社会内部才出现了紧张关系，“从那时起，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在不断增加”。[59]针对上述给予工人阶级的这种安慰，韦伯未做评价。但是，从他的表述中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他可以赞同一个生活在幻想中的世界，如果这些幻想是英雄式的幻想的话。
[1]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17世纪英国教士、玄学派诗人，代表作是《歌与十四行诗》。
[2] 马克斯·韦伯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3月4日，见MWG II/10-1，第500页。
[3] 施瓦宾（Schwabing）是德国慕尼黑市中心的一个大学、文化、中产阶级人群集中的城区。
[4] 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2月13日，见MWG II/10-1，第451页。
[5] 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2月13日，见MWG II/10-1，第26页。
[6] 《艾凡赫》是19世纪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科特（Walter Scott，1771～1832）于1820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主人翁名叫艾凡赫。
[7] 项圈的记述首次见于1919年1月14日的信中，见MWG II/10-1，第391页及下页；“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见1919年2月26日的信，见MWG II/10-1，第484页。
[8] 韦伯的名字“Weber”在德文中是织布工之意，故此，他在这里玩弄了一下文字游戏。艾尔泽·雅菲是家道中落的男爵贵族家庭出身。
[9] 整句话缩写的西班牙语是：Sus seguro servidor que besa suspies，意为：你的忠实仆人吻你的脚。
[10] “附庸……”，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7年7月23日，见MWG II/9，第720页；“绝对的服从……”，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6月18日，见MWG II/10-1，第649页；“奴隶制……”，诸如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6月12日，见MWG II/10-2，第640页；“S.S.S.”，见MWG II/10-2，1919年9月8日，第764页及下页，1919年9月9日和10日，第765页。
[11] 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2月25日，见MWG II/10-2，第483页。
[12] “你的牙印……”，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9月，见MWG II/10-2，第65页；“在很多情况下……”和“在你面前……”，1919年3月4日，见MWG II/10-2，第495页。
[13] 见MWG II/10-2，第21页。
[14] 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2月25日，见MWG II/10-2，第410页。
[15] “野猫……”等，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3月7日，见MWG II/10-2，第512页。
[16] “走向任何罪孽……”，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1月15日，见MWG II/10-1，第398页。
[17] 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9月8日，见MWG II/10-2，第767页。
[18] “‘道德’教授……”，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3月7日，见MWG II/9，第512页；关于慕尼黑和纽伦堡，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8年12月20日，见MWG II/10-2，第369页。
[19] 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3月15日，第520页及下几页。
[20] 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作家。
[21] 凯勒：《绿衣亨利》（第二稿），见凯勒《全集》，第一卷，第232页及下页。
[22] “如此多的……”，见MWG II/10-1，第545页；“德国的……”，见GPS，第157～177页；“他像是被……”，见MWG II/10-1，第24页；“最后一次……”，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6月1日，见MWG II/10-2，第632页；“提前……”，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6月10日，见MWG II/10-2，第638页，以及1919年7月15日，见MWG II/10-2，第687页。
[23] 阿德尔海德·富尔特文格勒（Adelheid Furtwängler，1862～1944），著名指挥家威廉·富尔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的母亲。
[24]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
[25] “可惜据说……”，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20年1月20日，见MWG II/9，第899页；“青年人的舞会……”，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9年11月11日，见MWG II/9，第835页及注释二；“大城市来的人……”，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20年3月3日，见MWG II/9，第943页；“乐趣……”，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20年1月3日，见MWG II/9，第877页；“我们这类人……”，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18年11月12日，见MWG II/10-1，第297页；“小犹太人……”，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8年11月15日，见MWG II/9，第307页。
[26] 致埃里希·鲁登道夫的信，1919年5月14日，见MWG II/9，第605-609页。
[27] 理查德·托马（Richard Thoma，1874～1957），德国法学家。
[28] 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1882～1939），犹太裔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29] 从“仿佛还在……”到“所以，记着……”，所有引语均引自《与埃里希·鲁登道夫的会谈》，见MWG I/16，第545～552页。
[30] 下文根据格罗斯曼《卖国者恩斯特·托勒尔》，以及弗吕瓦尔德/施帕雷克《托勒尔案件》。
[31] 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1930），德国政治人物、社会民主党人，1919年3月至1920年3月任巴伐利亚州长。
[32] 尤金·莱文（Eugen Leviné，1883～1919），俄裔德国共产党人、革命者，短暂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
[33] 《审判恩斯特·托勒尔的证人证词》，见MWG I/16，第489页；“文学家”韦伯一说见弗吕瓦尔德/施帕雷克《托勒尔案件》。
[34] 卡尔·豪普特曼（Carl Hauptmann，1858～1921），德国作家和戏剧家，格哈德·豪普特曼的兄弟。
[35]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36] 马克斯·哈尔贝（Max Halbe，1865～1944），德国作家和戏剧家。
[37] 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1861～1944），德国法学家，曾任普鲁士内务和司法大臣。
[38] 沃尔夫冈·海涅致恩斯特·冯·欧文将军的信，1919年6月7日，见格罗斯曼《卖国者恩斯特·托勒尔》，第19页及下页。将军领导了粉碎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行动。
[39] 沃尔夫冈·海涅致恩斯特·冯·欧文将军的信，1919年6月7日，见格罗斯曼《卖国者恩斯特·托勒尔》，第26页。
[40] 安东·冯·阿尔科·瓦利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1897～1945），德国右翼极端分子和激进的巴伐利亚民族主义者。
[41] 图乐会（Thule-Gesellschaft，又译修黎社）是一战后在慕尼黑成立的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以古希腊神话中一个神秘的北方国家命名。
[42]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1883～1941），德国土木工程师、纳粹党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43] 对此，参见克肖《希特勒》，第181～184页，以及泰瑞尔《从“煽动者”到“元首”》，第22页。
[44] 弗里德里希·冯·穆勒（Friedrich von Müller，1858～1941），德国医学家。
[45]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是瑞士传说中14世纪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统治和争取民族自由的英雄。
[46] “1月19日实事求是的（所谓：‘政治的’）评论”，见MWG I/16，第273页。
[47] 致约瑟夫·冯·卢卡奇的信，1920年1月9日，见MWG II/10-2，第883页。
[48] 见MWG II/10-2，第920页，注释十八。
[49] 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20年1月3日，见MWG II/10-2，第878页。
[50] 对于所有声称韦伯的社会学中没有社会概念的人来说，此题目供他们思考之用。倘若如同他们所说，那么，这门学科变成了什么样的一种科学了呢？
[51] 致米娜·托布勒的信，见MWG II/10-2，第879页。
[52] 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20年1月15日，见MWG II/10-2，第891页，以及1919年10月25日给她的信，见MWG II/10-2，第824页，“目前并不符合我的想法的事情”。
[53] 见柯林斯对此的提示：《韦伯最后的资本主义理论》，第925～942页。
[54] 见柯林斯对此的提示：《韦伯最后的资本主义理论》，第251页。
[55] 关于某个事物“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的模式，见柯林斯对此的提示：《韦伯最后的资本主义理论》，第252页；关于科学的意义，见第275页；关于罗马法，见第302页；关于盈利欲望，见313页；“奢侈生活的民主化”和“决定性转折”，见第278页。韦伯还提到了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欧洲王公贵族们的战争需求（第277和312页），人口增长和来自美洲的贵金属的输入（第311页），欧洲温和的气候和有利的地理环境（第312页）。
[56] “无视”，同上，第312页。
[57] “从部落的兄弟情谊到普遍的他者情谊”是本杰明·尼尔森继韦伯之后，在他的《高利贷思想》一书的副标题中明确提出的公式。
[58] 韦伯：《经济史》，第320页。
[59] 韦伯：《经济史》，第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