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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5 大转变
我已经预见到，和所有的公开审判一样……照着这门艺术的种种规则，这场审判将备受攻击。[1]
——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
在审判刚开始的时候，鲁登道夫被奉为与腓特烈大帝或奥托·冯·俾斯麦一脉相承的强悍领袖。但到了第十八天，光辉形象已然不再。希特勒凭借“喉间的雷鸣”[2]蹿红了，鲁登道夫却渐渐退至背景。
将军在法庭上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让许多人觉得缺乏共鸣，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合众社记者说，他暴露了自己是个“呆头呆脑的政客”和“道德懦夫”[3]——“不知所谓的鲁登道夫，”《奥格斯堡邮报》（Augsburger Postzeitung）说。[4]在获得奈特哈特的批准重返证人席后，将军即将做出的声明，无疑对他的名誉也没有什么好处。
鲁登道夫首先称自己是一名君主派，他意识到，要想实现德国帝制复辟，唯有等人民自己产生那样的期待，他用这个念头聊以自慰。与此同时，他说他希望有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独裁政权，类似于法国、英格兰和美国在战时建立的那种。他这些关于西方专制政权的言论，让一些观察家觉得他精神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奈特哈特问鲁登道夫在抵达啤酒馆之前是否知道希特勒的计划。
不，鲁登道夫说，他不知道。他还否认自己曾考虑参加“对柏林的军事行动”。他的目标只是进行“道德威压”。[5]
奈特哈特又问了一遍，要求他确认，因为这个新的说法与鲁登道夫此前的证词有明显冲突，主要有三点：他参加了一场有预谋的国家革命；他在去啤酒馆的路上得知了计划；他有意攻占首都。
“我听到了太多东西，留下太多的印象，我已经说不太清楚细节了，”鲁登道夫说。[6]
《小日报》记者有不同看法：“鲁登道夫推翻了他的供述。”[7]
鲁登道夫现在的立场——尤其是他声称进军柏林只是个象征性的说法——听上去突然和卡尔、洛索、塞瑟的官方口径取得了一致。包括柏林《八点晚报》（8 Uhr-Abendblatt）在内的一些报纸很久之前就预测鲁登道夫会倒戈，跟其他被告拉开距离以求自保。
有时候鲁登道夫会试图把这份修正版供述中存在的明显矛盾给说圆了；有时候则什么也不做，或者干脆就一问三不知。不，他不知道有部长被关在啤酒馆。不，他不知道希特勒想要罢免总统，并且他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打算。转眼间，这些借口和抵赖让不少记者觉得，一个有如此名望的人居然变得如此可悲而恶劣。“大无畏的将军，”《人道报》说，“在罪责面前瑟瑟发抖。”[8]
阿道夫·希特勒一度向将军施以援手。鲁登道夫已经被任命为军事统帅，他说，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了。至于政治领导方面，希特勒将啤酒馆行动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顺便明确他的贡献。“我现在是一个年轻的德国政治领袖，”[9]希特勒说，并自称四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场民族主义运动，此后一直在为它呐喊助威。
他在1923年11月8日、9日的目标是发起“一轮庞大的宣传攻势”，希特勒说，让柏林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卖国政权无法招架。谦恭和审慎不适合这样一项事业，希特勒还说，“一个有能力的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把这该死的事情做出来”。卡尔完全无法胜任。“归根结底，治国之术并非一门应用政治学。必须得是天生的。”[10]
埃哈德提醒法庭这一行动会在国内外造成严重后果，希特勒说这正是他想要的。他想要毁了政府，他声称这个政府五年来一直在亵渎德国，挟持国家以推进其“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民主的”[11]图谋。他重申，政变有着爱国的目标。如果法庭不这么认为，那就判他死刑。
希特勒的演说在法庭里引起了反响。“慕尼黑的叛国大审判绕了一圈回到了原点，”《纽约时报》的托马斯·R.伊巴拉说。[12]鲁登道夫将军，一位终生不渝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和知名将领，开始否认自己在政变中的角色，而希特勒，一个一等兵，“公然宣称自己意在进军柏林……武力推翻共和国政府”。
将军在法庭上的表现，和他写书时是一致的：他在努力撇清自己的一切责任。希特勒则因为担负起“主要责任”而精神焕发。年迈的昔日英雄鲁登道夫给人感觉没有知晓、看到或选择任何东西，把责任往所有人身上推——唯独没有他自己。他那位名气没那么大的同仁则很不一样，愿意去承担他自己乃至同事犯错的责任。
这台荒诞的、“吊诡之极的大戏”尤其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一位《福斯日报》记者就在想，这个蓄着卓别林牙刷胡、在慕尼黑的法庭上呼风唤雨的人，真的就是“年轻的德国”[13]的代言人吗？
*
鲁登道夫得以成为这场重大叛国罪审判中最后一位出庭作证的人。上午10：35，在听任将军彻底反口之后，奈特哈特宣布将不再传召任何证人。[14]按照律师提交的名单和媒体的预测，接着本来还应该有不少证人需要出庭，现在都不可能了。《福斯日报》嘲讽地说，主审法官终于表现出一点决断力。
对这场审判普遍怀有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认为奈特哈特在保护鲁登道夫的名誉。多家报纸还说，他希望避免将政变的全部实情透露给公众。审判看上去的确像一个充斥丑闻、阴谋和不公的肮脏故事，巴伐利亚邦政府高层可能在掩盖事实，甚至包括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本人。
奈特哈特接下来的举动更是成为批评者的口实。在取消了余下的证人后，他宣布法庭清场，闭门讨论检方的提议，即最后部分的审理全部改为闭门进行。
讨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其中出现的论点和审判第一天没太大区别。不过这一次，奈特哈特倾向于不公开结案陈词。眼下关系到诸如国家安全这样“更重大的利益”，[15]人民不应享有出席审判的特殊权利。
至少有六名辩方律师呼吁审判能在最后展现出开放性。德国民众对本案进程极为关注，期待正义得到伸张，关起门来进行最后的辩论于人民无益。对国际观众也不是好事。就像施哈姆说的那样，“全世界都全神贯注于本案”。[16]
当然，还有一个人主张公开审判，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他认为，对信息的压制，并不能阻止对知识的索求。如果法庭坚持将审理保密，那么来自不可靠信源的信息将充斥市场。此外也可以想象会有许多人出于对被告的支持，将机密信息泄露出去，意识不到这样做会对德国构成伤害。
如果说迄今听到的所有意见都不足以说服奈特哈特，鲁登道夫的辩护律师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可能有一个：德国刑法的程序保护被告人“在世人面前为自己洗脱罪名”[17]的权利——而他强调，如果没有达到公开审判的要求，法庭得出的裁决是可以被推翻的。
这一点促使希特勒再次加入争论，他的发言很快变成了长篇演说。希特勒想强调的是，如果他和他的同僚“犯了罪，那么我们是出于好意，是因为对祖国的热爱”。因此，他向奈特哈特保证，如果允许公众听取结案陈词，他和其他的被告人当然不会透露任何敏感信息。但是他又说，面对玷污国家的领导人，他也绝不会放弃斗争。恰恰相反，希特勒说，“我们想要大声向全世界宣告！”
他还希望明确一点，德国的首要目标是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他认为，要拯救这个国家，重建强大的国防以击溃联手的敌人，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而后他指责这场慕尼黑审判本身就是一场灾祸，因为它在良善的德国人中间挑起争斗，大家都“如同尼伯龙根人一般厮打着”。希特勒接着表示，施坦莱恩对此应该深有感触，因为审判“迫使他扮演检察官这个角色”。[18]
有意思的是，施坦莱恩完全没有否认或驳斥这个说法的打算。
这是希特勒在审判中发表的最具政治性的一次演说，是在闭门状态下，说给检察官、被告人、合议庭和几名以军人为主的旁听者听。这是他的盛大演出的预演，实际上几乎是一次试镜——如果合议庭决定公开进行的话。
[1] NA T84/2 EAP 105/7，2136.
[2] 这个措辞来自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他在1923年听了希特勒的讲话，当时他在慕尼黑读书，并且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
[3] 1924年3月21日合众社。
[4] 1924年2月17日和1924年2月21日《奥格斯堡邮报》。
[5] NA T84/2 EAP 105/7，2108-9.
[6] NA T84/2 EAP 105/7，2111.
[7] 1924年3月24日《小日报》。比较鲁登道夫之前的证词，的确是这样，尤其在2108～2114他接受汉斯·埃哈德的初次问讯时说的话，1923年11月9日，NL Ehard 94，BHStA。
[8] 1924年3月24日《人道报》。其他对鲁登道夫“退却”的批评可见于1924年3月18日《柏林日报》晚间版和1924年3月19日和20日《法兰克福日报》。
[9] NA T84/2 EAP 105/7，2120.
[10] NA T84/2 EAP 105/7，2123.
[11] NA T84/2 EAP 105/7，2131. 一份支持希特勒的庭审记录在这段陈词中加入了“犹太人”，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Deutscher Volksverlag，1924），218。在慕尼黑邦地方法院的记录中没有这个词。
[12] 1924年3月24日《纽约时报》。九年后，托马斯·R.伊巴拉将再次见到希特勒，在他的办公室里采访他，1933年7月1日《科利尔杂志》（Colliers）；一份（摘选）副本可见于OSS Sourcebook，NA。
[13] 1924年3月24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14] 这是个意外的决定，1924年3月18日《柏林人民报》晨间版。
[15] NA T84/2 EAP 105/7，2137.
[16] NA T84/2 EAP 105/7，2135.
[17] NA T84/2 EAP 105/7，2151.
[18] NA T84/2 EAP 105/7，215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