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决断时刻

如果有人给他建议或提出警告，他会说，“我应该坚持自己的路”。至于那路会通向何方，他看不到，也梦不到。[1]

——玛格丽特·鲁登道夫

经过一夜的劳顿，约1000名冲锋队和战斗联盟的人此刻已经在啤酒馆里四散休息，[2]有的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趴在桌上，有的直挺挺躺在拼起来的椅子上。运气好的可以吃上有黑麦面包、奶酪、香肠[3]和黑咖啡的早餐，多数是从街对面一家餐馆抢来的。希特勒则享用了两个煎蛋、一片肝泥糕、两片面包和一杯茶。

整晚待在人民观察家报社的外国记者拉瑞·卢那天早上获准进入被占领的啤酒馆。他觉得那片地方像是一座战时的军营，到处是军粮、弹药和补给。小伙子们已经在花园里操练，尽管又饿又累。大家基本上都相信，向共和国发起的攻击已经成功了。

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几名顾问躲进了二楼一个小型私人餐室里。这里的气氛沉郁，与外面的热情高涨截然不同。“看起来我们的情况不太妙，”希特勒在上午早些时候跟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说。[4]

鲁登道夫还穿着那件花呢夹克，在变味的雪茄和香烟浓雾中喝着一杯红酒。希特勒在那件有腰带的风衣里穿了件暗色双排扣套装。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那天上午看到希特勒凝视着一张慕尼黑地图，看上去“显然情绪不佳，十分劳累”。

希特勒以这个新独裁政权的领袖自居，但是他“看上去不太像能胜任这个角色，”《纽约时报》记者还说。他似乎只是一个“穿着一件旧防水大衣、腰上别着把左轮手枪的小矮子，没刮胡子，头发蓬乱，喉咙嘶哑得几乎无法说话”。反观鲁登道夫就显得“极为友好”，不过“在和希特勒以及其他政治顾问交谈时显得焦虑且心事重重”。将军表示他迫切希望得到英格兰的承认，尤其谈到了“新德国的辉煌未来”。[5]

对于他们所处的困境以及合理的对策，希特勒与鲁登道夫显然有不同看法。希特勒对将军的敬畏在渐渐消失。他不再是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被同僚比作服侍将军的勤务兵，或是在伺候最尊贵的主顾的伙计。希特勒是不是已经在怪罪鲁登道夫放走巴伐利亚领导人？

希特勒说他只是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跟卡尔、洛索和塞瑟沟通。鲁登道夫反过来指责希特勒，说他当初就不该用枪逼他们进里屋。他当时相信他们已经达成共识。

这就是此刻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热情在消退，指挥陷入瘫痪，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希特勒坚持实施他构想的一个宣传攻势，派激昂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深入到慕尼黑“大街小巷去演说”。他让赫尔曼·戈林和马克斯·阿曼负责派冲锋队队员去印刷厂取海报，在全城张贴。

另外为了打点徒众，他们还急需用钱，为此希特勒命令一帮冲锋队队员去打劫两家商店，分别是散步广场上犹太人所有的帕库斯公司（Firma Parcus）[6]和达豪大街的埃·穆尔塔勒公司（E. Mühlthaler and Company）。选这两家企业是因为这是获取大量金钱的一个捷径：它们是印钞票的。

冲锋队队员那天上午搬回来14605万亿马克，[7]20个箱子堆在前一晚乐队演奏的那个台子上，将近五英尺高。事实上乐队还在，但只是偶尔无精打采地演奏一下。又累又饿的乐手们抱怨说，这笔飞来横财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希特勒下的最后一道命令进一步疏远了鲁登道夫。他派了一名密使[8]代表他个人去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见鲁普雷希特王储，恳请他出面，说是只要他一发话，卡尔就会支持革命。鲁登道夫并不拥护信奉天主教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但希特勒相信，鲁普雷希特的协助将是他们成败的关键。

在屋外，这个阴冷的上午依然在下雪。[9]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些赶去上班的人，仿佛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慕尼黑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经历革命的阵痛。[10]

对城里的大多数人来说，贝格勃劳凯勒发生的事情只能通过报纸知晓。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大标题是“钩十字的胜利”，狂热地表示犹太人和犹太政权治下“饱受屈辱的五年”已经被希特勒终结。一个新时代到来了，报纸表示。德国雄鹰即将展翅高飞。

这一期报纸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精心策划的。他一一赞美了革命领袖：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自然不可少，但和他们一同登台的巴伐利亚当权者也包括在内。卡尔是模范公务员，忠于祖国和人民；洛索被描绘成“大无畏的军事统帅”；塞瑟的形象则是勤奋工作，成为稳健的后援，并参与了重新唤醒“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精神的行动。他们是将要创造历史的人。[11]

最先刊发的那批报纸很快被抢购一空。慕尼黑影响力最大的日报《慕尼黑最新消息》也对这场显然的胜利进行了生动的报道。[12]正如卡尔的顾问阿道夫·席特所警告的，媒体对尚在初期阶段的政变肯定会有帮助，它们会传播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左右的信息，还会给政变领导者带去鼓舞，让他们知道这场运动还没有失败。

而在其他地方，许多欧洲报纸收到政变的消息已经晚了，只能给出最基本的陈述。在巴黎，《晨报》表示鲁登道夫已经宣布成为独裁者，[13]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被慕尼黑法西斯关进了监狱。《小巴黎报》（Le Petit Parisien）则称，现在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忧，认为革命党会撕毁《凡尔赛条约》。[14]《泰晤士报》及其他几家英国报纸表示要小心德国分裂并走向内战。[15]

在大西洋对岸，报纸利用时差的优势对事件进行了更详细的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开始了攻打柏林的行动，”[16]《纽约时报》报道。那天早上他们刊发了六篇关于政变的文章。德国内外的大多数报纸都强调了鲁登道夫将军的角色，他无疑是此次政变中名气最大的人物。希特勒自己的《人民观察家报》是少数先提到希特勒的报纸之一。

其中一些报纸把希特勒说成只是个次要的配角，如《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所说，是“鲁登道夫的助手”。[17]还有比如《每日新闻》这样的报纸把他的名字拼成了“Hittler”，[18]或像《纽约论坛报》那样，错把他当成一名副官。那一年刚刚创刊的《时代》杂志把他归为巴伐利亚君主派。[19]《十字架报》（La Croix）称他是“希特勒将军”。[20]

但希特勒不是将军、保皇派，不是鲁登道夫的助手，无疑也没打算去柏林。此刻他还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二楼来回踱步，思考如何拯救这场失控的革命。

与此同时，恩斯特·罗姆和其他几名高层同僚正在把巴伐利亚战争部变成一座纳粹堡垒，周围布设了铁丝网和尖利的钢铁障碍，窗口架着机枪。他的一些手下把守着入口，在院子里巡逻。他们几个则深藏于大楼三层的作战室，等待下一步行动。

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经有几个小时没有发来命令或消息。恩斯特·珀纳的警察总部也没动静，珀纳被希特勒派去那里查看弗里克的情况，而本应该已经到达那里的洛索将军更是不见踪影。罗姆后来说，他感觉“孤身一人，被抛弃，不知所措”。[21]

深受通讯不畅之扰的罗姆不久就要面对大批的国防军，这支受雅克布·冯·丹纳将军调遣的部队据说正在向战争部进发。其中一部分已经抵达路德维希街：两个步兵营、三个炮兵营、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八辆装甲车和大批分遣出去的邦警。军队的狙击手匆匆进入附近楼顶的战略位置，或者高楼层的窗口，就位后等待命令。

虽然政变面临抵抗，希特勒对慕尼黑当局依然有人员和枪械上的数量优势。希特勒的冲锋队和战斗联盟总共约有4000人；[22]相比之下接受政府指挥的部队只有2600人，其中1800人是邦警。

不过大批援军正在从巴伐利亚周边地区赶来。已经调动起来的邦警单位控制了市中心的桥梁和主要道路。希特勒在一开始形成的兵力优势正在减弱。

在二楼的私人餐室，希特勒、鲁登道夫等人在商量对策。战斗联盟的军事指挥官赫尔曼·克利伯中校称前景“一片渺茫”，强烈主张“有序撤退”。[23]戈林也认为该撤退，但前提是他们要能借此重整旗鼓，伺机再次发起攻击。同时他还提议把行动大本营转移到慕尼黑以南大约40英里处的罗森海姆[24]，离奥地利边境很近。那里是一个纳粹支持者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纳粹党在慕尼黑以外的第一个分支组织就在罗森海姆，而且戈林对那里的路很熟，他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

希特勒一开始赞同这个方案，后来犹豫了起来，他指望巴伐利亚王储来救他，或相信宣传的力量能扭转事态。鲁登道夫则既反对希特勒的观望，也不喜欢戈林撤退到罗森海姆的计划。他鄙夷地说，后者是把国家革命带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路”[25]上去。

上午11点多，有消息说邦警正在收紧对城中各处的控制，[26]包括在横跨伊萨尔河的桥上设路障，控制进入市中心的入口。革命的领导者们需要马上做出决断。再这么待在啤酒馆，他们会被包围，和罗姆一个下场。

鲁登道夫提议组织一场示威，或者说公开展示一下力量。他们应该让支持者在城里游行一遍，号召大家加入，至少能给他们鼓劲。此举还能让四周无所事事的人没那么懈怠和厌倦。如此坐等敌人不断增强实力、步步进逼，对士气是格外有害的。

也许通过展现群众的支持可以打消卡尔、洛索和塞瑟的抵制。另一个考虑是，军队要是看到游行的带头人是鲁登道夫将军这样受全民爱戴的人物，自然也不会开枪。“天塌下来部队也不会向我开火的，”鲁登道夫在前一天对同僚说。[27]他们的设想是士兵会纷纷倒戈，站到钩十字旗下。运气好的话，这股民族主义势头可以把希特勒推到柏林，就像墨索里尼被推向罗马那样。

现在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鲁登道夫说，“我们游行。”[28]

[1] Margarethe Ludendorff，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Hutchinson，c.1929），284.

[2] Hans Frank，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München-Gräfelfing：F. A. Beck，1953），61，and Walter Hewel interrogation，VI a F 425/24，February 22，1924，HA 67/1494.

[3] Julius Schaub，interrogation，April 25，1924，HA 68/1494，以及黑咖啡，Karl A. Kessler，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Walter，1933），18。

[4] 乌尔里希·格拉夫未出版回忆录，63，F14，IfZ。

[5] 1923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

[6] Fritz Stahl未出版陈述，Bericht，January18，1938，HA 5/116和《慕尼黑邮报》，November 27，1923，以及Mühltaler：Police report，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11.1923，HA 67/1490。

[7] Buch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Gebrüder Parcus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November 19，1923，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37，423.

[8] Max Neunzert，H.B.No.170/24，April 17，1924，HA 67/1493，以及1924年1月22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9] response of Karl Kessler，question 47，Fragebogen über Ereignisse an der Feldherrnhalle in München am 9. November 1923，January 1936 HA 5/115.

[10]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

[11] 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

[12]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13] 1923年11月9日《晨报》。

[14] 1923年11月9日《小巴黎报》。

[15] 1923年11月9日《泰晤士报》，其他数家媒体报道了此事，例如1923年11月10日的墨尔本《每周时报》选用了《曼彻斯特卫报》提出的警告。

[16] 1923年11月9日《纽约时报》。

[17]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195.

[18] 这个拼写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不过在审判开始后渐渐减少。

[19] Time，July 23，1923. Another variant was “leader of Bavarian nationalists，” Illustrated London News，November 17，1923.

[20] 1923年11月10日《十字架报》。

[21]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274；另见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47-48。

[22] 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73.

[23] NA T84 EAP 105/7，435.

[24] 成立于1920年4月21日，是纳粹党在慕尼黑以外的第一个分支机构。

[25] NA T84 EAP 105/7，542.

[26] 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65.

[27] 格拉夫·海尔多夫（Graf Helldorff）1924年1月11日陈述，HA 5/114I。

[28] NA T84/2 EAP 105/7，114 and 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