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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6章 避难
未来一点也不明朗。虽然庇护九世使出了各种方法试图阻止，但是教宗国军队还是加入了对奥作战。在欧洲各处，旧君主们不是已经被推翻就是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况中。教宗本人已经勉强地许诺了立宪，但是远没有使公众平静下来，他的让步只是激发了人们更进一步地提出要求。
罗马市民兴奋地关注着从意大利北部传来的消息。伦巴第和威尼托的人民已经举行了公决，投票加入卡洛·阿尔贝托的撒丁尼亚王国。6月初，教宗国军队配合撒丁尼亚军队在维琴察（Vicenza）打败奥地利军队的消息传到了永恒之城罗马。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顶上的大钟把罗马市民从睡梦中叫醒，圣天使堡的礼炮发出了轰鸣，罗马众多教堂的钟塔也加入其中，形成了一阵巨大的喧嚣，按照报道，喧嚣声吓死了城里的一些身体虚弱之人，还致使42名孕妇流产。但是庆祝并没有维持很久，打了胜仗是个悲剧般的错误讯息。实际上，奥地利人在6月9日已经集结了40000人和150门重炮包围了维琴察，并攻击了杜兰多麾下装备简易、没怎么受过训练的10000人教宗国军队。在遭受了严重损失后，杜兰多投降了。[1]
在罗马，庇护九世对其政府的掌控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当政府新任首领大臣特伦奇奥·马米亚尼给教宗呈上他准备的下议院开幕演说时，教宗把很多会引起异议的段落划掉了，但是当下议院开幕时马米亚尼用的却是他最初的发言原稿。当报纸报道说教宗已经事先检阅了发言稿，并作出了批准时，教宗把实情告知了罗马教廷各驻外大使。[2]
尽管下议院通过了支持发动反奥作战，但意志上的交锋仍在继续。随后在6月底，教宗拒绝承认新的世俗信徒出身的外交大臣的权力，坚持所有的同类事务都应由圣座国务卿和教廷驻外大使们来掌控，此时马米亚尼递交了他的辞呈。教宗正巴不得摆脱这个令人厌恶的大臣，但是他想要找一个自己更为喜欢又不致引起公众反对人选的努力已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因此马米亚尼得以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庇护九世的第五位圣座国务卿，不到一个月前才上任的枢机主教安东尼奥·奥利欧利（Antonio Orioli）辞职了，他声称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后来又有两名枢机主教拒绝了教宗的邀请，直到68岁的乔瓦尼·索格里亚（Giovanni Soglia）同意填补这一位置。但他也不会比奥利欧利做得更久。[3]
特伦奇奥·马米亚尼
*
6月中旬，新任法国大使来到罗马赴任。这位时年61岁的外交官来自法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弗朗索瓦·哈考特公爵（Duke François Harcourt）看起来和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不十分搭配。他的身材奇矮，声音尖细，个性焦躁不安又冲动易怒。他在他的同事中间并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什么事都能惹到他，”罗马教廷驻马德里大使如此回报哈考特在这里任职时的表现，“连他自己的脸都不例外。”[4]
这位公爵很快就给巴黎发回了警讯，汇报了教宗权力正在松动。他写道，教宗身边的高级教士们个个头脑顽固、心胸狭窄、对奥地利人忠心耿耿，他们是改革的敌人。至于罗马的大多数百姓，他们不识字，长时间以来都对教宗怀有情感上的依赖，对政府事务并没有什么兴趣。推行改革和争取意大利独立的压力主要来自罗马的那一小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温和派，他们在争取拖欠已久的改革的同时，也寻求能保留教宗作为国家元首。但是他们正在被罗马城中的那些俱乐部所提出的种种要求推向极端，这些俱乐部成员，哈考特指控道，并非来自教宗国，而是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流亡人士。法国大使还指出，罗马的贵族阶层十分脆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温和改良持开放态度，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很小。
哈考特最初的报告在巴黎并没有得到多少留意，因为巴黎当时的街道上还在流血不止。6月23日，发起暴动的工人们抗议政府近期的温和转变，他们搭起了街垒，随之而来的便是持续了三天的残酷战斗。巴黎总主教在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堆砌的街垒处去跟起义者讲和，却遭叛军射击而亡。有5000名起义者死亡，同样还有1500名士兵和警察丧命。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政府逮捕了15000人并把上千人驱逐到了法国的新殖民地阿尔及利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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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新近选举出来的下议院议员中，很多人都希望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并且打造出某种意大利的统一体。对他们来说，那些激进派——威胁要颠覆社会等级制度和政治秩序的人——和那些反对任何改革的人一样讨厌。“反改革群体是一定存在的，”有一位温和派议员在7月初表示，“处在另一端的则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和狂妄的疯子。”教宗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这些人，庇护九世之前曾向他们寻求支持和建议，但现在教宗正在抛弃他们。[6]
在这些“狂妄的疯子”中，没人比拿破仑的侄子夏尔·波拿巴更有名了。这位不厌其烦地追逐镁光灯的波拿巴家族的子弟很少会让一项会议议程在没有他发表一通高谈阔论的情形下通过，而且没有人比他更热衷于呼吁以军事行动来打击奥地利人。下议院的一位议员曾在信中描述过这位波拿巴“已经成了议院的小丑”；或者像另一位议员在电报中描述的，“一刻不休的大嘴巴，令人难以置信的武断，但又缺少原则”。[7]
这样的僵局无法再持续下去了。庇护九世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反对和奥地利开战，但是内阁大臣们都已倾向于战争，两个立法机构也已通过投票批准了战争经费。害怕更强硬的动作会造成公开的叛乱，庇护九世已经不敢再有进犯性的举动了。在荷兰大使看来，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都仿佛是当时的君主，底气十足地争抢教宗已经名存实亡的权威”。[8]
罗马的紧张情势在7月中旬更进一步升级了，有人劫持了圣座国务卿发给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的书信，并将信中内容张贴在了罗马城的街道上。这封信有一部分是用数字密码写成的，但其余部分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教宗对自己的大臣缺少信心，并告诉奥地利人可忽略大臣们说的话。义愤填膺的马米亚尼冲进来要求教宗公开否认这封信的权威，但是庇护九世拒绝了他的要求。内阁成员们纷纷提交辞呈，教宗已然别无他法，只能断然拒绝。[9]
催促教宗加入反奥地利战争的压力很快就变得更加紧迫了。7月14日，奥地利军队的7000人南下进入了教宗国境内并向着费拉拉挺进，他们对教宗国政府发出要求：在奥地利军队返回北部攻打卡洛·阿尔贝托以前，由教宗国给奥军提供辎重供应。这时候罗马的爱国激情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荷兰大使在报告中写道：“意大利独立、意大利民族之类的词语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奥地利人将教宗推到了困难境地，同时又受到意大利爱国主义激情的感染，教宗发怒了。“在最后，”他警告说，“他们还是要逼我作出决定。”在这一点上，似乎奥地利人对教宗国领土的入侵是他身为教宗所唯一能开战的理由，但是在最初的盛怒平复下来后，教宗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给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发去了抗议信。但奥地利人根本无视他的举动。[10]
在北方，卡洛·阿尔贝托正在证明自己是一个笨拙的军事将领，他的军队在位于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科斯多佐（Custoza）经受了耻辱性的失败。在伦巴第和威尼托的爱国者们的惊愕和愤怒之下，这位国王请求讲和。8月初，他同意了恢复奥地利在意大利东北部的统治。只有威尼斯仍在坚守。[11]
罗马仍然处于没有舵手的状态。“有人正在酝酿阴谋”，圣座国务卿在7月底给驻全欧洲的罗马教廷大使送去了这样的惊人讯息。这是一场剥夺教宗的君主权力为目标的密谋。“当前，政府的力量完全消失……全世界都知道当今政府的首领大臣和教宗根本没有共识。”庇护九世想要组建一个新的内阁，但激进派组织起公众抗议给他的努力制造障碍。教宗的统治正命悬一线。[12]
伴随着人们高涨的情绪，上议院和下议院都投票通过了动员军队以支持意大利的独立，并向奥地利人开战，但若是没有卡洛·阿尔贝托的帮助，教宗的军队将独木难支，胜算微乎其微。当庇护九世对此事拒绝给予许可后，马米亚尼递交了辞呈，以便在艰难时局之下寻求自保。教宗公布了一份“教宗手谕（motu proprio）”，并将副本张贴在罗马的街墙上，督促人们保持平静，但愤怒的示威人群将它撕了个粉碎。坊间传言四散，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论如果教宗不支持开战的话，市民卫队会把他驱逐出奎里纳莱宫，带至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在这里他可以作为罗马主教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同时身为全世界罗马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至于治理教宗国的责任则会留给其他人。撒丁尼亚大使评论说，教宗现在“在所有地方都遭到蔑视”。[13]
驻扎在教宗国最北部的奥地利军队有如一颗待燃的炸弹。8月初，博洛尼亚人把奥地利军队赶到了城墙以外。当这个消息传到罗马时，上千人涌上街头庆祝。根据法国大使的观察，“人们真的认为自己正在亲身参与一场喜剧盛况，而我真心地担忧这个国家的人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其他的举动了”。[14]
如果哈考特公爵觉得这是一场闹剧的话，法国的外交部部长于勒·巴斯提德（Jules Bastide）则十分严肃地看待今日发生的事情。他最担心的是法国的主要对手奥地利对局势进展的看法。当他得知了博洛尼亚的战况后，巴斯提德同时通知了教宗和奥地利政府，任何奥地利军队试图占领教宗国其余领土的尝试都将被视为宣战。法国将不会容忍奥地利将其控制延伸到意大利半岛上来。[15]
8月中旬，教宗和路过罗马的法国外交官见了面，他再次怒斥了他的臣民是如此的不知道感激。他对法国外交官解释说：“在上帝的信赖下交由我来负责的人们，对于当前的战争只有间接兴趣。我允诺了参与此事，派出了志愿军，也授权他们保卫领土。但是在这里，”教宗怨声载道，“人民只知道如何大吼大叫，只知道如何在大街上、在俱乐部里、在集会场所中挥舞条幅。人民只会用他们的不知感恩来报答我……”
“啊！请原谅我将情绪流露出来。我没法隐藏。从来没有一个教宗或是君主比我更可怜。”教宗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谈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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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7年的12月，在新任教宗所激发出的普遍热潮中，美国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 Polk）已经要求美国国会和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自18世纪后期伊始，美国开始向罗马教廷派驻领事，但任何任命大使的举动都会遭到占据多数的新教势力的阻隔。国会也和总统一样对这位倾向改革的教宗抱有很大热情，后来国会投票通过将以必要资金派出一名只比特命全权大使低一等的外交临时代办（chargé d’affaires）。
临时代办的人选是雅各布·马丁（Jacob Martin），他在8月初抵达罗马，当时奥地利人战胜了撒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的消息尚音犹在耳。他记录说：“罗马正处于最剧烈的动荡状态，正面临不是革命就是暴动的威胁。”在记录下漂洋过海的舟车劳顿后，他还补充说：“我到来的时候是一个即便最能适应水土的人也会认为遭遇疟疾是十分危险的季节。”庇护九世很快就同意和马丁见面，教宗拉着他的手，向临时代办表示自己非常高兴美国能同意和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马丁向教宗表示，美国政府对庇护九世提出的改革感到高兴。这名美国外交官在报告中写道：“这场会面对我来说是一次十分愉快的经历，庇护九世众所周知的仁慈、温和的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
马丁对罗马的疟疾流行季的恐惧被悲惨地证明是不无道理的。他给美国国务卿的第一份报告即成了他的最后一份。在马丁第一份报告的一个星期后，华盛顿再收到的报告并非来自马丁，而是出自助理之手。“阁下，”这份报告的开头写道，“我在悲痛中将本着自己的职责来向您报告J. L.马丁的死讯。”这位新上任的外交官已经在当日早晨去世。他来到罗马还不到一个月。[18]
8月初，为了能获得支持，庇护九世给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将军（General Louis-Euègne Cavaignac）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派遣几千名法国士兵前来帮忙。卡芬雅克回绝了这个要求。这位将军解释说，如果教宗是要求法国帮忙在意大利战争中驱逐奥地利人的话，这个要求有些太过了。法国并不打算介入意大利的战争。教宗好像是想要军队来帮助他平复教宗国的暴力抗议，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更适合由警察来完成，否则将会有失法军的威严。卡芬雅克还补充说，无论如何，这也违背了法国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政策，教宗只能靠他自己。[19]
在教宗孤注一掷地试着获得外国援助的时候，撒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则正在寻求教宗的帮助。这个骄傲、矜持的国王已经在梦想向奥军给他带来的耻辱失败复仇了。7月底，他找到了51岁的修道院院长和受人敬重的教会学者安东尼奥·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来当他的教宗特使。罗斯米尼出身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的贵族家庭，他曾在众多出版物上督促教会能适应现代社会。几个月以前，庇护九世曾恳求罗斯米尼前来罗马。这位修道院院长拒绝了教宗的请求，声称罗马的无政府状态和他的感受将无法为教宗提供帮助。
这时候，虽然远称不上热情，罗斯米尼却同意前去面见教宗，来看看自己能帮上什么忙。8月初，他去都灵和文森佐·乔贝蒂见面，后者是一名爱国教士出身的内阁大臣，他在自己的书中呼吁建立一个在教宗领导下的意大利联邦，以及对耶稣会士的谴责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乔贝蒂解释说，这个目标是为了劝说教宗为组建一个由意大利人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提供帮助，这个联盟的目标是将奥地利人逐出半岛。罗斯米尼在8月17日见到了庇护九世，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一直待在教宗的身边。对于支持意大利独立的自由派人士来说，罗斯米尼是一个英雄、爱国的修道院院长，他的话能在教宗的耳边起作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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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一个运行有效的政府，庇护九世亟须找到一个可以帮他把教宗国从混乱的泥淖中拉出来的人，这个人选要能够站出来抵挡如今似乎正赢得街巷支持的狂妄之徒，这个人选要能帮助议员们各归其位。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再被人提及：佩莱格里诺·罗西。虽然在几个月前，随着法国国王的倒台，罗西已经失去了大使职位，但是他仍留在罗马。从很多方面看，他都不能算合适的人选。如果枢机主教们还算不上厌恶这位前大使的话，他们也并不信任罗西的自由派政治观点和他的一些上了禁书名单的著作，更不用提的是，早在1845年罗西在罗马的任务就是协商将耶稣会士逐出法国，而且他的妻子还是一名新教徒。[21]
安东尼奥·罗斯米尼
对于罗西可能会成为受命人选的传言，法国政府也不觉得开心。毕竟这个人在不久之前仍是一个已被推翻的法国国王的大使。顶替罗西大使位置的哈考特公爵愤怒地质问说，教宗国政府的首脑是“一个被我国政府解雇的法国人，但是这一切都不需要征询我的意见吗？”但如果真要说罗西是一个“法国人”的话，那么他也算得上不同寻常的一个，因为他出生在意大利，并且在意大利长到成年，他先是在瑞士的立法机构中效力，随后搬到巴黎并接受了索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职。[22]
教宗在9月中旬宣布组建了新政府。虽然新政府在理论上是由首领大臣领导，但实际上的领导者是佩莱格里诺·罗西，他同时被任命为实管警务的内政大臣和财政大臣。“你需要一个铁打的身子”，罗西说，“在这样的艰难时刻绝对不能病倒。”他誓言要竭尽全力巩固教宗国政府。[23]
罗西会见了哈考特并让他确信自己完全没对法国的新共和国政府抱有敌意，他表达了自始以来的支持。哈考特对这件事一直将信将疑，但是他建议巴黎在这种时局下，也许最好不要反对庇护九世的任命。“不只是内阁，”哈考特写道，“全国都处于停滞状态。”此前的六个星期，政府没有大臣，对当前的危机看似已束手无策。教宗和议员看起来对代议制政府一点概念也没有。警务总管已经放弃，说他缺少能完成工作的手段。“不可能看到比这更完整的无政府状态了。”法国大使这样评论说。在这样的局面中，他询问巴黎，难道他们真的想要告诉庇护九世，法国将反对任命这位教宗心中认为能够解救自己的唯一人选吗？[24]
考虑到覆盖该国各处的无政府状态，摆在罗西面前的任务极为艰巨，缺少可信赖的人才让他的工作更加雪上加霜。就像法国大使哈考特在汇报关于教宗国新内阁成员的情况时所说的，“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围着罗西转的卫星，他们之所以能被选上也是因为这个缘故”。[25]
当罗西开始了他的工作之后，代表卡洛·阿尔贝托国王的修道院院长罗斯米尼在罗马会见了各位外国使节以促进他们对意大利国家联盟的支持。起初，罗斯米尼认为这个联盟至少要在名义上由教宗领导，但是来自都灵的新指示则坚持卡洛·阿尔贝托才应该是首脑。无论如何，是他领导了将外敌逐出半岛的战斗，他握有意大利最强的军队，而且他统治着最现代的意大利国家，并且撒丁尼亚是唯一的一个免受奥地利影响的国家。但是这个观点很少有人赞同。那不勒斯的波旁国王费尔南多很确定，他一点也不想把自己置于萨伏伊王朝的撒丁尼亚国王之下；另外，他对意大利的统一也毫无兴趣。在威尼斯，临时政府仍在坚持抵御奥地利人，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人们心中对独立立国千年之久的威尼斯共和国（Venetian Republic）仍然有着强烈的怀念。罗西不会给教宗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让教宗处在撒丁尼亚君主之下根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26]
事实上，罗斯米尼本人也很厌恶这个想法。他在10月初告知撒丁尼亚的外交大臣：“我建议您的陛下应派遣比我更专业、更有能力，而且对这个我不敢苟同的新计划的成功可能性持有信念的外交官来罗马。我相信我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职责了。”带着这份声明，罗斯米尼辞职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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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一个下午，在罗马犹太聚居区的一条窄巷子中，安杰洛·莫斯卡提（Angelo Moscati）和另一个人起了争执，随着言语愈发激烈，莫斯卡提拿出小刀猛砍对方的头，切开了一道很深的伤口。两个市民卫队成员赶到现场试图夺刀，但莫斯卡提在刺伤其中一人后才被制伏。这样的事情本来不会吸引多少人的注意——因为砍人案件在罗马已司空见惯——但莫斯卡提是一个犹太人，而受害者则是位基督徒。[28]
消息在城里迅速传开了。没过多久，一大群愤怒的人群，在伤者表兄弟的带领下，明显受到了附近天主教圣职的鼓动，他们来到犹太聚居区寻仇，其中也包括市民卫队的成员。袭击者挥舞着棍棒和小刀并开始用石头和木棒攻击犹太聚居区的居民。他们口中喊着“宗教万岁！”“烧死犹太人！”“犹太人的朋友去死！”“圣教之敌全都去死！”与此同时，石块已经把窗户砸烂。这些袭击者中有一些人胆子更大，他们带着麻布口袋，心中盘算着要劫掠一番。
附近的市民卫队执勤站的队长发现了暴力情势，便带着队员们冲往现场恳求他正在参与抢劫的同伴能够遵守他们许下的维持和平的誓言。根据队长回忆，暴动的队员“把他们看作猪和懦夫，说必须要捍卫我们身上制服的尊严并把犹太聚居区烧成平地”。罗西发布了一份声明并张贴在罗马的各处城墙上，他谴责暴力行为“并不是有修养之人和待人宽厚者的举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许多卫队成员被派至犹太聚居区巡逻，他们中的很多人显然在心里更认同暴动者，而非极度惊恐的犹太人。[29]
从很多方面来看，犹太人都是鲜活的风向标，他们能够显示罗马从中世纪神学向现代迈进的努力。在过去的20年里，呼吁对所有臣民、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的启蒙思想已经传遍了欧洲。一个现代的社会已经容不下犹太聚居区的存在，也容不下基于人们所信仰的宗教来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或禁止接受教育了。
几百年来，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罗马的犹太人已经在历任教宗面前卑躬屈膝，甚至在最为压迫的教宗面前也要赞美他们的伟大慷慨，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得到喘息的方式。但是犹太人对于庇护九世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真的心存感激。他已经允许了部分人可以在狭窄的犹太聚居区以外生活和工作。他已经终止了持续了几百年的羞辱性隶属表演，这个表演要求犹太聚居区领袖在狂欢节的第一个星期六向罗马的市议员呈交一年一度的贡品，与此同时喧闹的人群会在一边欢呼和嘲弄。他已经许诺让符合标准的犹太人可以成为市民卫队成员，并允许拆掉犹太聚居区的大门，即便很少有犹太人会离开聚居区，但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举动。在8月，尽管不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但下议院投票扩大了犹太人的全部公民权。[30]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对犹太人的妖魔化让大众对犹太人的态度远算不上普遍友好。在基督徒每个星期的讲道中，堂区司铎责骂犹太人是杀死基督的凶手，是基督教社会危险的敌人。如今，已经有些人相信庇护九世成了犹太人骗术的对象。并不需要特别鼓动，罗马市民就会针对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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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一场新的民众暴动在维也纳爆发。10月6日，示威人群试图阻挡被派往匈牙利镇压叛乱的军队。双方的对峙很快就致使民众将暴动升级成公开的叛乱，他们杀死了奥地利的战争大臣。第二天，帝国皇室逃到了位于摩拉维亚（Moravia）的城镇奧尔米茨（Olmütz），这里在今天是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对朱塞佩·马志尼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发动突袭打击意大利东北部的奥地利人的实际目标似乎已经得手。在一封写给伦巴第和威尼托人民的公开信中，他以口号“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开篇，这位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领袖下令发起了一场民族起义。罗马市民也同样兴奋，他们希望奥地利政府会倒台，奥地利帝国会分崩离析。但他们很快就会失望，在10月底，奥军的3000名士兵包围了维也纳，起义遭到了镇压。[31]
在罗马，罗西已被面前数不清的障碍搞得焦头烂额。他提出了修建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倡议。他下令圣职要缴税并试图整顿腐败的行政部门，它们主要由教士组成。虽然上层圣职十分讨厌罗西，但罗西在自由派人士中也没什么朋友。他在教宗向奥地利宣战一事上持反对态度，他曾在被推翻的法国国王手下担任大使，这些事情都激发了自由派和激进派对他的敌意。他掩藏不住的优越感和他对那些虚伪之人表现出的蔑视态度也不会为他赢得盟友。正如当时的一位对他持同情态度的编年史作家所评论的，“他冷冷的笑容、眼神放射出的不屑和手势中的明显鄙视让他树敌众多，随着他政治权势的迅速蹿升，他的敌人也随之增加”。[32]
罗西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动弹不得的地位。虽然他被指控是奥地利人的朋友，但他并不是。大约30年前，罗西离开了意大利，他在9月写给朋友的信上透露，那是因为他不愿在一个“处在奥地利人的刺刀下”的国家中生活。他承认是教宗的力劝才让他接受了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他反问道，他怎么能拒绝给教宗提供帮助呢？“他给了我莫大的信任和善意。”
罗西作出的接受教宗提议的决定也源于他相信自己是唯一对周边世界有所了解的人，他断定教宗需要他的洞察力才能阻止一场灾难发生。他认为，通过一个认同启蒙的行政团队，通过消灭腐败和推行现代化的计划，教宗国正在面临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教士阶层反对失去他们的特权，这些人会拼命地反对他，就像那些激进派也反对他一样。罗西看起来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意志力和对眼下任务的深谋远虑来克服面前的一切阻碍。[33]
虽然罗西在许多地方都不受欢迎，但庇护九世对他可以说是非常满意。过了这么久，教宗终于找到了一个有能力领导他政府的人，这个人的自信心和想法大到无边无际，这个人既了解公共行政，又了解财政，而且还知道如何掌舵使政府驶向安全的港湾。在经受了一个持续逼迫他加入意大利独立战争的政府以后，教宗在罗西这里长长舒了口气，因为罗西认为教廷最好置身事外。在那些暴动正变得失控的教宗国各地，就像北方省份一样，罗西和他的前任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毫不犹豫地要求军队须重建秩序。教宗为他的新大臣准备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问候，他邀请罗西同餐宴饮，此前还从未听过有哪个世俗信徒享受过这样的殊荣。[34]
11月4日是圣嘉禄·博罗梅奥的纪念日，庇护九世在枢机主教及教会要人的陪同下参加了盛大的游行，去了为纪念博罗梅奥而得名的教堂。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索格里亚遭到了人群中传来的口哨声和起哄声的愚弄。“冲到下水道里去！”人们在这位身披红袍的枢机主教的镀金马车经过时大喊。有一群三四百个年轻人挑衅地站在教宗在科尔索大道的必经之路旁，他们坚决不脱帽致意，嘴上挑逗地叼着香烟，在教宗路过时哄笑着吐出一团团烟雾。庇护九世已经开始举手向民众致意，这时候他只好放下手臂把头转向别处。[35]
第二天一早，教宗召见了他的军务大臣卡洛·祖齐将军（General Carlo Zucchi），后者是10月时为了整顿因无能而声名狼藉的教宗国军队而任命的。71岁的卡洛·祖齐将军身材矮小、壮硕、不苟言笑，他的黄金年华早已离去。这样的任务就算交给一个能干之人也都难以胜任。在观察了他的新任务后，祖齐作出了这样的评论，“训练、纪律和行政上的混乱已经无以复加，没人知道谁是管事的人，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对指挥官视若无睹”。[36]
得知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爆发了新的暴动后，教宗命令祖齐将军前往北方。祖齐几天后发回来的报告并不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博洛尼亚的形势令人冒冷汗，革命的激情十分高涨。爱国的卡瓦吉神甫发表的慷慨激昂的布道词把人们的情绪推向了狂怒。教宗对此的回应是将这名修士抓起来，但更大的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声名狼藉的革命领袖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和他带领的一大群带着武器的人已经来到了教宗国的托斯卡纳边境上，这里离博洛尼亚并不远。罗西害怕他们会更进一步地煽风点火招惹麻烦，于是他命令军队将这些人赶回了托斯卡纳。[37]
罗西处在教宗和无底深渊的中间，处境更为孤立。枢机主教们从来就没喜欢过让世俗信徒来管理教宗国政府，而且罗西想要勒住他们特权的努力只会让他们更加讨厌他。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人都把罗西视作一个下狠手的独裁者，也是意大利独立志业的叛徒。罗西已经毫无立足之地了。“如果他们想要摧毁教宗的权威的话，”他在11月中旬告诉巴伐利亚大使，“那他们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才行。”[38]
[1] Mount Edgcumbe，Ernest Augustus，Earl of. 1850. Extracts from a Journal Kept During the Roman Revolution. 2nd ed. London：Ridgway，pp.8-9；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203；Johnston，R.M. 1901. The Roman Theocracy and the Republic 1846—1849. London：Macmillan，p.164；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205.
[2] Soglia a Mons. Brunelli，delegato apostolico，Madrid，Roma，17 giugno 1848，ASV，ANM，b.312，ff.57r-58r；Panigada，Costantino. 1937. “Governo e Stato Pontificio nei giudizi d’un deputato del’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1795.
[3]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7 juin 1848，doc.XXX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57-58；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312-13；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145；Martina，Giacomo. 2004. “I segretari di stato di Pio IX.” MEFRIM：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p.193-94. 有一名来自罗马的副手在6月23日写道：“事情在这里已经不能更糟了。首领大臣马米亚尼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能者。”Panigada，Costantino. 1937. “Governo e Stato Pontificio nei giudizi d’un deputato del’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1795.
[4] Ghisalberti，Alberto. 1958. Roma da Maʐʐini a Pio IX：ricerche sulla restauraʐione papale del 1849—1850. Milan：Giuffrè，p.73n；Engel—Janosi，Friedrich. 1950. “The Return of Pius IX in 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p.139-40；Leflon，Jean. 1963. “La mission de Claude de Corcelle auprès de Pie IX après le meurtre du Ministre Rossi.”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385n；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72-73.
[5] Harcourt à Bastide，Rome，28 juin 1848，n.2，MAEC，CP，Rome，vol.988，ff.65r-67r；Agulhon，Maurice. 1983.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1848—185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61；Milza，Pierre. 2004. Napoléon III. Paris：Perrin，p.147；Chantrel，J.1861. Annales ecclésiastiques de 1846 à 1860. Paris：Gaume Frères et J.Duprey，p.55. 驻巴黎的教廷大使在一封写给驻马德里的教廷大使的信里提供了他自己对于战斗的描述，他将总主教描述为一个“圣职热忱的真正受害者，牺牲在食人族的怒火中”。ASV，ANM，b.312，ff.55r. 总主教似乎是被流弹击中的。Collins，Ross W. 1923. Catholicism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128-31.
[6] The letter quoted is by F. Mayr al cugino，8 luglio 1848，doc.IV in Panigada，Costantino. 1937. “Governo e Stato Pontificio nei giudizi d’un deputato del’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1798. 迈尔（Mayr）补充道：“教宗并没有站在我们的一边。”
[7] 关于这一点，马尔科·明格蒂提供的描述也可以补充一些情况。他当时是一名副手，对于这位亲王实在难以苟同：“他的脸，以及他的声音，都带着一些波拿巴家族的特征……他很胖、红脸，而且爱炫耀。他对于任何事都要喋喋不休一番。他是一个反应机敏的人，十分有文化，事实上，他是一个博物学家，十分善于言谈，但是他的个性太丑陋，最让人讨厌的是他对自己的学问和出身皆自视甚高。”
关于议院对于夏尔·波拿巴的看法，见：Panigada，Costantino. 1937. “Governo e Stato Pontificio nei giudizi d’un deputato del’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1796；Zucconi，Antonietta Angelica. 2011. “I Bonaparte tra rivoluzione e reazione.” In Un laboratorio politico per l’Itali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ed. Laura Rossi. Rome：Biblink，p.112；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p.218-19；Bartoccini，Fiorella. 1969. “Bonaparte，Carlo Luciano，principe di Canin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明格蒂（1889，vol.1，pp.203-4）观察到这位卡尼诺亲王（Prince of Canino）的名声实在糟糕，因为人们在罗马把说谎者称作“卡尼诺人（caninata）”。
[8]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7 juillet 1848，doc.XXXV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72.
[9] Harcourt à Bastide，Rome，14 juillet 1848，MAEC，CP，Rome，vol.988，ff.73r-74r；Quazza，Guido，ed. 1952. La diplomaʑ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ʑa. Vol.3，Relaʑioni con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gennaio 1848—dicembre 1849）.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lxxiii.
[10] The pope’s quote is from D. Pareto al Ministro L. Pareto，Roma，17 luglio 1848，doc.133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201. The quotes from the Dutch ambassador are found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80. These events are also described in Harcourt à Bastide，18 juillet 1848，MAEC，CP，Rome，vol.988，ff.80r-80v；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p.116-18；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p.264-70；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314. 圣座国务卿在这封抗议信上签了名。
[11] 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303；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p.205-8；Mack Smith，Denis. 1994. Maʑʑini.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62；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188-89.
[12] Chantrel，J.1861. Annales ecclésiastiques de 1846 à 1860. Paris：Gaume Frères et J.Duprey，p.55；Card. Soglia al nunzio a Madrid，29 luglio 1848，ASV，ANM，b.312，ff.71r-72r. Pásztor，Lajos. 1966. “La segreteria di stato di Pio IX durante il triennio 1848—1850.” Annali della Fondaʑ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tiva，p.334 cites the copy of this circular sent to the Vienna nuncio.
[13] 这位大使还补充说：“不幸的是，现在教宗处在的灰心丧气的状态有时候也会出现在他的身上，这样的气馁甚至因最新的消息而更为加深了，教宗好像也不打算使用他手上握着的强大道德力量了。”D. Pareto al Ministro L. Pareto，Roma，3 agosto 1848，7 agosto 1848，docs.148 and 152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17-18，221；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3 août 1848，doc.XL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83-84.
[14] Harcourt à Bastide，Rome，11 août 1848，MAEN，RSS 409.
[15] Bastide à Harcourt，18 août 1848，MAEN，RSS 273；D. Pareto al Marchese L. Pareto，Roma，17 agosto 1848，doc.164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30-31.
[16] De Reiset，Comte. 1903. Mes souvenirs. Vol.1.Paris：Plon-Nourrit，pp.167-70；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lxxvi.
[17] Jacob L. Martin to James Buchanan，Rome，20 August 1848，in 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8-15；Rossi，Joseph. 1954. The Image of America in Maʑʑini’s Writing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p.62.
[18] J. C. Hooker to James Buchanan，Rome，26［August］1848，in 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15-16；Marraro，Howard R. 1944. “American travelers in Rome，1848—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490. 马丁被埋葬在罗马的新教徒墓地。关于疟疾在当时对罗马造成的影响，详见：Desmarie，Paul［pseud.］. 1860. Moeurs italiennes. Paris：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pp.51-58。
[19] Bastide à Harcourt，Paris，25 août 1848，MAEN，RSS 273.
[20] Ministro a Marchese Pareto，6 agosto 1848，doc.18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18-19；Capograssi，Antonio. 1941. La conferenʐa di Gaeta del 1849 e Antonio Rosmini. Rome：Proja，pp.1-3；Radice，Gianfranco. 1972. “Pio IX e Antonio Rosmini alla luce di nuovi documenti d’archivio.” Pio IX，pp.60-65. 来自罗斯米尼的政府指令可以参考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12-140。罗马下议院中的重要爱国主义者路易吉·卡洛·法里尼观察说：“很难下结论的是，究竟罗斯米尼的宗教虔诚、知识和睿智更伟大，还是他的平和、善良和对意大利的爱更伟大。”
[21] 罗马的撒丁尼亚大使在8月初观察说：“大多数枢机主教都不掩饰他们对于罗西的反对，而且那些因为职务关系要和罗西面对面的人更是大声地抱怨他工作的方式含糊不明。”D. Pareto al Ministro L. Pareto，Roma，4 agosto 1848，doc.150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19-20.
[22] 法国外交部部长于斯·巴斯提德（Jules Bastide）的回应抵达得太迟了，他把罗西的任命说成是“太过夸张的行为，这会无故给法兰西共和国及其政府带来冒犯……我实在是不明白圣父大人是怎么作出这样的决定的。”Harcourt à Bastide，24 juillet 1848，MAEN，RSS 409；Bastide à Harcourt，3 août 1848，MAEN，RSS 273.
[23] “我知道我拿在手中的任务有多困难，”罗西当时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透露，“我知道将会遭遇困难和阻碍，即便是在我应该要得到鼓励和援助的地方也是如此。我将尽全力满足我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意大利人的良心。”Rossi a Vincenzo Salvagnoli，Roma，10 settembre 1848，doc.C in Salvagnoli，Vincenzo. 1859. Della indipendenʑa d’Italia. Florence：Le Monnier，pp.123-24.
[24] 如果哈考特现在采取的是比前任不那么好战的态度的话，这是因为罗西已经让他改变了想法。罗西认为，教宗的选择是一个清晰表现了他意图的符号，他愿意向法国而不是向奥地利寻求支持。“圣父大人”，法国大使解释说，“有着非常良善的意图，但是他非常脆弱而且不坚决，他周围的人普遍卑劣，也就是说，非常倾向奥地利和保守反动。”人们绝无法确定教宗作出承诺之后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考虑到这一切，哈考特说，法国只能让罗西得到任命才能获得好处。“最大的危险，”哈考特总结说，“是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超出他的控制，形势正在像拖倒其他人一样将他也拖倒。”Harcour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Rome，4 septembre 1848，MAEN，RSS 409.
[25]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15 septembre 1848 and 24 septembre 1848，docs.L and L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102-3，106-8；Harcour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Rome，24 septembre 1848，n.17，MAEC，CP，Rome，vol.988，ff.125r-125v；Cittadini，Giovanni. 1989. La fuga e il soggiorno di Pio IX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Laurenziana，pp.134-35.
[26] Harcour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Rome，4 octobre 1848，MAEN，RSS 409.
[27] Rosmini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in Torino，Roma，4 ottobre 1848，in Paoli，Francesco. 1880. Della vit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Memorie. Rome：Paravia，pp.401-3；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74-77.
[28] 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p.102-3；Comando generale della Guardia Civica，Roma，23 ottobre 1848，doc.LVIII in 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p.378-79.
[29] Ferdinando Lefèvre，capitano a S. E. il Comandante generale della Guardia Civica，28 ottobre 1848，doc.IX in 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p.379-80；C. Terzi，capitano di guardia，rapporto，Guardia Civica，battaglione 5，28 ottobre 1848，doc.XL in 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p.394-95；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243；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p.103-4.
[30] Laras，Giuseppe. 1973. “Ansie e speranze degli ebrei di Roma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IX.” Rassegna mensile d’Israele，pp.515-16. On allowing Jews into the Civic Guard，see ASCER，Co.48，f2，Rb，9 sup.2，f.3 for June and July 1848. Demarco，Domenico. 1947. Pio IX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del 1848：saggio di storia economico-sociale. Modena：Società tipografica modenese，pp.70，104；Capuzzo，Ester. 1999. “Gli ebrei e la Repubblica romana.”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 86，p.273. 说服教宗能完全解放其领土上的犹太人的粗浅尝试是在这几个月里出现的，提案的题目是“Memoria sulla Emancipazione degli Ebrei negli Stati Pontifici considerata nel punto di vista dell’interesse della Chiesa Cattolica，” is found at ASCER，Co.48，f2，Rb，9 sup.2，p1，f.11.
[31] Stearns，Peter N. 1974. 1848：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New York：Norton，pp.119-21；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284-85；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309；“Lettera di Giuseppe Mazzini，Insurrezione nazionale，”29 ottobre 1848，BSMC，FS；Harcour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4 novembre 1848，MAEN，RSS 409.
[32] The quote is from Balleydier，Alfonso.1851.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Rome. 3rd ed. Paris：Comon，vol.1，pp.229-30. 修建教宗国最早的两条电报线路的大臣命令文书上的日期是1848年9月29日，详见：Stato pontificio.1850—51. Raccolta delle leggi e disposiʑioni di pubblica amministraʑione nello Stato pontificio. Vol.2. Rome：Stamperia della R.C.A，pp.256-57。罗西引发出的敌意的典型状况可以从安德里亚·邦菲利（Andrea Bonfigli）的回应中略见一斑，后者是罗马北部的列蒂（Rieti）教宗政府中的一位重要的世俗信徒官员。他在10月造访了国都并向新首领大臣罗西作自我介绍，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回忆说，罗西对他的态度仿佛一位“领主，用高傲又压倒性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当作狱卒一样对待”。他下一次和罗西见面的时候甚至更感羞辱，邦菲利在离开罗马前去见罗西，“他让我在前厅里等了三个钟头，一直站着，他从没正眼看我一眼，问了几个简要的问题之后就把我打发了”。出自邦菲利的日记，见：Cittadini，Giovanni. 1989. La fuga e il soggiorno di Pio IX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Laurenziana，pp.134-35。
[33] Rossi à Vincent Salvagnoli à Florence，doc.LXXII in Ledermann，László. 1929. Pellegrino Rossi，l’homme et l’économiste，1787—1848. Paris：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pp.346-47；Trevelyan，George Macaulay. 1907. Garibaldi’s Defence of the Roman Republic（1848—49）. 2nd ed. London：Longmans，Green，pp.74-75.
[34] Harcour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Rome，14 octobre 1848，Harcour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Rome，4 novembre 1848，MAEN，RSS 409；Pareto a Perrone，Roma，14 ottobre 1848，doc.212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273；Rossi a Cardinale Amat，Roma，17 ottobre 1848，doc.LXXV in Ledermann，László. 1929. Pellegrino Rossi，l’homme et l’économiste，1787—1848. Paris：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pp.349-50；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80，287；Trevelyan，George Macaulay. 1907. Garibaldi’s Defence of the Roman Republic（1848—49）. 2nd ed. London：Longmans，Green，pp.74-75；Rossi，Augusto. 2001. Pio IX e la distruʑione della Repubblica romana：1849：Una pagina nera nella storia del papato. Rome：Serarcangeli，p.40. 罗马的撒丁尼亚大使汇报了这次用餐的情形，他记载了罗斯米尼也得到了邀请。Pareto a Perrone，Roma，14 ottobre 1848，doc.212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273.
[35] 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312；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11 novembre 1848，doc.LV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112-13；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7；Cittadini，Giovanni. 1989. La fuga e il soggiorno di Pio IX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Laurenziana，p.138.
[36] Zucchi，Carlo. 1861. Memorie del Generale Carlo Zucchi. Edited by Nicomede Bianchi. Milan：Guigoni，p.146；Cittadini，Giovanni. 1989. La fuga e il soggiorno di Pio IX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Laurenziana，pp.137-38.
[37] Zucchi，Carlo. 1861. Memorie del Generale Carlo Zucchi. Edited by Nicomede Bianchi. Milan：Guigoni，pp.146-50；Pareto a Perrone，Roma，13 novembre 1848，doc.229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86-87；Giovagnoli，Raffaello.1898.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1.Rome：Forzani，p.244n；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275-79.
[38]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