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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7 过渡时期：候任外交官，1796～1801
市民生活和好学的听课生
直到他逃亡为止，梅特涅首先是通过外交政策认识政治世界的：法国对抗欧洲国家强大同盟的战争；其次是在为第一次反法同盟效力期间，作为在安特卫普谈判的见证人；接着是在英国逗留期间，作为大陆的观察员从外部对英国进行考察；以及最后被任命为常驻海牙公使。这样一来，如果不是因为革命使荷兰被占领，从而使其希望破灭，那么梅氏通往国际政治大舞台的命运道路本来早已注定。生活地点换到维也纳之后，也将他从这条地平线拉了回来，并第一次教会他近距离地，同时也是从内部来观察哈布斯堡与德意志的现状。人们可以将1795～1801年的这段时期称为梅特涅的候任外交官阶段。
上述描写与梅特涅在其回忆录中一再重复的说法有些矛盾，即他所说的，在这段时间内，公职职位对他较少有吸引力，而他原本更愿以科学家作为毕生职业。[300]实际上，在维也纳他也钟情于自然科学和医学。他听地质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和医学课的讲座，为的是研究“人及人的生命”。不应该将这些仅仅看成业余爱好，而应该视作一种对事物本质寻根问底的冲动，即用那个时代的一切现代方法去寻根问底。近来对梅特涅的系统研究表明，梅特涅的兴趣显著地延伸到经验主义学说中去。[301]此外，就像在伦敦一样，这些知识方便他了解并且与最新的技术发明打交道。后来，他将这一倾向活学活用地应用到了在科尼希斯瓦尔特的植物、矿石及昆虫标本的收集爱好中去，他的收集几乎将部分宫殿变成了自然博物馆。在维也纳，他同时上许多医生的课：约翰·彼得·弗朗克（Johann Peter Frank），他是使卫生学成为大学专业的奠基人和公共预防医学的捍卫者；约瑟夫·冯·夸林（Joseph von Quarin），他是解剖学和药学专家；弗朗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他是解剖学专家和神经病学的领军人物。医学深深地吸引着梅特涅，以至于他后来自称是“半个医生”。他的儿子维克多（Victor）曾患有肺结核，为了使对健康的担忧更具说服力，他向儿子解释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明显地喜欢自然科学，大学时代，不算其他的学科，我学的更多的是一个医生必须要掌握的知识。”[302]
此外，他还去听化学、矿物学和植物学教授尼古拉斯·约瑟夫·冯·雅克温（Nikolaus Joseph von Jacquin）的课程，冯·雅克温在哈布斯堡皇朝建立了林奈系统——当梅特涅在布鲁塞尔时，正逢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303]《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的法文版出版，梅特涅便买了一本放到自己的藏书里。雅克温同时负责照管维也纳大学的植物园。梅特涅在布置他位于跑马路别墅的暖房和科尼希斯瓦尔特及约翰尼斯贝格的花园时，深受这个植物园的启发。
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否认对从事外交职务的兴趣呢？毕竟根据回忆录的说法，他在海牙的第一次外交使命的失败，使他充满着“痛苦的感情”。[304]即只有这个外交职位对他来讲意义重大，这样的话才是可信的。而答案就在他对1792年以来奥地利政策的评价之中。在他看来，这些政策原则上应该被引至另一个方向。他指责决策者的无能，并反对他们所选择的路线。他批评“奥地利内阁的软弱与来回摇摆的立场”；第一次反法同盟所进行的糟糕的战事；对法国政府“破坏性原则（destruktive Prinzipen）”作出的时而示强、时而示弱的反应。成功的军事行动过不了几天又遭破坏。在梅特涅看来，最糟糕的事是，自从国务首相考尼茨去世后，帝国“完全缺少一个坚实可靠的计划”。在这方面，从他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当给他提供可能性时，他愿意执行这样一种明确的计划。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待拿破仑的政策中加以检验，因为就连同代人，即便是拿破仑，以及后来的像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这种地位的历史学家，都在指责他机会主义的、反复无常的、诡计多端的性格，进而称这种性格使他缺乏坚定的原则性。而这也正是梅特涅批评“图古特体制（System Thugut）”（西尔比克语）的地方——那位1794年曾追随“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也就是考尼茨的“战争男爵（Kriegsbaron）”［瓦尔特·齐格勒（Walter Ziegler）语］。图古特[305]的政策显示的“只是不间断的一系列失误和错误的预估……这一切的唯一结果就是支撑和促进了法国的压倒性优势”。[306]他说，图古特只是在策略上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因为“在基本原则上我与他是一致的”。[307]
将所有的判断整合在一起，就会得出一幅复原的，并可以追溯的毁灭性图像，即对梅特涅来说，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公职都变得毫无吸引力”。如果担任公职，留给他的“只能是在严格的、与我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并且挤压我的良心的界限内活动”。[308]换句话说就是：梅特涅只有在他能够自主决定方针的情况下，才考虑为皇帝效劳，或者——像他后来担任公使时那样——至少他能够确定，奉行的普遍政策与他的原则是一致的。他完全不能想象在图古特手下的工作境况。更加仔细地观察一下政府机构内部运作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景象，政府中主战派和主和派在举棋不定且缺乏经验的皇帝面前争相邀宠。1792～1801年，奥地利的帝国政策，正处在一个皇帝同时追求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的部分内容又相互排斥的阶段：捍卫帝国不受侵犯（“领土完整”），奥地利作为一个强国的领土扩张，以及确保赢得对革命的法国所进行的战争。[309]为此，皇帝在考尼茨死后，于1794年7月13日将相府和对外政策的责任交付给约翰·阿马多斯·弗朗茨·德·鲍拉（Johann Amadeus Franz de Paula，即图古特）——这位奥地利大臣中第一个市民阶层出身，从而也相应与宫廷贵族为敌的大臣（1772年起受封为男爵）。梅特涅则属于时常拜访这位特立独行者的少数人之一。图古特奉行与俄国紧密靠拢，继续与法国作战，并与普鲁士抗衡的政策，而普鲁士与奥地利正在领土扩张问题上针锋相对。
再加上皇帝在国内践行了一套杂乱无章的政策：“在行政管理上反复实验，来回折腾，人们不得不将之称为开明但没有开明内容的过渡统治。”[310]在皇帝任命他年迈的老师、毫无政治经验的卡尔·冯·科洛雷多伯爵（Karl Graf von Colloredo）为内阁和会议大臣后，皇帝就要为自己的很多政治失误接受惩罚。关于冯·科洛雷多，梅特涅写道，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务活动家”。[311]
1797～1799年拉施塔特会议——帝国政治及和平政策的学校
梅特涅还是一下子中断了他的市民生活：他抓住机会，生平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和平会议。虽然由于在1795年与法国签署了《巴塞尔和约》[312]，普鲁士退出了同盟，但是，奥地利军队在卡尔大公爵的率领下，于1796年在阿姆贝格（Amberg）及维尔茨堡取得的胜利如此辉煌，以至于法国军队不得不放弃德意志南部的莱茵河地区。然而，当年轻的法国将军波拿巴于1797年占领曼图亚（Mantua），向施蒂利亚（Steiermark，即施泰厄马克）进军并威胁到维也纳时，这一胜利所造成的公众舆论中的辉煌就销声匿迹了，它甚至都被写进了歌德的《赫尔曼与多罗泰》（Hermann und Dorothea）。接着，奥地利就在上意大利的乌迪内（Udine）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Frieden von Campo Formio，1797年10月17日），如同和约前言中所说，为谋求“未来永久的……坚实和不可破坏的和平”，奥地利放弃了比利时，使其成为法国的国土，并且放弃了上意大利直到阿迪杰河（Etsch）和伦巴第地区（Lombardei），由这些地区组成的“奇萨尔皮尼共和国（Cisalpinische Republik）”[313]；最终却要威尼斯共和国拿出领土作为赔偿，而威尼斯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参加战争。
和约的缔结包括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将从根本上动摇帝国的根基：第一，奥地利接受了在其以前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且予以国际法上的承认。从而，它认可了拿破仑在这几个月里的行事方式，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欧洲版图上随意向新建的卫星国移民；在德意志人看来，1806年组建的莱茵联盟实属登峰造极，它的邦联最终导致帝国解体。第二，在一项秘密条款中，皇帝承认割让莱茵河左岸直到安德纳赫（Andernach）附近的内特河（Fluss Nette），以及拱手相让美因茨城堡。奥地利虽然还没有因此破坏（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法，因为在这一条里还只是作出承诺，在拉施塔特（Rastatt）召开的下次和会上将对这一点予以实行，但是，通向这一后果的道路已然打通。第三，帝国同样要负责对莱茵河左岸被剥夺财产的人，用帝国已移作俗用的教会财产予以补偿。
父亲弗朗茨·乔治的角色
在法国与帝国之间的和平会议即将开始时，梅特涅家族亦染指其间，因为弗朗茨皇帝任命弗朗茨·乔治为皇帝的“全权代表（Plenipotentiarius）”。在较早的历史叙事中，这次和会通常被轻蔑地描写为一个盛大舞会、放松的娱乐和轻浮的调情的表演场，并且鉴于和会的结果，再加上主角之一的拿破仑避而不出席谈判，所以基本上将它作为无足轻重的会议来对待。[314]但是，本传记必须对这次会议作出不同的评价。就像新近帝国历史的研究成果所强调的，对同时代的人来讲，帝国活生生的现实情况在这次会议上似乎被公之于众了。参与此事的帝国各等级都在认真地观察会议代表团的组成情况。很多不属于特派代表团的人，都派出了本利益集团代表前往拉施塔特。[315]
流传的那种说弗朗茨·乔治主要只是去完成礼仪上的任务，而并没有参与国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316]他要主持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他是帝国等级与法国代表团之间的斡旋人。所有要交换的正式文件都要经过他的手，否则不具法律效力。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的儿子作为“秘书”可以参与一切事务。作为皇帝的全权代表，如果弗朗茨·乔治拒绝接受某些文件，那么就会引发剧烈的争论。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比如在出让莱茵河左岸的问题上。在讨论是否要拆除埃伦布赖特施泰因城堡时，弗朗茨·乔治（代表皇帝）拒绝同意；他让人们思考，这关系到的不是一个“法国人会怎么说”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什么是法的问题，即在帝国中，以及在与外国人的谈判中——即便是在与法国人的谈判中——符合帝国宪法的，并且持续不断地没有反对意见的被观察的法。[317]在这里发声的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内行和帝国法及“德意志自由”的捍卫者。当他于1798年1月19日正式宣布会议开幕之时，帝国法的重要性已然发挥了作用，因为他通告所有代表，要以皇室法令为此次谈判的准绳；必须要“在帝国领土完整以及基于帝国宪法的基础上，以最佳的方式促进和加快实现一个合理的和公道的和平”。[318]具体来说就意味着，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能缩小帝国的疆界和帝国宪法（的影响范围），无论涉及的是阿尔萨斯、洛林、莱茵河左岸还是意大利。[319]
弗朗茨·乔治是在如履薄冰地保持平衡，因为在《坎波福尔米奥和约》的秘密条款中，多次同时使帝国疆界的完整性与帝国等级成为问题。当要割让莱茵河左岸，和不经过战斗就要将美因茨的城市和要塞交出，以及将教会财产移作战争赔偿之用的消息公开后，对在平时更愿持怀疑态度的帝国等级而言，旷日持久的谈判面临着一个没有想到的戏剧性场面。1798年3月中旬，当弗朗茨·乔治想施加自己的影响，以便试图说服态度犹豫的帝国特派代表团相信，皇帝将同意割让莱茵河左岸时，他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进退两难的处境。直到此时，特派代表团才开始看透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签署的《巴塞尔和约》已经为此打下的基础，而《坎波福尔米奥和约》对上述那个和约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改变。[320]参会的人——其中一部分在喧闹纷乱的愤怒中——纷纷谴责这是丑闻、背叛和违法。综合这一切想要说明的是，他们对帝国政治的信任彻底地动摇了。这是图古特的杰作。[321]
会议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角色/贝尔纳多特的升旗事件
和平会议的主题触及了帝国宪法的核心。而没有一部梅特涅传记动过这样的念头，即囿于传统的、年轻的帝国伯爵是否真的是认真地，以及是在怎样研究这些问题。与此相反，这些传记一直在传播陈词滥调，说他“一直在优哉游哉地享受所热衷的各种各样的娱乐”。[322]当梅特涅于1798年1月23日因夫人临盆而中断在拉施塔特两个月之久的逗留，踏上回家之旅，前往在维也纳的住处，或者当他于1798年年中邀请夫人和孩子一同前往拉施塔特时，那些人主观臆想的所谓“放荡不羁”，对他来讲还有什么意思呢？[323]还有，1798年1月底，在抵达维也纳后不久，克莱门斯就与几乎所有肩负重任的政治家谈话，特别是见了图古特以及路德维希·冯·科本茨伯爵（Ludwig Graf von Cobenzl），后来又与皇帝进行了长时间的详谈。然后，他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给父亲写信，描绘了决策中心糟糕的景象。有鉴于他的这番描绘，人们绝不可断言，他“不可能完全体会到和看到……拉施塔特发生的有关国家事务的水有多深”。[324]
在信中对宫廷进行政治分析之前，他明确指出，父亲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不会轻易地形成某种意见，只有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才会作出最终的判断。说完这些话之后，他才向父亲提出建议，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要征得科本茨和雷尔巴赫（Lehrbach）的同意，否则他的美好意图将受到阻碍，难以实现。接着，他又在信中对相府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描述，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糟糕：“您唯一依靠的，并从那里得到建议和指示的帝国相府，充斥着十分的漫不经心、无所事事和不知所措，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从未有过。他们对所有的事务都从一个角度出发看待，而这个角度与所有其他各部完全相悖。他们发出的指示，对政府的运作过程只能作或者是主观臆想，或者是完全相反的描述，而这些指示不能指导您，特别是不能在您要行进的困难重重的道路上指导您。”[325]克莱门斯强调，人们对自己父亲的工作是满意的，要他（父亲）一定要对信中所说的内容绝对保密。
如果要公正地看待梅特涅，那就应该在政治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帝国的）第一次有国际社会参加的和平会议对于他来讲真正意味着什么？他本人对此有过相当多的清晰的表示。当然，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他是否只是一个看客，或者说他是否积极地插手了谈判。在会议上，奥地利有三重代表：弗朗茨·乔治是皇帝的全权代表，副国务首相科本茨代表的是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而雷尔巴赫伯爵则代表奥地利的诸帝国管区。[326]雷尔巴赫宣称，年轻的梅特涅能否参加会议“非常需要考虑”；在答复他的询问时，图古特则表示完全同意。但是皇帝却决定应该让弗朗茨·乔治的儿子“在业务上进行锻炼”，并且应该参加会议。开始的时候，这个决定只是让他起观察作用，但是，1797年12月18日，克莱门斯“受天主教派的威斯特伐利亚伯爵议事团委托”，得到了全权代表的正式职位，从而一改仅有的观察职能，变成具有潜在参与职能的社会等级的代表，而他也的确出色地经受了考验，以至于在一次返回维也纳时，起先对他持怀疑态度的雷尔巴赫将紧急公函委托于他，并“对他的才能、知识和良好品行连连称赞”。[327]所以说，克莱门斯在会议期间完全不可能无所事事。有件事是他本人提出的，并在其中参与了咨询。在写给爱列欧诺拉的信中他强调，自己作为伯爵席位的派出代表具有无法估量的特点，这使他的地位合法化，并使他有可能通过自己，从而也为自己发挥作用。他提出的关于宣布莱茵河右岸的领土不受侵犯的建议，法国人二话没说就接受了。[328]
遗存下来的会议文件确实揭示克莱门斯参与了会议的工作，而且比到目前为止人们所揣测的要深入得多。他曾写信告诉爱列欧诺拉，他通宵达旦地工作，被他的委托者——那些伯爵们的询问、到访和他们厚厚的备忘录压得喘不过气来；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赔偿事宜。[329]事实也的确如此，要求实行“保护”的问询和请求在弗朗茨·乔治那里蜂拥而至，可以说是潮水般袭来。其中包括帝国的各个等级，从帝国的诸侯到帝国的城市如法兰克福和一些乡镇，这些遭受过法国士兵侵扰的地区均要求得到赔偿。丁克斯比尔（Dinkelsbühl）甚至已经罗列出了高达1792584古尔登以及38.5十字币（Kreuzer）[330]的精确的赔偿要求。[331]这一切也经过克莱门斯之手，并向他展示了帝国各等级的多样组成情况，而且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对他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像是一种日后维也纳会议召开前的状况，一场微缩了的预演，当然，维也纳会议召开时，院外集团[332]强烈要求实行保护的程度，要激烈得多。
在会议进行期间，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事，虽然此事在政治上总的来说无足轻重，却让整个维也纳城怒火冲天，而它形成的舆论炒作的爆炸力，因之也成了一个很好的证明——克莱门斯深深地融入了拉施塔特的事务中，甚至是主动插手其中。1798年4月13日，法国驻维也纳公使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在他房屋的阳台上升起了红白蓝三色旗，这让维也纳市民感觉受到了挑衅，以致大量的人群聚集在法国大使馆门前，高呼“皇帝万岁”，有人统计，人群达5万之众。嘈嘈杂杂约一个小时之后，人们先是打碎了建筑物的所有玻璃，然后冲了进去。此事使人感到有如1789年在斯特拉斯堡发生的人民冲击事件，只不过事发的征兆正好相反。这一事件在拉施塔特和平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开战信号。用什么办法也不能平息贝尔纳多特的怒气，他于4月15日启程离开维也纳——前往拉施塔特！在这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正等着他。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是巨大的。在柏林，人们认为这一事件是法国方面策划的阴谋，目的是让图古特出丑，然后推翻他。[333]
梅特涅马上就介入了；他如饥似渴地要求爱列欧诺拉给他提供有关这一事件的进一步消息。他认真采取的一个步骤是，于4月29日为他父亲起草了一封用词妥帖、表达得体的致图古特的同情信。弗朗茨·乔治在信中对这一事件表示了他的愤怒并称其为一个谋划已久的阴谋。法国报纸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他称其为密谋策划、阴险奸刁、无法无天，并请求辞职，在图古特因此被免职之前先行下台。他儿子在信中这样起草道，他——弗朗茨·乔治——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样做更充满荣誉感的离任行动。[334]毫无疑问，他这样做也是在玩火，因为弗朗茨·乔治的离任也可以被利用为一个缘由，使这次会议流产。这一事件进一步澄清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会议中的参与程度。
会议作为帝国与革命碰撞的舞台
谈判促使刚刚经历过家族变迁的、年轻的帝国伯爵更加详细地了解了帝国的法律形势：“有产者的命运是暗淡的，如果说帝国形势的特点有过值得珍贵的时刻的话，那就是当前的、现时的时刻。我收集了大量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中有关内部形势的资料。”[335]同时，他还受到了有关帝国宪法特点的教育。会议上，帝国代表们发表的实践中的论点和论据，印证了他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从国家法教师们那里学到的理论。帝国的代表们之所以反对割让莱茵河左岸的各省，是因为“它们在语言、习惯和思考方式上完全不同”。位于欧洲中心的德意志帝国具有一部独特的、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法国人也明确表示要予以保障的宪法；一个开明的政治会在其中认识到，它是“维持这一地区均势的首选方式”。[336]
根据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与狂热革命分子打交道的经验，当梅特涅在拉施塔特看到法国代表时，马上有了似曾相识之感。他的感觉像是文化的碰撞：“我相信，是见到了一群九月党人和断头台的刽子手，这使我的内脏翻江倒海。”[337]他的那些回忆仍近在眼前；从拉施塔特出发去斯特拉斯堡郊游途中，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认识的这个地方，现在已变得完全认不出来。在星期天从拉施塔特出发沿着莱茵河的几次漫游中，梅特涅有机会与乘小船过河去右岸教堂祈祷的农民交谈。梅氏走近他们并询问生活过得如何。所有的人都对他肯定地说，与旧制度最坏的时期相比，他们要上缴多一倍的苛捐杂税，如果再这样下去，他们将卷起铺盖，离开这个国家。梅特涅以嘲弄的口气对着他们脱口而出：“这是什么进步！这是什么自由！”并且写道：“如果在他们面前说起这些有关自由的词语，或者类似平等的概念，他们哭笑不得，他们最嘲讽的就是这些东西。”[338]从最普通的民众中获得的这些即时印象，印证了他叙述的、早年经历过的强征军税[339]、敲诈勒索和任意没收：疯狂的法国军队打着“以战养战”的口号，将这个国家洗劫一空，将他们所谓的希望之乡[340]变成赤裸裸的谎言。[341]
在拉施塔特与法国代表一起进餐的时候，在梅特涅看来，他们的服饰派头和言行举止与他们骄横狂妄、吞并侵占的场景别无二致。然而，对于续写他的传记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会议谈判的复杂情况中获取了何种政治素养。还在1797年12月初写给爱列欧诺拉的信中，他就预言了帝国面临的暗淡命运，并且写着写着就令人毫无准备地转用了德语：“Elle ［l’issue］ ne peut qu’être terrible pour l’Empire.（帝国终结的景象将只会非常可怕。）Über dieses muss man das Kreuz machen.（对于这个结果不得不画十字了。）”[342]12月9日，还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他就断然认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帝国完蛋了。”[343]他要求不要引用他信中所写的内容，他感到被无知的人包围着，而他们无法理解他的看法。他获知的这些事，是如此的不同寻常，法国人在帝国面前无休无止地采取的军事措施，是如此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以至于他已经看到整个维也纳将化为灰烬。他写到，再加上人们在哪里也不如在维也纳更了解帝国的情况，而那里的政府得到的却是完全错误的印象。
在这一刻，梅特涅已经早于他人看到了法国政策将会产生的内在的必然结果，即在所有战线取得全面进展：占领美因茨和巴塞尔主教区，以及意大利的革命化；天知道这场大火会烧到什么地方才能停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欧洲其他地方来讲，没有丝毫的理由（‘aucune raison’）不被从根基上彻底动摇了——被四千万人所动摇，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344]作为直接的受害者，梅特涅更为清楚地感觉到变革带来的政治冲击力，但是作为一个受过埃德蒙·伯克学识教诲的人，他也比其他人更早地知道，这些发生在表面上的事件，只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期趋势的一部分。1797年圣诞节时他就已经能够确定，美因茨“完蛋了”，而且必然要为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不仅仅只是到安德纳赫为止——“画十字了”。很多人还不相信，但是于他而言，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再会让他感到吃惊。[345]紧接着，刚刚被法国人占领的巴塞尔就向他显示了他们的基本精神：这对相邻的、面临深渊的各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前兆！“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革命潮水般地裹挟着近五千万人，到什么地方是个头？我为可怜的瑞士人感到遗憾；但是他们完了，而我们将在沿着蒂罗尔（Tirol）边界的所有地方遭遇革命。昨天，法国人已经进入了美因茨。”[346]换句话说就是：他预期，1792年开始的革命，将会具有四十年前发生的、席卷整个欧洲特别是德意志中部的“七年战争”的规模。
在拉施塔特谈判开始前，梅特涅预期莱茵河左岸将会全部丧失，结果不幸被言中：他肯定已经了解《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中的秘密条款。早在1月6日他就非常确定，在维也纳人们相信：“（法语）这次拉施塔特谈判将只是一场游戏：（德语）一切都已事先谈妥。”[347]更有甚者：他肯定也事先知道那个有如一道强光，将拿破仑反复无常实施暴力的行为暴露无遗的事件。《坎波福尔米奥和约》是拉施塔特奥地利代表团前成员科本茨亲自与拿破仑谈成的。当一切就绪，只差签字之时，这位副国务首相还想再捞些好处。这时拿破仑警告说：“法兰西共和国绝不会在其法律范围内放弃任何东西；以她现在所拥有的手段，她可以在两年内征服整个欧洲。”[348]当科本茨还在犹豫不决时，拿破仑随即咆哮着威胁道：“停战协定已经撕毁！宣布开战！但是您要记住，我将在秋季结束之前击碎你们的皇朝，就像我现在打碎这件瓷器一样。”[349]说着，他抄起一件摆在桌子上的陶瓷雕塑，狠狠地摔在地上。这件瓷器是科本茨在圣彼得堡担任公使期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Zarin Katharina II）赠送给他的，对他来讲，这件瓷器可以说意义非凡，拿破仑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奥地利的外交官们则个个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于是，还在当天科本茨就签署了和约，日期是1797年10月17日。《坎波福尔米奥和约》是在拿破仑的极端高压下，通过讹诈达成的。如果说皇帝曾希望“帝国的领土完整”，那么在此事上他已经放弃（这个立场）了。这一背景对梅特涅在拉施塔特的灾难性前景预想来说，更具说服力。后来在1809年，梅氏再次置身于一种类似的处境中，当时正在进行关于《申布伦和约》[350]的谈判，而拿破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将再次挥舞在哈布斯堡皇朝的顶上。
欧洲以往缔结和平条约的情况，对于会议的进程和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响。因此，梅特涅避免在回忆录中将其贬斥为“背叛”、“丑闻”和“违法”，而在后来研究梅特涅的著作中，这种情况仍不时发生。他本人只是简洁地作了评论：“我在拉施塔特的逗留，只是加强了我对那种不能给我以精神满足的职业生涯的抗拒。”[351]1799年3月12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卡尔大公爵取得的胜利促使帝国副国务首相科本茨和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于1799年4月1日被召回。4月7日，弗朗茨·乔治将这一调令通告代表团，第二天，他将召回令向法国人作了展示，因为停战状态已打破，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实际上已然开始。由于弗朗茨·乔治的离任，代表团也失去了同法国人斡旋的权力，因为这只有通过皇帝的全权代表方可实现。[352]
在克莱门斯的结论中，他又多了一个关于批评宫廷无可救药政策的理由。他不是在批评会议本身，而是在批评图古特的整个政策。同时，通过他在会议中的工作实践，他成功赢得了科本茨与雷尔巴赫的深深尊敬与承认，使皇帝越来越认为他有能力担负更高级别的外交职务。科本茨在1798年5月就已经接管了外务，不过只是临时性的，图古特作为影响力巨大的“幕后实权人物”还在继续活动，并且在科本茨1798年再次出使圣彼得堡时，又接管了外交事务。图古特继续将外交政策的缰绳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他1801年被最终解职。
[1] Lang，Memoiren，1，212.
[2] Vgl.Stollberg-Rilinger，Des Kaisers alte Kleider，8.
[3] NP 1，11.
[4] 公元794年法兰克福作为查理大帝的行都首次载入史册。1152年，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们首次在法兰克福选举皇帝。到1356年时，查理四世颁布“金牛诏书”，正式规定此后选举皇帝均在法兰克福举行。从1562年起，法兰克福又取代亚琛成为皇帝加冕典礼的正式举办地，截至帝国1806年解体，共有10位皇帝在法兰克福加冕。
[5] Das Folgende nach：Vollständiges Diarium der Römisch-Königlicken Wahl，329f.
[6] Ablauf in：Vollständiges Diarium der Römisch-Königlichen Wahl，316-330.
[7] Vgl.insgesamt Hattenhauer，Wahl und Krönung Franz Ⅱ.
[8] 英语写作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法语写作查理曼（Charlemagne），德语写作卡尔大帝（Karl der Groß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年在位），公元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后人因之称其查理曼。他在战胜了来自东北部的游牧部落匈人（即阿瓦尔人）之后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并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还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因其引入了欧洲文明，被后世尊称为“欧洲之父”。
[9] 欧洲中世纪以来保存皇帝或国王加冕诏书的金匣被称作“金公牛”。
[10] 指14、15世纪开始的东南欧基督教国家，特别是奥地利和俄国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最终结束于19世纪末。战争范围从小亚细亚一直延续至整个巴尔干半岛及地中海北岸。
[11] Vollständiges Diarium der Römisch-Königlichen Wahl，331.
[12] 指1815～1848年德意志三月革命之前的时期，范围限定在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内。
[13] 指许多国家结盟为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进行的战争，如反对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战争［包括法荷战争（1672～1678）、大同盟战争（1688～1697）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法国革命战争、拿破仑战争，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4] NA Prag A.C.14，Krt.6，106.
[15] Kurtrierisches Intelligenzblatt，28.8.1789，in：Hansen，Quellen，1，428.
[16] Beatrix，14.8.1789，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6.
[17] Vgl.Eimer，Straßburg im Elsaß im Jahre 1789，101.
[18] NP 1，11f.
[19] Die folgende Schilderung stützt sich auf Eimer，Straßburg im Elsaß im Jahre 1789，66-101.
[20] Eimer，Straßburg im Ehaß im Jahre 1789，68.
[21] Eimer，Straßburg im Elsaß im Jahre 1789，73.
[22] Eimer，Straßburg im Elsaß im Jahre 1789，74.
[23]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24] Beatrix，4.8.1789，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6.
[25]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26]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présentée au Roi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3 Septembre 1791，Paris 1791.Das Exemplar befindet sich noch immer in der Bibliothek in Königswart.
[27] Renaud，Johann Friedrich Simon，474.
[28] Die folgenden Daten nach Renaud，Johann Friedrich Simon，449-500.
[29] Renaud，Johann Friedrich Simon，478.
[30]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31] 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路易十六称“法兰西人的国王”，后雅各宾派于1792年8月10日攻入杜伊勒里宫，推翻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
[32] Vgl.Blanning，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ainz，300.
[33] 法国大革命后由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建立的政府机构，附属于国民议会。
[34] Renaud，Johann Friedrich Simon，490f.
[35] NP 1，9.
[36]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37] Metternich，20.4.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P 3，325.
[38] NP 1，9.
[39] 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爱国主义者，他寻求对哲学思想，特别是对康德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统一。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试图唤起德意志人谋求国家统一。
[40]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之间。解读他的哲学通常比较困难，因为他的哲学中关于自然的定义总是不确定的。一些学者认为他在观点间跳跃，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说缺少一些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谢林注重于一些常见的话题，尤其是自由、绝对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41] NP 1，9.
[42] Hansen，Quellen，1，782；die Wahl fand statt am 6.3.1791.
[43] Abgedruckt bei Friese，Vaterländische Geschichte，5，120f.
[44] NP 1，9.
[45] NP 3，325，20.4.1820.
[46] NP 1，14.
[47] Vgl.Dumont，Mainzer Republik，48；Hansen，Quellen，2，162f.；Kuhn/Schweigard，Freiheit oder Tod！，160-162.
[48] Königswart，Bibliothek，Mainzer Druckschriften 1791-1793（sie wurden einst irrtümlich unter die Flugschriftensammlung von 1848/49 eingereiht und befinden sich noch heute dort）；die im Folgenden berührten Dokumente befinden sich alle in diesem Bestand.
[49] Srbik，Metternich，1，96.
[50] Hansen，Quellen，2，463.
[51] Königswart，Bibliothek，Mainzer Druckschriften 1791-1793.
[52] Anrede an die neu gebildete 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in Mainz.Von A.J.Dorsch.Mainz im ersten Jahre der mainzer[！]Freiheit und fränkischen Republik，Königswart，Bibliothek，Flugschriftensammlung 1791-1793.
[53] Hansen，Quellen，1，660f.u.1035-1040；Dumont，Mainzer Republik，47f.；Kuhn/Schweigard，Freiheit oder Tod！，159f.
[54] Custines «Bekanntmachung an die Einwohner des Erzbisthums Mainz wie auch der Städte und Bißthümer Worms und Speier»，18.11.1792，Königswart，Bibliothek，Mainzer Druckschriften 1791-1793；vgl.Hansen，Quellen，2，596.
[55] Dumont，Mainzer Republik，132.
[56] Mathias Metternich，Rede，worinn die Bedenklichkeiten，6（Königswart，Bibliothek）.
[57] Mathias Metternich，Rede，worinn die Bedenklichkeiten，12（Königswart，Bibliothek）.
[58] Königswart，Bibliothek.
[59] Königswart，Bibliothek，Mainzer Druckschriften 1791-1793.
[60] 19世纪初在意大利南部成立的秘密组织，组织理念来自法国大革命，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维也纳会议将亚平宁半岛分给欧洲列强后，烧炭党人分散到教皇国、撒丁王国、托斯卡纳大公国等地，这些国家对该组织非常恐惧，对参加烧炭党会议的人均处以死刑。但该组织仍继续存在，并从1820年开始发起多次暴动。烧炭党曾因拿破仑三世统一意大利失败而将其判处死刑，差点以此为由成功地刺杀他。意大利统一运动领袖如马志尼等大多是该组织的成员。
[61] 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作家，烧炭党早期党员，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列宁将其誉为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70年在前往西西里领导共和党人起义的途中被捕，获释后创办《人民罗马报》，为继续唤醒意大利人而努力，直到1872年3月10日去世。
[62] Johann Friedrich Cotta von Cottendorf，1764～1832，德国著名书商、出版商、报纸发行人，而与席勒和歌德的私人关系，使其成为德意志典籍出版发行的最著名的出版商。其发行的《汇报》对当时的德意志社会产生了数十年的影响。
[63] 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的第三子卡尔大公爵在年轻时就过继给了姑母家，继承了切申公爵之位。
[64] 《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封建专制时期宪法性文件之一，英国贵族胁迫约翰王于1215年6月15日在兰尼米德草原签署，俗称“大宪章”。文件共63条，用拉丁文写成，多数条款维护贵族教士的利益。《自由大宪章》是对王权的限制，国王如违背，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对国王使用武力。《自由大宪章》后来成为资产阶级建立法制的重要依据。《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之母，而英国宪政是世界宪政之母，作者此处系借谕。
[65] Vgl.für den Hergang Lorenz，Joseph Ⅱ.und die Belgische Revolution.
[66] 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统治托斯卡纳至1737年，由于绝嗣及与哈布斯堡皇室联姻，托斯卡纳于当年划归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皇朝。
[67] 利奥波德二世皇帝在1765年承继父亲的托斯卡纳大公之位后，受启蒙运动影响，决心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在这个小国家里，他废除了酷刑拷问和死刑，平衡税收，并试图削弱教会力量，鼓励代议制。二十五年间，他成了亚平宁半岛最开明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心中理想的君主。
[68] Kaunitz，27.11.1791，an Franz Georg，NA Prag RAM Krt.227，2017-4.
[69]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70] NP 1，13.
[71] Vgl.Zeißberg，Zwei Jahre belgischer Geschichte，1，78-80.
[72] 即两个独立的国家以某种条约的形式同意由一个君主进行统治，从而实现国家联合，但两国均有自己的宪法和权力机构，在国际关系中也都拥有主权地位。如1815～1890年荷兰与卢森堡的联合。
[73] 也称《维也纳和约》，奥法战争结束后，双方缔约于维也纳申布伦宫，以示“和平友好”。
[74] Zeißberg，Zwei Jahre belgischer Geschichte，2，55.
[75] 本书中的相府（Staatskanzlei）系现代意义上的首相办公室，后除特殊情况外不再说明。
[76] Vgl.die aus den Wiener Akten hergeleitete detaillierte，leider die militärische Entwicklung ausklammernde Vorgeschichte bei Zeißberg，Zwei Jahre belgischer Geschichte，1，2-14.
[77] Zeißberg，Zwei Jahre belgischer Geschichte，2，216-218.
[78] Erzherzog Carl，23.12.1792，an Kaiser Franz；vgl.Zeißberg，Zwei Jahre belgischer Geschichte，2，237.
[79] Zeißberg，Zwei Jahre belgischer Geschichte，2，239.Die Feststellung von Srbik，Metternich，1，77，Franz Georg sei «bei den Auszeichnungen übergangen» worden，stimmt also nicht.
[80] Zeißberg，Zwei Jahre belgischer Geschichte，2，250.
[81] 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 Erzherzog Carls，1，18.
[82] 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 Erzherzog Carls，2，9.
[83] Mathy，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176.
[84] NA Prag RAM Krt.142，5344.
[85] 不帅即不伦瑞克公爵（Herzog von Braunschweig）。
[86] Vgl.Koll，‹Die belgische Nation›，367-378.
[87] Vgl.Zedinger，Die Verwaltu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Niederlande，166.
[88] NA Prag A.C.14，Krt.6，109.
[89] 法国国王查理十世（查理·菲利普，1757～1836），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之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被称为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于“七月革命”中被推翻，后流亡英国，终老于意大利，是最后一位来自波旁王室分支的法兰西国王。
[90] Aretin，Vom Deutschen Reich zum Deutschen Bund，24.
[91] 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62-64.
[92] Franz Georg，23.4.1792，an den Kölner Erzbischof，nach：Mathy，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160.
[93] Beatrix，13.3.1792，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9.
[94] Beatrix，13.5.1791，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8.
[95] NP 1，13.
[96]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97] NP 1，15.
[98]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99] 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出身于平民的革命党人的蔑称。
[100] 1792年9月20日，法兰西革命军队为一方，奥普联军及企图扑灭革命力量、恢复君主制的法国流亡保王党为另一方，在瓦尔密地区进行了一场会战，双方在十天交战期内基本上都是炮战，最后，奥普联军由于后勤保障问题而败退。
[101] NP 1，16.
[102] Beatrix，1.9.1789，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6.
[103] Beatrix，4.9.1789，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6.
[104] Beatrix，14.6.1791，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8.
[105] Friedrich Wihelm II，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年在位），腓特烈大帝之侄。登基后一改腓特烈大帝实行了二十五年的谨慎外交，推行强权政治，使普鲁士领土大为扩张，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人与波兰人混合的“双民族国家”，进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列强”。但疏于军备改革，致使普鲁士军力下降，无法因应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局势的挑战。宗教文化政策上则以振兴新教传统对抗理性启蒙，大力赞助文艺建设，使普鲁士的文化实力大幅提升。
[106] Vgl.Blisch，Friedrich Carl Joseph von Erthal，207.
[107] Zur Entstehung：Heigel，Das Manifest des Herzogs von Braunschweig，138-184.
[108] Friedrich Wihelm III，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二世长子，统治期间曾领导普鲁士数次参加反法同盟，在第四次反法同盟与拿破仑战争中战败，割地赔款。1812年曾出兵协助法国入侵俄国，法军惨败，普俄签署停战协定，次年普法开战。1815年参加最后一次反法同盟，彻底打败拿破仑。
[109] NP 1，16f.
[110] Zit.nach Heigel，Das Manifest des Herzogs von Braunschweig，139；Regest und Kommentar bei Hansen，Quellen，2，297-303.
[111] Heigel，Das Manifest des Herzogs von Braunschweig，146.
[112] 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71.
[113] NP 1，17.
[114] NP 1，18.
[115] So Palmer，Der Staatsmann Europas，39.
[116] «Hauptmomente meines Lebens»，NA Prag A.C.8，Krt.3，21.
[117] NP 1，17.
[118] Vgl.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80-82.
[119] 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88.
[120] «Hauptmomente meines Lebens»，NA Prag A.C.8，Krt.3，21.
[121] Mathy，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169.
[122] NP 1，12.
[123] «Hauptmomente meines Lebens»，A.C.8，Krt.3，21.
[124] Hansen，Quellen，2，817；Dumouriez，Mémoires，2，177.
[125] Dumouriez，Mémoires，2，181.
[126] NP 1，18.
[127] Hansen，Quellen，2，817.
[128] NP 1，18.
[129] Vgl.Stefan W.Römmelt：Kurzbiogramm Vergniaud，in：revolution.historicum.net，http：//www.revolution.historicum-archiv.net/biografien/vergniaud.html（8.7.2014）.
[130] 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意志剧作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学生时代接触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建立秘密革命组织“人权协会”，发行政治刊物《黑森信使》，被称为《共产党宣言》之前19世纪最革命的政治文献，因此被通缉并逃亡国外。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均是三月革命之前最具代表性的，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有《沃伊采克》《丹东之死》等，被称为德国现代戏剧的创始人，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
[131] Georges-Jacques Danton，1759～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领袖人物，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曾作为律师供职于巴黎高等法院。受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影响，崇尚自由、平等，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力主废黜国王路易十六，实行共和制。曾出任革命后吉伦特派内阁司法部长。后认识到恐怖政策的危害，主张宽容，被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救国委员会下令逮捕，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于1794年4月5日走上断头台。
[132] Georg Büchner：Dantons Tod，1.Akt，5.Szene.
[133] Dumouriez，Mémoires，2，203.
[134] Dumouriez，Mémoires，2，223.
[135] «Hauptmomente meines Lebens»，NA Prag A.C.8，Krt.3，21.
[136] 此处指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英国第14位首相（1784～1801）并第二次出任（1804～1806），是前首相老威廉·皮特次子，1781年进入政坛，任首相前曾积极主张与美国和解。他于1784年24岁时在英王乔治三世的支持下担任首相，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任内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他领导英国抗击法国，声名大噪。内政上高效推行改革，并很快填补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巨额财政赤字；打压国内激进派；为反法战争提高税收；创立“新托利主义”，从而奠定了托利党在其去世后二十多年的执政基础。
[137] Vgl.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105-114；108；Schroeder，Transformation，125-132.
[138] Der Text bei Grab，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126.
[139] 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哲学家，曾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并拒绝乔治三世给他的伯爵封号，支持美洲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使其常被视作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人。
[140] 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93.
[141] Weis，Durchbruch des Bürgertums，187f.
[142] Das Protokoll der Konferenz in：Dohna，Feldzug der Preußen，157-164.
[143] Ludwig von Starhemberg，12.4.1793，an Freiherr von Thugut，in：Vivenot/Zeißberg，Quellen zur Kaiserpolitik，1，9-11.
[144] Prokesch von Osten：Der Feldzug in den Niederlanden，203.
[145] Zur genaueren Übersicht über die einzelnen hier genannten Schlachten vgl.http：//www.historyofwar.org/articles/siege_valenciennes_1793.html（6.7.2014）.
[146] NP 1，18.
[147] 神圣罗马帝国的弗朗茨一世皇帝幼女，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之妹。
[148] NP 1，339；das Original mit Aufschrift：NA Prag A.C.8，Krt.3，24.
[149] «Bemerkungen als Zugabe und Erläuterung zu der Geschichte meines Lebens und Werkes，niedergeschrieben Dez.1844»，NA Prag A.C.8，Krt.3，22.
[150] Zu Hintergründen und Verlauf vgl.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3，56-71.
[151] Vgl.Liedekerke Beaufort，Souvenirs et Biografie，1-4.
[152]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
[153] 古罗马的爱国者。英国作家、政论家、革命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曾以“加图”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
[154]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27.3.1794.
[155] Vgl.Arnold-Baker，The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Stichwort «Dagger scene»，393.
[156] Vgl.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
[157] NP 1，18.
[158] NP 1，19.
[159]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3.4.1794.
[160]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3.4.1794.
[161] NP 1，18.
[162] NP 1，19.
[163] NP 1，19.
[164] 当时的反对党是辉格党，王储是为了与父王乔治三世作对，故意站在反对党的一边。即位后，他的主张亦随之变为保守，留任了许多他父亲在位时的托利党大臣。
[165]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8.4.1794.
[166] 在英国，大法官是阁员之一，兼任贵族院议长。
[167] NP 1，19.
[168] Vgl.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14f.
[169] Vgl.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35.
[170] 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61.
[171] Das Folgende stützt sich auf die vorzügliche Analyse von 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42-65.
[172] 即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在其死后英格兰联邦成立，即所谓的克伦威尔空位期。
[173] Vgl.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49.
[174] Vgl.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48.
[175] 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50.
[176] Srbik，Metternich，1，94.
[177] Srbik，Metternich，1，260.
[178] Das Exemplar befindet sich in Königswart，Bibliothek.
[179] Sie reicht-nach der Erstausgabe 1790-von S.8：«When I see the spirit of liberty[…]till the liquor is cleared» bis S.9：«Flattery corrupts both[…]which may be soon turned into complaints.»
[180] 也译唯实践论。
[181] Gentz，Betrachtungen，10（Ausgabe 1793）übersetzte das verfälschend mit «Ruhe und Ordnung».
[182] Beatrix，1.9.1789，an Clemens，NA Prag A.C.14，Krt.6，106.
[183] Sie geht von S.112：«It is now sixteen or seventeen years» bis S.114：«to be subdued by manners.»
[184] 维埃纳多芬（Dauphin of Vienne）系法国王储称号。
[185] Gentz’Übersetzung von S.112f：«I thought ten thousand swords must have leaped from their scabbards to avenge even a look that threatened her with insult.»；vgl.Gentz，Betrachtungen，114.
[186] NA Prag A.C.11，Krt.2，49，in der Übersetzung von Friedrich Gentz；der komplette Brief «Letter to William Elliot，occasioned by the account given in a newspaper of the speech made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Duke]of*[Norfolk]in the Debate concerning Lord Fitzwilliam 1795»，in：Edmund Burke：The Works，Ⅶ，London 1826，345-372.
[187] Alexis-Cha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奠基人。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参与制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主要著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188] 马克斯·韦伯用语。
[189] Vgl.Ticknor，Life，Letters，and Journals，2，14.
[190] Horaz：Carmina，Ⅲ 6，5.
[191]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29.3.1794；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197.
[192]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2.4.1794.
[193] 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19.
[194]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1.4.1794.
[195]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4.4.1794.
[196] 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01.
[197] 又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198] 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198.
[199]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30.3.1794.
[200] 1648～1653年法国贵族和议会（高等法院）发起的反对枢机主教马扎林专制政治的运动，但后来马扎林取得了胜利。
[201] 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00.
[202] 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20.
[203] Metternich，Journal de mon Voyage，28.3.1794；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196.
[204] 一种从16、17世纪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喜剧形式，建立在剧情框架（scenarios）基础上即兴创作的剧本是其最大特点，又因演员伊莎贝拉·安德里尼（Isabella Andreini）发明由演员戴着面具表演，因此也称假面喜剧。其表演特色是插科打诨，以及由滑稽演员以哑剧的方式呈现。与同时期的风俗喜剧（Commedia Erudita，也称性格喜剧）不同，即兴喜剧往往没有固定台词，却有着众多固定类型的角色。
[205] 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23.
[206] Hofmann beschreibt den ganzen Vorgang in einem 1795 aufgezeichneten «Rapport»：A.J.Hofmann，[…].Seine Sendung nach England in den Jahren 1793，in：Nassauische Annalen 29（1897/98），84-89.
[207] Joseph Haydn aus Eisenstadt，27.9.1802，an Metternich，NA Prag A.C.7，Krt.2，111A.
[208] Vgl.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45-250.
[209] NP 1，20.
[210] Liedekerke Beaufort，Voyage en Angleterre，228.
[211] 以英王乔治三世王后梅克伦堡的索菲·夏洛特（Sophie Charlotte）之名命名。
[212] NP 1，21.
[213] Vgl.ebenso Palmer，Der Staatsmann Europas，40.
[214] Eine genaue Beschreibung in：Umständlicher und genauer Bericht von der großten See-Schlacht am ersten Junius und dem Siege des Admirals Howe，in：Politisches Journal[Hamburg]（1794），2.Teil，702-712.
[215] Quessant，又译韦桑岛。
[216] Politisches Journal（1794），2.Teil，766.
[217] NP 1，22.
[218] Vgl.Anderegg，Die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Englands；Rohl，Metternich und England；Sadek，Metternichs publizistische und pressepolitische Betätigung im Exil.
[219] Alle Urteile aus Anderegg，Die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Englands.
[220] Srbik，Metternich，2，446.
[221] Metternich，21.6.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4，Fol.46f.；gekürzt gedruckt bei Corti，Metternich，2，99f.
[222] Metternich，22.4.1848，an die Tochter Leontine，NP 8，148.
[223] Metternich aus Wien，23.10.1858，an Benjamin Disraeli，NA Prag A.C.13，Krt.1，25.
[224] Vgl.Ticknor，Life，Letters，and Journals，2，16.
[225] So Palmer，Der Staatsmann Europas，41.
[226] Politisches Journal（1794），2.Teil，768.
[227] Vgl.Schütz/Schulz，Geschichte der Kriege，Teil 3，245f.
[228] NP 1，22.
[229] Zur Reise des Kaisers vgl.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3，1-27.
[230] Im Juni Ypern（18.），Charleroi（25.），Fleurus（26.），im Juli Mons（1.），Brüssel（9.），Löwen（14.），Mechelen（15.），Landrecies（16.），Namur（17.），Nieuwpoort（18.），Antwerpen（24.）und Lüttich（27.），im August Le Quesnoy（16.），Sluis（25.）und Valenciennes（28.）；vgl.die aus einschlägigen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Quellen hergeleitete Chronik http：//cliomaps.de/karten-eu/1794a/ereignisse（22.7.2014）.
[231] Zeißi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sowie，ganz an diesen angelehnt，Srbik，Metternich，Mathy，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und Palmer，Der Staatsmann Europas，welche die etatistisch-absolutistischen Wertungen und Intrigen Trauttmansdorffs unkritisch übernahmen und Franz Georg als faul，den Ständen gegenüber zu nachgiebig und unpraktisch darstellten.
[232] 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2，124-128.
[233] Franz Georg，8.8.1794，an Ferdinand von Trauttmansdorff，zit.bei 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3，164f.
[234] 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3，160.
[235] Franz Georg，August 1794，an Erzherzog Carl，zit.nach Zeißberg，Belgien unter der Generalstatthalterschaft，3，172.
[236] 梅特涅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中写道：“穿过哈里奇回到赫勒富茨劳斯；旅行穿过荷兰到我父亲与尼德兰政府一同逃往的杜塞尔多夫旁的本拉特。旅行到位于弗隆勒孔泰的科堡公爵的统帅部。”在另一处记载中加上了旅行到“Aug.”统帅部。《遗存的文件》Prag A.C.8，Krt.3，21。
[237] Ohne das vorausgeschickte Motto und mit einigen vom handschriftlichen Original abweichenden Redigierungen abgedruckt in：NP 1，340-345；im Folgenden wird nur nach diesem Original zitiert：NA Prag A.C.8，Krt.3，24.
[238] So Srbik，Metternich，1，76f.
[239] Hansen，Quellen，3，168-171.
[240] Hansen，Quellen，3，14f.
[241] Hansen，Quellen，3，170.
[242] 特指1813～1815年德意志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
[243] Einige Beispiele bei Hansen，Quellen，3，170；es gab deren erheblich mehr.
[244] Zur Charakterisierung als totaler Krieg vgl.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101.
[245] NA Prag A.C.8，Krt.3，24.
[246] Vgl.Wagner，Französische Gegenrevolution，144-146.
[247] William Robertson：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1，Dublin 1770，9：«Wherever they marched，their route was marked with blood. They ravaged or destroyed all around them. They mad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was sacred，and what was profane. They respected no age，no sex，or rank. What escaped the fury of the first inundation perished in those which followed.»
[248] 为古代日耳曼部族的一支，公元4～5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侵入罗马。汪达尔人也是摧残文化艺术者的同义语。
[249] Vgl.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116-120.
[250] Jean-Baptiste Jourdan，1762～1833，法国元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大革命开始后加入国民卫队，1793年，任北方军团指挥，取得了瓦蒂尼会战的胜利，1794年击败奥荷联军占领荷兰。后弃军从政，两度当选“五百人院”主席。后又重任军团指挥。雾月政变时，反对拿破仑。1811年任马德里总督。此后拿破仑退位，他支持路易十八，拿破仑上台反又支持拿破仑，反反复复。1830年出任外交大臣。
[251] 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115.
[252] Zum Kontext der sozialpolitischen Argumentation der Flugschrift vgl.Leonhard，Bellizismus und Nation，222f.
[253] 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哲学家。西塞罗出身于古罗马奴隶主骑士家庭，以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初时倾向平民派，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同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马尔库斯·安东尼斯（Marcus Antonius）派人杀害于福尔米亚。
[254] Vgl.Wendland，Versuche einer allgemeinen Volksbewaffnung，140f.
[255] Vgl.Wendland，Versuche einer allgemeinen Volksbewaffnung，134.
[256] Wendland，Versuche einer allgemeinen Volksbewaffnung，136f.，Anm.1.
[257] Magazin der Kunst und Litteratur，Wien，4.Jg.1796，3，212-214.
[258] Zit.nach dem handschriftlichen Original，NA Prag A.C.8，Krt.3，24；der Druck enthält manche eigenwillige Redigierungen.
[259] Beatrix aus Benrath，6.9.1794，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6，110.
[260] Beatrix aus Benrath，3.9.1794，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6，110.
[261] Beatrix aus Rüdesheim，11.10.1794，an Franz Georg，NA Prag A.C.14，Krt.6，110.
[262] «Biographische Andeutungen»，NA Prag A.C.8，Krt.3，21.
[263] François Séverin Marceau-Desgraviers，1769～1796，1789年加入巴黎国民卫队，作战英勇，屡建奇功，24岁晋升将军。1796年在对奥战争中为掩护全军撤退负伤，不治身亡。
[264] Vgl.den ausführlichen Bericht in Hansen，Quellen，3，275-282.
[265] NA Prag RAM Krt.223，2015-2.
[266] Z.B.im «Trierischen Wochenblatt» vom 13.12.1795，wo in einer Anzeige Flurland in Konz，Merzlich und Matheis zur Versteigerung angeboten wurde：NA Prag RAM Krt.223，2015-2.
[267] Eigenhändig unterzeichnete Erklärung Metternichs，Wien，1.1.1845，heute ausgestellt in der Bibliothek in Königswart.
[268] Nicht im Februar 1794，wie Srbik，NP 1，23 irrtümlich folgend，feststellt；Srbik，Metternich，1，79.
[269] Über die näheren Hintergründe unterrichtet der Briefwechsel Eleonore von Liechtensteins，ausgewertet bei Wolf，Fürstin Eleonore Liechtenstein，bes.242-250.
[270] Vgl.z.B.Corti，Metternich，1，30-45；Srbik，Metternich，1，81f.；Wolf，Fürstin Eleonore Liechtenstein，242-250.
[271] Asch，Europäischer Adel，99.
[272] Aus Clemens’und Eleonores Briefwechsel，NA Prag RAM Krt.391，2576（nicht in NP）.
[273] Zu den anderen Bewerbern vgl.Corti，Metternich，1，33-35.
[274] Eleonore von Kaunitz，undatiert，an Metternich，NA Prag RAM Krt.391，2576.
[275] NP 1，23.
[276] Vgl.Wolf，Fürstin Eleonore Liechtenstein，244f.
[277] Metternich，1.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60f.
[278] Das Gespräch ist dokumentiert im Protokoll Röpers，überschrieben als «Untertäniges Promemoria»，29.3.1795，NA Prag RAM Krt.391，2577.
[279] Das entsprach 50000-58 333 Gulden österreichischer Währung.
[280] 欧洲旧时结婚后次日丈夫送给妻子的晨礼。
[281] «Besitzungen und Vermögensstand des reichsgräflich Metternich Winneburgischen Hauses in reinem Ertrag nach Abziehung aller Administrations-Unkosten»，NA Prag RAM Krt.390，2574.
[282] «Rubrizierter Überschlag des Ertrags und der Administrations-Kosten der gräflich Metternichschen böhmischen Herrschaften»，NA Prag RAM Krt.390，2574.
[283] NA Prag RAM Krt.391，2578.
[284] NA Prag RAM Krt.390，2574.
[285] Original in：NA Prag A.C.12，Krt.1，1；Abschrift in：NA Prag RAM Krt.390，2574.
[286] «Beantwortung der gegen den vorgelegten Vermögensstand des gräflich Metternichschen Hauses gemachten Einwendungen»[undatiert]，NA Prag RAM Krt.390，2574.
[287] Franz Georg，4.6.1795，an Kaunitz，NA Prag RAM Krt.390，2574.
[288] Note Franz Georgs an den Grafen von Rothenhan[undatiert]，NA Prag RAM Krt.390，2574.
[289] NA Prag RAM Krt.391，2577.
[290] NA Prag RAM Krt.26，2004.
[291] 一种威尼斯铸造的纯度极高的金币或银币，14～19世纪在欧洲各国广泛流通。
[292] Liechtenstern，Geographie des Österr etchischen Kaiserstaates，2，1025.
[293] So teilte Kienmayer es Clemens mit，NA Prag RAM Krt.391，2578.
[294] Eleonore，19.8.1795，mit Zusatz von Ernst von Kaunitz，an Clemens，NA Prag RAM Krt.391，2576.
[295] Wolf，Fürs tin Eleonore Liechtenstein，248-250.
[296] Der Wortlaut der «kurzen Anrede nach dem Wiener Ritual» in NA Prag RAM Krt.390，2574.
[297] Pauline Metternich，Erinnerungen，45.
[298] Kaufvertrag vom 29.9.1785，NA Prag RAM Krt.207，2056.
[299] Hinweis auf diese zweite Hochzeitsfeier bei Corti，Metternich，1，46.
[300] NP 1，24.
[301] Vgl.Kadletz-Schöffel，Metternich und die Wissenschaften.
[302] Metternich，28.2.1819，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204.
[303] Carl von Linné，1707～1778，瑞典生物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的创立者，1735年发表最重要的著作《自然系统》，1737年出版《植物属志》，1753年出版《植物种志》，对动植物研究的贡献巨大。他首先提出界、门、纲、目、属、种的物种分类法，被采用至今。
[304] NP 1，23.
[305] Johann Amadeus Franz de Paula von Thugut，1736～1818，奥地利国务活动家，1793年起成为外交政策的负责人，考尼茨侯爵思想的追随者，以反普鲁士著称。
[306] NP 1，29f.
[307] NP 1，28.
[308] NP 1，26.
[309] Ziegler，Kaiser Franz Ⅱ.（Ⅰ.），17f.
[310] Ziegler，Kaiser Franz Ⅱ.（Ⅰ.），14.
[311] NP 1，43.
[312] 1795年4月5日，法国热月党政府与普鲁士签署《巴塞尔和约》，普鲁士退出反法同盟，并承认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这是18世纪法国政府针对反法同盟的一次重大胜利。
[313] 1796年拿破仑率领法军灭亡了受奥地利控制的米兰公国，1798年建立奇萨尔皮尼共和国，作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旗下的傀儡国，首都米兰；1802年更名为意大利共和国，拿破仑任元首，1805年改制为意大利王国，由拿氏任国王。这个意大利王国与中世纪存在过的意大利王国并无任何关系。1814年拿破仑退位，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灭亡，意大利王国随之灭亡。
[314] Vgl.Srbik，Metternich，1，82-84；Mathy，Ein berühmter Student der Mainzer Universität，82.
[315] Hansen，Quellen，3，163.
[316] So Srbik，Metternich，1，82f.，nach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1，41f.
[317]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2，181.
[318] Hansen，Quellen，4，274.
[319]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1，62.
[320] Hansen，Quellen，4，592.
[321] Vgl.Aretin，Das Alte Reich，3，462-468.
[322] Srbik，Metternich，1，83.
[323]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1，204f.，Anm.
[324] Srbik，Metternich，1，82.
[325] Clemens，8.2.1798，an Franz Georg，NA Prag RAM Krt.227，2017-4.
[326] Vgl.Aretin，Das Alte Reich，3，464. «Österreich» zählte zu einem der zehn seit Mitte des 16.Jahrhunderts eingerichteten Reichskreise；sie waren auch zu Ende des Reiches noch weitgehend als Bezugsgrößen der Reichspolitik existent.
[327]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1，204f.，Anm.
[328] Clemens，6.1.1798，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59f.
[329] Clemens，4.5.1798，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71.
[330] 1300～1900年在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等地流通的辅币。
[331] Alle Anschreiben in NA Prag RAM Krt.362，2403-1.
[332] 即帝国各个等级。
[333] Zum ganzen Vorgang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1，255-261.
[334] 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29.4.1798，an Thugut，Entwurf von Clemens’Hand，NA Prag RAM Krt.362，2403-2.
[335] Clemens von Metternich，16.1.1798，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61.
[336]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1，93.
[337] Clemens von Metternich，5.12.1797，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49.
[338] Clemens，5.4.1798，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3，gekürzt in：NP 1，366.
[339] 占领军向居民征收的特别税。
[340] 指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
[341] Vgl.Blanning，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158-161.
[342] Clemens，7.12.1797，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49.
[343] Clemens，9.12.1797，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51.
[344] Clemens，22.12.1797，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57.
[345] Clemens，24.12.1797，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57.
[346] Clemens 31.12.1797，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abgedruckt in：NP 1，359；im Druck der NP steht：«dans moins de soixant-dix ans»，in der Handschrift：«dans moins des 7 ans».
[347] Clemens，6.1.1798，an Eleonore，NA Prag A.C.12，Krt.1，2，gekürzt in：NP 1，359f.
[348]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1，387.
[349]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1，387 u.450.
[350] 又称《维也纳和约》，系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和约。1809年7月6日奥军在瓦格拉姆会战中被击败后，皇帝派使臣向拿破仑求和，拿破仑考虑法军虽胜但损失巨大，同时顾及西班牙的战事和国内不稳，同意休战媾和。双方于10月14日在维也纳申布伦宫（即美泉宫）签订和约。和约规定：东蒂罗尔、多瑙河以南的克恩滕（卡林西亚）地区、整个克赖因（卡尔尼奥拉）、萨瓦河以南的克罗地亚合并于此前已于1805年割让的伊斯特利亚和达尔马提亚，作为法国的伊利里亚行省。
[351] NP 1，26.
[352] Hüffer，Diplomatische Verhandlungen，2-2，297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