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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5 旅途中的外交大臣：与拿破仑相处的181天
“巴黎短行”的计划
拿破仑与玛丽-路易莎之间的婚事特别麻烦，因为婚礼要分两次举行：一次是“代理（in Procura）”婚礼，就是说，由别人代表（拿破仑），这次是在维也纳举行；而另一次则是“事实（realiter）”婚礼，会在巴黎举行，其排场之大，充盈着喜悦之情。为举行婚礼，就得“迎亲”；由于迎娶的新娘是位皇女，就要按宫廷的仪式规矩来办，极其繁琐复杂，仪轨要求法国最高等级的皇亲贵胄要对等地面对其奥地利等级相同的世家大族。首先，要在国界布劳瑙（Braunau）[272]这个地方，举行新娘的交接仪式，然后，还是在布劳瑙，由一位奥地利女大公爵将新娘从用品、装束到内宫侍从等教导、服侍、装扮一番，让她从各方面变成一个未来的法国皇后。梅特涅则受命负责对前来迎亲的、他非常熟悉的法国的皇亲贵胄们按地位等级分类，并向他们赠送礼品。[273]
因此，梅特涅处在了这次联姻外交的中心地位。婚事之前，法国外交大臣透露的一个规模巨大的计划，给了这位奥地利的同行很大的启发。2月18日，当联姻的决定作出之后，在维也纳逗留的尚帕尼曾邀请梅特涅吃饭。在饭桌上，他口头告诉梅特涅，拿破仑已决定，从德意志撤出他的军队，并准备将 莱茵邦联的军队缩减至和平时期的规模；停止在帕绍军事要塞的扩建工程，而且皇帝也同样要将位于伊利里亚行省的部队裁减至四分之一的规模。[274]这些好消息让梅特涅开始考虑，能否这样策划一下与波拿巴家族的这次联姻行动，即让他对《申布伦和约》中强加于人的条款，也作出有利于奥地利的修改。那么，梅特涅为什么不能以在初期方便玛丽-路易莎习惯巴黎的生活为借口，陪同她前往，同时在当地与拿破仑进行幕后的政治谈判呢？当前这种非常特殊的形势，肯定有利于接近拿破仑，并从这种格局中获取政治上的好处。
这就产生了一个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情况。从他抵达巴黎的那一天（1810年3月28日）算起，到告别拜会拿破仑的这一天（9月24日）为止，作为外交大臣，本来办公场所应该在维也纳相府的梅特涅，却一直在一个外国统治者的皇宫中，不间断地逗留下来。在巴黎的这半年时间，确切地说是181天，甚至超过了拿破仑在维也纳申布伦宫逗留的153天。他向弗朗茨皇帝报告：“将暂时离开任所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星期。”[275]但是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根本不相信。因为他向皇帝建议，在他离任期间，由他的父亲作为国务大臣接掌外交事务。[276]相府总管胡德里斯特（Hudelist）也可以协调维也纳的业务工作几个星期，后来在梅特涅进行的无数次旅行出差时，也一直沿用这种工作模式。但是就目前的这桩事，他的出差计划从时间上讲要长得多。
因为外交大臣将当前的这一事项理解为一次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使命”。他起草的一份政府纲领性文件说明，他对策划好这次活动是多么重视，这份政府文件看起来就像是一份自我行动指令，而他作为全权大臣，根本不再需要这样的指令。像往常一样，在这份文件中，他想要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得到皇帝的书面认可。梅特涅当然知道，当他本人不在弗朗茨皇帝身边时，皇帝很容易就会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影响。梅特涅向皇帝说明，皇帝御准的这桩婚事，让皇帝实现了三个原则性目标：①两个家族的联盟保证了皇朝“暂时的平安无事”；②但愿这种平安能扩大到欧洲其他地区；③帝国赢得了她急需的和平，并且赢得了时间，以便巩固内部并同时针对外部进行武备，从而应付未来来自外部的可能攻击。
外交大臣想将这些对原则的考虑，带进在巴黎举行的现实政治的谈判中。他的具体考虑是，让法国放弃隐藏在和平协议秘密条款中的款项和定额，这些定额“会瘫痪我国的内部力量”，即8500万法郎的战争赔款以及限制陆军人数为15万。此外，他还想要划出一条狭长地带，作为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通道，并且要将此事谈成。还有，假如不能取消战争赔款，就需达成一项解决贷款的融资方案以及一项贸易协定。梅特涅甚至最终还幻想着奥地利能“参与海上和平协议”，也就是说，让奥地利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竞争者”英法之间就国际和平协议进行斡旋调停。在财政问题上，梅特涅已经得到宫廷财务署的保证。[277]皇帝本人则对他所有的设想表示支持，并对他给予了完全的信任。梅特涅也完全是顺便提及，让自己与据说非常和气待人的拿破仑——他君主的新女婿——谈一谈退还其家族在1809年战争中被符腾堡国王没收的地产。
梅特涅于3月28日抵达巴黎。他用红色铅笔将巴黎3月31日的《帝国报道》（Journal de l’Empire）的文章标示出并加以注解。文章报道说他是受拿破仑之邀前来巴黎，以及他不在期间将由他的父亲主持维也纳的工作，还说这两位“著名的人物”为奥地利皇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法国报纸回忆起弗朗茨·乔治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在法兰克福出席利奥波德二世皇帝选举以及作为全权代表出席拉施塔特会议。对梅特涅活动报道的描述尤为值得注意：“他的儿子，现任外交大臣，有幸参与法国与奥地利两家皇室之间联盟的组成过程。”[278]但是，对即将举行的婚礼之事，却只字不提。
巴黎的大婚盛典：旧瓶装新酒？
梅特涅是1810年3月15日夜从维也纳出发的。在半路上，他找来有关新娘婚礼车队的新闻报道，看看反应。反响是强烈的，效果如同对哈布斯堡统治皇朝作了一次特别的宣传：车队就像“一次凯旋大游行”，梅特涅写道，并且发现它还起到了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是“对所有阶层的公共福利”——算起来有市民、农民、商人和有产者——所有这些阶层都毫无例外的热情高涨。[279]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国王为新娘举办了盛大的集会。接着，玛丽-路易莎在奥格斯堡拜会了前特里尔选帝侯克莱门斯·温策斯劳斯（Clemens Wenzeslaus），他是梅特涅受洗时的教父。途经斯图加特后，玛丽-路易莎于3月23日抵达斯特拉斯堡，在这里，梅特涅拜见了她。然后他们分道而行，玛丽-路易莎沿着从苏瓦松（Soisson）到贡比涅（Compiègne）的大路前行。在贡比涅，在成排的杨树和柳树之间的一个广场中央，已经搭建起了三个富丽堂皇的帐篷，拿破仑将在这里与玛丽-路易莎举行第一次见面议式。梅特涅也于3月28日赶到贡比涅，他的夫人爱列欧诺拉在施瓦岑贝格的陪同下，在这里与他会合。由于在结亲过程中，他们三人被波拿巴家族视为做了出色的协助工作，因此，他们将在随后的几天内，作为荣誉客人受邀参加拿破仑的家庭宴会。[280]
也是从这里开始，梅特涅仔细观察着玛丽-路易莎在新的环境中逐渐适应的情况。他向一直为她担心的父皇竭力地保证，玛丽-路易莎在这里感觉很好。他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拿破仑几乎整日地围着她转，并且会满足她任何一个细小的愿望和要求。关于这位18岁的新娘，他写道：“从各个方面讲，她的言谈举止都称得上完美无缺，讨人喜欢、平易近人、广受赞誉，并赢得了所有人的心。”梅特涅作为被挑选出来的客人，出席了在4月1日于圣克劳德（St.Cloud）举行的民俗婚礼，以及第二天在巴黎举行的教堂婚礼。他的记录上写道，所有的庆典活动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以前所未有的奢华宏大在进行……无论什么种类的活动，规模都是如此巨大，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它们的巨大是种什么样的概念”。[281]
对于宗教仪式，拿破仑决定绝不选择一个像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登基大典那样的宗教场所：皇帝将自己扮演成一个新时期热心艺术和文化的创造者，因为这一次他选择了卢浮宫的戴安娜画廊（Diana-Galerie）作为表演场地，这是正在规划中的现代欧洲艺术的文化殿堂。画廊后部被改造成了一个小教堂，只有通过油画展览大厅，才能到达在小教堂举行的宗教结婚会场。对于一个像旺代省长巴朗特男爵（Baron de Barante）那样的法国人来说，再也没有比在这样的场合出任典仪大总管，并在皇室仪式上进行的唱名活动更庄严气派、辉煌威武的了：他要对国王和王后们，以及站在两行身着节日盛装和军礼服的观众之间的皇亲国戚、名门望族、世家大族和身上挂满了金光闪闪勋章的元帅们，一一唱名介绍，这些人作为皇后的陪同仪仗，紧随。[282]
梅特涅发现，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极不和谐。当拿破仑抵达大婚现场，看到驻节巴黎的29位枢机主教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拒绝出席典礼，人们只好将已经为他们摆放好的豪华沙发迅速撤除，而拿破仑的怒火骤然而起，难以压抑。后来，他将拒绝出席仪式的枢机主教放逐到乡下，甚至威胁道，要以侮辱皇帝陛下罪和谋反罪，枪毙为首闹事的康萨尔维[283]。但是在梅特涅眼中，康萨尔维却是一个具有平民勇气的榜样式人物。[284]正是这位埃尔科莱·康萨尔维（Ercole Consalvi），作为教皇的首席外交官参加了维也纳会议，并在1814年重新调整国家与罗马教廷关系的时刻，成为梅特涅最重要的会谈伙伴。
《杜伊勒里宫1810年4月2日的盛大婚宴》（油画），俗名卡萨诺瓦的亚历山大·班诺特·让·杜费作
与宗教婚礼仪式不同，为紧接着举行的盛大婚宴，拿破仑没有选择文化圣殿，而是选择在历代国王的杜伊勒里宫举办，他曾在这里自导自演，登基为帝，开创了自己的传统并自封为贵族。画家亚历山大·班诺特·让·杜费（Alexandre Banoît Jean Dufay）用他的油画记录了这场盛大的婚宴。只有破解了谁能荣幸地在婚宴主桌上就座的问题，才能解读出导演这一幕的真实意义。有一张《1810年4月2日帝国宴会坐位图》（Plan du Banquet Imperial du 2 Avril 1810）可以解答这个疑问，梅特涅后来搞到了一张，作为纪念收藏起来。[285]
其他的观看者站立着，波拿巴家族的成员则围绕着拿破仑依次而坐，以他为权力中心——继查理大帝之后，自1804年加冕为帝以及于1805年在米兰以伦巴第人的铁制皇冠加冕为罗马—德意志国王以来，在短短的五年内，他将为数众多的欧洲君主逐一赶下了王位：汉诺威的韦尔夫王朝（Welfen）[286]、那不勒斯-西西里及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托斯卡那的哈布斯堡皇朝，以及教皇国的教皇。取代他们一一加冕登基的，是作为新的国王和王后的他自己家族的成员。如果谁还对此持有怀疑态度，那么，他可以从拿破仑婚宴坐位的排列中，解读出拿破仑的整个欧洲帝国体系，这一体系的代表人物当时都在现场。对参加宴会人物的选择也间接地透露出，对统治的理解是多么明确地反映了他的家族的政治目的，因为，就连莱茵邦联的诸侯总领卡尔·西奥多·冯·达尔贝格都没有资格在宴会桌旁就座。然而，哈布斯堡皇朝的斐迪南却被奉为座上宾，不是由于其莱茵邦联同盟者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是玛丽-路易莎的叔叔、新郎岳父的弟弟。
皇室婚宴上的坐位安排，1810年4月2日
由于外交使团是站立着观宴，并没有人款待他们，梅特涅就让奥地利大使馆准备好了食物。当俄国大使进来时，所有的位子都已经被人占住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情况——成为引发许多玩笑话的由头，“俄国迟到了”。晚宴后，梅特涅来到露台上，许多好奇的人正聚集在露台下，他手持一杯香槟，嘴里说出了为一个有着半哈布斯堡皇室血统的人出生的祝酒词：“为罗马王干杯！”他以这句祝酒词暗示，拿破仑非常渴望一个皇位继承人出生。就像法国的观察家们一样，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也认为，他的祝酒词包含了极不合适的阿谀奉承，是对帝国毁灭者的赞礼，是对“业已失去光辉的神圣罗马帝国光荣传统记忆”的背叛。[287]而他们并没有体会到梅特涅作为“考尔纳先生”本应起的作用，以及没有看到这位大臣内心深处对整个事件所持的距离感，他们也很少知道，他具有藏而不露的冷嘲热讽和自我解嘲的天赋。此外，具有这种讽刺意味的，还有拿破仑对不久以后出生的儿子——即1806年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退位的统治者的外孙——宣布为“罗马王（König von Rom/Roi de Rome）”的奇怪荒谬的分封。
大婚盛典就座的人员，从左至右，以及每人的即位年代
巴登亲王，卡尔·路德维希·腓特烈，与拿破仑的义女斯蒂芬妮·德·博阿尔内结婚
巴登大公，卡尔·腓特烈
意大利副王，欧仁·德·博阿尔内（1805）
博尔盖塞亲王，卡米洛，拿破仑妹妹波利娜的丈夫
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尚·缪拉，拿破仑的元帅（1808）
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拿破仑的幼弟（1807）
荷兰国王，路易，后来不受待见的拿破仑的三弟（1806）
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
皇帝，拿破仑（1804）
皇后，玛丽-路易莎（1810）
西班牙王后，朱莉·克拉里，商人之女，丈夫是拿破仑的长兄约瑟夫（1808）
荷兰王后，奥坦丝·德·博阿尔内，拿破仑的继女（1806）
威斯特伐利亚王后，卡塔琳娜·冯·符腾堡，符腾堡国王腓特烈的女儿（1807）
托斯卡纳“女大公”（名誉头衔），埃莉萨·巴西奥克齐女总督，拿破仑的长妹（1809）
博尔盖塞亲王妃，波利娜，拿破仑的二妹
那不勒斯王后，卡罗利娜，拿破仑的小妹（1808）
维尔茨堡大公，斐迪南，玛丽-路易莎的叔叔，弗朗茨皇帝的弟弟
意大利副王王后，奥古斯特·冯·巴伐利亚，后来成为巴伐利亚国王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冯·巴伐利亚的女儿（1805）
像梅特涅这样的观察者，一定会给自己提出诸如这位看起来处于权力巅峰的统治者，下一步还会追逐何种目标的问题。处在这样一个圈子里的玛丽-路易莎，看起来基本上是一个异类，因为她出身于真正的哈布斯堡皇朝，有着皇室血脉和传统。梅特涅在其回忆录中，对经历的这次大婚的特点着墨极少。因为他处在一个尴尬棘手的位置，他作为婚姻介绍人，不好对自己的这件作品公开地进行批评，更何况他所崇敬的皇帝的女儿，正处于事件的中心。但是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一下，他的头脑中正在做何思想，因为两年前，他就头脑清醒地将对暴富的新贵拿破仑的看法写了出来，这是个依靠刺刀剥削欧洲而自肥的家伙。[288]他同意塔列朗的判断，这位懂得并经历过“旧法国宫廷的优美雅致”的目击者，出于对“拿破仑创造的新宫廷奢侈无度”的反感，点中了拿破仑的一个“痛点”，并将这些驴唇不对马嘴的、颠三倒四的、简直是胡来的东西，公诸天下：“这种波拿巴式的奢侈，既非德意志式的，亦非法兰西式的；它只不 过是大排筵宴、大摆排场、大显阔气的一场大杂烩，天晓得他们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们肯定是想从奥地利宫廷那里学一些优雅得体的气质，再从圣彼得堡人那里学一些东方式的豪华排场，可是又过于矫揉造作，见样学样的不自然，却还穿着古罗马恺撒大帝的龙袍，洋洋自得。”[289]
梅特涅在婚礼宴会上看到的这场表演，代表性地说明了拿破仑的“痛点”。“拿破仑皇朝（Dynastie de Napoléon）”代表的是“坐上皇帝宝座的暴发户新贵（les parvenus sur les trǒnes）”，而作为一名观众，梅特涅并没有被那些外表的、装出来友好的、和气可亲的现象蒙蔽。[290]正因如此，拿破仑对他的这次大婚赋予何种意义，三年后在德累斯顿，法国皇帝当着梅特涅的面坦白了出来：“我之所以娶一个女大公爵为妻，就是想要将新的和旧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将哥特式的（日耳曼式的）偏见与我的世纪的婚姻制度融合在一起。”[291]这才是拿破仑瞄准的方向。从根本上说，他还是在为贵族标准所要求的、等级上的门第相当而奋斗。
尼德兰之旅以及梅特涅对布鲁塞尔年代的回忆
大婚盛典之后，1810年5月初，拿破仑与新皇后在梅特涅时断时续的陪同下，前往被吞并的尼德兰旅行——这是一次（向皇帝的）致敬之旅——主要是前往布鲁塞尔，而由梅特涅陪同的这个情况，至今几乎未被人们注意。然而对于法国皇帝来说，由梅特涅陪同却意味深长。这位有此殊荣担任陪同的人，在其回忆录中强调，是拿破仑本人明确要求他来陪同，并出席觐见活动的，理由是：“我想让您看看，我是怎么习惯与人们讲话的。”[292]梅特涅说，很显然，拿破仑“的确在很努力地证明他所具有的行政知识的多面性”。梅特涅的这个说法部分是准确的，至少就拿破仑获得承认的欲望来说是这样的，拿破仑觉得有必要在梅特涅面前，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证明。
对此次旅行的意义到底有何感受，梅特涅本人则竭力避免公开谈及，因为毕竟是在原属于哈布斯堡皇朝的旧有领土上旅行，而拿破仑则要以梅特涅在场一事，让人们懂得，历史的胜利者正在向他的陪同人显示，这个国家现在要比以前好得多。而恰恰正是这次旅行，显示了梅特涅在整段巴黎逗留期间，伴随着他的是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所保持的距离感。只是在一份“奏折”中，他才向自己的皇帝讲述了他是如何从早到晚，在拿破仑最核心的家庭圈子里，与拿破仑度过这些时日的。在此期间他也看到了，在玛丽-路易莎在场的情况下，拿破仑在晚上是如何接见名目繁多的各种特派代表们，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提出一些细节问题，直到夜深。[293]梅特涅向他的君主坦承，作为一个各种场合都在场的婚姻介绍人，他当时对那些对拿破仑所表示出来的个人崇拜，是多么看不惯，而旧帝国的皇室传统则永远活在他的思想深处。
5月，法国皇帝在皇后的陪伴下，游历了奥地利所属的前尼德兰。皇后受到了无以名状的热烈欢呼，而前者则相反，皇帝受到了引人注目的冷遇。每走一步，都是让这位君主确信，皇帝陛下，您的那些在过去是那么幸福的臣民，由于缺少商业活动，由于引入了征兵制以及制定了与尼德兰精神相违背的法律和机构，他们在这些桎梏下痛苦地呻吟着。一个皇室公主的出现，使他们在情感中重新见到了耀眼的阳光。[294]
很明显，拿破仑不希望让人看到这些亲哈布斯堡皇朝的反响，因此，在陪同旅行了三天之后，梅特涅决定在康布雷（Cambrai）离开这对夫妇，返回巴黎。促使他离开的原因还有，站在迎接队伍最前列的、曾效力于奥地利的各类人员的家属们，他们公然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梅特涅想避免发生任何的挑衅性事件。尽管如此，拿破仑在尼德兰的经历还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梅特涅注意到，皇帝旅行回来后，对尼德兰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政策，一个经过考验的、受民众爱戴的、负责内政事务的官员被解职，警察又掌握在了萨瓦里将军手中。同时他还想更进一步实行“尼德兰人与法国人同化”的措施。在不计其数的会谈中，梅特涅当着拿破仑的面，对为哈布斯堡皇朝效力的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了抗争，甚至争取到了将贝勒加尔德（Bellegarde）麾下的前军官卢梭将军（General Rousseau）从法国的监狱中释放出来。此外，他还在拿破仑那里争取到，使那些“过去在奥地利属尼德兰领取军饷的军官，不再受到没收财产的威胁”。[295]在与皇帝夫妇共同旅行的过程中，他就这样过着如同在两个世界里的生活：一个是回忆着曾经属于哈布斯堡皇朝的比利时的世界，一个是现实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生活着被压迫的、由于大陆封锁政策而为自己的民族和自治所担忧的、被紧紧束缚的人民。
骗人的希望
尽管内心存在对拿破仑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要求无可争辩的反感，梅特涅还是仔细地观察着玛丽-路易莎与拿破仑之间关系的发展。他向弗朗茨皇帝描绘这位深深地陷入情网的帝王时说道：拿破仑会从新娘的眼神中看出她的任何一个愿望，而且无论什么代价，都会满足她。拿破仑声称，从现在起，他才真正地开始了生活。梅特涅注意到，拿破仑“整天梦想着的，只是他所继承皇位的正当合法性”。[296]正因如此，同样重要的是，皇帝一家人对娶玛丽-路易莎为皇后，至少是经过极其认真的权衡和掂量的，尽管拿破仑的三个妹妹内心极其痛苦和不情愿，也不得不为年轻的女大公爵，同时又是新娘子拖曳着婚纱裙摆走向婚礼的圣坛。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亚甚至在玛丽-路易莎面前感动得泪水涟涟、痛哭流涕，而年轻的皇后则成功地在法国宫廷礼仪的平台上熠熠生辉。拿破仑赞赏她的温顺和举止适度有分寸；而她则相反，相信自己已经很好地了解了自己的丈夫，以至于她在梅特涅面前透露：“我在拿破仑面前根本不感到害怕，但是我开始觉得，他害怕我。”[297]就像梅特涅后来所认识到的，他明白了，想通过玛丽-路易莎去操控拿破仑，是他在希望中的一次迷失，他错了。但是当时，关于拿破仑他是这么写的：“比起其他许多人，他或许还有更多的弱点，如果皇后能够像她现在已经开始看到的可能性一样，利用他的弱点，并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么她就可以为她自己，也为全欧洲立下丰功伟绩。”[298]
在巴黎逗留的时候，当梅特涅熟悉了波拿巴家族的核心圈子，并在此期间有机会连续多日见到拿破仑，那么这位皇帝与他彻夜长谈，有时甚至聊到次日凌晨4点，并向他详细讲述自己一生经历中的各种细节，也就不足为奇了。梅特涅认为这些信息“从某种历史角度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将它们记录下来，想在以后向弗朗茨皇帝作一次口头禀报。从这些信息中，梅特涅也获得了未来起草对付拿破仑心理战计划的知识。[299]
梅特涅的奏折在弗朗茨皇帝那里起到的作用是矛盾的，这些矛盾反映在，他在他的这位大臣发自巴黎的奏折的边眉上作了详细的御批。皇帝御批通常惜墨如金，鲜有过多用词。而一旦他这样做时，那肯定是遇到了特殊的事件或是有使他放心不下的事情。对梅特涅热情洋溢地描写有关玛丽-路易莎在巴黎宫廷中受到的热情接待云云，弗朗茨皇帝的批示让这位大臣明晰，这些消息对于皇帝来说，的确是“真正的慰藉”——但批示中表露的对和平协议不尽如人意的想法，也同时让这位大臣陷入了沮丧：皇帝还想着蒂罗尔和其他没能留在帝国之内的臣民，他还希望取消对曾经为他——皇帝——效劳过的人没收财产、处以死刑和其他判决的惩罚，并于最后交还关在法国及莱茵邦联各邦的、被俘的奥地利军官和士兵。所有这一切，一次性地说明，为什么这位奥地利的统治者同意与几乎是万能的拿破仑皇朝的家族联姻。
在巴黎的谈判过程中，梅特涅也始终想着自己的祖产。因为他也希望，在拿破仑还处在蜜月情结（Honeymoon-Stimmung）时，展开与拿破仑的秘密谈话能说动他撤销在开战后莱茵邦联各邦对服务于奥地利之人进行的财产抄没。梅特涅已经安排他的夫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与拿破仑的继女奥坦丝，或者甚至与拿破仑本人谈一谈奥克森豪森。在梅特涅的《遗存的文件》中，他的儿子理查德将有关这一话题的线索，基本上都掩盖起来。而撤销没收财产一事，对大臣本人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将有关此事的谈判方案，都存入了藏有所有财务损失文件的家族档案中。[300]实际上，他也的确与尚帕尼谈成了一项有关此事的协议，并作为《申布伦和约》的补充文件，于1810年8月30日生效。[301]此时此刻，在维也纳宫廷里，梅特涅家族已然不可小觑：通过拿破仑的关系，儿子克莱门斯将本家族位于符腾堡的财产，经过谈判要了回来，而他父亲作为国务大臣，将协议呈请皇帝诏准，皇帝则御笔亲批，准奏。[302]
梅特涅在巴黎逗留的深刻意图
与拿破仑本人以及与尚帕尼的所有谈判，都是在个人感情上的和解妥协与具体事务上铁一般的强硬态度之间，来回摇摆，以至于让梅特涅对法国皇帝与哈布斯堡皇朝之间的联姻，在短期内没有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感到了极度的失望。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将巴黎之行称作“我的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目的在于发现和了解法国皇帝各种动机的痕迹”。[303]这个解释立马遭到了质疑，被认为他是想在事后为解决现实日常问题时完全失败了的计划，赋予一个更崇高的意义。因此，将梅特涅自己的说法从当时现实的时局中找出来，就显得更加重要。
梅特涅在那个时候就坚信，通过他在巴黎的逗留，“可以同时找到对于未来发展形势意义重大的启发”。他得到的印象是，他在巴黎的时光，正逢欧洲大国之间相互关系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的时刻。他在离开巴黎之前曾断言，他“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因如此从而也更容易使自己丧失名誉的尴尬境地”。说这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些正在维也纳等候着他的批评者，其中个别来自皇帝家族核心圈子里的人，更愿意看到他因此而倒台。所以，他在弗朗茨皇帝面前强调了此行的主要意图，因为他不在期间，皇帝始终被对梅特涅的批评意见所困扰，特别是来自皇后卢多维卡方面的批评。梅特涅固执地坚持他巴黎之行的价值和重要性，认为：“我的观点……主要集中于调研拿破仑可能确定的、近期和远期的意图和打算，而且我肯定，在不会让任何一个对未来的最高目标采取行动的派别造成名誉损失的情况下，能够达此目的。”[304]
在抵达巴黎后不久，梅特涅就当面向拿破仑表明，他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在玛丽-路易莎“适应”法国生活的初期来作陪；而他原本的意图要比此事广阔得多，即“要为我在遥远未来的政治态度找到一条准绳”。[305]拿破仑回答道，这也完全符合他本人的希望，梅特涅的意图会在“几个星期内”得到满足。但是，梅特涅说到，他也敏感地注意着，他的国际政策的指南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核心内容——不能受到损害，即“行动的自由”，这种行动自由“在与征服者的各种紧密联系中只能受到限制”。[306]
“欧洲的未来蒙着一层面纱，我要把它揭开”，梅特涅写道。可是，当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推迟返程时间，他到底在等待什么样的启发性认识呢？答案就在1810年9月20日梅特涅与拿破仑于圣克劳德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到目前为止，这次谈话对于他作为一名大臣直到1815年的政治行动的意义，一直没有被认识到。人们甚至可以将这次谈话的深远影响，与1813年6月在德累斯顿进行的争论相媲美。1810年9月，梅特涅深刻地看穿了拿破仑执政的前提条件和原则，这使他知道了在对付法国时，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冒风险地、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直到1813年夏天奥地利改换门庭，投靠到节节胜利的反拿破仑同盟成为可能。这次谈话对梅特涅有多么重要，在他的回忆录中完全透露出来。他一改通常的写作风格，没有以回忆的方式描述当时的谈话，而是将记录的原话直接添加到行文中，而这些记录，都是他在谈话后根据最清醒的记忆，立即追记完成的。[307]这就使得这段文字非同寻常地更加可信，因为这段文字以此种方式再现了梅特涅当时的判断视野。谈话的特殊意义也可以从拿破仑（对梅特涅）的绝对式的命令中解读出来：拿破仑说，他所有涉及未来的考虑、推断和算计必须要“绝对保密”，除了弗朗茨皇帝可以知道以外，就连尚帕尼也不清楚。拿破仑说，对于他来讲重要的是，要为奥地利外交大臣“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最具决定性的意义是，拿破仑的所有考虑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与俄国将不免一战。本来，自1807年签署《提尔西特和约》，以及1808年在埃尔福特举行辉煌的会晤以来，他与俄国就处于一种结盟关系之中，他还将沙皇宣为“自己的兄弟”。而与哈布斯堡皇朝的联姻，的的确确改变了他的地缘政治视角。但是，圣彼得堡选亲求婚失败一事，只占拿破仑感觉到的、日益紧张的法国与沙俄之间关系的很小一部分，他与梅特涅当面谈到了这种关系。再加上，拿破仑的元帅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成了瑞典的王位继承人，法国就此侵犯了沙皇俄国的利益范围。同样的事情还有，拿破仑倾向于在俄国边境建立一个强大的波兰王国。但是，梅特涅认识到，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始终不断要求进行的贸易禁运”，即大陆封锁，它日益损害着俄国的贸易。三个方面的话题突出了这次的谈话印象：战争的目的，解散（与俄国的）同盟，以及战争到底是否真的已经迫在眉睫。
如果一旦开战，拿破仑将波兰国王突出列为“一个伟大的和强势的盟友”，梅特涅则在此次谈话中发现，现存的华沙公国因此而获得了一个新名称，当然是以将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扩充进去为代价的。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从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他自1807年起，就一元化地同时兼任公国的元首。作为补偿，法国皇帝提出将物产丰富的，同时地位也很重要的伊利里亚行省归还给奥地利。相反，他说，如果奥地利坚持不放弃加利西亚，那它就得站到俄国的一边。
假设战争一旦开打，拿破仑直截了当地向梅特涅提出一个问题：“您（奥地利）将扮演什么角色？”被提问的人指出，他仅仅作为一个大臣，没有资格对此事作出评判；而且，从他的嘴中说出的一切话语，应该理解为“是从一个世界主义者口中说出的话”，也就是说，是一种完全抛开任何国家利益至上意义上的表达，从而巧妙摆脱了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困境。后来梅特涅才弄明白，拿破仑提出的、保证给奥地利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在重新看了他的手写记录后，梅特涅才又将拿破仑的保证作了补充：“我并不渴望你们积极参与，因为我已经作出决定，不再与人结盟。我对1809年所作的尝试（与俄国结盟，要求其站在法国一边，积极勇敢地去战斗）已经受够了。如果当时我单打独斗，那么，给您展现的战争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从未过多地指望俄国人会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们却占据了5～6万法国人的位置，这些位置如果给你们，就不会像俄国人一样，而会准备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308]尽管后来拿破仑还是要求奥地利出兵30000人，但是梅特涅就此已经知道，在拿破仑的眼里，这点儿兵源对战争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事先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梅特涅据此就可以进行估计，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迎合拿破仑的战争计划。
但是，对于梅特涅来说，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认识却在于，对战争的假设已然变成了一个可以预计的事实：“我将出于超乎人类能力之外的原因与俄国开战，因为这些原因存在于事情本身的特殊性之中。这一时刻马上［！］就会来临……因为反目成仇已经不可避免。”[309]梅特涅从拿破仑的口中听出了他的顾问拉博德在1810年2月联姻时曾预言过的事情：法国将“在5～6个月之内，与俄国冷却关系，在不到18个月之内，与它开战”。[310]第一个预言言中了，因为1810年9月，拿破仑的决定已趋成熟，与俄国的一战已不可避免。
在圣克劳德进行了这次值得纪念的谈话之后，梅特涅终于可以确定，“已经吸收了足够充分的光线。我在巴黎逗留的目的已经达到”。[311]四天之后，9月24日，他觐见拿破仑辞行告别。谈话时，拿破仑对他的新岳父进行了令人生疑的恭维，这种恭维将门当户对和等级相当强加在了他的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并将他自己装扮成高于欧洲各种名位的、高高在上的人主：“假如我明天将我的哪位弟弟安放在奥地利的皇位上，那么，他在那里将不会像一位正在其位的诸侯那样，对我唯命是从。”[312]拿破仑回顾梅特涅在巴黎的停留，评价其是一流的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此事对他来讲非常具有宣传意义，他愿意公开宣传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要好。因此，他委托尚帕尼，让《箴言报》报道一下梅特涅在离开法国时，法兰西皇帝送给了他什么礼物——一张哥白林双面织花壁毯（Gobelin）、一尊皇帝本人的大理石半身像，以及一套赛夫勒瓷器餐具（Service aus Sèvres-Porzellan）。[313]利涅侯爵（Fürst von Ligne）以嘲讽的腔调评论道：“餐具为此效劳（Service pour le Service）。”
而对于梅特涅来说，最重要的结论是：在国际力量的角逐中，奥地利的态度又受到了重视，因为了解哈布斯堡皇朝在 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中，是站在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一边，对拿破仑来讲，已经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外交大臣梅特涅在9月的最后几天启程返回，并于10月10日重新回到了维也纳。[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