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没进行国家改革，只有体制危机：梅特涅对抗科罗福拉特

梅特涅对国务会议的改革（1836年10月31日）：一个“总理”？

毫无疑问，在皇帝死后，梅特涅想利用其在国务会议中的地位，以达到运用遗嘱的合法性在中央对整个皇朝进行一次彻底改革的目的，并且在内政管理上取得领导权。为此，他于1836年秋制订了一项改革计划。在国务首相如何在帝国的顶层改革政府这个问题上，西尔比克非同寻常地深入研究了维也纳和普拉斯的历史遗留文献，而且得到的是关于梅特涅非常正面的形象结论，这与其之前囿于回忆书籍和文章中所获得的印象而作出的对梅特涅形象的描写，迥然不同。他对梅特涅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式的内容”以及绝对明确和合乎逻辑的评价。[34]在他看来，此处的梅特涅已不再是一个精力充沛、浮于表面的空想家了。

国务首相想要改革这个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到目前为止，宫廷各事务署之间均不加协调，而是直接将它们成文的奏折呈送最高统治者。这样一来，在互相竞争的项目上，就会出现梅特涅所称的“阴谋诡计”的私货，而他要铲除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当前出现的特殊情况，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想法。[35]科罗福拉特一再抱怨他的身体受到了损害，因此，1836年9月他决定回到自己位于波西米亚的领地休 养六个月。梅特涅得知，由于皇朝这位负责财政、新闻检查、警察事务和内政的最重要的人不在职，或者只能偶尔工作，使得正常的日常业务此时以及后来一再受到阻碍，因此，他试图引进一个减少科罗福拉特负担的，并且同时使顶层的运作模式更为合理和高效的解决办法。当然，他绝非想压过这位同事，或者在谋略上挫败他。科罗福拉特也已明确声明，他没有想参与进来的意思，而是将一切都交付给国务首相和路德维希大公爵来处置。

于是，梅特涅真的于1836年9月30日提出了一份重磅建议，并且是以备忘录的形式解释了他全部的改革方案。[36]然后，他召集了两个讨论此事的会议。会议分别于10月6日和10月28日召开，由路德维希大公爵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弗朗茨·卡尔、各会议大臣、各事务署总管以及梅特涅。梅特涅以历史性的眼光开创了自考尼茨时代以来的新局面，他所提出的建议模式受到各方欢迎，经过一些小的修改后，于1836年10月31日经斐迪南皇帝“亲笔圣裁”，确认为合法，并实际生效。

改革要求将管理和统治严格区分开来，并建议设立两个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将顶层最具决定性的机构确定为“国务会议（Staatskonferenz）”，由它来最终对各大臣和各事务署总管上呈的奏折请示，以及对宫廷各机构之间的争议事项，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最具关键性意义的是将梅特涅安排为“国务会议主席”这样一个事实，并且只有大臣和行政管理官员（总管）可作为成员列席会议。如果仔细读一下方案，就会发现，作为诸侯的成员却没有被提及。通过这种方式，政府部门变为从皇朝的干涉和利益之中被解放出来的行政机构，皇室成员在一定程度上退居到了二线，但是他们也同意了。通过这样一种建构，梅特涅本可以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上——赢得影响，并且具有发言权，在国务会议上他本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就如同具有弗朗茨皇帝在奏折上御批一样的分量。

梅特涅 有更深层的理由主张将所有的事务集中于一人之手，这个人在弗朗茨皇帝去世之前就是君主本人。并非是个人的虚荣心促使他这样做，而是像他所说，由于哈布斯堡皇朝具有的特殊性，使得这样做成为必要，这种特殊性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有别于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特殊性源于“哈布斯堡皇朝由在语言、习俗、状态和历史起源上等相互分离的部分组成”。帝国的统一只能通过“各个部分融合到摄政者（君主）一人身上才能产生”。[37]

由于先帝的遗嘱一句话也未提到科罗福拉特，梅特涅就处于了一种超乎其他人之上的地位。但是三驾马车已经准备接受科罗福拉特的抗议，将其作为第四名正式成员纳入领导班子。对此梅特涅不以为然，他倒不是要搞阴谋，而是认为，这迎合了科罗福拉特由于其糟糕的身体状况而自称只能从事有限的工作的说辞。

为这个政府机构还配备了一个作为纯粹的管理机构的国务议事会（Staatsrat）。所有国务和会议大臣以及他们的下属，都属于国务议事会，科罗福拉特也在其中，如此一来，他就不参加国务会议的定期会议了。梅特涅也同样出任这个机构的主席，这样，科罗福拉特就在双重意义上被置于梅特涅之下：无论是对于国务会议而言，还是对于国务议事会而言。此外，与国务会议这个行政机构有方针政策决定权相反，国务议事会只有议政顾问权。事实上，梅特涅已经在内政上挫败了他的对立面，并且一举剥夺了这个令人讨厌的反对派的权力，这个反对派顽固地反对他增加军费开支以加强军队，或者为了经济自由发展而作出经济牺牲的要求。

在斐迪南皇帝正式诏准改革方案之后，梅特涅甚至将其组建新中央机构的事，以及他在新机构中地位的消息捅给了舆论界，目的是以这种做法，让这个决定板上钉钉。这个消息在整个德意志邦联范围内正式公布，其中这样说道：“奥地利皇朝正处于内政与外交政策不能轻易分开的情况中，就更有必要由一位大工匠按照君主的旨意，来 引导整体的运作，梅特涅侯爵在各个时期都证明了，是他而不是别人掌握了此事真正的高超技能。”[38]在与奥地利进行贸易和往来的过程中，许多新的、实质性的便利化举措，让人们已经看到了新制度的初步成果。

显而易见的是，两位“领袖人物”之间的对立，在下述问题上更加尖锐起来：科罗福拉特想要节省开支，要将国家预算从赤字中解放出来。为此目的，很多其他部门也包括军队，出于经费原因必须裁减。偏偏在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他第一次成功地取得了预算平衡，虽然运用了一些计算上的技巧。[39]皇帝对此简直是兴奋异常，将对这位大臣的信任和好感程度向上提高了一大截。然而恰恰在这个国际局势紧张的关键时刻削减军备预算，无疑会大大削弱梅特涅在欧洲的影响，因为军事干涉和部队调动都需要大量花钱。即使他不倾向于远征，他也需要军队的战斗力，目的是作为一个大国在大国协调中能够立住脚。

科罗福拉特的小型政变（1836年12月12日）：梅特涅的解职

当科罗福拉特拿到已成定案的新体制方案时，马上就看出来，他的地位和作用被大为减弱了。尽管如此，他改变主意的心路历程演变也很难在事后重新追溯。他以最快的时间迅速返回了维也纳。现在发生的事，可以用小型政变来形容，因为这位内政和财政大臣耍尽手腕，以便推翻这个合法产生的决定，尤其是其核心内容，即行政管理改革，他甚至不惜动用了诽谤的手段。在他与梅特涅之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权力较量。对于理解最高层的政治分量和力量转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科罗福拉特成功地将约翰大公爵，以及通过约翰大公爵将皇室家族的大部分成员争取过来，反对梅特涅。

破冰之举是约翰大公爵做的。西尔比克将幕后的这一过程逐分逐秒地记录下来，他通过摘录约翰大公爵的日记，使他的描述具有了原始资料的价值，因为恰恰是1836年这一部分的日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被毁，而没有西尔 比克的这些信息，也就无法再还原当时幕后出现的那些翻江倒海的宫斗剧情。搞清这里建立起来的战线，具有多重意义：它解释了自此开始的制度瘫痪，并且让梅特涅的角色出现在一束新的光照之中。这一次，科罗福拉特辞职的威胁也起了作用，如果他辞职，在公众舆论面前就会取得丑闻般的爆炸性效果，因为这样一来，高层的危机就会曝光在公众舆论面前。

科罗福拉特片面地向约翰通报了有关情况，[40]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在“斐迪南体制”下一再重复的状况，而且这种状况说明了为什么皇朝陷入了保守主义，因为科罗福拉特成功地获得了先帝的弟弟约翰大公爵的信任。约翰大公爵从他在施蒂利亚的流放地回来了，恰恰是梅特涅将他放逐到那里的。科罗福拉特阴险地玩了一回两面派游戏，他滥用了约翰大公爵对他所给予的信任，在大公爵面前散布诋毁梅特涅，约翰大公爵当然非常愿意相信这些看法，并且继续向外散布。毕竟他认识的梅特涅是一个在1813年破坏了他的——约翰的——崇高兴趣和计划，并将他开除出局的人。约翰指控梅特涅受到了“罗斯柴尔德犹太集团”的支持。[41]在进行这一切活动时，科罗福拉特有计划、有步骤地致力于将梅特涅形容成一个反动分子，而将他自己吹嘘成一个自由派，从而捞取好处。

比如，国务首相重新允许耶稣会活动的本意，是出于与天主教会进入一种和谐关系的动机，他并非是因为年事高了，变得更加虔诚，而是因为他看到，皇权与神权的和谐相处会促进内部的和平，他想要皇朝超然于文化政治斗争之外，这种斗争，就如同后来腓特烈·威廉三世于1837年在普鲁士挑起的那种争端一样，当时这位国王与天主教神父们在“异教通婚争论”中吵得不可开交。梅特涅在世界观上原本是自由派，而在宗教信仰上则是态度冷淡、漠不关心的人，科罗福拉特则告发说他是教权主义者或者是教皇至上主义者。无论在哪个领域里，只要是梅特涅提出改革建议，如1840年代在匈牙利问题上、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科氏均会以其在内政和财政上的权力相阻挠或者相封杀，然后再指责这位国务首相在推行一种保守的政策。总而言之，他在约翰大公爵以及在一部分智能低下、决定意志受限的大公爵那里，制造起反梅特涅的氛围。

他用这种方式聚集了反对国务首相的多数派，约翰则成为皇室中最强有力的反对者，他反对“大臣会议政府”，这意思就是说，反对由梅特涅来担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反对改变父系亲属制。[42]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要一个宫相”——宫相（Majordomus）是墨洛温王朝中宫廷最高官员的专用名词。一想到是由梅特涅而不是由皇室成员来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他的心中就感到有辱于皇朝的名誉。西尔比克重新追溯了约翰大公爵的活动圈子，他与路德维希大公爵和弗朗茨·卡尔大公爵商谈，与弗朗茨·卡尔的夫人索菲、与皇太后、与卡尔姆-马梯尼茨商谈，当然作为最后的高潮，也与国务首相梅特涅交换意见。

他抨击梅特涅“仿佛要当总统”，说“梅特涅想要回到墨洛温王朝，并且想成为当代的丕平”。简而言之，他给愤怒异常的梅特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后者不得不让步，并且同意按照科罗福拉特的意思改写了会议制度。就这样，科氏推翻了内部行政管理顶层的重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已经由主持国务会议的路德维希大公爵和斐迪南皇帝签署，从而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力。由于科罗福拉特和宫廷党在背后捣鬼，路德维希最后被吓了回去，并撤回了他的签字。

对梅特涅改革方案取而代之的，是1836年12月12日的修正案。斐迪南皇帝以“皇帝手谕”颁旨，而这个手谕是事先由科罗福拉特口授写下的，他委托路德维希大公爵按照皇帝具有法律效力的旨意（“因为是朕的旨意……”）改组国务会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规章，[43]在形式上，皇帝亲自出任主席，路德维希大公爵和弗朗茨·卡尔大公爵参加，此外还有梅特涅和科罗福拉特。国务和会议大臣、各部门主理、国务顾问、宫廷各事务署总管等，视不同情况可分别受邀前来出席会议。

与这个新的规章相伴而来的，还有一份同一天为科罗福拉特量身定制的皇帝手谕，那才是真正的轰动事件——一次小型政变。[44]按照最原始的方案，梅特涅本应是两个机构的领导，所有的事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要经过他的手。而现在则决定，财政、内政和最高警务只经过科罗福拉特，由他来决定哪些事务可以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并因此绕过梅特涅，直接提交给了实际的国务会议主席路德维希大公爵。科罗福拉特则可以对任何事务发表意见并作出决定，而梅特涅的权限只限于外交。科罗福拉特背叛了先帝弗朗茨遗嘱中的意愿。

如果说，在此之前谈论“梅特涅体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现在——自1836年12月开始——再去说什么“梅特涅体制”就恰恰会成为一幅讽刺画了。梅特涅在他的改革中，要求改掉文牍主义的行政办公做法，进而要引进每周召开例会的制度，他想要在一个机构中，通过直接的意见交流来扫清弊端，比如单独行动、因相互竞争而玩弄阴谋诡计、背后的小动作等，当然也要排除办事拖拉的现象。然而现在，再也谈不上定期会议以及当面讨论的可能性了，以至于科罗福拉特的让人捉摸不定的办事风格，以及揣测他要干什么事的斟酌判断，变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而且事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中断工作返回波西米亚。科罗福拉特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国务会议瘫痪，或者让某些事务久拖不决，这就是导致哈布斯堡皇朝政府体系无可争议的瘫痪的根本症结。这种停滞的深层次原因，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解释。

梅特涅立即感觉到了后果。他发现，有关内政问题的文件再也不向他这里呈送了，于是他向科罗福拉特抱怨，后者冷淡地回答说：“您说对了。”科氏对梅特涅说，您已经不再是国务会议主席了，并且您自己也同意委托路德维希大公爵来担任此职，科罗福拉特自然将所有的文件都送往大公爵处，并由主席来决定国务会议应该讨论哪些问题。

由于已经向公众舆论宣布了由梅特涅来任国务会议主席，这次政变就意味着是在出梅特涅的洋相和对其进行羞辱，而欧洲各宫廷当然也都会注意到这一点。比如在法 国，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是，科罗福拉特回归维也纳内阁是用重要的条件换取的，这些条件加强了他相对于梅特涅的影响和地位。[45]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研究，只是将这两位大臣之间的争论评价为内部的权力之争，事实上，这远远不够，因为欧洲方面将科罗福拉特以其政变造成的权力转移，解读为奥地利政治的划时代停顿。巴黎《商业日报》（Journal du Commerce）评论道：“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都看到了梅特涅先生的精力和活力‘业已瘫痪（étaient paralysées）’；他可能准备将职位让位给侯爵［！］科罗福拉特的传言，在到处传播。”[46]12月底，这些谣言被澄清了，但是梅特涅的地位从根本上遭到极大削弱的说法却没有消失。[47]当然，这张报纸也报道说，梅特涅对内阁中最内部的秘密被曝光给公众舆论极为恼火，称他们为斯拉夫式的“科罗福拉特党（parti Kollowrat）”。人们也从是向俄国靠拢（科罗福拉特），还是疏远俄国（梅特涅）的角度对此加以解读，也就是说，赋予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国际的维度。

哈布斯堡皇朝在商业和贸易问题上的政府精英、思维敏锐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屈贝克，立马就明白了这次搅局对于科罗福拉特意味着什么。这位后来官至宫廷财务署总管的屈贝克写到科罗福拉特时说：“从影响上看，他是国务会议的最高首脑，是金钱权力的主人，是所有国家公职人员的招聘以及他们命运（通过警察）的主人，是整个奸党的主人，并且由于这种地位，从而在会议中也是决定性的发言人。”[48]卡尔姆-马梯尼茨甚至说，这完全是“一种内阁大臣部门的专制主义”。[49]屈贝克称科罗福拉特于内政方面大权在握，完全说到了点子上，并没有任何的夸张。

在评价梅特涅被误认为所谓的全面掌权之时，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科罗福拉特自他于1826年被任命以来，一直负责整个皇朝的警务、书报检查、经济、财政包括国家预算以及人事方面的事务，后一项是因为如果某些职位需要聘用人员，就需涉及财政预算，因而所有涉及金钱支出的事务，他都有参与决定权。无论是想要增加一个为梅特涅在办公楼之间跑腿送文件的差役，还是由于维也纳昂贵的租金要为弗里德里希·根茨增加住房补贴，都要向他详细地说明理由。如 果谁要控诉哈布斯堡皇朝的新闻书报检查制度，那么将梅特涅作为控诉对象则彻底的错了——至少自1826年以来是错误的，因为主管此事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罗福拉特和赛德尼茨基。曾经受到新闻书报检查的弗朗茨·格里尔帕策感觉到了这种区别，1848年在回顾这段情况时他写道：“梅特涅侯爵从家道家风上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精神丰富的人，在其人生第一阶段又是漫不经心的人，而其整个人生却由他的渴望与追求（从这两个词最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所决定。在弗朗茨皇帝执政时期，梅氏最为坚定地谴责其君主的收紧措施；在他所信任熟悉的人面前，则讽刺奥地利国家心胸狭窄的小家子气本质；而对拜伦勋爵以及类似精神领袖的崇拜则清楚地表明，他那天生的人性，与使人失去人的天性尊严的做法，是如此的格格不入。”[50]

在屈贝克的说法中，还隐藏着两个方面的情况，它们已清楚地表明，科罗福拉特无法被撼动的权力地位究竟根植于何处：在渗透于全皇朝的波西米亚贵族院外集团的影响之中，以及在皇朝的家族权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