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多亏了马赛主教（Bishop of Marseilles）送来了两台断头台，教宗国可以再次用比较有尊严的方式执行死刑了。1851年，官员们把其中一台从一个城镇送到了另一个城镇，在每个地方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斩断那些在宗教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人。[1]

三年后，经过漫长的审判，有8个人在佩莱格里诺·罗西的刺杀案中被判有罪。其中，40岁的罗马人鲁伊吉·格兰多尼（Luigi Grandoni）和28岁的雕塑家桑特·科斯坦提尼（Sante Costantini）被判处死刑，格兰多尼实际上和此案根本无关，他在等待行刑的时候在监狱里自杀了。1854年7月22日，科斯坦提尼仍旧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但还是被送往了刑场。一名神甫、一位修士，以及一个给这样的行刑提供协助的宗教团体成员陪他一同前往刑场。他们向着真理之口的方向走去，这里的广场是罗马的三个砍头场所之一。在看到人群中有一些朋友正在好奇是谁在被押往刑场时，科斯坦提尼大喊道：“他们是送我到刑场去！”他果断拒绝了所有的认罪请求和完成临终祈祷仪式的要求，科斯坦提尼说他已经受够了在地牢里的折磨，他只想要快点死个痛快。宗教团体领袖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下午6点15分，病人[2]被送到了断头台上。在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在鼓声响起时大声地喊了一句“共和国万岁！”这个被判有罪的人在最后关头还拒绝忏悔，他得到了道德的惩罚。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应受谴责的参与叛乱的罪人，在被送上断头台时都做出了这种邪恶的轻蔑之举。[3]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头不断地滚进了断头台上的桶里。三年后在同一地点，安东尼奥·德·菲利斯（Antonio de Felice）也被砍了头。这位35岁的制帽工匠在梵蒂冈的台阶上用一个小干草耙子挥向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但是枢机主教的随从们在构成伤害之前先把他制伏了。他最后的勇敢举动是在上断头台之前亲吻了刽子手，然后自己把头放在了刀刃下。[4]

在菲利斯被处死的两个星期以后，革命派的博物学家夏尔·波拿巴亲王死在了巴黎。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光时刻中享受到众人瞩目的光环后，他在晦暗中痛苦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信仰天主教的妻子抛下他一个人留在了意大利，他已是千疮百孔的落难之徒，只能仰赖亲戚路易-拿破仑的怜悯，正是这位堂弟的军队造成了他的悲哀结局。[5]

罗马的犹太人虽然希望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对教宗的恳求那里得到帮助，但在经历了短暂的解放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再度被限制在了作为对他们的嘲讽和欺辱的犹太聚居区里过着贫穷的生活。最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孩子可能会从身边被带走的恐惧里，在教会的律法之下，如果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想要让犹太儿童受洗的话，这个小孩就会被从犹太家庭带出来，进而按照天主教徒的方式长大成人。[6]

法国军队在整整十年间都留在了罗马，以便保护教宗免受他难以驾驭的臣民的伤害。法国人继续劝说庇护九世，希望由世俗信徒来顶替政府和法庭中的圣职，但是教宗不为所动。

教宗的现世王国将不会持续很久了。1859年，已成为拿破仑三世皇帝（Emperor Napoleon III）的路易-拿破仑，满怀着胆魄和卡洛·阿尔贝托的儿子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国王（King Victor Emmanuel II）一起，想要为后者的父亲在十年前遭遇的耻辱性溃败复仇，法国和撒丁尼亚王国的军队于是合力向奥地利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们的目标是将奥地利驱逐出意大利半岛。在奥军的撤退过程中，教宗国内奥占省份的人民扯下了教宗国国旗，并驱逐了以教宗的名义施行统治的圣职。意大利独立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新近获得解放的教宗国的爱国者们组织了一场加入正在扩张的萨伏依王朝的公投。维克多·艾曼努尔并没有意愿让意大利半岛的南部领土加入到自己的王国中，但是无处不在的加里波第军团却强逼他这么做，他们带了1000名武装志愿者跨海来到西西里，随后北上，闯进了那不勒斯王国。1860年底，24岁的弗朗切斯科二世（Francis II）逃离了他的都城——他在一年前继任了驾崩的费尔南多二世国王的王位。弗朗切斯科二世决定把加埃塔的堡垒当作他的最后据点，在他的童年时期，他曾常常跟着家人来这里拜访教宗。经过了一场血腥的围城战后，他于1861年初宣布投降。一年后，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统治下的意大利王国（Kingdom of Italy）宣告成立，其领土囊括了意大利半岛除威尼斯和罗马及其周边地区以外的剩余区域。威尼斯仍旧处于奥地利之手，教宗则仰赖于法国对天主教的情感以及法军的持续驻扎，仍然统治着基督教世界的首都。

在意大利国王提出的协商请求遭到断然拒绝后，1860年1月，庇护九世下达了教宗训谕，要求教宗国能保持“纯洁并能够从损伤中恢复过来”。在将参与教宗国叛乱的人们绝罚之后，庇护九世声称他信赖上帝将不会让这种令人愤怒的情形持续很久。毕竟，在十多年前，教宗的失败已被证明只是暂时现象，意大利的爱国者们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法国承诺让教宗的统治在永恒之城延续下去，他们将军队驻留在罗马，并和意大利国王达成了不要干涉罗马的协议。让庇护九世能得到些许安慰的是，欧洲大陆强国中没有任何一国乐于见到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意大利。教宗和安东内利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时间上，他们希望时间能让教宗理所当然的统治可以迅速恢复。到了1865年初，英国公使从罗马发回报告说：“像教宗一样，安东内利也希望欧洲战争会再次为教廷扫除困难！”[7]

庇护九世再度被困扰在作为最高宗座的失败感中，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失去教宗国的大部分领土了。他的脾气再次和他的善良本性产生了冲突。他在1866年初这样询问英国公使：“英国是怎么做到吊死2000个黑人来镇压牙买加的起义却能得到别人的普遍赞赏的？为什么我就算在教宗国里吊死一个人都会激起全世界的谴责？”

公使回忆说：“圣父大人这时候暴发出了笑声，并且举着他的一根手指重复了好几遍刚才说过的话，这让一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8]

对于爱国者来说，没有罗马的意大利就不是真正的意大利，因此，国王面临着要取得罗马的强大压力。他不愿意对永恒之城先动手然后激起和法国的战争，于是国王秘密地输送资金试图促成一场“自发的”人民起义，从而获得介入的正当性。让国王沮丧的是，罗马市民已经太常目睹断头台上的杰作了，他们都不愿意自己的脖子伸出去。

1868年3月，英国公使再次和教宗见了面。法国在不久前重新加固了他们在罗马的防御工事，另外有来自法国、爱尔兰、德意志，甚至远至加拿大的大量天主教志愿者涌入罗马加入教宗国军队，受到了这样的刺激和鼓舞，教宗越发感到自信。以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教宗眉开眼笑地告诉英国公使，他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军队。[9]

宗座也完全地利用起了他的精神武器。1864年12月，他发布了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教宗训谕之一，题为《谴责当前的谬误》（Quranta cura），并且还附上了一份错误的摘要。他警告说，没有天主教徒会相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或是宗教信仰自由。天主教徒必须要相信的是由教宗一人来统治国家。所有的天主教徒，他宣布，都应该要拒绝“罗马宗座可以，而且应该顺应改革、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的观点。[10]

美国诗人亨利·沃茲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在1869年初造访罗马时发现，这是一座“遭到围困”又“消沉”的城市。“在阴雨连绵的晦暗日子里向窗外望去，”他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看着满是泥泞的街道和长满青苔的屋顶，薄薄的湿气就像是幕布一样盖住下面的城市，罗马看起来如同顶着草冠的李尔王一样步履蹒跚。”最让朗费罗感到惊讶的是距离自己第一次造访罗马已经过去40年了，但这座城市居然几乎没有改变。他在见面时将这一印象告诉了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是的，感谢上帝！”安东内利回答，他停顿了一下，并用手捏了捏鼻子。[11]

几个月后，罗马见证了这座城市350年来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教宗把全世界的主教、枢机主教及教团的领袖召集到圣彼得大教堂召开梵蒂冈会议（Vatican Council）。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引出的无神论势力正在攻击基督教的永恒真理。政教分离原则正在被欧洲各国的新宪法所接受，而与之相伴相生的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证也直接违反了教会的教义。庇护九世想要让全世界看到，他拥有教会的完全支持来打赢这场反对现代异端邪说的战斗。他还有第二个目标，就是渴望用这种史无前例的举动，正式宣布“教宗永无谬论（papalinfallibility）”，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位置。他在会议的公开致辞中解释说：“宗教是不可以变的；宗教不是一种思想，而是真理。真理是不会变化的。”[12]

1869年12月8日，774名主教和几百名教会的要人涌进了罗马，他们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会议的开幕仪式。从当日早7点，教堂就已被挤得水泄不通了，许多外国人都来到这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在单独划分出的一个区域中，坐着欧洲不同国家的君主，其中包括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13]、被推翻了的那不勒斯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被推翻了的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和被推翻了的帕尔马公爵。教宗国军队总指挥坎斯勒将军（General Kanzler）和保护罗马的法国远征军总指挥杜芒将军（General Du Mont）则坐在了特殊的荣誉席位上。

庇护九世已经下定决心用宣布“教宗永无谬论”的方式来打一场关乎教会存续的战争，他对主教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作出支持，而那些反对这一决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他的怒火。庇护九世给一名反对者贴上了“邪恶”的标签，另一个人则是“疯子”，第三个是“不可救药的分裂教会的毒蛇”。他的举动已成为这场延续了几百年的权力争夺的巅峰，其目标就是从枢机主教、主教和国家教会手中把权力夺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用没有几个人听得懂的拉丁语进行的演说中，虽然声效不是很好，但教会的司铎们仍继续着他们的辩论。[14]

欧洲的统治者们，害怕“教宗永无谬论”的教条可能会减弱他们对天主教臣民的控制，彼此战战兢兢地面面相觑。教宗的最大保护人拿破仑三世十分生气，他威胁要从罗马撤出法国的所有军队。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作为一个绝对反现实政治的人，庇护九世继续推进着自己的决定。1870年7月18日，暴风雨让午时的天空变得低沉阴暗，高级教士们要开始投票了。在那些担忧迟疑的人中，很多人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害怕惹怒教宗。关于对宗教事务的判定，庇护九世如今已经拥有了雷打不动的绝对地位。

历史证明，举行这场投票的时机恰好处于一个不幸运的时间节点上。两天前，法国刚刚对普鲁士宣战，拿破仑三世渴望能集中全部力量作战。庇护九世宣布“教宗永无谬论”的举动给了法兰西皇帝抛弃教宗的借口。7月27日，拿破仑三世命令所有法国军队撤离罗马。[15]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拿下罗马的条件如今已变得极为成熟诱人了，夺取罗马成了一件实在难以拒绝的事。兴奋中的朱塞佩·马志尼对意大利国民长久以来还在梦想着拥抱君主制感到不悦，他决定回到意大利并发起一场共和人士的起义。马志尼伪装成英国人，化名约翰·布朗（John Brown）登上了开往西西里的船，却被意大利警察识破并被抓了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把这位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关押在加埃塔的堡垒里，这里正是20年前庇护九世避难的地方。意大利王国的首相此时给撒丁尼亚警方下达了命令，他们将抓捕另一位罗马革命的爱国英雄加里波第，而加里波第则会竭尽全力逃离自己位于撒丁尼亚沿海一座荒岛上的家。[16]

在9月20日破晓前，意大利军队开始对罗马城墙发起进攻。这件20年前费了法国人好几个星期才办到的事，因为心猿意马的防守，意大利军队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罗马的美国领事目睹了这一场景。

古老的城墙已被证明对重型火炮根本无能为力，在四五个小时之内，一些地方已经完全门户大开，庇亚门（Porta Pia）附近破开了一个清晰的洞，足有50英尺宽，势不可挡的意军士兵涌入城中，毫不夸张地把整座城市挤满了……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上升起了一面白旗。在炮击暂停下来时，教宗国的军队作了一次无力的抵抗，不久前还如同挥舞着的铁棍一般统治罗马的他们基本上都成了俘虏，或是逃到了圣天使堡里和圣彼得广场上。

在美国领事的眼中，不受欢迎的教宗国军队战斗得愈猛烈，罗马市民就愈把意大利军队当作解放者，“没有世俗信徒愿意给教宗政府提供一丁点儿帮助或是表现出一丁点儿喜爱”。简而言之，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这是意大利军队的一场轻松胜利，交战双方的伤亡损失都不大，因为有重炮和罗马市民作为他们的朋友，意军的优势是压倒性的；反观教宗国军队的轻步兵，虽然他们从没想到过自己居然这么遭人憎恨，但是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一定是害怕人民的，他们不敢全力奋战。[17]

第二年，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以胜利者之姿进入了意大利的新首都。为了响应教廷的呼吁，欧洲各国抵制了这场胜利庆典。研究罗马中世纪史的杰出历史学家费迪南·格雷戈豪维斯（Ferdinand Gregorovius）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这一天，教廷对罗马城长达千年的统治结束了。”圣天使堡的礼炮响了起来。“每一声炮响一定都震撼着教宗的心！从未有过的悲剧就在这里上演了。”[18]

在教宗一个月后发布的通谕中，庇护九世重复了他已经对这些新国家的领导人下了绝罚令，并且宣布意大利对教宗国的占领是空洞无效的。教宗宣布，教廷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尽管我们年事已高，”他在通谕中写道，“我们宁愿……在上帝的助佑下把泥水喝干，也不愿接受这份强加给我们的邪恶提议。”[19]

宗座希望1870年将会成为1848年的重复，正如1848年已被证明是1798和1809年的重复一样。米兰的天主教日报这样写道：“他们一定会离开罗马的，就像拿破仑、马志尼和他们之前的其他教会敌人一样。至于他们什么时候离开，怎么离开，目前还很难说。他们大概很快就会离开，而且是狼狈不堪地离开。”[20]

目前，庇护九世已将自己视为一个囚徒。尽管他仍控制着梵蒂冈的几百英亩土地和宏伟的宫殿和花园，而且如果他想要离开，也不会有人阻拦他，他想象中的受困印象很快就被传播开了。大量生产出来的卡片上画着教宗被关在铁笼子里，这些卡片从爱尔兰流传到了波兰和法国，教士、修士和修女将这样的卡片当作圣物出售，按照他们的说法，教宗正睡在牢房的茅草垛上。

罗马现在是意大利国王的都城，是一位现代的立宪君主的都城，也是意大利的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所在地。教宗在1848年勇敢逃脱的奎里纳莱宫如今成了这个意大利国王的家。但是，这位国王从未在这座永恒之城里感到过舒适，因为在离这里仅仅一英里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自称是合法统治者的人，正是他将意大利国王绝罚，并且声称自己遭到了囚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尽可能少地待在罗马，他喜欢在自己的乡间庄园里过日子、骑马、打猎。事实上，这位国王害怕他现在已经遭到了诅咒，也许真的是这样，1878年1月初，才57岁的他生了一场病，几天后就离开了人世。天主教报刊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声称这是上帝的惩罚，他们本来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大肆渲染这件事，但是四个星期以后，老迈的庇护九世也离开了人世。

在庇护九世离开人世以后，他在世时的长期争斗仍在继续。1881年，他的继任者教宗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认为紧张情势已经冷却到足以去满足庇护九世生前的愿望，将前任教宗的遗体在罗马城另一边的圣洛伦佐圣殿下葬。为了把发生令人不悦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利奥十三世让护送教宗遗体的游行队伍从半夜出发，路线则对外保密。但是在来给殉道的教宗送行的几千名信徒中，混入了大量的反圣职者。当队伍走到圣天使堡跨越台伯河的桥上时，上百名抗议者高喊着“扔到河里去！”他们试图冲破警方的护卫把教宗的棺材扔到浑黄的河水中。在殴打过程中有多人受伤，但是教宗的遗体安然抵达了最终的安息地。[21]

庇护九世故去后，将要等到半个世纪后才会有一位教宗承认意大利政府的合法性，并且承认意大利政府对罗马的统治。直到那一年，也就是1929年，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才和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达成协议，正式缔造出了梵蒂冈城国（Vatican City State），没有教宗将会再把脚迈到梵蒂冈的城墙之外。[22]

2000年，为纪念西元第二个千禧年的结束，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决定向他的两位前任教宗行宣福礼（Beatification）。这是一个明显为了让教会中的所有人都满意的举措，他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召集人、自由派的英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和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召集人、保守派的英雄、教宗庇护九世的宣福礼合并进行。在当天的致辞中，若望·保禄二世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庇护九世值得拥有圣徒身份：

在当时的动荡之中，他是一个无条件地忠于启示永恒不灭的榜样。在一切情况下，他总是忠于他的职责，他总是知道如何把绝对首要的地位归于上帝和宗教价值。他长久的教宗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因为服务于福音而经受了一番苦难。他被很多人爱戴，但也被很多人憎恨和诽谤。

然而，正是在这些冲突中，他的美德之光才最为闪耀：他用对上帝深谋的坚定信念来调试他所经受的长久苦难，他从未怀疑过上帝拥有的掌控人类活动的至高权威。这是庇护九世内心的深邃和平静的来源，即便身处误解和那么多心怀敌意的人的攻击中，也依然如故。[23]

在艰难的时局中，庇护九世最依赖的是贾科莫·安东内利，他在死后并没有得到积极的评价。作为教宗的指路人，他陪伴在庇护九世身边，自加埃塔的流亡一直到1878年教宗去世都是如此。在他的执掌下，罗马教廷度过了连生存都似乎存疑的艰难时刻。作为一个十分容易兴奋又十分单纯的教宗，庇护九世在宗教领域中比在政治领域中更得心应手，安东内利则是那个在每次危机中都保持冷静的宝贵的中坚力量。

很少有人会哀悼这位枢机主教的死亡。对于新生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追随者来说，不言而喻，他是一个恶棍，但是他在教会内部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喜爱。关于他拥有一个情妇的谣传已行之有年，还有小道消息传说，他收藏珍贵的宝石，喜爱财富，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嘉惠家族成员的倾向。他的声望在他死后还遭到了更进一步的打击，一个年轻女子自称是他的私生女，并卷入了安东内利的地产官司。虽然她最终败诉，但报刊对此事的大肆关注并不会对枢机主教的名誉产生什么帮助。[24]

*

用这么厚的一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事关教宗千年王国的死亡剧痛。教宗的千年王国的终结所造成的影响无远弗届，因为它也关乎宗教信条的消亡，这给西方文明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果教宗本人不再宣称是在上帝的允准下统治这片土地的话，那么，还有哪一个国王有权这么做呢？

在这个君权神授的世界上，它古老的根基，第一次受到了被启蒙思想颠覆的威胁，这样的星星之火因法国大革命而越烧越旺。几百年来，贵族和教会的联合都证明了他们是维持持久统治的基础，从此以后，这一根基便被民众对人民主权的声索取代了。随着教宗—国王的倒台，其他各国所认定的基本原理，即人民的卑微地位是上帝的授意，而统治者握有神力的支持将不会持续很久了。

启蒙运动转变了西方，却没有深入世界的其他地方。声称以宗教的权威来进行统治的做法在今日仍不难找到；我们也不难看到以神在大地上的代理人的名义来给自己的统治提供正当性的势力和运动。继续将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调和在一起的有害后果十分明显，无论是宗教警察对人民的冷酷镇压，还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血腥战争。

但是，在我们西方人变得太自鸣得意地蔑视这样的观念是中世纪的古董之前，在我们彼此额手相庆，认为自己拥有久远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之前，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回首历史。直到19世纪后半叶，庇护九世和罗马天主教会仍在谴责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认为政教分离原则和基督教教义无法兼容。最后，是在1960年代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罗马天主教会才完全拒绝了这种中世纪的观念。

在今天的西方，我们并不用费力就能找到那些哀鸣古老的真理已经丢失的人，那些人怀旧地回顾那并不很久远的由宗教权威来指导政府的岁月。就像庇护九世一样，他们批评当今时代的人们已经偏离了上帝。教宗—国王无望取胜的那场战斗还远未结束，在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它仍在继续。

[1] Gajani，Gugliemo. 1856. The Roman Exile. Boston：Jewett，p.422；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p.233-40.

[2] 引人好奇的是，这位宗教团体领袖在这里把死刑犯称为“病人（il paziente）”，在此处使用这样的医学比喻让这句话有了“手术很成功，但病人死了”的新意涵。

[3] Marchese G. Sacchetti，provveditore，Arciconfraternità di San Giovanni Decollato，in Colonna，Gustavo Brigante. 1938. L’uccisione di Pellegrino Rossi（15 novembre 1848）. Milan：Mondadori，pp.277-81. 关于罗西被刺杀一案的审判，亦见：Giovagnoli，Raffaello. 1911. Pellegrino Rossi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Vol.3.Rome：Voghera. ASR，Tribunale supremo della Sacra consulta，Processi politici，b.217，fasc.132，Pellegrino Rossi。

[4] Ghisalberti，Alberto. 1965.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Giuffrè，pp.236-48.

[5] 在夏尔·波拿巴死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儿子吕西安就宣布放弃他新近获得的卡尼诺亲王头衔并成为圣职。十年后，庇护九世将他任命为枢机主教。Casanova，Antonio G. 1999. Carlo Bonaparte：Principe di Canino，scienʐa e avventura per l’unità d’Italia. Rome：Gangemi，p.169；Bartoccini，Fiorella. 1969. “Bonaparte，Carlo Luciano，principe di Canin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13.

[6] Story，William W.1864. Roma di Roma. 4th ed. London：Chapman and Hall，vol.2，pp.81-87. 在这些年中，最臭名昭著的洗礼案包括在博洛尼亚宗教审判员的命令下，6岁的埃德加多·莫塔拉（Edgardo Mortara）在1858年被从他的父母手中抢走并送往罗马，庇护九世在罗马亲自阻挡了让这个孩子回家的压力。Kertzer，David I. 1997. The Kidnapping of Edgardo Mortara. New York：Knopf. For other cases of forced bap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Rome，see Kertzer，David I. 2001. The Popes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Knopf，pp.38-59.

[7] Odo Russell to Earl R.，17 January 1865，in Blakiston，Noel，ed. 1962. The Roman Question：Extracts from the Dispatches of Odo Russell from Rome，1858—1870. London：Chapman & Hall，n.310.

[8] Odo Russell to Earl of C.，22 January 1866，in Blakiston，Noel，ed. 1962. The Roman Question：Extracts from the Dispatches of Odo Russell from Rome，1858—1870. London：Chapman & Hall，n.335.

[9] Odo Russell to Lord S.，16 January 1868，and Odo Russell to Lord S.，26 March 1868，in Blakiston，Noel，ed. 1962. The Roman Question：Extracts from the Dispatches of Odo Russell from Rome，1858—1870. London：Chapman & Hall，nn.349 and 383.

[10] 《谴责当前的谬误》的英文版可参阅：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09/p9quanta.htm；《错误大纲》的英文版可参阅：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09/p9syll.htm。

[11] Longfellow to George W. Greene，Rome，January 30，1869，in Longfellow，Henry Wadsworth. 1886. Life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Vol.2. London：Kegan Paul，p.450.

[12] Mozley，Thomas. 1891. Letters from Rom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ecumenical Council，1869—70. London：Longmans，Green，vol.2，p.103.

[13] 即国人熟知的茜茜公主。

[14] 关于教宗在梵蒂冈会议中角色的最佳论述可参见：Martina，Giacomo. 1990. Pio IX（1867—1878）.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111-232。

[15] Kertzer，David I. 2004. Prisoner of the Vatican. Boston：Houghton Mifflin，pp.33-35.

[16] Mack Smith，Denis. 1994. Maʑʑini.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p.204-11；Cadorna，Raffaele. 1889. La liberaʐione di Roma nell’anno 1870. Rome：Roux，pp.28，35.

[17] D. M. Armstrong to Hamilton Fish，U.S. consulate，Rome，23 September 1870，in Stock，Leo F. 1945. Consu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and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354-56.

[18] Gregorovius，Ferdinando. 1907. The Roman Journals of Ferdinand Gregorovius，1852—1874. London：Bell，pp.404-5.

[19] The encyclical，Respicientes ea omnis，was released on November 1，1870. Halperin，William. 1939. Italy and the Vatican at Wa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01-2.

[20] Martina，Giacomo. 1971. “La fine del potere temporale nella cosctenza religiosa e hella cultura dell’epoca in Italia.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p.316-17.

[21] 关于这场引起混乱的葬礼游行的详细描述，见：Kertzer，David I. 2004. Prisoner of the Vatican. Boston：Houghton Mifflin，pp.179-97。

[22] Kertzer，David I. 2014. The Pope and Mussolini. New York：Random House，pp.98-113.

[23] “Homily of 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3 September 2000，Beatification of Pius IX，John XXIII，Tommaso Reggio，William Chaminade，and Columba Marmion，found at http：//w2.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homilies/2000/documents/hf_jp-ii_hom_20000903_beatification.html.

[24] Negro，Silvio. 1966. Seconda Roma，1850—1870. Milan：Hoepli，p.162；Coppa，Frank J. 1990. Cardinal Giacomo Antonelli and Papal Politics in European Affair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179. 尽管这个女人输掉了诉讼，但是很多人相信她本该赢得这场官司。关于这场官司的更多内容，见：Pirri，Pietro，S.J. 1958. “Il cardinale Antonelli tra il mito e la storia.” Rivista di storia della chiesa in Italia，pp.105-17。Coppa，Frank J. 1990. Cardinal Giacomo Antonelli and Papal Politics in European Affairs.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181，此文本论述了安东内利利用圣座国务卿身份以不正当手段获利的指控，并且讨论了他广为流传的遗嘱内容和教会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