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等待召回的公使，软禁在家的拿破仑的囚徒

梅特涅怀着极端抑郁的心情回到巴黎：“我的角色之被动，形成了一个军事命令行动的对立面，成了仅仅限于这些军事行动的见证人。”^[150]在维也纳宫廷中，人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位公使在巴黎的处境将会极为棘手，于是就他应该如何去做，纷纷出主意、想办法，并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什么也不说，只用耳朵去听，并且除非是板上钉钉的事，什么也不要信。”他们说，在拿破仑面前的态度一点也不用变，谈话的基本口径就是，除了和平，奥地利没有任何其他的奢望；当前它感到被孤立了，因此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它不想获取任何人的东西，但是时刻准备着，在全世界面前捍卫它的完全独立。拿破仑可能会提起的问题，不外乎就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或者是承认西班牙及那不勒斯的国王。对这些问题，公使应该装得好像遇到了完全崭新的问题一样，不加评论，仅仅作为一个要向国内请示的（ad referendum）新消息来对待即可。对所有问题都要采取避而不谈，以及绕弯子和兜圈子的态度。此外，交给他的任务是，搞清楚塔列朗主动建议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151]

梅特涅乘着马车日夜兼程，要在盛大的新年外交招待会之前及时返回。由于拿破仑还在西班牙，仪式改由约瑟芬皇后主持。梅特涅的返任受到了兴高采烈的欢迎，表面上看起来，她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担忧好像已烟消云散。而实际上，场内嘉宾之间正流传着奥地利至迟会在年初投入战争的谣言。梅特涅严格按照设定的路线图行事，他在尚帕尼面前宣称，奥地利除了和平别无所求，而且期待着法国军队撤出德意志。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无论梅特涅在哪里遇到拿破仑，是在朝觐时，还是在宫廷活动的圈子里，他都试图解读出，在他熟悉的礼仪形式上，拿破仑对他采取的偏离惯例的做法所包含的意义。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皇帝所做的姿态具有公众舆论效应。比如在仪式中，拿破仑习惯于在列队站好的外交使团面前来回走两圈，并与使节们一一打招呼寒暄。而如果当他在第二圈走过梅特涅公使面前时，并没有再次与他寒暄，或者在某次社交晚会上，拿破仑只与梅特涅夫人打招呼，却完全不理睬她的丈夫，这非常引人注目，使人猜想纷纷。^[152]拿破仑的打招呼也充斥着间接的威胁，如在1809年2月21日的觐见中，他只是简单询问了梅特涅夫人的健康状况，这意思就是，他与梅特涅本人无话可说；但又紧接着询问巴伐利亚公使，巴伐利亚用来抵抗的要塞的军事装备进展如何，特别是位于奥地利边界的帕绍要塞的情况等。^[153]

梅特涅当面询问俄国外交大臣罗曼佐夫，如果要系统性地将第三个大国奥地利排除在外，俄国和法国作为盟国将如何保障欧洲的和平。被问的人回答道，奥地利宫廷千万不要被误导，认为法国是受到俄方的鼓励才要进行战争。但是紧接着，罗曼佐夫又坦率地提到拿破仑在他面前透露了哪些意图：“法国人的皇帝需要它（战争），因为他需要一个他或多或少能够随意剥削的国家。他必须养活他的军队，用别人的钱养活他们。……他需要钱，此事他在我面前一点儿也不隐瞒。为了获得钱，他要对奥地利开战。但是，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他会否打过来试图在我们这儿也这样做？”^[154]

最后的这些没有给出结论的话也证明，对于拿破仑的统治体系，不能仅仅在源于其个人和心理上的、无法羁绊的统治欲中去寻求解释：在他的内心中存在着一种资源依赖逻辑，这种逻辑似乎类似于国民经济中著名的经济腾飞论（Take-off）——如果动力一旦变得足够大，经济就可以自发成长。当罗曼佐夫认识到，从长远看，拿破仑的军事自我供给体系也是对沙皇俄国的一种危险时，他对未来的展望无疑是正确的。

阴暗的未来前景

梅特涅也认识到这种逻辑，战争爆发后，他在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对这种逻辑描写得简明扼要、确切精辟。对于奥地利可能输掉战争，他设计了几种可能的前景，其中之一是：奥地利将被从大国的名单上除掉，并被分割，欧洲将经历彻底的变革。一个巨大的中央政府将成为众多弱小朝贡国家的巨大负担，而这些朝贡国则是被逐一单独占领的，目的是让它们在枷锁中勉强维持、困苦生存。这样一来，拿破仑的长远计划就会实现，他将成为欧洲的君主。他的死亡也将会给新的、令人害怕的、剧烈的暴力变革以信号，一场真正的大内战将席卷欧洲大陆这个巨大的帝国，并将长达半个世纪。^[155]

更敏锐的是，梅特涅用他内心中的眼睛看穿了拿破仑的总计划，计划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帝国。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前提条件是，要将欧洲分成若干个居民不到300万最多400万的领土，拿破仑成为这个巨大帝国的元首和20～30个小国家的监护主。实现这个霸业会引发骇人听闻的动荡，而法兰西皇帝什么也不怕。任何道义上的原则都无法阻止他。这个帝国的边界要延伸到尼曼河畔、第聂伯河畔，直达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国界，它还要摧毁奥斯曼帝国，并最终用“整个旧欧洲的所有人”去进攻俄国，以至将俄方的势力赶回伏尔加河对岸，赶到鞑靼人的草原上去；这就是拿破仑的“世界统治（domination universelle）”计划。他将消灭旧欧洲，并将他的子孙扶上新造的王位。从这些王位中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联邦——拿破仑联邦（la ligue napoleonienne）；诸侯间互相的争风吃醋、军事倾轧以及出自法国并覆盖全部领土的警察，将会维护整个体系作为一个稳定的整体。法国人的皇帝——无论他将来可能会变得如何弱智低能、身体虚弱或性情怪诞——都将仅仅以他的地位和形式上的权威，就能维系秩序。

在梅特涅看来，《提尔西特和约》构成了转折。他说，自此之后，拿破仑有机会选择是推翻西班牙还是推翻奥地利。对西班牙王朝的进攻对于梅特涅来说，是造成拿破仑欧洲帝国主义体制崩溃的证明。但拿破仑的眼光超越了欧洲，已然觊觎着整个殖民地世界，他渴望以富饶的美洲大陆来代替法国失去的殖民地。^[156]这样一个剧本的最终结果意味着：世界上只能存在两个“全球竞争者”；将俄国驱逐之后，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的唯一大国，不得不与大不列颠两雄争锋。大陆封锁要为这种争夺铺平道路，而英国自1793年以来——除去1802年因签署《亚眠和约》而有一段短暂的例外——就一直处于同法国的交战之中，并且已将战争延伸到世界的大洋上。正因如此，在梅特涅恢复和重建欧洲的未来政策中，英国必将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结盟伙伴。

1809年战争中的奥地利以及梅特涅的奇怪参与

肯定不会有另外一个同时代的人像梅特涅一样，在1809年战争期间，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集如此众多却又相互对立的角色于一身：等待召回的公使、被拿破仑软禁在家的政治犯、被打入冷宫的和谈代表、过渡性质的临时大臣，以及最后成为教皇所封奥地利皇帝陛下的主管外交大臣。^[157]

在1808年12月23日最终作出开战决定之后，奥地利人先是企图于1809年3月15日从波西米亚出发，开始向法兰克方向进发，但是后来计划有变，转而向老巴伐利亚（Altbayern）^[158]进军，开拔时间被推迟到4月10日，这一天奥地利军队渡过因河。4月12日晚10点，拿破仑通过火光传信（optische Telegrafie）得知，奥地利军队已经渡过因河，五小时之后，他启程前往斯特拉斯堡。经过雷根斯堡的五天激战（4月19～23日），卡尔大公爵最终不敌拿破仑的凶猛进攻，败下阵来，并撤返波西米亚。大公爵事前发布的“告德意志民族书”，已被证明毫无作用，他的充满民族精神的激情号召：“德意志人！考虑一下你们所处的局势！接受我们向你们提供的帮助！共同参与对你们的拯救吧！”却无人理睬。^[159]他首先发出号召的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地区，更无人举手赞成。

这样，拿破仑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已然门户大开，5月13日，他开进了维也纳。但是，大公爵于5月21～22日在阿斯佩恩（Aspern）附近偷袭成功，让拿破仑第一次吃了败仗。也就是在这两天，威廉·冯·多恩贝格上校（Oberst Wihelm von Dörnberg）以及北德的轻骑兵少校费迪 南·冯·席尔（Ferdinand von Schill）的起义计划失败，这一起义计划曾向梅特涅透露过。^[160]然而，梅特涅关于德意志民族运动将会受到削弱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与西班牙不同，这次起义失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的、可以起支援作用的起义。

监禁在巴黎

梅特涅完全不清楚，战争爆发后，他在巴黎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如果只是他本人受些痛苦，就像他在写给施塔迪翁的信中所说，他很愿意将它看作自己义务职责的一部分，予以接受。他认识到，拿破仑会利用与帝国公使打交道的象征性意义。^[161]当然，他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他已经让人将使馆的文件全部销毁，并于4月10日在信中以自嘲的语言向施塔迪翁告别：“再见了［！］亲爱的伯爵。我是在凌晨4点钟给您写信的，现在我要上床睡觉了，并等待着被人叫醒，然后拉出去枪毙。如果您得到消息，称大使馆已被碾压成齑粉，那么，就请您为这么多的牺牲者做一次精神上和外交上的悼念弥撒吧！”^[162]但是这种忧虑不久就烟消云散了。

在巴黎，在梅特涅4月15日启程之前，尚帕尼邀请他来家里做客，据说是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新情况。而客人却干巴巴地回答说，你已经知道了一切，因为我的信使的往来函件被打开并被偷看。对此，尚帕尼没有否认，他告诉梅特涅，皇帝认为在两国关系破裂之后，使馆成员还继续在巴黎逗留是不合适的，并准备将离任回国的通关凭证开具给他。^[163]皇帝还明确地委托尚帕尼向梅特涅表示，对他在整个公使任期内的行为举止非常满意。拿破仑还表示，愿意将梅特涅的夫人和家属置于他的亲自保护之下，他们愿意在法国待多久就待多久。^[164]梅特涅表示，很愿意接受这番好意，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夫人和孩子在作战部队大量调动的同时，动身上路回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可能处于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公众激愤情绪的冒险之中。此外，“就我对我的家人在巴黎的平安生存不完全放心这件事而言，我太了解这里的处境了”。^[165]梅特涅安排家人回到使馆所在的旅馆，然后将动身的时间确定在4月21日，星期五。

但是，一切进展得并不如计划的那样顺利。因为在启程的这一天，邮政马车驿站站长拒绝给马车派马。梅特涅从尚帕尼那里获知了原因——此时已经抵达慕尼黑的尚帕尼告诉他，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在法国驻维也纳公使安德列奥西伯爵（Graf Andréossy）业已先期回国后，奥地利政府逮捕了他的临时代办、公使馆一等秘书克劳德·多顿（Claude Dodun），以及使馆的其他人员，并准备将他们送往匈牙利。据说这将有助于确保梅特涅的人身安全——梅特涅则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完全不必要的措施”。但是此事表明，“奥地利内阁对拿破仑的精神和行为的判断显然错得离谱”。^[166]尚帕尼写信说，梅特涅必须待在巴黎，直到多顿被释放为止。

富歇为留在巴黎的梅特涅夫人开具的1809年战争期间亦可使用的出境凭证

作为拿破仑的人质待在维也纳

但是，当拿破仑积极介入战争行动之后，事情又发生了令人意外的转折。拿破仑有了一个主意，梅特涅作为一个政治或者军事谈判中的抵押品，可能会很有用处。这样一来，梅特涅的身份就变成了一个——马上就要被流放的——政治犯。富歇于5月16日向他传达了拿破仑的命令，并宣布从即日起，他将处于一个宪兵队军官的保护之下。

1809年5月26日，梅特涅不得不与使馆所有人员一起动身出发。这一事件发生的方式方法震惊了整个巴黎社会。“从来没有一个公使像梅特涅先生一样，以这种形式离开王都……有如一个罪犯一样，珍贵的权利遭受攻击，被强迫离开巴黎！……在一辆拉上帘子的马车里，让人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一个无辜的人，一张高贵的面容，一张只有在我们面前才会脸红的高贵面容。”享有盛名的法国女作家、拿破仑的宫廷贵妇、朱诺将军的夫人劳拉·德·阿布兰特什（Laure d’Abrantès）义愤填膺地写道。^[167]

当梅特涅与他的随行人员在押解下于6月5日抵达维也纳，并在埃斯特哈齐宫下车时，他已经看得更加清楚，拿破仑是如何想将他（梅特涅）套住用于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与被法国皇帝绑架的第二批人质见了面，这批人质就是要让他吃惊并让他恐惧的。这批人质中，包括他的父亲弗朗茨·乔治、警务大臣佩尔根伯爵（Graf Pergen）、少将哈德克伯爵（Graf Hardegg）以及维也纳总主教——所有这些人都在法军总管的暴力下被软禁。这种无耻的讹诈使梅特涅有足够的理由，尽快与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尚帕尼取得联系。梅特涅在他的回忆中，对绑架四个平民的性质作了错误的描述，因为他在回忆录中声称，拿破仑命令将人质押往法国并在那里长期关押，直到维也纳这座城市向它的占领军缴纳所征收的军税为止。

最接近当时情况的资料来源告诉我们此事的另外 一种解读。第二天一早，当梅特涅与尚帕尼交涉后，事情得到澄清。距梅特涅在巴黎最后一次见他并被逐出法国，才刚刚过去不到两个月，而现在，这位拿破仑的大臣却在霍夫堡（Hofburg）哈布斯堡皇后的内宫里，将公使作为政治犯来接见，并且“使用肉麻的甜言蜜语，从中可以听出躁动的不安”，梅特涅回忆道。^[168]法国侵略军在对于他们来说惨败的5月21～22日的阿斯佩恩会战之后颇感不安；在维也纳，反对派的精神意志又给了他们迎头痛击，而拿破仑急着想知道奥地利更准确的开战目的，因为从官方的宣传中仍无法探知这种信息。

梅特涅曾将当时与尚帕尼的谈话作了记录，这份记录揭露了拿破仑将梅特涅作为政治犯带到敌对阵营中心维也纳的真实意图。^[169]真正的原因并非是要保障维也纳这座城市缴纳军税——也许是为了在人质面前掩盖军事背景而故意这样表述——而是由于两名法国军官被俘：准将让·奥古斯特·迪罗斯内尔（Jean Auguste Durosnel）和骑兵少将阿尔贝-路易·德·弗利（Albert-Louis de Fouler）。拿破仑希望用绑架上述四名所谓的奥地利平民来施压，令奥方释放这两名军官；为此，他需要利用梅特涅与奥地利当局进行具体的谈判。

就像记录所透露的那样，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以极其友好的方式”接待了梅特涅，并受拿破仑委托，立即向他展示了三份不同的照会。第一份是要求交换外交代办，即用梅特涅及其随员交换多顿及他的随员；第二份是有关交换方式的建议；第三份涉及“卡斯特勒将军之事”，是最为棘手的。

陆军中将约翰·加布里埃尔·冯·卡斯特勒（Johann Gabriel von Chasteler）在约翰大公爵^[170]的统率下，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以一个军团的兵力占领了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和特伦托（Trient），并俘获了上述两名法国将军，但是，又在5月13日的沃尔格（Wöral）一战中失败。拿破仑令一个法国军事法庭将其作为蒂罗尔 骚乱的煽动者，在缺席的情况下判处死刑。梅特涅反驳外交大臣：这一做法违反了所有战争和国际法的法律和规则。由于一方不能按军法枪毙四名平民，另一方也不能按军法枪毙两名军官，因此拿破仑绑架人质的命令既不起作用，也毫无意义。仅仅这次谈话就足以说明，拿破仑正准备将梅特涅牵扯到事件中来。

尚帕尼甚至邀请梅特涅坐到他的桌子旁边，并与他并排而坐——这在梅特涅看来近乎异常：“我身处敌对阵营之中，身份却像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171]只有利用他作为一个唯命是从的中间调停人，这样做才有意义，而一切似乎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尚帕尼暗示，对尽快交换外交官感兴趣，他甚至可以展望，在当年冬天又可以在巴黎欢迎梅特涅作为公使返任。对此番表示，这位被拘禁者当即非常坚决地予以驳回，在法国向奥地利皇朝宣布进行关乎其生死存亡的战争之后，这绝不可能。如果拿破仑像他向世界宣布的那样实现其扩张的计划，他，梅特涅，将永远不会再踏上巴黎的任何一寸土地。此外，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他将永远成为一个让拿破仑“不堪忍受的（odieux）”人。然而尚帕尼却不为所动，试图争取梅特涅参与一个政治行动，他讲道：“您可以暂时设想一下这场悬而未决的戏剧可能的结局，您将会看到皇帝的情绪会非常不错。”^[172]在记录中，梅特涅也将他察觉到的一点感觉记录在案，此点感觉远远不仅是尚帕尼的阿谀奉承：“您是唯一的能够维持友好关系的人，战前皇帝对您充满了信任，他也会在将来把和平还给您。”但是梅特涅坚定不移地坚持他被监禁者的身份，并称，这一身份禁止他去做任何交易。

软禁在格林贝格

由于梅特涅想尽快从法国人的监禁中解放出来，于是他当天就将从尚帕尼处获得的三份照会转往卡尔大公爵的指挥部，卡尔大公爵于6月9日答复，他接受交换被俘人员条件的建议，要按着一人换一人和官衔大小的顺序来进行。他指定了两个军官负责此事，并提出将埃格尔 作为交换地点。弗朗茨皇帝督促尽可能快地进行交换，为了将梅特涅尽快赎回，他甚至提出在什么地点交换都可以。^[173]

梅特涅感觉自己的交换将会被拖延，这个预感得到了证实。因为拿破仑派到维也纳任总督的安德列奥西——梅特涅认识他时他是法国驻维也纳大使——派他的副官来告诉梅特涅，他不能再待在维也纳，可以在城市附近随便找一个住处。梅特涅建议去他母亲在格林贝格——现在的维也纳希青区（Bezirk Hietzing）——的一处乡间别墅，紧临申布伦宫花园。自5月13日以来，申布伦宫就成了拿破仑的官邸。6月8日，梅特涅到了那里，并一直有巴黎的宪兵队军官陪同。他已经作好了继续困在拿破仑手中的准备，而拿破仑的确试图再次说服他，而这一次，则是通过他的巴黎秘密警务大臣萨瓦里将军，他正在指挥部履行警察职务。

此人先是拜访了弗朗茨·乔治，了解他的身体状况，然后才去拜访克莱门斯——找的借口也极其拙劣可笑，说是正好碰巧路过这座乡间别墅，但是谈话一开始就直奔政治主题。他先是抱怨没完没了的战争，并强调，奥地利和法兰西最终必须走向持久的和平，然后，他竟然放胆提出建议说：“您为什么不利用与（法国）皇帝是邻居的机会，与他会面？您二位住得没有两步路远，两家的花园也挨在一起，您可以毫不费力地走进申布伦宫花园；如果皇帝碰到您，他会非常高兴。”

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梅特涅自始至终都非常注意，“不要被收买进去”，就像他所写的那样——这一次他也对谈话作了记录。^[174]尽管如此，梅特涅还是从与萨瓦里的谈话中得到了对奥地利方面来说富有启发性的情报。他说，拿破仑先是猜测对手的战争动机，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一个令梅特涅惊讶的意图强加给对手：奥地利是为了西班牙才开战的，并且想让“几百年来”早已失效的哈布斯堡皇朝的古老法理继续起作用，因为西班牙已经成为波旁王朝的遗产，但是，现在拿破仑“已经接管了波旁王室的全部遗产，所以，从法律上讲，马德里和那不勒斯均已属于拿破仑”。萨瓦里说，但是，蒂罗尔的起义给法国人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于是他建议，由（奥地利）发命令制止起义。梅特涅答道，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国家三年来都是处在外来权力（巴伐利亚）的统治之下。

然而，萨瓦里的一个批评性评论，正中梅特涅所坚守信念的要害，萨瓦里说：“您得承认，没有沙俄作为依靠就进行战争，是贵国宫廷做出的最不明智之举。而普鲁士原本是个傲慢的大国，可是连席尔的‘开小差’都阻止不了，也不敢对此有所表示；它会为此后悔莫及的。”这些话是敌对阵营在指责奥地利内阁，没有能力实行绝对必要的结盟政策。同时，也说明他们对德意志的内政事务了如指掌，情报搞得极其出色。但是对于他提出的让梅特涅抛开自己立场进行的谈判，梅特涅却坚决地拒绝了：“这是两个君主之间要达成的协议。”

梅特涅完全清楚他所处的非常棘手的困难境地，而且他也知道，如果他准备在申布伦宫花园里与拿破仑进行对话的话，公众舆论会如何看待此事。人们必须清楚整个局面的象征性意义：哈布斯堡皇朝的皇帝从他的维也纳皇宫逃亡到了位于匈牙利科莫恩（Komorn）的一座要塞里，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外交大臣尚帕尼在霍夫堡的皇后内宫中下榻；而拿破仑本人则占据着申布伦宫，作为御用官邸，并在这里庄严地举行朝拜典礼，处理国政，每个星期还会在维也纳公众面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一个当权者远离自己的宫廷半年时间（5月13日至10月15日），在一个陌生的宫殿中安营扎寨，这真是史无前例。对此，梅特涅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在维也纳法国人的活动范围内出现，会使他也有了嫌疑。因此，他坚决地回绝拿破仑对他的一切诱惑人的信任，他知道，这些所谓的信任都是打好了小算盘的，因而他明确地对外坚持自己的政治犯身份。对于拿破仑有关举行谈话的建议，他拒绝接受：“如果我是个阶下囚，我的举止就要像一个囚犯；如果我自由了，那我就会使用我的自由；假如我现在就获得了自由，那我将不会利用它来在我的皇帝——我的主人——的花园里，与拿破仑一起散步。”^[175]说这样的话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交换俘虏：在喜剧与生死之间迷路

在他的回忆录中，梅特涅给了他的这段监禁插曲整整七页篇幅。与其他那些较少令人激动的事件相比，可以看出，这段经历深深地占据了他的回忆。6月17日，拿破仑终于在这个倔强的对手面前无可奈何，让人通知他监禁结束。第二天上午，开始了一次冒险行动，因为这次行动是在双方战线的连绵不断的战火中进行的。法军总参谋部参谋阿维上校（Oberst Avy）受命组织被捕的外交官的移交任务。五辆马车分别载着梅特涅和他的外交随员从巴黎出发，由50名骑兵狙击手伴随，踏上征程。第一站先到达位于莱塔河（Leitha）河畔布鲁克（Bruck）的哈拉赫伯爵宫殿（Schloss des Grafen Harrach），并在此过夜。经过数次的踌躇犹豫和走了无数冤枉路之后，于6月28日到达拉布［Raab，杰尔（Györ）］^[176]，并继续前行到了相邻的阿克斯（Acs），这里已经是法国军队的前哨地区，对面就是奥地利的战线，在多瑙河支流的入河口格纽村（Dorfe Gönyö）附近，一个炮兵连标出了战线走向。奥地利军队指挥官觉得，华丽的马车队引人注目，还有庞大的卫队护驾，肯定是从意大利来的副王博阿尔内的车队，于是万炮齐轰；其中一发炮弹正好从梅特涅乘坐的马车车轮间穿过，另一发炮弹在距他的马车顶篷几厘米的上方呼啸而过。在马车东躲西藏的同时，梅特涅也观察到，法军大部队正向着维也纳方向开进。他得出的结论是，拿破仑正在准备一场“大战”。

又经过几番耽搁，车队终于在7月2日抵达了交换地点齐希宫。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滑稽可笑的事：这座宫殿原属于法国准将 路易-皮埃尔·蒙布伦伯爵（Graf Louis-Pierre Montbrun），但在此期间，又在帕拉丁约瑟夫大公爵（Palatin Erzherzog Joseph）^[177]，也就是皇帝派驻匈牙利的代表的领导下，被马扎尔人（Magyaren）的起义所占领，这样一来，宫殿就成了奥地利的。因此，在这个地方，阿维上校一下子又成了一个可能的战俘。当他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后，立即从他的马车上跳了下来，一跃而起，跨上一匹战马要扬鞭逃窜。这件事之所以值得一提，完全是因为梅特涅当天的态度。他发话拦住了上校：“您忘记了，我们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曾经在您的保护之下，而现在您变成了在我的保护之下。国际法在保护您，放心，不会把您变成战俘的。”^[178]于是，上校让他的卫队返回，而自己留下来亲自陪同梅特涅。他们见到了被拘禁的法国外交官多顿，阿维与他一道前往法国军团的所在地，而梅特涅则返回了奥地利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