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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2 一杯苦酒
他让我们行动了起来，然后他停住了，于是我们就从他身上辗了过去。[1]
——罗伯特·瓦格纳，关于冯·洛索将军
阿道夫·希特勒的审判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展开，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写道。主要被告是一个没文化的家具软包匠，自称是作家，但大家都信了。他用了几个小时大谈他那无足轻重的人生，被阿谀奉承的报纸一字不落地印发出来。他的同党是个名誉扫地的将军，从历史的“死者名册”[2]里拽出来的，他的出庭只能证明一件事：他没看过军事书籍以外的书。然而要论愚蠢，罗姆上尉才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人真的相信德军有不战败的可能吗？罗特问道。
《法兰克信使报》（Fränkischer Kurier）则正相反，认为本案的真正问题在于，这样一件德国内部事务，竟然允许外国人入内旁听，是法庭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蠢行”。《德意志日报》（Deutsche Tageszeitung）也这么认为。各路敌人都在幸灾乐祸。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之类的民主派报纸，他们不满地表示，这场审判的重点很奇怪：为什么共和国受到的质问比被告人还多？
3月3日星期一早上8：52，奈特哈特法官开启了又一个充满争议、各说各话的庭期。审判的第六天，将再度成为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观，让人难以分辨法官、检方和辩方的区别。
57岁的辩护律师、代理海因茨·佩尔内的海因里希·鲍尔（Heinrich Bauer）立即站了起来，对两份慕尼黑左翼报纸的审判报道表达不满。他说辩方并没有一味发表“最不着边际”的演说，充斥着“炫耀和个人的野心，生怕被其他辩方律师盖过风头”。[3]他称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寻求真相，希望奈特哈特没收这些不轨记者的旁听证。
卡尔·科尔提了一个相对有实质意义的观点。他说起昨天的一项控诉，即巴伐利亚领导人的行为无异于谋杀。科尔查阅了警察手册，把在和平示威活动中应对游行者的正当程序读了出来。
警方必须有三次尝试，可以是通过号手、鼓手或信号员，每一次都要有现场主官发出的明确警告。警方必须给人群留出离场的时间。这些规定无一得到遵守。事实上警方是立即向示威者开火的，尽管游行队伍中有一名德国陆军元帅和许多参战老兵。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民众称音乐厅广场的流血事件为谋杀，毫无疑问，必须对卡尔、塞瑟和洛索先生发起控罪！”他要求立即逮捕三名领导人。[4]
凭借像这样的言论，卡尔·科尔很快确立了最凶悍辩方律师的声名。伦敦《泰晤士报》形容他脾气“暴躁”。[5]极右翼报纸《人民信使报》的一个记者都说，科尔说话不过脑子。他是一台大热新闻制造机，渴望得到关注，而且也的确做到了。每次他一张嘴，观众席就兴奋异常。[6]
施坦莱恩选择先避开这种戏剧化的手法。“对音乐厅广场事件的初步调查尚未得出结论，”他宣称，同时他也表示对当局的清白有信心。[7]奈特哈特开始进行后面的事项，没有让辩方继续把话题带离主线，即从对希特勒的审判转向一场对邦领导人的谋杀控诉。
今天出庭的被告人是政变里的次要人物。首先上场的是罗伯特·瓦格纳中尉，这名29岁的军校学员被控动员他的步兵学院同学去支持希特勒。他是第一个身着军装进入法庭的被告人，出庭作证时也是如此。一个倾向辩方的《人民信使报》记者说他看上去英姿飒爽。
和其他几位被告人一样，瓦格纳称他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厌恶始于1918年和1919年的革命动乱。而后他说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亲历故事，是他与总统的侄子“艾伯特上士”[8]的一次遭遇，此人据说在瓦格纳所在的团挑起了一场兵变。他说这件事给他灌了满满一杯苦酒。
瓦格纳的话在媒体报道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但是这个所谓的“艾伯特上士”并非总统的侄子，连亲戚都不算。事实上总统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负伤。被告所说的这个人是假扮的，这一点当时还不为人知，导致法庭里的人们开始想，目前身处困境的总统的这位传说中的侄子是否背叛了他的祖国。
在述及军官学院事件时，瓦格纳解释了为什么他和同学们毫不怀疑巴伐利亚当局是支持政变的。在那里当校长至1922年的冯·洛索将军命令学员参加希特勒的集会。学校教员也告诉他们，卡尔准备挥师柏林，并且希望希特勒能出来主事。
瓦格纳的证词所透露的一些巴伐利亚民族主义的幕后故事，让人甚为好奇。作证期间瓦格纳承认，他不接受重大叛国的指控是因为——用他的话说——宪法已经不复存在。此外，只要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治下，用“协商和谈判”[9]来解决国家问题，德国永远得不到自由。
柏林《福斯日报》记者注意到，在瓦格纳作证时，法庭前排几名身着制服的军官显出不自在的样子。[10]
等到被告人开始讲述11月8日在步兵学院的经历时，检方提出转为闭门审理。
37岁的辩方律师瓦尔特·汉密特表示反对。事件本身也许有可怕的牵连，但他认为没理由向公众保密。瓦格纳的证词完全没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东西。
然而法官裁决同意检方的提议，下令清场。
在闭门庭期中，瓦格纳称参加政变的军校学员们并没有违背纪律、服从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11月8日的行动，是几个月的秘密训练与筹备的结果，旨在为德国争取自由。这难道是背叛？
埃哈德问被告，作为一名军官，他是否曾向宪法宣誓？
瓦格纳承认宣誓过。
那么，埃哈德问道，他是否履行了义务？
瓦格纳试图说明，他没有背弃誓言。他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做错事，因为巴伐利亚军方支持了这项运动。他们从一开始就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主审法官提醒被告，他此前的证词说，在他看来宪法已经“不复存在”[11]。
埃哈德转向法官，说幸好他们是在秘密审理中，因为看到像被告人这样的一名年轻的国家防卫军军官藐视宪法，会给人们留下很糟的印象。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德国会怎么看？更遑论全世界了。
“这是个问题还是谴责？”奈特哈特法官问道。
无法保持沉默的被告人开始攻击埃哈德。第二检察官这是要抓住他年轻这一点，瓦格纳说，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也没那么大”。[12]（埃哈德的长相显年轻。他36岁，比被告大7岁。）
此外，如果检方那么担心审判带来不好的印象，瓦格纳的律师说，那就应该面对本案暴露的最不堪的丑闻：军校里“从指挥官到年纪最小的军官”[13]有约250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他们现在都好好的，包括巴伐利亚领导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唯独邦政府要拿他的当事人问罪。
随着争议再一次转变为对当局的攻击，辩方律师洛伦兹·罗德说他的当事人希特勒注意到，其中一名防卫军代表在向检方发出暗号。他希望立即制止这种干预。
施坦莱恩说他完全没注意到有这样的信号。
不能再这样审下去了，主审法官说，这是在让所有人蒙羞。他无意去弄清楚军方代表是否真的试图与检方联络。他的对策还是老一套，敦促大家保持小心谨慎。
上午11点半左右，法庭重新开放，瓦格纳重述了他的证词，没有提到任何可能被认为有碍国家安全或令军队蒙羞的内容。这份经过删改的证词让人觉得乏味且无关痛痒，在德国和国际媒体上较少提及。
经过一段意外的延误——在此期间辩方律师聚在一起商谈策略——下一个出庭作证的被告是鲁登道夫的女婿海因茨·佩尔内。他的证词在哈瓦斯通讯社看来几乎没什么内容，属于迄今最无聊的证词之一。[14]无论是在政变还是审判中，佩尔内始终是个次要人物——而《巴伐利亚信使报》认为，这个角色跟他是相称的。[15]伴随着耸人听闻的爆发、喋喋不休的争吵，还有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闭门庭期，这场希特勒的审判将走向一个更糟糕的方向。
[1] NA T84 EAP 105/7，655.
[2] 1924年2月29日《前进报》。
[3] NA T84 EAP 105/7，627.
[4] NA T84 EAP 105/7，631.
[5] 1924年3月7日伦敦《泰晤士报》。
[6] 1924年3月4日《人民信使报》。
[7] NA T84 EAP 105/7，633.
[8] NA T84 EAP 105/7，638. 对此事真相的揭露见1924年3月9日《前进报》。
[9] NA T84 EAP 105/7，639.
[10] 1924年3月3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11] NA T84 EAP 105/7，668. 奈特哈特对瓦格纳这个说法的提及见NA T84 EAP 105/7，668，643。
[12] NA T84 EAP 105/7，670.
[13] NA T84 EAP 105/7，673.
[14] 1924年3月4日哈瓦斯通讯社。
[15] 1924年3月4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