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遗嘱

背信弃义之举无处不在。[1]

——《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

随着古斯塔夫·冯·卡尔收紧对城市的控制，慕尼黑警方搜查了哥尼流街12号纳粹党总部。他们把那里上上下下翻了个遍，没收了这个非法组织的所有财物：各种办公设备和家具——桌子、文件柜、书架、餐具柜、打字机，以及一台用来复印的沙皮罗油印机。

警察还没收了挂在墙上的艺术品。其中有一些风景画和静物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希特勒作为画家的口味。此外还有肖像，包括腓特烈大帝、奥托·冯·俾斯麦、兴登堡元帅，当然还有阿道夫·希特勒自己。比较意外的是警方发现了两幅“吉卜赛人”[2]的照片，其中一幅是一个小男孩，一幅是女孩，他们认为这应该是某党员的私人物品。

其他被查抄的物品有图书馆藏书、雪茄盒、一双鞋、六袋土豆、一辆米法牌自行车、一把配有弹药的猎枪，还有大量纳粹党信纸，后来被警察拿去当便笺纸用。其中最值钱的应该是七辆小汽车和卡车，包括戈林的梅赛德斯以及他送希特勒去贝格勃劳凯勒开的那辆红色奔驰。不过现场找到的六个铁保险箱都是空的。党员路德维希·艾斯（Ludwig Ess）[3]已经把全党55787名党员的身份卡带走了。

到这个时候，当局已经掌握纳粹党与外国联系的铁证。[4]起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政变当晚在奥匈边境的一次戏剧化的抓捕。被捕的是法兰茨·乌兰（Ferenc Ulain），一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极端右翼组织“觉醒的匈牙利”领导人。

在乌兰的行李中，警方发现了这个匈牙利组织和希特勒的部队签订的一份“初步协议”[5]，“觉醒的匈牙利”也打算在布达佩斯发动政变。德国和匈牙利的这两个右翼组织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其中包括反犹和对《凡尔赛条约》的痛恨。匈牙利也遭到瓜分，失去了至少三分之二的领土，约350万人被划给邻国。

乌兰的这份协议是由希特勒的下属在1923年11月2日带到布达佩斯的。协议规定由希特勒提供士兵和他们瞒着协约国私藏的武器。而掌握着大量田产的匈牙利方面则拿农产品交换。然后希特勒可以用这个食物供给源来赢得德国民众的支持——此举实际上预示了他后来在1930年代提出那些受欢迎的举措，通过将经济转向军事生产来创造就业。

这个计划里还有一个要素。这个匈牙利组织计划把国内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然后向国际组织发出警告，如果协约国或者其他什么人胆敢干预，他们就屠杀人质。

然而这个跨国同盟在慕尼黑和布达佩斯都没能成功。只是由于经济和社会仍未脱困，掩埋在灰烬下的躁动余火也始终没有熄灭。

　　*

政变从根本上动摇了慕尼黑。依然支持卡尔的《慕尼黑报》说，由于希特勒鲁莽、草率的行动，民族复兴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各界人士纷纷指责希特勒蛊惑人心，宣扬一种离奇而病态的意识形态。《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出版人形容他“歇斯底里……被浮夸虚荣的魔鬼［迷了心窍］”。[6]

然而街头却是另一番景象。卡尔似乎成了巴伐利亚最招人恨的人。[7]

刚刚获释的邦总理奥尔根·冯·克尼林在11月10日下午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8]讨论政府是否需要撤换卡尔。他还提出解除洛索和塞瑟在军队和邦警的职权。

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站出来替卡尔说话，并问道：撤掉卡尔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克尼林直截了当地说，他支持了政变，并且在讲台上慷慨宣誓。

格尔特纳说，卡尔是不是真这么想还有待商榷。此外，如果的确是逢场作戏，那他又有什么错？且不说有没有做戏，军队和邦警的成功平叛可是卡尔、洛索和塞瑟的功劳。

有人插话说，不，不是他们。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这一点都经常被忽略，但这的确是事实。等到卡尔、洛索和塞瑟从啤酒馆回到办公室时，主要的工作已经由他们的下属丹纳和因霍夫完成了，包括征调援兵控制慕尼黑关键建筑和通讯中心。

关于巴伐利亚领导人在政变中起到的作用，接下来会有一场争论，而这次保密的内阁会议给争论划定了一个笼统的边界。不过会议记录显示，会议曾被窗外街上传来的叫嚷声打断：“打倒卡尔！支持希特勒！”[9]

　　*

回到乌芬，[10]希特勒已经决定逃亡到奥地利。为了躲过警方巡逻队的抓捕，他让勤务员穿上一件旧夹克、戴着“小家伙”的帽子去慕尼黑，还拿了一袋黄油和鸡蛋。他的样子就像是个去乡下走亲戚的，希望这样能瞒过警方的眼睛。

他的任务是找到伊琳娜·拜希施坦，也就是那位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此人住在柏林，不过经常去慕尼黑，在那里有产业，另外在四季酒店开了间套房。希特勒是在1921年6月结识这位地位显赫的贵妇的，并且她还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11]他就是通过她认识了[12]巴伐利亚许多有分量的人物，包括理查德·瓦格纳的遗孀柯西玛以及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圈子。拜希施坦有足够的权势、金钱和人脉，可以把他悄无声息地弄出这个国家。

于是，在勤务员去附近的村子搭去慕尼黑的火车后，舒尔茨医生又等了一会儿，跟他保持一个适当的间隔，再出发去相反方向的一个车站。他的目的是带回来一个外科医生，治疗希特勒的肩膀。

与此同时，在11月10日星期六的多数时间里，希特勒和海伦·汉夫施丹格尔只是在等待医生和逃亡用的汽车。他们坐立不安，无法静下心来吃饭——只有幼小的埃贡例外，他的调皮嬉闹跟以往没什么不同。

海伦心里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两个佣人和儿子埃贡走漏了家里来人的消息。

快入夜的时候，医生和一个朋友乘着借来的车来了，不过对希特勒的肩膀仍然没什么办法。他们再一次前往慕尼黑。希特勒和海伦再一次守着这座空房子，思考、等待着。

消息开始一点点传到耳边。

漫长的等待仿佛没有尽头。

到了夜里11点前后，已经就寝的海伦被她的厨子叫醒，说有人在外面等着。来人自称是戈林队长的园丁，说他带了鲁登道夫将军的口信给“住在咱家里的一个人”。怀疑有诈的海伦假装不知道这个陌生人在说什么，把他打发到了附近一间旅馆，答应他一旦有人来了就联系他。

会不会司机已经联系上戈林了呢？

海伦跑到楼上通知希特勒。根据她的描述，希特勒觉得的确像是戈林的园丁，但不能确定。他们决定让海伦明早给这人打电话，请他到家里来。希特勒相信自己到时候躲在楼上看，可以分辨出来。

次日早上，那人来了，希特勒认定他的确是园丁，于是来到楼下会客室和他见面。会面时间很短，而后希特勒就回楼上打了个盹，海伦始终也不知道园丁此行的目的。“小家伙”一直怀疑此人其实是个线人，打算向警方告发希特勒的行踪。

11月11日星期天，原本应该在欢庆共和国成功被推翻的希特勒，仍然躲在汉夫施丹格尔的阁楼里。他穿着一条借来的白色睡裤和深蓝色毛圈棉浴袍，这身宽大的衣服在汉夫施丹格尔身上是合适的，希特勒穿起来就格外显瘦小。这想必挺适合他那有伤的肩膀。希特勒跟海伦开玩笑说，这一身松垮垮的，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古罗马元老。

正午时分，希特勒和海伦、埃贡吃了他到这里的第一顿也是唯一一顿好饭。希特勒的情绪似乎不错，跟埃贡开玩笑说他需要一个“金发碧眼的姐姐”。海伦把孩子放到婴儿床上睡觉，然后回到客人身边。希特勒已经在会客室里踱步，东拉西扯地说着啤酒馆政变，在想他的同志们是死是活。他提到了自己在政变中的几个错误，发誓下次绝不再犯。

拜希施坦那辆送他去奥地利的车，到底在哪呢？

海伦说她可以联系她的水管工，她知道那人是个狂热的纳粹支持者，他有一辆摩托。希特勒可以躲在侧斗里，上面盖些枕头、毯子和篷布。没人会起疑心的。希特勒拒绝了。

　　*

快到傍晚的时候，窗板已经合上，窗帘也拉了起来。希特勒再一次在屋里踱步，“没有声音，但情绪激烈，”海伦回忆道。到了大概5点，她的婆婆来电话说警方在搜查她在乌芬之外的另一处房子。那座与世隔绝的大宅无疑是个不错的藏身地。

11名警官搜了两个小时，直到其中一人听到了海伦和婆婆的通话。他抢过话机，喝问电话那头是谁。海伦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警察于是问她是否知道丈夫的下落，以及上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是什么时候。

“今天，”[13]海伦答道。意外的是，她丝毫没有打算替家里这位客人打掩护。

“被逮住了！”在她未发表的陈述里，就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海伦去二楼起居室跟希特勒说，警察肯定正在往这里赶。于是，用她的话说，希特勒“彻底沉不住气了”。

“这下一切都完了，”她记得当时他嚷道，“都是徒劳！”[14]

然后他一把抓起了柜子上的手枪。有一个说法（并且写进了历史书）是，惊慌失措的希特勒差一点就自杀了。最早这么说的是“小家伙”。据他说，希特勒的确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被海伦救了下来。她用了丈夫教的一个“柔术窍门”[15]夺过了手枪，“小家伙”自己则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跟一个波士顿警察学的。接着手枪据说被她甩进了一个面粉桶里。

然而海伦在她的手写札记中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而且要更可信一些。她只是平静而又坚决地抓住他的胳膊，把枪拿走了而已。而且她还痛斥希特勒，才第一次遇到挫折，就产生了这么没意义、没出息的念头。她没提到用什么柔术技巧解除希特勒的武装。趁着希特勒坐下来绝望地抱着头的机会，她拿到了枪，藏到她临时想到的地方：埋进一桶面粉里，并且是在另一层楼。多年后，海伦还在想，她是真的阻止了希特勒的一次自杀，还是无非又见识了一次“他那些寻死觅活的戏码”。

等她回来的时候，希特勒还是坐在原地，沮丧地抱着头。在等待警察上门的过程中，海伦问有什么要交代给他的追随者的，“趁现在还有时间”。[16]于是希特勒连忙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17]大致说了说他对继任者的选择。

新任党魁的人选出人意料。不是戈林、赫斯、阿曼或者其他政变中的显要人物。不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也不是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他在政变当晚曾收到希特勒匆匆写下的便条，将“整个组织”[18]交由他打理。可能希特勒只是指政宣工作，不过施特莱谢尔很快会争辩说他的意思就是整个纳粹党。

希特勒选中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海伦想必也大吃一惊。她和丈夫一样，一直不喜欢这个人，认为他是个冷漠、自行其是的人，连领导一个报社的本事都没有，更别说一个政党了。用罗姆的副手卡尔·奥斯瓦尔德（Karl Osswald）的话说，罗森贝格是个懦夫，在他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狗屎而不是爱国之情”。[19]

连罗森贝格自己也没想到会被选中。“有关组织事务的秘密，希特勒是从来不会跟我说的，可是现在，我要在这么一个危急关头接手！”[20]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给人的感觉几乎就是，希特勒有意找了个不受欢迎的平庸之辈，以免此人太有魅力，到头来成了个威胁到他的对手。与此同时，其实更有可能是希特勒在压力之下仓促决定，[21]在少数几个仍在慕尼黑并且绝对忠诚的人当中选了一个。

由于警察随时可能到来，希特勒的遗嘱和手枪一样，被藏进了面粉桶里。卡车引擎声和狗吠声意味着他们越来越近了。警察很快包围了房子。走到门前的是29岁的一级警督、来自威尔海姆的鲁道夫·贝尔勒韦尔（Rudolf Belleville）。他并不是很乐意干这个差事。

首先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他的手下很多在休假。为了出这趟任务，他还得去本地一家酒厂借辆卡车。此外，一战的时候他跟鲁道夫·赫斯是战友，在同一支空军部队里当炮手，1920年加入纳粹党。他根本不想逮捕阿道夫·希特勒。

贝尔勒韦尔敲了门，问能不能搜查房子。海伦带他上了阁楼，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她打开了房门。一位叫约翰·巴普蒂斯特·洛里茨（Johann Baptist Loritz）的政府高级官员描述了接下来的场面：

希特勒穿着白色睡裤在房间里站着，手臂上缠着绷带……希特勒心不在焉地望着他。在得知对方是来逮捕他后，希特勒伸出手，表示悉听尊便。[22]

这时候外面气温已经很低，海伦提出借几件“小家伙”的衣服给他。希特勒没有接受，只是在别人的帮助下穿上了不合身的大浴袍。他就穿着这一身，外加那件披在外面的大衣，被警察押送到了门口。

小埃贡挣脱了佣人，从厨房跑出来，冲着把“道夫叔叔”带走的人喊“坏蛋，坏蛋”[23]。希特勒拍拍孩子的脸，和海伦以及两个佣人握了手。而后一言不发地跟着警察离开了。

在警方开着征用来的酒厂卡车离开约一小时后，另一辆车停在了宅子门口。马克斯·阿曼送来了拜希施坦的车[24]，希特勒本应坐着这辆车逃往奥地利。

[1] 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

[2] 见HA 68/1495文件夹中的清单。

[3] 路德维希·艾斯致信阿道夫·希特勒，1925年3月6日，HA4/85。艾斯将名单交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党，1925年11月10日，Folders 215 and 1220，HA 4/85。

[4]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51，445-47，Nr 181，486-87；Nr. 188，522，and Vienna’s Die Rote Fahne，January 8，1924.

[5] 1923年12月19日《国家》杂志。

[6] 1923年11月16日《柏林日报》。

[7] 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1923年11月15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8]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92，318-20.

[9]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92，引语见第320页。

[10] Helen Niemeyer，unpublished “Notes，” 315-17，folder “Ernst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

[11] Max Amann，Zeugen-Vernehmung in der Privatklagesache Hitler gegen Dr. Strausse wegen Beleidigung，Amtsgericht München，January 5，1929，HA 69/1507. 关于拜希施坦还可以参阅Wolfgang Martynkewicz，Salon Deutschland. Geist und Macht 1900-1945 （Berlin：Aufbau，2009），401-3。

[12] MA 103476/1，89，BHStA.

[13]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326.

[14] Helen Niemeyer，unpublished “Notes，” 317-23，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 关于鲁登道夫捎信来的说法，例见1923年11月13日《萨尔茨堡人民报》。

[15] Ernst Hanfstaengl，Hitler：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1957，repr. 2011），108. 还需注意的是，在写回忆录之前，她的丈夫曾向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过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更接近海伦的回忆以及希特勒是如何“放弃手中的枪”的。更早的这个版本没提到过柔术技巧，见《战略情报局材料集》（OSS Sourcebook）中的“取自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信息”。不过汉夫施丹格尔的那个不太可信的版本经常出现在传记里。

[16] Helen Niemeyer，unpublished “Notes，” 323-25，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

[17]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49.

[18] Joachim C. Fest，Hitler，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187.

[19] HA 68/1497A.

[20] Alfred Rosenberg，Memoirs of Alfred Rosenberg，ed. Serge Lange and Ernst von Schenck，and trans. Eric Posselt （Chicago：Ziff-Davis，1949），73.

[21]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W.Norton，1999），225-26，以及对自己的地位的反思，Georg Franz-Willing，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Verlag K.W. Schütz，1977），193。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希特勒不可能预想到自己会接受那样的审判和刑罚。阿兰·布尔洛克（Alan Bullock）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有可能是有意在避免竞争对手的崛起，Hitler：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Harper & Row，1971），65，and his Hitler and Stalin：Parallel Lives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2），150。

[22] Die Regierung von Oberbayern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1923年11月13日，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18，372. 有些地方称希特勒当时发脾气、大骂政府，警方有可能在报告中略去了这些事。

[23] Helen Niemeyer，unpublished “Notes，” 329，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

[24] Helen Niemeyer，unpublished “Notes，” 329，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and 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2013），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