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 一个男人——七个时代

在本长篇传记出版之前六年，我已经在一本小册子里简要描述了我对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的印象。各位读者的要求迫使我作出一个说明，我不能用同样的笔法，而是要以较长的篇幅，对这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生平进行描述和再现。之前出版的小册子让读者先获知了结果，先了解了本应在阅读完这位伟人的人生经历后，方能熟悉的人品和性格。而此书较长的篇幅使我放开手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着手讲述。它赋予了我另外一种角色——形象地说，像是一位有经验的领路人和导游，带着渴望求知的男读者们和充满好奇心的女读者们，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旅游。我们将一同回到对于今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的时代和历史的画卷中，去讲述他那融合了诸多历史时代的生平——鲜有哪位国务活动家有这样的经历——与他用一生所经历的时代，其中有五十年是在共同塑造它们，而后我们会对其进行回顾性的评说。

如果不算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梅特涅家族的历史足迹，那么要叙述的总共有七个历史场面。这七段历史总是被认作改朝换代的标志，并由同时代人从旧秩序（旧制度）[1]向新型的19世纪前进开路的六次历史变革所分开。在这里要策划的，像是一本导游指南，会事先向那些愿意一起参与这段历史进程的读者们，预示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历史经验只有强烈并持续地印在同代人 的集体记忆中，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让他们终生不能舍弃，并一再出现在他们的谈话、回忆和讲解中。同时，我想就每一段划时代的历史经验作些说明，即可以从哪些极端对立的视角来感知这些历史经验。

一 梅特涅七个历史时代中的第一个，即从孩提时期到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青少年时代（1773～1788）。这一时期中，敏感的观察家既感到了旧秩序的、社会的穷奢极欲与没落气氛，又感到了令知识分子神往的、弥漫在贵族和平民阶级中的启蒙运动精神。1766～1777年造就了日后欧洲世界在精神、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代领军人物，后文会对这些人物详加描述。这一代人早已被打上了历史叙事学的深深烙印，比如“梅特涅一代（始于1773年）”，以及仿佛是其倒影的“波拿巴一代（始于1769年）”。[2]所有这些领军人物都具有旧式世界主义欧洲的、启蒙式的渊博学识，他们或是与商业大都会伦敦保持距离，或是在熠熠生辉的精神孵化器巴黎中激进狂热，或是在德国大学的讲坛中，以及在德意志各邦都城的书宅里，繁琐地、不慌不忙地沉醉于求证，试图找寻出有着数百年传统的德意志公法与启蒙的理性挑战间的内在联系。

二 这个旧式的世界主义欧洲，在一次双重危机的冲击下崩塌了。当先已爆发的大西洋革命在1789年以法国革命的形式涌向欧洲大陆，席卷莱茵河流域国家、奥地利属尼德兰地区以及尼德兰国家[3]时，也深深地将年轻的梅特涅及他的家庭裹挟进来。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1792～1797）[4]，德意志人、尼德兰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意大利人及俄国人组成的联盟曾试图抵制新时期的到来。当一些同时代人心灰意懒地对旧式“德国自由”的改革还抱有希望之时，另一些人则相信，不实行“暴力恐怖（Terreur）”将不能打碎那些旧式强国的抵抗。

三 那场持续了近二十五年（1792～1815）的世界战争——从今人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其为世界大战——使梅特涅先是以公使的身份、后又作为奥地利皇朝 的外交大臣，经历了民族与帝国之间新型的碰撞。号称“马背上的世界之魂（Weltseele zu Pferde）”（黑格尔语）的拿破仑，为这场冲突打上了他个人的烙印。对有些人来说，拿破仑是位“世纪男人（Mann des Jahrhunderts）”，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这个称呼则等同于最邪恶的军阀暴君。这个历史阶段使同代人迷茫，使被奴役的百姓不知所措，因为此一时期所发生的血腥战争在规模上可谓史无前例，但同时，它又预兆着自由以及人类的道德进步。拿破仑的传奇，似乎恰恰可以象征这个时代的双重面貌。他所发动的战争，以及他采取新的方式为了进步和无情地消灭敌人所进行的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构成了又一种代代相传的经历。

四 接下来的时代（1815～1830），囊括了从1814～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到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作为既要防止战争又要防止革命的庞大机制在起作用的、重建欧洲国家体系的全部活动。其间，国务首相[5]梅特涅作为所谓的“欧洲的马车夫”在穿梭忙碌着，他自己也认为，只有不断地对脆弱的欧洲大厦进行必要的修补和加固，才可至少避免爆发新的欧洲大战。按照他的理解，这种战争的毁灭程度将会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战争。他的反对派将他的政策称为所谓的梅特涅“复辟（Restauration）”体制。

五 1830年，当七月革命从巴黎开始，进而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南部时，其似乎已处于临界状态，此后，当时的人们对时代的认知就一直在下述两方面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通过大规模起义，必要的话甚至通过联合起来的被奴役人民进行一场大战，以赢得“人民的春天（Völkerfühling）”，并大力鼓吹“青年德意志（Junges Deutschland）”[6]，“青年”波兰、意大利或者匈牙利，等等；另一方面，又怀有一种对文明崩溃的永恒恐惧——因行将爆发且无法驾驭的恐怖活动所致。

六 第六个划时代的经历，来自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对一些人来说，这场革命意味着通向自由、民主、宪政的统一民族国家的觉醒；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像梅特涅后来所经历的，大革命宣告了他们流亡时代的开始，以及无法克服的现代化危机，它使新国家主义的潜能迸发出来，并导致 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被破坏殆尽。

七 第七个阶段包括消化革命后果和对其的“反动（Reaktion）”，以及在哈布斯堡皇朝和新专制主义中所追加进行的官僚主义式的现代化。如同梅特涅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所描述的，他“从包厢里”［海因里希·冯·西尔比克（Heinrich von Srbik）语］观察着发生的一切，同时也从幕后知悉并掌握着比人们目前所知要更多的历史线索，而他的意见在政治知情者的圈子里则继续受到重视。这一时期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维也纳体系”的崩溃开始，直至正处于产生中的民族国家间的第一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为止。1859年后，哈布斯堡皇朝不情愿地被迫卷入这些重组国家的战争中，而于同年逝世的梅特涅所看到的，则是他的遗产——如果说还有这样的遗产的话——最终被赌输殆尽。

对他来说，这七段划时代的经历接踵而至：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因感到永恒的生存危机而进行的战争、欧洲重建（复辟）、人民的春天、革命引起的现代化危机，以及为重建国家而引发的民族冲突。如果处于其他年代，这七段历史中任何单独的一段都足够整整一代人去消化，而他一个人却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不乏家道传统的伯爵家族的后裔，同时又具有开明的自由精神，他看到的，是几近于包括其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在内的旧秩序的败落，新秩序则在他眼前诞生，而他亦参与其中。梅特涅必须在关于把旧欧洲的（封建的）等级社会引向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争论中展现身手。他出身于由农奴供养的帝国贵族，后来拥有了一个有着400名工人的钢铁厂，从而跨入了早期工业化的工厂主行列。

此前的梅特涅传记，无一例外都是从他几乎静止的人格内核着手，而对他所处时代的那些影响至深的、改天换地的历史经历，在他的人生中是否留下过痕迹、引起过变化，则鲜有关注。从孩提时期直至晚年，梅特涅都可以被称作一个聪慧睿智的人，一个知识分子，而很多人，包括他的主要传记作者海因里希·冯·西尔比克在内，却都将其贬斥为一个僵化的空想家。而这位知识分子则通过不间断的写作，使人们一再相信他四处活动的理由和目的。他不停地阅读，特别是在为时数周的、穿梭往来于欧洲的马车之旅中更是如此。他读书、看报，喜爱阅读历史和文学作品，而且如果不得不看的话，他也会阅读自己政敌写的那些论战性和诽谤性小册子。除此之外，他当然首先要看文件和会谈参考资料。无论在哪儿，他都不断地写信，写给家人、朋友、志同道合者，特别是袒露心扉地写给情人威廉米娜·冯·萨甘（Wilhelmine von Sagan）以及多萝特娅·冯·丽温（Dorothea von Lieven）。这些箴言警句、备忘录、回忆录、书信等，标示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于这些资料对他本人来说十分重要，所以他都没有扔掉，因而在布拉格形成了由他亲自整理的遗存资料［《克莱门蒂纳文献》（Acta Clementina）］，以及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梅特涅家族档案。这些资料成了认识这位不容易让人理解，却容易让人曲解的历史人物的不竭之源。

我作为虚构的导游最为关注的，是引导那些追随我足迹的游客，从时代的深渊里走出来，并向前行。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将那些影响重大的时刻——那些本原的经历——展现出来，从而理解他所做出的行为和判断。这些原始经历在后来的冲突、危机和对抗中，似乎是引起梅特涅采取当时可预见的、令人不快的行动的主要刺激。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对18和19世纪之间“鞍形期（Sattelzeit）”[7]［莱因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语］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法制理”“革命”“变革”“民族”“文明”“代理”“人民”“主权在民”等，就可能会有新的理解了。然而从梅特涅的角度去理解所有这些概念，绝不意味着为它们进行辩白。一部像本书一样的传记，不能也不会奉行辩护意图，如今更再没有理由这样去做。将梅特涅那时候所想、所指但没有说出的东西，从他早期的经历中推导出来，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的特权。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本书的宗旨：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

一场内容丰富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也富有成果的辩论，会使人怀疑，即使在所谓后现代的旗号下，进行历史叙事是否还有可能，以及传记作为历史学创作的一个类型——按照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的模式对人的一生进行描述——是否已然成了一种“幻想（Illusion）”［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8]语］。当然，旧式的、描写主人公个人成长历程的教科书式小说写法，以及与其相关的对主人公进行历史确证的做法，早已消亡，而且就在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9]出版他的《史学》（Historik）一书并写出下列语句之时，就已经死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过去的并非是已知的，因为它们已经过去了，而是与其相关的现时和此地还未过去的事物，无论是对古远的、曾经发生的事情的回忆，抑或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残存记忆（在起作用）。”[10]换句话说：过去的事，以及已经逝去的人的一生，是无法按原样“再重构”的：它不能容忍那些流传下来的残简碎片所显现的残缺性和偶然性。但是，让一个人生平的见证，与有充分理由的提问进行对质，仍然是可能的。而假如这样做能展现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使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肖像”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闪烁着“五光十色”［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Evans）语］[11]，那么，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算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