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革命—出逃—流亡，1848～1851

71 1848年革命：“闪电”、爆发和出逃

欧洲范围危机的前奏：维也纳从动乱到革命

我们陪伴着梅特涅进行的穿越时间的旅行，现在到了1848年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下，在这些天中，在已然老迈年高的国务首相的办公桌上，都送来了些什么样的文件。像通常一样，对欧洲消息最为灵通的这位政治家，从他派驻四面八方的公使们那里收到的急件堆成了山，再加上赛德尼茨基发来的有关皇朝动乱地区的警务报告，以及还有发自他在美因茨情报机构的秘密消息。此外，来自法国、英国和德意志邦联的报纸，也都是他时常跟踪阅读的消息来源，并且，他认为重要的部分，都要剪报存入文件夹中。聚集起来的信息越来越频密，在他看来已经形成一种威胁，各种迹象表明，这是一种内容不同的威胁。在法兰克福席恩美术馆举办的纪念1848～1849年革命150周年的大型展览上，举办者特意找到了一幅油画《革命的闪电》（Wetterleuchten der Revolution）。^[1]我们只能短暂地去触碰一下一般性的历史关联，^[2]因为否则在我们去感知——在1789、1820和1830年之后——欧洲的这第四场革命是怎样对待梅特涅的，以及反过来说，梅特涅是如何与之打交道的，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起来。

在1840年代，欧洲大陆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危机的征兆越积越多：资产阶级对参与政治的要求、对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工业化前手工业从业者的困境、大城市中以及平原地区的人口过剩和无产阶级化等各种征兆不一而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甚至认为，伦敦、曼彻斯特和 伯明翰的“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可能是欧洲普遍危机的不祥之兆，这种危机也将会冲击德意志。1848年2月21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用他那如今已经是世界著名的警句，更加尖锐地形容了这种现象：“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欧洲的农业危机使得社会鸿沟日益加深，这一危机以截至当时为止不为人知的疯狂，不但席卷了爱尔兰的贫困家庭，而且将许多德意志邦国卷了进去，马铃薯腐烂病大面积蔓延，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基本食物，导致了面包短缺以及在市场上因饥饿而闹事。投机商人激起了公愤，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更加激烈地叱骂更加严厉的新闻书报检查，并且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事件的丑闻，变成预示着因德意志悲惨状况而将发生重大事件的前兆。各邦议会越来越勇敢地发声，甚至于1847年提交议案，说应该设立一个德意志议会，或者至少应该给邦联指派民族代表。

1847年，动乱已经持续地蔓延到了哈布斯堡皇朝。在下奥地利（维也纳）和匈牙利（普雷斯堡）的等级大会上，进行政治思考的大会成员第一次发声，公开地在请愿书和宣传单中，以及在议会的讨论会上表达他们的诉求。维也纳的地方议会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其成员要于3月13日在等级议事厅聚会。这一天以及这个地方，将决定梅特涅的命运。

梅特涅知道，在巴黎1848年二月起义为全欧洲的革命发出信号之前，巴勒莫（Palermo）和那不勒斯的革命起义已经取得胜利。在哈布斯堡皇朝中，不仅仅有来自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臣民在闹事，在加利西亚、波西米亚，甚至在沿着亚得里亚海岸的伊利里亚各省以及匈牙利统治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地区也发出了“三月诉求”的呼吁之声，到处听到的都是要求新闻和结社自由、成立自己的国家代表机构以及农民解放的吼声。^[3]

奥地利驻意大利各国的公使们发来的报告，让梅特涅及时但也惊讶地得知了越来越密集的动乱 的实况，1847年12月，他就已经预计到将会发生革命，因为他依据的是严酷的情报材料。当时任驻那不勒斯公使的施瓦岑贝格侯爵要求进行军事干预，梅特涅制止了他，并且警告说，调动军队只能用于保卫国家的防御功能。即使国务首相能够正确预言革命将至，他也不可能准确预测会在哪一天爆发，以及出于什么缘由爆发，而恰恰是这两点完全让他惊诧莫名。

在过去年代为梅特涅树立不同形象的先驱、维也纳档案馆馆长汉斯·施利特（Hans Schlitter），以及后来的西尔比克，发现了如此众多的关于革命爆发的细节和背景材料，来追溯当时在梅特涅的头上掀起的是一场多么巨大的风暴，最终将他赶下了台，以至于可以以天来计算，甚至于以小时来计算。坚持记日记的侯爵夫人梅拉妮也曝了很多料，由于日记中她对个别皇室家族成员进行判断的感情过于激烈，以至于不能让她的日记印刷出版。出版人、梅特涅的儿子理查德“必须按照最高层的命令将重要段落删除，或者伪造这些段落以后再出版，因为这些段落有为梅特涅开脱，以及使其他人物丧失名誉的嫌疑”。^[4]就国务首相而言，得知皇室家族似乎要将其作为弃车保帅的牺牲品加以利用，并且行政机构的个别成员对能参与此事而心满意足时，他的内心则是异常的痛苦。

科罗福拉特迟来的虚荣——梅特涅的政治终结

如同新的文献发现所证明的，许许多多零散单一的信息，新近又拼合成关于梅特涅下台的一幅完整画面，而其中国务和会议大臣科罗福拉特再一次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是要利用维也纳日益增加的愤怒和抗议运动，将梅特涅赶走，因为他自己想取而代之，并且还要扩大其权力范围。鉴于他多年来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不佳多有抱怨，在革命的浪潮下，他到底能否胜任国家顶层的这样一个岗位，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但是，有鉴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上述疑问并没有难住他。总之，梅特涅曾说科罗福拉特总体上没有领导才能：“他虽然是一个杰出的商人，然而他缺乏成为一个国务活动家的特质。他没有能力去统揽问题的全貌，去理解 领会它，去确定它的走向，并且让这一走向不被偶然因素所迷惑。”^[5]

人们发现科罗福拉特参加了资产阶级反对派运动——维也纳法律政治读书会和下奥地利企业联合会——这让人觉得异常和不可思议。在这些社团中聚集的，全是些持批评意见的等级成员。在3月6日召开的每月例会上，企业联合会通过了一个令人棘手的请求，向皇帝上一份请愿书，并将其交给了当时也在现场的企业联合会的保护人弗朗茨·卡尔大公爵。同样也在现场的科罗福拉特宣布，他赞成对受梅特涅启示而出版的一篇报刊文章发起攻击。“国务会议的两名成员起到了这次反对政府体制示威的衬托作用。”（西尔比克语）^[6]

在3月13日前的数天时间里，宫廷圈子中蔑视梅特涅的说法日见增多，其中公开说人们希望能够摆脱他。约翰大公爵、科罗福拉特以及索菲大公爵妃知道，3月13日，在邦一级会议召开的这一天，将会发生针对梅特涅的抗议风暴。由于有人背叛，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梅特涅的耳朵里。梅拉妮在其3月12日日记中一段禁止付梓的文字里，写到了在相府的客厅中发生的一件事。头脑有些简单的费丽琪·埃斯特哈齐伯爵夫人（Gräfin Felicie Esterházy）当面向她问道：“你们明天将被送走，是真的吗？”“为什么？”侯爵夫人问。“噢，是路易·塞切尼（Louis Széchényi）刚才跟我们说，他让我们去买蜡烛，因为你们要被送走，晚上装饰庆祝用！”梅拉妮在她的日记中还解释说，塞切尼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皇室，他说出来他所知道的事，就不能当作耳旁风。^[7]他是索菲大公爵妃的总管家！

3月13日，星期一，在维也纳市内下奥地利地方议会前的运动，像预期的那样升级了。这一天，议会正要聚会，并将其立宪的要求呈送给皇帝。当天，群众涌上了街头，发生了挑衅性的开枪事件，有人中弹身亡，并最终在城郊发生暴力起义。无产化了的工人将煤气管从地下拔起，这些煤气管本来是用于加固环绕维也纳防御工事的，他们点燃了一堆堆熊熊烈火，作为社会起义的象征，耀眼地点亮在城市之中。这时，科罗福拉特的机会来了，在一场巧妙安排的行动中，他成功地通过大公爵们的影响力，向梅特涅施加压力，让他 除了辞职别无选择。为了维持安定的局面，梅特涅成了弃车保帅的牺牲品，因为在霍夫堡皇宫里，人们乐意接受这个说法，即应将梅特涅作为一种“体制的化身”清除掉。国务首相对于下台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对幕后的阴谋诡计对他造成的这种创伤，难以抚平，诸多出于他个人之手的、没有印刷出版的宣言和辩解，都保存在他遗留的文献中。他在这些文献中一再说明，如果他的留职会导致一场革命，他将不会对让他辞职的做法进行任何反抗，因为他所追求的只是变革，而不是其他更多的东西。

从维也纳出逃，穿越德意志前往伦敦

在这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梅特涅不得不顾虑自己的生命安全，并决定出走。他的夫人梅拉妮在日记中详细准确地记述了他们穿越德意志，前往布鲁塞尔、海牙和英国的冒险旅行。^[8]出逃第一个目的地是位于南摩拉维亚的菲尔斯贝格［Feldsberg，捷克语称瓦尔季采（Valtice）］的列支敦士登侯爵的宫殿，列支敦士登侯爵与梅特涅一向交好。然而当地议会却要求梅特涅一家在24小时之内必须离开，而梅特涅却不知道该逃向何方。是他的女儿莱欧蒂娜才让他有了逃往英国的想法。他们想隐姓埋名出逃——使用的是一本为商人弗里德里希·迈耶尔（Friedrich Mayern）开具的护照，旅行目的地是伦敦。这位扮装成来自格拉茨的批发商，与夫人和儿子“约瑟夫”准备为了“私人业务”在伦敦停留六个月。这本救命的护照对梅特涅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将护照原件保存到了他的遗留的文件中。^[9]

梅特涅一家出逃用的护照，用的是来自格拉茨的批发商弗里德里希·迈耶尔的名字

前往奥尔米茨之路，有几段他们要乘坐火车，然而那里的市长和总主教拒绝接纳他们，于是他们只得继续乘坐火车前往布拉格，而不可思议的巧合是，在与他们相邻的车厢中，坐着3月13日在维也纳相府前发表演讲的波兰人布莱安（Burian）。尽管梅特涅在旅行中使用了三个不同的化名，但是在特普利采的宾馆里，人们还是认出了他，其中有人高呼：“把帽徽摘下吧，他是梅特涅侯爵。”人们还是恭恭敬敬地对待他，让他安静地通过。在德累斯顿，人们也发现了这位旅行者，但只是好奇地观望着他（3月24日），在莱比锡，到处都响彻着爱国的士兵歌曲，他们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整整熬过两个小时，因为大批的工人正在聚集（3月26日）。接着向马格德堡进发，在那里警务官员向梅特涅坦承，如果梅特涅想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在公众面前出现，他不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3月27日）。然后继续逃向汉诺威，在那里人们将汉诺威国王关押了起来，并且悬赏要普鲁士王子的狗头（3月27～28日）；到了明登（Minden，3月28日）；前往菲斯特瑙（Fürstenau），在这里，店掌柜从梅特涅衬衣上绣的侯爵头冠标志上，认出衣着主人非等闲之辈，进而评说道：“这肯定又是一个国王，必须得让他们通过。”3月30日，终于抵达了荷兰边界。此时，梅特涅已经彻底的一文不名，如果不是罗斯柴尔德男爵给他开出了一个信用证，派人在半路送到他手上的话。一家人继续颠沛流离，经历着胆战心惊的状况，比如在阿尔海姆（Arnbeim）的一个客栈里，一个店小二声称，他要是碰上了梅特涅侯爵，就要把他干掉。4月4日，一家人继续乘坐汽船从阿尔海姆前往海牙，在那里觐见了尼德兰国王，并于4月19日从鹿特丹乘坐轮渡进入英国的布莱克沃尔（Blackwall），直到4月20日幸运地抵达了伦敦。

梅特涅永远不知道的奸刁的阴谋诡计

梅特涅不得不身无分文地逃离维也纳，从流亡地伦敦方才得知，他在波西米亚的财产已经被没收（“暂行没收”），并且扣留了他的所有俸禄津贴。为什么年长的国务首相、大臣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在供职39年之后，却遭到了与其他退职的领导人不一样的待遇，比如赛德尼茨基、不久后退休的科罗福拉特以及菲克蒙特（Ficquelmont），对此他不得不去猜测。在他退出公职后没有几天，斐迪南签署了关于原本要保障国务首相退休金的一项决议。^[10]

在他退职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不期而至，将他简直说成要对过去应该诅咒的一切负责的恶魔，自由媒体肆无忌惮地公开诽谤和中伤他。^[11]记住这个诽谤过程，无疑也十分的重要。

1848年6月23日，在《维也纳晚报》上，记者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弗兰克尔（Ludwig August Frankl）指责梅特涅，说他自1815年以来，每年从俄国沙皇那里收取50000～70000杜卡特不等的款项，以使奥地利奉行一种对俄友好的政策。还说他贪污以及浪费了数不清的公款。这里所说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凭实据。

接着是时任相府档案馆馆长的约瑟夫·冯·霍尔迈耶（Joseph von Hormayr），他在诽谤文章《弗朗茨皇帝与梅特涅》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说梅特涅从各种不同的国家资源里中饱私囊，并说他对1826年获得的普拉斯修道院，分文未付。^[12]

这类指责在新闻舆论界互相传抄，重复传播，并以这种方式滚雪球似的扩大。这个诽谤运动一直持续着，直到在新选出的维也纳帝国国会中的德意志—波西米亚议员路德维希·赫特勒·冯·罗纳尔（Ludwig Elder von Löhner）按照民主惯例，提出了所谓的质询时方有了新 的发展。1848年8月14日，他直接向三月政府财政大臣菲利普·冯·克劳斯男爵（Philipp Freiherr von Krauß）提问，问他国务首相的财政问题——也就是说指责梅特涅使用公款的问题——是否按程序进行过审核。令人吃惊的是，他对细节的了解，看起来就像一个只有宫廷财务署的工作人员原本才能知晓的那样。他怎么知道外交大臣对划拨给他的款项使用，经后来对单据的审查没有通过，以及没有给予外交大臣（议员）豁免权呢？他也重复了上述那种说法，梅特涅对获得的普拉斯修道院，分文未付。^[13]

这种质询的意义在于，要求主管大臣对某一事态作出解释。这位财政大臣在同一个会议上解释说：“我也在关注这一事件，正在进行处理。”他说此话的目的是要暗示，显然要准备进入所谓的“国库检查程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财务审计和查账。由于案情还未搞清，所以政府拒绝向梅特涅支付养老金，并且人们说，是为了保险起见，才没收了他在波西米亚的财产。

人们计划审查梅特涅自1809年入职以来是否正确地使用资金以及付出的款项是否正确地入账。这个程序暴露出来的荒谬之处在于，他们怀疑1813～1815年的财务支出，也就是皇室及相府跟随统帅部和随着战场转移的那段时间，有时——如穿越法国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而在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到了1848年，竟还想着一丝不苟地查当时的明细账，也只能将这种做法解释为阴险的恶意了。那些在处理此事的人，在看到文件原件第一眼时，肯定从一开始对一个重要的事实就已了然于胸：那时候之所以没有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免责判断，是因为当时在其总管领导下的宫廷财务署，以及任财政大臣的科罗福拉特将此事拖延了好几年，而现已众所周知，科罗福拉特正是以其办事拖沓而著称。也就是说，账目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只剩下了对梅特涅自肥腰包的指责。

为了能够审核账目是否正确，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之后，财政大臣于1849年12月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审计 署总管、三位宫廷参事、两位处长和一位宫廷财务署全权代表不紧不慢地、严肃认真地审查起来。此时，侯爵可以说已一文不名，为了堵上200000古尔登的亏空，他正准备将维也纳跑马路的房产卖掉。如果没有沙皇100000卢布的有息贷款，梅特涅将会一贫如洗，生活难以为继。

大臣会议中的审理辩论没能使财政大臣改变主意，甚至连有人提醒说，梅特涅当时“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肩负使命，在那个时代，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旦，他跟随统帅部直抵战场边缘，然后进入敌国，经常与他的办公室分离，而他分身乏术，怎么可能监督所有财务业务的细节呢！”但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4]

在耐心等待了两年之后，梅特涅终于使用了留给他的最后的手段，委托了他在维也纳的律师。而这位律师援引了有关“任何一项立案（预先登记）须在14天之内通过形式上的起诉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条款，^[15]案件终于可以受到审理。在召开的两次大臣会议中审理辩论了此案，最终梅特涅获得了胜利：1850年11月14日，同意支付给他每年8000古尔登的法定退休金，抵押亦被解除。

科罗福拉特倡议攻击梅特涅

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这个诉讼案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赖以作为理由的说三十年前贪污差旅费的内幕消息到底出自何方？一个文件上的注释拨开了迷雾，揭露了真正的元凶。1826～1848年内政与财政大臣的办公文件（“大臣—科罗福拉特—文件”），整整装满了228箱，只有知情人才能借助20册的目录指南，找出时任宫廷财务署副总管的埃希霍夫骑士于1834年11月28日撰写的那份报告。^[16]这份文件是关于1813～1814年和1818年费用中梅特涅账目的，其中说到了“出公差”的费用支出。文件上注有科罗福拉特的亲笔批示，是他于1848年4月25日在维也纳写在文件原件上的，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让人在这个时间将涉及梅特涅的案卷从宫廷财务署的档案中抽了出来，然后，就像批注泄露的一样，转交给了财政大臣克劳斯男爵，而文件上写着批示的文字：“请财政大臣就此报告以及对1835年的第100号和第4107号报告发表意见。”这是急急忙忙赶在前面的行动，明摆着是出自科罗福拉特的建议。那么，科罗福拉特为什么随后要将文件带回自己位于维也纳附近的埃普莱西斯多夫宫（Schloss Ebreichsdorf）的家中呢？难道就如同他自己亲笔在文件背面标注的那样？这与政府机关内部正常的业务运作流程毫无关系。4月30日，这位大臣又出现在维也纳，并且为斐迪南皇帝起草了一份“敕令”，随后连同文件一并交给了财政大臣冯·克劳斯。

文件批注！1848年4月25日由科罗福拉特抽出来的有关梅特涅1813～1818年之间“差旅费”的文件

还需要加以思考的是，斐迪南皇帝于1848年3月17日设立了大臣会议，他指定大臣会议主席（暂时）由科罗福拉特担任，而科罗福拉特则聘任克劳斯男爵担任其内阁的财政大臣。接着，科罗福拉特的老病又犯了，他不得不在4月3日第二次大臣会议之后表示，要中断工作。然而他还是继续留在任上，直到4月18日皇帝将其解职为止。^[17]也就是说，当他于4月25日将文件从宫廷财务署档案中取出之时，他已经不是正式在职了。在此需要再一次强调：已经不在职了，但是他还在为皇帝起草敕令。自己的精神状态导致斐迪南皇帝不能自主作出行动决定，而是只能一味地去执行（别人提出的建议），所以，这位前大臣有机可乘，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想要将梅特涅纳入监控！科罗福拉特有内线消息，帝国国会议员罗纳尔显得消息极为灵通，他能宣称梅特涅对其使用的预算费用没有豁免权。同样也是他，向财政大臣示意关注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科罗福拉特作为真正的始作俑者，完全有意识地使梅特涅陷入了随之而来的财务和生存危机，而梅特涅只能完全凭借外来的帮助摆脱它。然而皇室方面，却无一人伸出援手，出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