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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4章 背信的谈判
5月中旬，乌迪诺将军搬进了新指挥部，位于罗马城门外2英里处的一栋庄园中。几千人的增援兵力已经到达，还有更多人正在赶来的途中，法国军官正在为和谈破裂后的围城作准备。最让乌迪诺担心的并不是罗马共和国在军事上的能力，因为他们实在没什么实力可言，他担心的是即将到来的罗马夏日。一个法国军营中的记者抓住了这种可怕的情景：“热浪已经袭来……甚至在罗马城内，有很多外地人生病发烧，但是除此之外，在户外睡觉的人都染上了严重的疟疾。如果是这样的话，对那些在罗马1英里外扎营的2000人来说，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在5月末的一篇报道里，记者补充道，“从昨天开始，有100人因疟疾引起的高烧而浑身肿痛，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医院就将统计不出持续增加的患者数量了。在这样的情境下，总指挥还会犹豫不定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1]
当法军正在城西集结，费尔南多国王和他的军队正位于教宗国的阿尔巴诺，这里距离罗马城南只有几英里远。来自西西里的消息让这位国王更加大胆了，他的军队已经在5月15日攻陷了巴勒莫，结束了一年之久的叛乱。他心急如焚地想要把自己树立成教宗的救星，于是他身先士卒，带领着身后的10000人进军了。
此时，新任法国公使雷赛布已经和罗马的三人执政团开始了和谈，法军立即发起进攻的威胁已大大降低。按照马志尼的想法，这正是回应南方威胁的好时机。5月中旬，加里波第的非正规军和佩德罗·罗塞利将军（General Pietro Roselli）指挥的正规军一同向罗马城外进发。这两支部队的合作正是天作之合。罗塞利接受的是正规军事训练，并且深谙兵法和战争史。他仔细地策划并严密监视着部队的行动。相比之下，加里波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从不使用正规战法。他打仗全凭直觉，靠情感来指挥。在罗塞利的指挥部中，加里波第被称为“海盗”，但是一旦作战开始，罗塞利将证明他才是那个对突发情况应变得比较慢的人，而加里波第则是机敏地驰骋在战场上。费尔南多国王最害怕的就是加里波第。加里波第正在进军的消息一传来，这位波旁君主便命令军队向南调动，在韦莱特里进入防御阵势，小道传言此时已在费尔南多的军中传开，他们称呼加里波第为“红魔”，有人说这位红魔是战无不胜的。当加里波第发起进攻，早已吓破胆的那不勒斯士兵再次快速溃散，向南逃到了边境的另一侧。费尔南多国王垂头丧气地在5月21日回到了加埃塔，这更进一步浇灭了教宗的志气。[2]
费尔南多的挫败让教宗相信他的救赎只能依靠奥地利军队，但是施瓦岑贝格侯爵却另有打算。“我们的所有努力，”他在5月19日告诉埃斯特哈齐，“必须要避免让意大利的情势复杂化，不可激起我们和法国人之间的冲突。”他写道，完成此事的最好办法，就是透过在加埃塔的四国会议。
施瓦岑贝格还觉得必须要给一个建议。他对法国使节们提出的建议感到震惊，即让教宗通过访问法国来赢得人们对他志业的支持。这样的提案，他宣布，“在我看来，简直太荒唐了，让教宗去那里寻找追随者，只不过是给法国的虚荣献上谄媚罢了”。这位奥地利总理回忆，当他几年前在罗马的时候，身处于辉煌圣殿之间的教宗，是一个威风八面、气定神闲的人。而相比当下，他评论说：“一个观光客一样的教宗，在欧洲各地坐着火车来回跑，在每一站都要停下来对着人群祝福，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这样的情景无异于是……给已经散布各处的轻浮和怀疑论者提供笑料。”[3]
*
当雷赛布住进罗马城中心的一家宾馆开展和谈后，他亲眼看到了罗马市民抵抗入侵的决心和让乌迪诺的进攻寸步难行的勇气。这位外交官心想，还有一线希望能够促成和平的解决方案。5月17日，乌迪诺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了停火。[4]
两天后，罗马政府拒绝了雷赛布的第一个提案，它正好反映了法国议会授权向罗马出兵的理由。提案文本中呼吁罗马市民向法兰西共和国呼吁“博爱的保护”，进而像欢迎自己的兄弟一样欢迎法军士兵。这份提案保证了罗马市民有权利自由决定自己的政府组成形式。罗马城内的军事行动将由罗马军和法军协同执行，罗马的市民政权也将继续运作。马志尼提出，这份提案缺少了对罗马政府合法性的认可，罗马共和国是经由罗马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存在于罗马了。[5]
法国的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也在这个时候举行了，这件事更让乌迪诺很快就对雷赛布失去了耐心。保守派已经大获全胜，粉碎了马志尼所期待的让法国对他的共和事业提供更大支持的期待。按照乌迪诺将军的想法，继续谈下去已毫无用处。“如果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和平，”他在5月21日告诉雷赛布，“那就让我们进入罗马。我们军队的纪律和政府的慷慨是罗马人想要的秩序和自由的最可靠的保证。”同一天，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口，停靠于此的斗牛犬号舰长基伊向伦敦发出了最新讯息。“法国人，”他预计，“在这个星期之内，无论是靠条约还是靠攻势，都将毫无疑问地掌控住罗马。”[6]
永恒之城呈现的是一幅反差对比强烈的景象。商店仍然营业，生活依旧继续，但城门则是牢牢紧闭，人们只能在获得军事许可的前提下出城。外国入侵的威胁已经把罗马人民团结起来，人们对教宗试图通过军事征服重建统治而感到愤怒。对罗马共和国第二大城市博洛尼亚的炮轰则让局面变得更糟了。[7]
5月20日下午，1848年在罗马街道上还曾领导效忠教宗游行的“雄辩者”带领几百名支持者来到人民广场。他们在那里撕下了广场上四座教堂门口挂着的教宗牧徽，随即进入教堂砸烂了信众的木制忏悔室，将碎片拿来加固城中的街垒。对罗马人民来说，最能象征教士阶层入侵人们生活的莫过于忏悔室了，在忏悔室中，面对绝罚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揭示他们心中最私密的想法和行为。[8]
“雄辩者”和他的人马随即顺着科尔索大道而下，把沿路其他教堂中的忏悔室也一并破坏掉。他们把一些残片带回到人民广场中央，人们计划着在夜幕降临后点起篝火来庆祝。
得知这件事情以后，马志尼有些失望。他随即下令国民卫队出面制止，次日罗马城墙上贴出了一张告示。“罗马市民，”上面写着，“昨天，一时的糊涂迫使危害临近，有些人破坏了教堂中的忏悔室来加固街垒。”考虑到人民所面临的险境，他们的冲动行为可以被原谅，但是，三人执政团在此警告，“我们神圣共和国的敌人正在全欧洲的各个角落看着我们，他们正寻找机会抹黑我们的神圣行为，并指责人民的不敬和反宗教立场。”这张告示在结尾处说道：“请将昨日拆除的忏悔室碎片物归原处，兹事体大，不可怠慢。”[9]
*
当庇护九世得知法国人已经派出新的公使和罗马统治者进行谈判，他十分愤怒。更让他恼怒的是哈考特和雷内瓦尔仍不断地恳请他允诺继续改革。无论他回绝多少次，他们仍不死心地反复施压。虽然他早些时候曾感到和法国的感情纽带更为亲密，但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他必须得依靠奥地利人。
“你可以确信，”庇护九世在5月18日告诉雷内瓦尔，“奥地利并不强迫我做什么……奥地利乐于保护我的独立且不逾矩。”[10]
雷内瓦尔发觉自己正处在一个越发难办的处境中。他反复告诉杜伊，法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说服教宗接纳罗马的代议制政府，然而来自巴黎的信函每一次都带着同样的命令。雷内瓦尔还对本国政府让雷赛布前往罗马的决定感到生气，因为这件事削弱了他的权威。“这个问题，我亲爱的伯爵，”雷内瓦尔向加埃塔的荷兰大使透露说，“现在一切都太过复杂了，我承认，我已经对局势一无所知了，我想要放手，让比我更有能力的人来处理，或是干脆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11]
5月20日星期日，在加埃塔会议的最后一次会晤中，两位法国使节在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房间中发现他们成了众矢之的。为什么法国会派出一个公使去和抢夺罗马的犯罪团伙谈判？他们宣称雷赛布只是去磋商城市的投降事宜，但是这样的说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随后议程转向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那不勒斯大使要硬着头皮向大家解释费尔南多的军队是如何被加里波第的乌合之众打败的。这样的溃败，鲁道夫伯爵试图让他们相信，全都是法国人的错。他们不但拒绝和费尔南多二世协同行动，而且还和马志尼谈判，这让罗马军得以空出手来全力对付南边的那不勒斯军。
最后，鲁道夫评价说，费尔南多国王走到教宗国的任何地方，他都会举着教宗国国旗，并将所到之处的地方行政立即交予教廷当局。相比之下，无论法国人走到哪里，他们都举着自己的旗帜和罗马共和国的旗帜，并且拒绝让庇护九世的密使恢复教宗的统治。
奥地利大使随即接过这个话题来痛斥法国，指责他们侵蚀了天主教四国会议的根基。不但没有和他国勠力同心，法国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出兵罗马，现在甚至还要阻止其他国家的介入。
会议结束后，雷内瓦尔跑到了教宗那里，庇护九世此时的心情十分糟糕。他问道，那些响应他的号召而战，而今却被费尔南多二世丢弃在教宗国南部城镇的士兵们该怎么办？他们现在要任由加里波第处置了。那天傍晚，比利时大使试图安慰心碎的教宗。这位外交官回忆：“圣父大人流着眼泪告诉我说……‘亲爱的阁下啊，我个人可以忍受任何事，但是当别人因你而遭难时，那会让你更加感到痛苦。’”此时，正逢斗志昂扬的军乐从外面的街道传到教宗的窗边。“这样的对比让他深为厌恶，”大使说，“他抬起头，望向天空。这是庇护九世常常做出的动作，”比利时人观察道，“这个动作透露了他的内心五味杂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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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赛布下榻的饭店位于上流社会的康多蒂街（Via Condotti）。他往返于饭店和法军指挥部，和乌迪诺将军讨论最新的事态进展。他在一个随意到不能再随意的非正式场合中和马志尼首次会面。这位法国公使在凌晨1点来到马志尼的住处康苏塔宫，他向门卫询问在哪儿可以找到这位意大利独立的先驱。门卫指向了位于二楼的一个边间，雷赛布为了不发出声响，脱下鞋走向长长的走廊尽头，探头看了看马志尼的朴素房间。在这里，有一张简单的铁床，马志尼正在上面睡觉。雷赛布把房间里的唯一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了下来。他轻轻地叫着马志尼的名字，但是这位欧洲最伟大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并没有被打扰到。法国人用渐渐抬高的嗓门重复着他的名字，直到这位精疲力竭的执政官终于被叫醒。
马志尼的房间完全没有卫兵，他睁开眼睛，惊讶地盯着这位坐在他床边的法国公使。在半梦半醒中，这位意大利的先驱开口问雷赛布是不是来暗杀他的。[13]
在随后展开的讨价还价中，雷赛布对这位独立先驱的印象从赞赏他的勇气变成了怀疑，他怀疑这位意大利的先驱将会是一个“现代版的尼禄”[14]。雷赛布在5月中旬曾这样抱怨，马志尼“只不过是又一个充满野心的粗人”。雷赛布十分清楚罗马市民对圣职统治的厌恶，也知道人民对于教宗要求外国军队介入感到愤怒。但是，他认为除了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没有几个人可以被算作共和派，或是会在乎意大利半岛的偏远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无论是西西里人还是威尼斯人，他们就和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一样，都是外国人。他相信，只有马志尼和他的这一小群狂热分子——他们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且来自教宗国以外——才梦想着意大利的统一。[15]
乌迪诺一直催促能够快点发起对罗马城的攻势，随着每天传来奥地利军在教宗国北部省份连战连捷的消息，他不耐烦的心情与日俱增。他知道奥地利人想让法国人夺取罗马，所以他不担心奥地利人在这件事上会抢先一步。但相比之下，法军的毫无行动和奥军的不断胜利让他在对比中感到颜面无光。即便是哈考特，虽然他对教宗很失望，但也仍在催促乌迪诺快点发起进攻。“我们率领20000人来意大利不是为了听凭马志尼先生和他的同伴的调遣”，他在5月22日造访指挥部时这样告诉乌迪诺将军。当日晚些时候，乌迪诺在罗马的宾馆里给雷赛布发出了一则讯息：“亲爱的先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您的风度翩翩和魅力四射……但是您对现状的指责实在有害，已对法国的利益和尊严造成了伤害，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损害我军的荣誉。”三人执政团已经拒绝了法国的提案。这意味着，乌迪诺说，他们之前宣布的停火已告终结，是时候要发起进攻了。[16]
同一天，刚刚抵达的美国外交临时代办小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Jr.）向乌迪诺和雷赛布毛遂自荐，提出让自己来担任法国和罗马共和国之间的非官方调停人。卡斯的父亲是一位美国参议员，曾在1848年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失败，他来罗马接替不幸的雅各布·马丁的职位，后者于1848年夏抵达罗马不久就去世了。卡斯从罗马给乌迪诺带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夏尔·波拿巴亲笔起草的，他当时正在担任罗马制宪会议的主席。这封分为三段的信全文如下。
罗马共和国接受法国国民议会的深思熟虑，即授权向罗马派出军队以阻止外国介入，此举受到了我方的欢迎和感谢。
罗马人民有权自由地宣布政府的组成形式，法兰西共和国从未对此权利有所怀疑，并将保证完全认可罗马国民大会经罗马人民普选而提出的宪法。
罗马人民将法军士兵视作兄弟并表示欢迎。但是，只有在威胁迫近时，法军才能在罗马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下进入罗马。[17]
虽然这份新提案上有一些雷赛布不能接受的内容，但是这封信仍给他带来了一丝和平解决危机的希望。他不认为马志尼会弯腰低头，但是他认为军事压力将迫使罗马政府中的那些不那么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成员接受现实。26日当天，雷赛布给巴黎的杜伊写了一封信，请求他阻止乌迪诺在谈判仍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发动进攻。他明白，法军不能等到疟疾来临的季节再采取行动，但是，他仍然力劝法国政府能再多给他几天时间。[18]
*
在法国于罗马城外建立起军事指挥部的同时，身在加埃塔的奥地利大使愉快地把博洛尼亚城的钥匙交给了教宗。埃斯特哈齐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庇护九世明显是受到了感动，他表达了对奥地利军队高效率的赞赏，这已经是奥军交给教宗的第二座城市了。“我们的行动所取得的迅速成功……相较于罗马城下的法国人的可耻态度，”埃斯特哈齐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在加埃塔备受赞赏。”
奥地利大使兴致勃勃地想要跟教宗谈论这个令人不悦的鲜明对比，但是这位大使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陷于一个尴尬的局面之中，因为他得试着平息教宗对法国的怒火。听到关于法国和罗马和谈的最新消息，庇护九世怒气冲冲地告诉埃斯特哈齐，他想要发布公开的抗议。奥地利人警告教宗不可以这么做。法国现在毕竟是一个共和国。如果教宗把它推得太远的话，它恐怕会站到对手的一边去，如果人数充沛、装备精良的法军援助罗马共和国的话，后果将是灾难性的。[19]
埃斯特哈齐大使还发觉他不得不缓和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对法国越来越大的敌视情绪。他被两位法国大使近期坚持让教宗宣布重回改革道路的简报激怒了，安东内利告诉奥地利大使，他将要求法国使节正式撤回这份简报。埃斯特哈齐只好再次提醒他，千万不可采取任何有敌意的行动。他向安东内利提出，自己乐意帮他起草给法国人的回件，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安东内利的应允。[20]
当奥地利人在辅佐安东内利给法国写回信的时候，这位枢机主教则在给教宗施加影响。在加埃塔，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教宗不会说出任何枢机主教所不允许的话。“没经过他的首肯的话，”撒丁尼亚大使说，“什么事都决定不了。”[21]
“曾几何时，”施瓦岑贝格在5月末时评论道，“庇护九世还公开说过他宁可被关在圣天使堡中，或是被迫在修道院里退隐，也不愿看到有任何一个外国士兵，尤其不愿看到奥地利人踩在他的国土上。这可真是沧海桑田！教宗如今看起来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是多么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挤满了外国士兵啊——而且尤以奥地利士兵为妙。”[22]
这位总理竭力呼吁要小心行事。“在教宗的内阁中，”施瓦岑贝格告诉埃斯特哈齐大使，“似乎有很多人认为抵消法国可憎行为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其他国家把兵力集中起来一同介入，奥地利当然也不例外，让这些国家一起将罗马包围起来。”在他看来，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考虑到法国的公众意见，奥地利军队如果在罗马出现有可能会把法国推到罗马共和国的一边。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双方阵营在欧洲对撞。
事实上，法国在当时的形势也绝对不平静。右翼赢得新近一次的议会选举导致大量愤怒的群众每天晚上都聚集在巴黎的街道上。5月22日，议会开会时出现了让总理极为尴尬的情况，一位左翼代表大声朗读了奥地利的温普芬元帅贴在刚刚被征服的博洛尼亚城墙上的公告。公告里宣布，罗马共和国的毁灭已为“四个大国”所决定，这完全暴露了法兰西共和国同奥地利、西班牙与那不勒斯的君主串通一气，他们是同谋。[23]
教宗和意大利半岛远非奥地利政府当时所关注的唯一事情，因为此前的1848年，各地爆发的起义的后续波动仍在影响着奥地利帝国的其他管区。为了把匈牙利仍在持续的叛乱镇压下来，奥地利人已经开始向俄国沙皇寻求帮助了。由此，沙俄军队已经在和匈牙利革命军交战了，这也导致了上千名沙俄士兵的死亡。[24]
虽然有这些疑虑，奥地利总理仍然关注着教宗的困境。在他看来，正如那句古老的格言所说的，教宗在哪里，哪里就是罗马。如果法国拿下了罗马并且逼迫教宗接受法国提出的回归条件的话，那么庇护九世最好是转移到教宗国境内的其他地方去。这样的话，教宗就能够持有更强硬的立场，而不像是在罗马一样，当一个“准备好和法国人达成合作的温顺工具”。而且理所当然的，奥地利考量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教宗可以继续处在己方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并且受到奥军的保护。法国人将得到罗马，但是奥地利人将得到教宗。[25]
5月28日早晨刚刚从法军指挥部回到加埃塔后，雷内瓦尔发现港口中停满了西班牙舰船。在三个星期前，一艘西班牙战舰曾在菲乌米奇诺港停靠。现在，大部队已然抵达，3500人的军队在加埃塔的城墙外扎下了营地。[26]
1849年5月26日，庇护九世在加埃塔祝福西班牙军队
雷内瓦尔带着罗马的最新讯息来找安东内利。他发觉这位圣座国务卿的心情很糟糕。摆在他书桌上的是一份近期发行的罗马官方报纸，上面刊登了雷赛布和三人执政团谈判的消息。
枢机主教质问道，对于雷赛布“不可思议的”提案，和他在加埃塔会议上所说的话，究竟要相信哪一个？雷内瓦尔向圣座国务卿保证，这位新任法国公使的所有行动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他们仍然在等待来自法国政府的进一步指示，雷内瓦尔说，他本人也愈发难以忍受雷赛布了。[27]
在罗马，希望伴随着恐惧，各种谣言传得满天飞。新任美国外交临时代办发觉自己夹在了三人执政团和法国人之间，虽然他在呈送华盛顿方面的报告中否认了这一点，但他合理地猜想美国政府大概不会对此感到高兴。卡斯之前曾表达过他不认为罗马市民将反对法国军队的到来，现在他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报告说：“各行各业如今愈发持有一致的态度，那就是保卫共和国；各行各业都表现了爱国热情，并要坚决抵抗，这是我在罗马街面上听到的众口一词的声音。”卡斯尤其赞扬了罗马的女性，她们为了意大利的民族志业捐献了自己的珠宝首饰——“其中有一些珠宝据说价值连城”。“这座城市，”他补充道，“是那几千个已经坚持斗争了许多年的人们的最后阵地，他们来自北方的米兰或南方的巴勒莫，他们的理想都是为了独立和立宪制政府而战。”据他的估算，来自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流亡政治犯高达18000人。“罗马，”根据他的观察，“已经成了这些人的最后聚集地，这里也可能是他们最终长眠的地方。”[28]
罗马守军的意志十分坚定，虽然他们正痛苦地发觉有大批法国军队正在城外集结。有一个在贾尼科洛山顶端的圣庞加爵门驻守的年轻人，名叫利欧尼·帕拉蒂尼（Leone Paladini），他正在给身在米兰的父母写信。和他一起的，还有来自伦巴第的300名志愿军，这些人主要是来自贵族和富裕家庭的理想主义者与年轻人。修道院的花园里种着洋蓟，这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并搭配一些面包、腊肠及一点点酒。
在日落时分，当人们期待的凉爽降临，音乐声就会响起。“我们中有两三个很棒的歌剧演员，”帕拉蒂尼在信中告诉双亲，“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学生，所以大家都还算是擅长配唱，因此我们能组成一个真正不错的合唱队，大家彼此交替地演唱一些军歌和爱国歌曲，好听极了。”当学生们唱歌的时候，年轻人的思绪就会飘向他们远在家乡的亲人，他承认，人们都会流泪。他们很多人不久后就会在离唱歌不远的地方失去生命；生还的人可能会丢掉一只手臂、一条腿、一枚眼睛或是双目。[29]
*
哈考特在加埃塔给巴黎写了一封情绪激烈的请求信。法国军队必须立刻拿下罗马，如果能和平地完成任务是最好的，如果有必要的话，使用武力也可以。“我们必须得这么做，否则的话，局势将发展成奇耻大辱，创造出我们难以回避的尴尬局面。”法国让教宗接受立宪体制的努力已经付之东流，现在需要新的战略。应该先一举拿下罗马，哈考特提出，随即“在他眼前呈上一目了然的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人逼他，他就一丝不动，什么也不做”。[30]
虽然留给雷赛布避免流血的时间正在快速流逝，但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和谈能够成功。他在5月29日写信给巴黎，“在罗马城里，马志尼和罗马市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人们希望能和法国达成协议。”虽然雷赛布可能夸大了事实，分歧并不是“明显的”，但是毫无疑问，很多罗马人都认为和全副武装的法军作战毫无意义。奥地利人已经在几天前夺取了佛罗伦萨，他们正穿过翁布里亚（Umbria）向着罗马北部进发。毋庸置疑的是，法国正在配合奥地利以恢复教宗的统治。
同一天，雷赛布写信给巴黎，说他已经给罗马城里的三人执政团发去了最后通牒。法国已经不能再等了。他提出了四点达成协议的条件：
①罗马市民必须要求由法兰西共和国提供保护。
②法国不会对罗马市民所拥有的自由决定其政府组成形式的权利提出异议。
③罗马市民需以友军规格欢迎法军。法军将依据合理的判断自行调整位置，这既是为了罗马共和国的防御，也是为了法军的利益。法军不会介入罗马共和国的行政事务。
④法兰西共和国保证，法军所驻扎之地将不会受到外国的攻击。
雷赛布在结束他的通牒前提出了警告：这些条件如不获接受，他将视同自己的任务宣告结束，法军将立即采取行动。[31]
虽然雷赛布让马志尼相信他的谈判也得到了法国将军的首肯，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天里，乌迪诺对雷赛布调停效果的失望已经演变成了公开的敌意。当时，在雷赛布提出最后通牒的几小时后，三人执政团发出了另一封讨价还价的提案，乌迪诺发怒了。马志尼的新提案还提到了法国宪法的第五条，说法国绝对不会派出军队妨碍他国人民的自由。马志尼仍坚持法国驻军的情形要交由罗马共和国政府商议。
乌迪诺命令他的高级军官作好攻击准备。雷赛布则恳求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但是他发觉军官们正联合起来反对他。“还要等？！”一个将军满腹狐疑地大喊。“等到炎热和传染病的季节到来吗？等到我们的士气低落的时候吗？”雷赛布建议让军队移动到罗马南边的山丘地带以躲避酷热和疾病，同时也能避免那不勒斯人和西班牙人的迫近。乌迪诺拒绝了他的提议。这样的行动会被视作耻辱的撤退。[32]
第二天早上，当法国军队在罗马城墙外各就各位，雷赛布身穿全套的外交官制服，去向三人执政团作最终的、孤注一掷的谈判努力。在一天的紧张协商后，他成功达成了协议。在兵临城下的威胁下，马志尼同意撤回和罗马共和国及法国宪法第五条有关的内容。[33]
雷赛布急急忙忙地赶回法军指挥部，带着最新的谈判结果让乌迪诺签字。乌迪诺拒绝了这个要求。“自从本月17日以来，”也就是雷赛布抵达的那一天，这位将军告诉他，“你已经把我指挥的远征军搞瘫痪了。”在一封匆忙写给三人执政团的信上，乌迪诺否决了协议并声称，雷赛布是僭越职权在和他们签订条约。“我从我的政府得到的指令是，”将军写道，“严格禁止我向目前的形势妥协。”
愤怒的雷赛布说他将会搭下一班法国军舰带着协议返回巴黎，他确定自己一定能够得到维护。随后，他给三人执政团写了一份照会：“我以我的信誉向你宣布，我将坚决捍卫昨日签署的协议，即刻起程前往巴黎以让其得到批准。”[34]
当雷赛布正在收拾行囊，一个手持电报的通讯员跑了进来。这封电报来自巴黎的外交部部长杜伊，电报的行文十分简洁，直入主题：“共和国政府已结束你的任务。你将在接到此讯息后即刻返回巴黎。”与此同时，另一封来自巴黎的电报给乌迪诺下达了进攻罗马的命令：“事不宜迟，在传染病季节来临前应采取行动。协商已经破裂……集中兵力，以最快速度攻下罗马。”乌迪诺被告知，法国政府将派哈考特和雷内瓦尔前来罗马城外的军事指挥部，以配合他展开外交及军事行动。[35]
雷赛布实在是受了屈辱。政府派他前来谈判，是为了安抚国民议会的代表，他们的谴责如雨点般落在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但是在法军经历4月底的耻辱性失败后，能够满足路易-拿破仑的，唯有一个选项：胜利地昂首进入罗马城。5月中旬选举后产生的新一届更趋保守的国民议会已经给雷赛布的命运打上了结案的封印。
*
罗马，几百年来的基督教灯塔，已经变得极度仇视罗马天主教会。前任教宗的告解神甫法夫尔（Father Vaure）尽管反对罗马共和国，却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他讲述了教会在罗马人的眼中已经沉沦到了何种地步。据他的观察，在永恒之城里，大众宗教仍然兴盛。事实上，很难找到没有悬挂十字架的家庭，或是哪个作坊的墙上没有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但是大多数罗马人都反感政府由教士把控，也因此讨厌圣职，如今即使是女人，法夫尔神甫说，都很少参加弥撒。[36]
虽然罗马已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况之下，但是共和国的领袖仍然出人意料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一名英国访客就曾不知不觉、毫无预料地碰到马志尼好几次，而且英国访客的身上带着一把手枪，“我觉得，也许不怀好意的耶稣会士还没考虑过用手枪解决问题”。当马志尼最新的讨价还价方案被法国人回绝以后，奥地利军队吞噬了罗马共和国的北部领土，同时还有几千名西班牙士兵正从南方逼近，他们支援着费尔南多国王的军队，马志尼痛苦地感到自己已孤立无援。“我发现他十分憔悴和疲惫”，另一位英国访客说，他不无讽刺地评论说，“就像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空想家。”[37]
6月2日，当压倒性的法国军队进入战备状态，马志尼在写给加里波第的信中发泄着他的失望。
我快疯了，我想要结束罗马和其他一切地方的防务，然后跑到弗利格诺（Fuligno）[38]去，或是干脆用手里的枪一了百了。每当在这样的关头，我都觉得我能找到可以信赖的人，找到托付国家命运的人……可是最后我找到的却是丧失信心、趋于保守和个人主义。
罗马和意大利的未来压在他的肩膀上，马志尼只有在他回到位于康苏塔宫的房间里一人独处时才会感到宽慰，通常是在午夜过后，他会拿起一把吉他。他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乐手，一边弹琴一边唱起悠扬的歌。他所说的放弃一切职务的威胁只不过是随口抱怨而已。在多年的流亡、抗辩、梦想和上千页的通信之后，他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但是他是否能活着亲眼看到下个月，甚或是下个星期，仍然难以预料、疑影重重。[39]
[1] Thiry，Charles-Ambroise. 1851. Siège de Rome en 1849，par l’armée française.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e l’artillerie et du génie，publié avec l’autorisation du Ministre de la Guerr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pp.13-14；Vaillant，Jean-Baptiste（General）. 1851. Siège de Rome en 1849 par l’armée français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p.13；Boulangé，Théodore（l’Abbé）. 1851. Rome en 1848—1849—1850：Correspondance d’un officier français de l’armée expéditionaire d’Italie. Vol.2.Limoges：Barbou，pp.44-47；Hibbert，Christopher. 1965. Garibaldi and His Enemies. London：Longmans，p.65；“French Intervention in the Roman States，” TL，May 29，1849；“The French Intervention in the Papal States，” TL，June 6，1849. “疟疾（malaria）”这个词出自意大利语的“坏空气”，蚊子传播的病原在当时还不为人知。每年罗马都会有上千人受到感染，疟疾流行季会从6月开始，7～10月是最严重的时节。Desmarie，Paul［pseud.］. 1860. Moeurs italiennes. Paris：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pp.51-58；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78；Tommasi-Crudeli，Corrado. 1892. The Climate of Rome and the Roman Malaria. Translated by Charles Dick. London：Churchill，pp.53-80；Hoolihan，Christopher. 1989. “Health and Travel in Nineteenth—Century Rom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p.481.
[2] Pisacane，Carlo. 1849. Rapido cenno sugli ultimi avvenimenti di Roma，dalla salita della breccia al dì 15 luglio 1849. Lausanne：L’Unione，pp.14-15；Pisacane，Carlo.1851. Guerra combattuta in Italia negli anni 1848—49. Genoa：Pavesi，pp.301-2；Scirocco，Alfonso. 1996. “Ferdinando II di Borbone，re delle Due Sicilie.”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19；Demarco，Domenico. 1944. Una rivoluʐione sociale，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16 novembre 1848—3 luglio 1849）. Naples：Gufo，p.140；Gouraud，Charles. 1852. L’Italia. Sue ultime rivoluʐioni e suo stato presente. Versione con annotaʐioni critiche e documenti di Mario Carletti. Translated by Mario Carletti. Florence：Mariani，pp.271-73；Pierre，Victor. 187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1848. Vol.2. Paris：Plon，p.95；Roselli，Piero. 1853. Memorie relative alla spediʑione e combattimento di Velletri avvenuto il 19 maggio 1849. Turin：Pons，pp.56-60；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3，p.404n；Rossi，Augusto. 2001. Pio IX e la distruʑione della Repubblica romana：1849：Una pagina nera nella storia del papato. Rome：Serarcangeli，p.140；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85；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4-8；Torre，Federico（General）. 1851—52. Memorie storiche sull’intervento francese in Roma nel 1849. Turin：Progresso，vol.2，pp.372-77；Rayneval à Drouyn，Gaëte，22 mai 1849，MAEC，PAR.
[3] Schwarzenberg à Esterházy，Vienne，19 mai 1849，doc.74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26-29.
[4] Lesseps à Drouyn，Rome，16 mai 1849，doc.4 in 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75-77；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727.
[5] Mazzini à Lesseps，Rome，19 mai 1849，doc.12 in 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90-91. The text of the proposed accord is found in 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04-5.
[6] Oudinot à Lesseps，Villa Santucci，21 mai 1849，doc.18 in 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96-97. On the French elections，see Pierre，Victor. 187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1848. Vol.2. Paris：Plon，pp.137-47；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p.98-101；Agulhon，Maurice. 1983.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1848—185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75-78；Milza，Pierre. 2004. Napoléon III. Paris：Perrin，pp.173-75；Calman，Alvin R. 1922. Ledru—Rollin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307-9；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p.201-2.
[7] Giannini，Giorgio. 2009.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Online at http：//www.instoria.it/home/repubblica_romana_1849.htm，p.5；Brown to Clayton，Rome，May 19，1849，in Stock，Leo F. 1945. Consu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and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173-75.
[8] Matsumoto-Best，Saho. 2003. Britain and the Pap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846—1851. Rochester，N.Y.：Royal Historical Society，p.75. 在一年时间里没有参加至少一次忏悔的人会遭到绝罚的惩罚。Moroni，Gaetano. 1851. Diʑionario di erudiʑione storico-ecclesiastica. Vol.51. Rome：Emiliana，pp.239-48.
[9] 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41；Boero，Giuseppe，S.J.1850. La rivoluʐione romana al giudiʐio degli imparʐiali. Florence：Birindelli，pp.251-53；Torre，Federico（General）. 1851—52. Memorie storiche sull’intervento francese in Roma nel 1849. Turin：Progresso，vol.2，p.359；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150；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555-57；“Proclamation sur les confessionnaux，” Moniteur romain du 21 mai，in 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14-16. 看起来，那些被拆除的忏悔室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回到教堂里使用了。
[10] Rayneval à Drouyn，Gaëte，18 mai 1849，n.121，MAEC，PAR.
[11]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Ministre，Mola-de-Gaëte，20 mai 1849，doc.XCV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84.
[12] Rayneval à Drouyn，Gaëte，20 mai 1849，n.125，MAEC，PAR；Capograssi，Antonio. 1941. La conferenʐa di Gaeta del 1849 e Antonio Rosmini. Rome：Proja，pp.133-40；Rayneval à Drouyn，Gaëte，22 mai 1849，n.127，MAEC，PAR；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191.
[13] Diesbach，Ghislain de. 1998. Ferdinand de Lesseps. Paris：Perrin，pp.94-95.
[14] 尼禄（Nero）是古罗马和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15] Ghisalberti，Alberto. 1965.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Giuffrè，pp.146-47. 关于雷赛布如何评价马志尼是一个粗鲁的人，可以参见他在5月20日给杜伊的报告。Diesbach，Ghislain de. 1998. Ferdinand de Lesseps. Paris：Perrin，p.99；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32；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p.101-4；Bittard des Portes，René. 1905. 1849：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Rome sou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Émile—Paul，p.171. 在描述马志尼的时候，雷赛布的评价是：“他想要用断壁残垣和尸体铸造出男子汉来。”这是一个常见的对马志尼的诟病，甚至连一些他的同伴也不例外。弗兰切斯科·古拉齐是一个追随他很久的支持者，他在1849年初时成了短命的托斯卡纳共和国的政府首脑，他曾告诉过马志尼：“你把你年轻的朋友们派到意大利去送死，而你的头还安稳地待在你的肩膀上。”Ghisalberti，Alberto. 1965.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Giuffrè，p.144. 雷赛布也怀疑马志尼正在助长意大利的宗教分裂，认为他想要吸引意大利人抛弃天主教会，转而加入新教。
[16] 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p.120-21，126；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87；Oudinot à Lesseps，22 mai 1849，in 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151-52. 马志尼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他的孤立感和受背叛感。“这真是耻辱，”这位共和斗士抱怨道，“当我们正在面临着三个大国的坚决抵抗，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却在袖手旁观。”Severini，Marco. 2011.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Venice：Marsilio，p.145n.
[17] 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26-28；Humphreys，Sexson E. 1956. “Lewis Cass Jr. and the Roman Republic of 1849.” Michigan History，pp.24-26.
[18] 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34-35；Lesseps au Triumvirat，Villa Santucci，26 mai 1849，doc.28 in 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112-13. 5月27日，雷内瓦尔抵达了法军指挥部，并和雷赛布展开了四个小时令人不安的谈话。“每个人都反对他。”雷内瓦尔观察说。将军和士兵们都生他的气，怪罪他拖了后腿。Rayneval à Lesseps，Quartier Général sous Rome，27 mai 1849，joint au no. 130，MAEC，PAR；Rayneval à Drouyn，Quartier Général sous Rome，27 mai 1849，n.130，MAEC，PAR. Harcourt made similar points from Gaeta in his letter to Drouyn a few days later. Harcourt à Drouyn，Gaëte，30 mai 1849，MAEN，RSS 410.
[19] 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23 mai 1849，docs.78 and 80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40-43，249-50.
[20] 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24 mai 1849，doc.82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52-54.
[21] 他补充说：“的确，教宗更容易驾驭，但当时其他人没有让他了解什么是人民盼望的。” Balb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Mola di Gaeta，28 maggio 1849，doc.120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500.
[22] Schwarzenberg à Esterházy，Vienne，31 mai 1849，doc.89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265.
[23] 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p.101-5.
[24] Report to the ministè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Anône，27 mai 1849，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27-28.
[25] Schwarzenberg à Esterházy，Vienne，31 mai 1849，doc.86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60-63. 对于教宗能否前往处在奥地利控制下的博洛尼亚，这件事的可能性正在施瓦岑贝格和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的秘密商讨之中，无论是施瓦岑贝格还是埃斯特哈齐，他们都对这件事心知肚明。Vienne，31 mai 1849，doc.88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265.
[26]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429-30；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94.
[27] Rayneval à Drouyn，Gaëte，28 mai 1849，n.131，MAEC，PAR；Balleydier，Alfonso.1851.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Rome. 3rd ed.2 vols. Paris：Comon，pp.153-55. 在加埃塔的两位法国大使都对雷赛布表明了他们的不满，并预示着雷赛布可能很快就会被法国政府召回。Bargagli al ministro，Mola di Gaeta，31 maggio 1849，in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547.
[28] Severini，Marco. 2002a. Il diario di un repubblicano：Filippo Luigi Polidori e l’assedio francese a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p.142-43；Cass to Clayton，Rome，May 23，1849，in 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39-40. 玛格丽特·福勒甚至用更严峻地文辞描绘了罗马城此时的心情：“当我刚到意大利时，这里的大多数人除了憧憬有限的君权、君主立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期望……它要求费尔南多二世……要求庇护九世……最后是愚蠢的路易-拿破仑……这些人随后被说服了，新旧之间的演变是不可能的。木已成舟；意大利现在的革命是激进的，除非意大利变成一个独立、统一的共和国，否则革命是不会停下来的。”Fuller，report of May 27，1849，Rome，in Fuller，Margaret. 1991.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Dispatches from Europe，1846—1850. Edited by Larry J.Reynolds and Susan B.Smith.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278. 荷兰大使在罗马城里的消息人士在5月22日也说道：“我们出色的教宗和上层圣职正在自欺欺人，或是被假消息骗了，他们忽略了在最近几个月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多数罗马市民的观点已经改变。”Liedekerke au Monsieur le Ministre，Mola-de-Gaëte，6 juin 1849，doc.XCIX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91n.
[29] Leone Paladini，Roma，25 maggio 1849，in Paladini，Leone. 1897. La difesa del Vascello o Villa Giraud—fuori Porta S.Pancraʑio fatta dal Comandante Giacomo Medici e la sua legione durante l’assedio di Roma. Rome：Stamperia Reale，pp.37-40.
[30] Harcourt à Drouyn，Gaëte，28 mai 1849，n.48，MAEN，RSS 410. 法国人的一些压力来自于随同法军驻扎在罗马城外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在5月29日发出的报道。这位记者认为，法军正处在一个不光彩的处境。“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被公开地欺骗了，罗马人被糊弄了，教宗被当成一个傻瓜来对待，法国军队是怒火的众矢之的。”只有对罗马的立即占领才能开始修复已造成的损害。“The French Intervention in the Papal States，” TL，June 6，1849.
[31] Lesseps à Drouyn，quartier général devant Rome，29 mai 1849，MAEC，CP，Rome，vol.991，ff.77r-78r；Lesseps，Ferdinand de. 1849. Ma mission à Rome，mai 1849：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état. Paris：Giraud，pp.36-37.
[32] Bittard des Portes，René. 1905. 1849：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Rome sou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Émile—Paul，pp.179-82；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143.
[33] 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78-79.
[34] Diesbach，Ghislain de. 1998. Ferdinand de Lesseps. Paris：Perrin，pp.102-3；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100-101. 在生动的描述中，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报道了乌迪诺对雷赛布说他应该被拉出去枪毙，而雷赛布的回答是这位将军将会为他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Papal States，” TL，June 12，1849.
[35] Drouyn à Lesseps，Paris，29 mai 1849，MAEC，CP，Rome，vol.991，f.102r；Drouyn à Oudinot，Paris，28 mai 1849，MAEN，RSS 537 bis；Drouyn à Oudinot，Paris，1 juin 1849，MAEN，RSS 537 bis；Drouyn à Oudinot，Paris，29 mai 1849，n.5，MAEN，RSS 537 bis. 在两封寄给雷赛布的言辞激烈的信中，杜伊责骂他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圣父的政府从来没有在我们眼中失去作为罗马政府的角色，”法国外交部部长这样写道。Drouyn à Lesseps，Paris，25 mai 1849 and 26 mai 1849，MAEN，RSS 537 bis.
[36] Briffault，Eugène. 1846. Le secret di Rome au XIXme siècle. Paris：Boizard，pp.171-83；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70.
[37] Clough，Arthur. 1888. Prose Remains. London：Macmillan，p.154；James，Henry. 1903. William Wetmore Story and His Friends. Vol.1.Boston：Houghton Mifflin，pp.156-57.
[38] 翁布里亚山区的一个城镇。
[39] Severini，Marco. 2006. “Nascita，affermazione e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In La primavera della naʑione：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ed.Marco Severini.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111n；Monsagrati，Giuseppe. 2014. Roma senʑa il pap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ome：Laterza，p.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