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流光溢彩的都市

这座美丽、舒适的城市，曾经吸引了帝国最杰出的人物。怎么现在他们都走了，取代他们的是所有腐烂而邪恶、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出路的货色？这些人仿佛被魔力吸引，纷纷来到慕尼黑。[1]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成功》（Erfolg）

放在十年前，很难想象阿道夫·希特勒会有机会面见鲁登道夫将军这样的显赫人物，更不用说还结成了同盟。1913年5月25日，时年24岁的奥地利穷画家希特勒首次来到慕尼黑。他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只黑色手提箱里。[2]

在施赖斯海默街34号的裁缝铺，他看到窗户上贴着的手写字条说“有带家具的房间可供体面男士租住”[3]，于是顺着一道阴暗的楼梯走上了三层的阁楼。与他同行的是三个月前在维也纳一个男士之家认识的鲁道夫·霍伊斯勒（Rudolf Häusler），一名20岁的失业商店售货员。[4]

那是个顶多八乘十六英尺的小房间，位于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区施瓦宾的最西边。这里似乎到处是拖着画架、颜料盒、画布卷和作品集的艺术家。19世纪末的时候，生活在这个区的画家、雕塑家已经比柏林和维也纳加起来还多。[5]

希特勒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会画明信片和水彩画，大多是慕尼黑的宏伟建筑：有300英尺尖顶的圣母教堂；巨大的啤酒馆——普拉茨畔皇家宫廷啤酒屋；位于音乐厅广场的意大利式建筑“统帅堂”。而后他会去咖啡馆、啤酒馆以及城中各处的街角兜售他的作品。“刻奇”（kitsch）一词[6]据信就是这段时期在慕尼黑出现的，用来指称卖给游客的廉价纪念品。

和那一带的许多艺术家不同的是，希特勒通常不会到户外的自然光下作画。他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在俯瞰一个学校操场的窗户边摆一个画架。他用来临摹的明信片或照片是房东的儿子、12岁的小约瑟夫·伯普——又叫“佩皮”——帮他弄来的，[7]希特勒会用些硬币或糖果来犒劳他。他称自己在慕尼黑的最初15个月是他人生“最快乐，无疑也最充实”的时光。

他立刻喜欢上了慕尼黑。用他日后的话说，这是“一座德国城市”，和他过去五年所在的维也纳形成鲜明反差，后者被他鄙称为“一个种族混杂的巴比伦国”。然而根据希特勒的房东太太安娜·伯普（Anna Popp）的回忆，她的这位新房客并不怎么去发现这座城市，整天像个隐士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偶尔外出，通常会带些香肠或点心回来。除此之外他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画画和看书。[8]

在房东一家的印象里，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也没有任何个人邮件，仅有的一次是在维也纳的妹妹宝拉突然来了封信。他似乎也没有结交任何好友。施瓦宾一带的一些居民记得希特勒，包括街角一家店的面包师，他能想得起来的只有此人爱吃甜食，有礼貌，还有那身长礼服很整洁，他的裁缝房东经常会给他熨烫。

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当时曾像他日后声称的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柏拉图、卡尔·马克思[9]或阿图尔·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不过佩皮记得曾经替他去附近的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找书，比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On War）[10]和《德国海军年鉴插图版》（Illustrated German Naval Almanack）。有一次房东太太问她的房客，这些读物对他的绘画能有什么帮助。

“亲爱的伯普太太，”她说他当时答道，“人活一辈子，谁知道什么东西能派上用场，什么不能呢？”[11]

希特勒到来之时，慕尼黑的确正值一个生机盎然的文艺“黄金年代”[12]。希特勒钟爱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就是在这里写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名歌手》和《莱茵的黄金》。为避反犹潮离开维也纳的古斯塔夫·马勒，也是来到这里，用一个有858名歌手的合唱团和171名乐手的管弦乐团首演了自己的《第八交响曲》。

还有许多艺术家来到慕尼黑，以便沉浸在这里的氛围之中，顺带享受相对低廉的房租。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有段时间住在谢林街30号，跟未来的纳粹报社总部一条街。他就是在慕尼黑开始完全转向当代主题和挪威背景设定的创作的，其中不少开创性的社会现实主义剧作，包括《玩偶之家》[13]《群鬼》《野鸭》和《海达·高布乐》，正是在这里诞生。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曾在宁芬堡街45号小住，在那里写了《浪迹海外》，并完成了代表作《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当然，自1891年易卜生离开后，慕尼黑的艺术家们又开启了其他一些带有先锋派色彩的现代主义美学运动。音乐中有理查德·施特劳斯对无调性和不谐和音的摸索，摒弃了旋律与节奏。绘画中有保罗·克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的抽象实验，后者尤以他对“纯粹绘画”的追求掀起了一场现代艺术革命，超越了希特勒崇尚的那种精心雕琢的自然主义再现。

从其他许多方面看，慕尼黑处在现代派和先锋艺术的前沿。得名于康定斯基名画的慕尼黑团体“青骑士”（Blue Rider）开创了一种雄浑的用色，启发了日后的德国表现主义。一个由离经叛道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组成的青年团体将这座城市变成了新艺术运动之都。分离主义运动在慕尼黑兴起的时间远比名气更大的威尼斯和柏林要早。[14]

希特勒客居的这座城市最早举办了巴勃罗·毕加索的个人画展，本地土生土长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自然也在这里上演了他的早期剧作。此时的慕尼黑号称拥有比柏林以及巴黎以东任何欧洲城市都多的卡巴莱。在土耳其街一家施瓦宾酒馆的里屋，就有一个名叫“十一刽子手”的卡巴莱团体，存在时间不长但极具创造力，产生了很大影响。穿着绯红色袍子、戴刽子手面具的表演者攻击世俗社会，将它的道德与陈规放在砧板上，展开鬼头刀一般锋利的批判。

在半个多世纪里，慕尼黑一直是一个推崇天下大同与包容的地方，对外国人、局外人和自由的思想者保持着欢迎的态度。无政府主义剧作家、诗人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形容那些成群结队前往咖啡馆和卡巴莱的人是慕尼黑的波希米亚一族：

画家、雕塑家、作家、模特、闲人、哲学家、宗教创始人、革命者、改革者、性道德家、心理分析师、音乐家、建筑师、女工匠、离家出走的富家女、永远的学生，有的勤勤恳恳，有的无所事事，有的热爱生活，有的厌倦尘世……[15]

就在两个街区开外，跟希特勒同一条街上，住着一个木匠，他把一间房租给了一个俄国移民。此人自称是梅耶先生，但他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是1901年搬到慕尼黑的，在这里，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名字。除了时常在施瓦宾人咖啡馆进行的知识分子辩论和象棋局，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列宁发表了革命小册子《怎么办？》，还办了一份《火星报》。列宁在慕尼黑的作品被偷偷送回沙俄，帮他争取到了不少新的追随者，包括约瑟夫·斯大林。列夫·托洛茨基还因此产生了搬到这里的念头，并于1904年成行，住了六个月。

慕尼黑是个既进步又堕落的城市，这让它显得跟呆板、规矩的皇城柏林截然不同。在希特勒到来前，慕尼黑居民托马斯·曼出版了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在对中产阶级腐化的描绘中捕捉到了这种世纪末的气氛。同在那个时候，一个穷困潦倒的前汉堡高中历史教员也刚搬到慕尼黑不久，他的名字叫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6]通过一部划时代巨著《西方的没落》，他开始将这种毋庸置疑的瓦解主题转移到西方文明之中。斯宾格勒试图将历史变成哲学甚至预言，展望了西方即将到来的崩塌，以及一个新恺撒的上台，届时，他将得到乌合之众的盲目拥戴。

而这座耀眼的都会本身也走向了衰落。到了1920年代初，慕尼黑对画家、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的吸引力已经跟此前半个世纪无法比拟。此时它孕育的是另一群人，他们追求的东西要残暴得多。现代主义先锋派与针锋相对的尚武、排外保守派将在这座城市爆发一场激烈冲突——这场慕尼黑之战，对德国乃至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些艺术家就已经开始离开这个沉醉于昔日荣光的地方，许多艺术家不满地表示，创作精神在这里受到限制，被迫要去与这座城市自身不服管束的做派保持一致。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青骑士画派的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自愿参战，都死在了西线。康定斯基于1914年彻底离开了。崇尚和平的钢琴演奏家雨果·鲍尔（Hugo Ball）和妻子艾米·亨宁斯（Emmy Hennings）搬到了苏黎世，1916年在那里办了一个叫“伏尔泰卡巴莱”的咖啡馆[17]并开创了艺术抗议运动“达达”（Dada）。

留在慕尼黑的作家和演员们处境艰难，许多出版社和剧场关门了，有的则削减了剧目制作的预算。煤炭匮乏导致很难在冬天维持运营，战争年代的困苦让市民不愿意把钱挥霍在剧院或最新的小说上。更糟的是排外愈演愈烈，这座城市出了名的国际化面貌受到压制。剧场不再欢迎莎士比亚、莫里哀、拉辛、萧伯纳等敌国文艺人士的作品。

随着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1918年11月7日，慕尼黑成为德国第一个推翻统治者的城市，持续了750余年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覆灭。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连夜逃出王宫，其中一位公主带上了用手绢包着的王冠珠宝，国王本人则抱着一盒雪茄。[18]由于司机参加了革命，王室被迫租了辆车。路德维希最终成功抵达匈牙利，此生再也没能回到慕尼黑。

一个叫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革命者出人意料地上了台，时年56岁的艾斯纳是社会主义报纸《慕尼黑邮报》的一名戏剧评论人。当时他在啤酒节举办地特蕾莎草坪面对人群演讲，不远处就是巴伐利亚雕像，在有自由女神像之前，那是世界上最高的铸铜雕塑。艾斯纳成功地煽动人们去冲击军营，夺取武器，而后占领了城中一些关键地点，例如火车站、报社和马替瑟啤酒馆。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我们的革命一滴血也没有流，多么美好啊！”艾斯纳说。[19]

面色苍白、不修边幅的艾斯纳留着花白的大胡子，戴着一个小小的夹鼻眼镜，身上的大衣脏兮兮的，如一位记者所说，“没见识的人想象中的波希米亚一族”[20]就长这样。此外，这个理想主义者甚至都不是慕尼黑甚至巴伐利亚人。他是来自柏林的犹太人。

那年11月艾斯纳的就职庆典为他规划中的“轻盈、美丽、理性的国度”[21]定下了基调。他让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指挥下演奏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序曲》；一班演员表演了歌德的《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Epimenides Erwachen）中的一场戏；一个合唱团演唱了一段亨德尔的《弥赛亚》；在这场宏大仪式的最后，观众和艾斯纳一起咏唱了他亲自谱写的诗歌《人民赞歌》。这位前剧评人实际上制作了一场超现实舞台剧，但正如柏林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Vorwärts）所预言的，“幕布终会落下，一切都会结束”。

尽管摆出了大排场，基本的潜在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艾斯纳的受欢迎程度开始滑落。在1919年初的议会选举中，他的党得票率不足3%。接着在2月21日上午，艾斯纳从蒙特哲拉宫（Montgelas Palace）出发前往议会大楼，可能是打算去辞职，但在走过一道门时，一个22岁的右翼骑兵军官正拿着枪等着他。这位安东·冯·阿尔克·奥夫·瓦莱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从暗处走出，开了两枪，一枪打中艾斯纳的头，一枪击中他的背部。艾斯纳当场死亡。

一夜之间，那些曾经批评艾斯纳的人开始称他为殉道者，他的拥护者行动起来，充分利用了这种民意的突然转向。25岁的无政府主义诗人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会同他的朋友、剧作家埃里希·米萨姆和其他一些施瓦宾咖啡馆的常客，趁机掌握了权力。理想主义泛滥成灾。

在许多人没有工作、住房甚至食物的情况下，这个政权的领袖们再一次呼吁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负责改革教育，他打算废除大学学费、考试、学位和职称，此外还要取消历史课程，因为那被认为是对文明构成威胁的东西。小学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世界，”改革派宣告，“应该是一片繁花的原野，每个人都可以采摘自己的那一份。”[22]

但是巴伐利亚桃花源未能实现。上台一个星期后，这群所谓的“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23]被一个更极端的派别挤走，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他们讥笑这场布尔乔亚改良，[24]提出要发起真正的革命。新组建的“红军”冲击了慕尼黑的银行、商铺、印刷厂和私宅，随意没收钱财、食物、衣物、珠宝等。他们解除了警察和民众的武装，将武器交给那些宣誓效忠政权的工人。

这场革命最受质疑的行动发生在1919年4月30日，慕尼黑红军没收了一些巴伐利亚贵族的财产，并把他们带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就读的卢伊特波尔德文理中学（Luitpold Gymnasium）[25]杀死。对这残酷行径的描绘很快变得越来越夸张，称士兵们肢解了尸体，砍下生殖器，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极右翼的宣传材料。

到了5月初，布尔什维克上台四周后，一支受雇于共和国的右翼独立武装进军慕尼黑，意图恢复秩序。这个名为“自由军”（Freikorps）的半官方志愿部队比革命党人要残暴得多，杀了至少600名“布尔什维克”[26]，其中不乏冤死者。不过如此血腥的杀戮不妨碍自由军被当作解放者来赞颂。[27]

另一方面，慕尼黑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基本上只剩下“红色恐怖”，还有其领导者是犹太人的传闻。这段动荡的记忆会一直被右翼政客当作把柄，用于推进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威权统治。其中一个领导者就是古斯塔夫·冯·卡尔。

在1920年3月通过一场政变夺权后，卡尔着手把慕尼黑变成一片“法治之地”。[28]他欢迎右翼极端分子入驻这里，其中不少人进而成为战争和革命后涌现的一些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卡尔还把其中一些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叫作“市民自卫队”（Einwohnerwehren）[29]的松散联盟，其人数很快会超过30万。从执法到边境巡逻，这支地方志愿军被卡尔用于各种场合。他说他们就像“消防队”一样不可或缺。

对市民自卫队的支持让卡尔在极端主义圈子里颇有些威望。但是法国开始抗议这支“秘密军队”——在协约国施压下，柏林要求巴伐利亚解散该组织。卡尔一度表示誓与市民自卫队共存亡，[30]不过后来自卫队解散后他并没有下台。一直到1921年9月，卡尔才因为无法平抚右翼阵营的不满而辞职。

许多原先的市民自卫队成员改投随后出现的一些更极端、更排外的新准军事组织，包括纳粹冲锋队。

1923年秋，随着德国进一步深陷危机，巴伐利亚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任命卡尔为邦务委员，[31]这个新设立的职位拥有接近独裁的巨大行政权力。据当时的人说，卡尔将被当作一把抵御暴风雨的伞，待雨过天晴后就可以抛到一边。[32]

然而卡尔究竟该如何带领巴伐利亚逃脱这场灾难，却不存在清楚的共识。一些支持者希望他利用刚得到的专制权力来促成巴伐利亚君主复辟，并宣布独立。有的主张成立一个更大的“多瑙河君主国”[33]，与奥地利、德国南部的巴登和符腾堡合并。还有人认为巴伐利亚应该讨伐首都柏林，把左翼领导人赶下台，建立独裁政权以实现国家复兴。

众说纷纭之间，愤懑的巴伐利亚人中一些走向极端的群体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外力的逼迫，卡尔根本无意采取真正意义上的行动。

[1] Lion Feuchtwanger，Erfolg. Drei Jahre Geschichte einer Provinz （Berlin：Gustav Kiepenheuer Verlag，1930；Berlin：Aufbau-Verlag，1993），31-32.

[2] Karl Honisch letter，May 31，1932 in folder HA 1/17.

[3] Anna Popp interview，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49.

[4] 有一个人——卡尔·霍尼施（Karl Honisch）——记得当时看到希特勒离开维也纳时是有一人同行的，但他不记得那人叫什么，May 31，1939，HA 1/17。此人的身份是德国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1990年代查明的。见他的著作的修订版，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Herbig，2000），17，80-81。

[5] David Clay Large，Where Ghosts Walked：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W. W. Norton，1997），xvi. 彼得·盖伊（Peter Gay）称慕尼黑是“帝国的画家之都”，Weimar Culture：The Outsider as Insider （London：Penguin Books，1992），7。

[6] Rainer Metzger，Munich：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9），195.

[7] Josef Popp communication of May 1966，Werner Maser，Hitler：Legend，Myth & Realityv，trans. Peter and Betty Ross （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74），133.

[8]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43），126.

[9]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希特勒至少要到1924年才拥有第一本马克思的著作。

[10] Josef Popp communication of May 1966，Werner Maser，Hitler：Legend，Myth & Realityv，trans. Peter and Betty Ross （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74），133.

[11] Anna Popp interview，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52.

[12] 关于这一时期的慕尼黑的更多资料，见本附注文献介绍部分。

[13] 不过，这部剧作的开场以及前三幕的初稿是剧作家在1878年春夏之交去罗马度假时写作的，Michael Meyer，Ibsen：A Biography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71），446-53。

[14] Peg Weiss，Kandinsky in Munich：The Formative Jugendstil Year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3，以及Frank Whitford，Kandinsky （London：Paul Hamlyn，1971）。

[15] translation，Lothar Machtan，The Hidden Hitler，trans. John Brownjohn （New York：Basic Books，2001），60.

[16] Rainer Metzger，Munich：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9），64-65，191.

[17] 伏尔泰卡巴莱与另一位前慕尼黑居民列宁的公寓就隔一条街。

[18] 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1），38.

[19] Volker Ullrich，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1：Die Jahre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2013），91.

[20] Richard Hanser，Putsch！：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Pyramid Books，1971），56. 对他做了描绘的还有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Querido Verlag，1933；Hamburg：Rowohlt，1998），86。关于库尔特·艾斯纳还可以参阅Bernhard Grau，Kurt Eisner 1867-1919.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Verlag C. H. Beck，2001）。

[21] Joachim C. Fest，Hitler，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109.

[22] Richard Hanser，Putsch！：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Pyramid Books，1971），141，167.

[23] Richard M. Watt，The Kings Depart：The Tragedy of Germany：Versailles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New York：Barnes & Noble Books，2000），326.

[24] Pierre Broué，The German Revolution，1917-1923，trans. John Archer and intro. Eric D. Weitz （Chicago：Haymarket Books，2005），280.

[25] David Luhrssen，Hammer of the Gods：The Thule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Nazism （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2012），9.

[26] Heinrich August Winkler，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ünchen：Verlag C. H. Beck，1998），81.

[27] Ernst Toller，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Querido Verlag；Hamburg，1933：Rowohlt，1998），116.

[28] Wilhelm Hoegner，Die verratene Republik. Deutsche Geschichte 1919-1933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79），109.

[29] 刊载于1920年10月3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上的协约国通知，以及次日卡尔做出的回应，见Carl Moser von Filseck，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71），Nr. 211，68。关于该民兵组织的详情可参阅David Clay Large，The Politics of Law and Order：A History of the Bavarian Einwohnerwehr 1918-1921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80）。

[30] 1923年11月19～20日《上巴伐利亚人》。

[31] Generalstaatskommissar，Niederschrift der Ministerratssitzung，September 26，1923，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2，180-82，and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267-70，NL Ehard 90/3，BHStA.

[32] Zeitübersicht zur nationalen Erhebung und zuderen Missbrauch，HA 5/127.

[33] 这个词广为流传，比如在1924年3月25日的《大德意志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