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谎言、愚蠢与懦弱

当今的统治者把我关起来，是打错了算盘。他们还不如就让我整天到处演说，一刻也不能休息！[1]

——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7月27～28日

尽管有通过审判集聚的人气，还有激进右翼政党在近期选举中的胜利，国家社会主义党仍然深陷困境。作为一个被封禁和压制的政党，它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被指定为党魁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使用“罗尔夫·艾哈特”[2]这个化名与忠诚的核心党员联络。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变形，[3]姓氏的大意是“坚守誓言”。

纳粹党用许多狩猎、徒步、运动和唱歌俱乐部作为幌子，[4]在秘密运转。不过给党造成影响最大的不是当局的围剿，而是这个地下组织自身存在的紧张关系与分裂。

老党员分成了两派，[5]一派是罗森贝格执掌下仍然留在慕尼黑的那些，另一派是逃往国外的党员——包括埃瑟和汉夫施丹格尔在内的不少人去了萨尔茨堡。有的并入了其他的合法右翼政党，还有的则想独立出来成为小的派别；有的想要更多强调民族主义，有的想要更多社会主义；有的主张用革命暴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的则想以一个政党的形式竞逐议会席位；有的想要推翻共和国，有的认为左派构成的危险更大，需要保持社会现状……

这些冲突在不断恶化，但希特勒始终不置可否，拒绝站队。到了1924年6月中旬，希特勒对支持者说他打算置身事外，等自己可以全面回归政界了再说。他禁止任何派别使用他的名号。

此外他也不允许任何人来监狱看他，或传递任何政治消息。他通过自己以及他的新“秘书”赫尔曼·弗布克起草的信件传达了这一要求。“我决定退出公开的政治活动，”希特勒在1924年6月16日写道，[6]直至他重获自由，再次成为他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领袖”[7]。他强调了“真正”一词。

三周后的7月7日，希特勒公开证实了自己的这一立场。《人民信使报》报道，他已经“辞去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职务”。他说他深感力不从心，还说只要他身在监狱高墙之内，他能做的事就很有限，这让他十分困扰。他还说他“过分劳累”，需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最近的计划上，也就是写一本“全面的书”，总结自己的生平和政治思想。他希望不受外界的打扰。[8]

根据兰茨贝格的记录，[9]希特勒在5月每天至少有1名访客，6月几乎是每天1人。从4月的将近200次探视（160人）到6月的92次（62人），数字是在下降的。到了7月，探视次数已经下降到26次，每天不到1次。不过对希特勒来说还是太多了。7月29日，他重申了不要打搅他的要求。

同为被告的恩斯特·罗姆也让希特勒很担忧，他在获释后忙着把被禁的冲锋队及其他被禁的战斗联盟成员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前线联盟”（Frontbann）的新组织。[10]他很快招揽到了3万人马。希特勒反对这件事有几个原因，首先当然是这样一个中心化的、可以很强大的组织意味着它的领导者势力会很大，而罗姆已经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甚至不愿意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党。

1924年6月17日罗姆去兰茨贝格探视，希特勒要他立即停止这项工作。罗姆没有理会，继续发展他的前线联盟。他还请来一位新领袖：鲁登道夫将军。

到了夏初，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已经有了第二个房间，里面摆满书本、杂志、报纸和纸张，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四处。[11]大多数东西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是从狱友赫尔曼·弗布克那里借来的，他在利用服刑的时间完成自己的法学论文。按照希特勒在1924年5月的一封信中的说法，他在利用这个机会“阅读并且学习”。

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全神贯注于他的写作计划。1924年5月12日，来自萨尔茨堡的一个纳粹党代表团来探望他时，希特勒已经在着手起草自己计划中的政治宣言。其中一个访客汉斯·普罗丁谔（Hans Prodinger）说这本书要对他的敌手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12]——“一次清算”这几个字眼，后来成为该书的一个副标题。到了月底，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书名：与谎言、愚蠢和懦弱斗争的四年半。[13]

1924年6月出现了一份宣传册，宣布希特勒即将出版的书约400页。它的内容据称包括对他的参政、纳粹运动的崛起进行一次自传式的叙述，此外还谈了啤酒馆政变的内情。本书还承诺会提及许多问题，比如“中产阶级与社会问题”“犹太文明与马克思主义”“谁发起的革命？”“犯罪还是愚蠢？”“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以及他打算如何遏止这一进程。写作过程中，对政变中的敌人的清算，有时会被意识形态的讨伐所淹没，而这恐怕才是最吸引出版商的地方。[14]

对于这本最终成为纳粹党意识形态正典的书，不少人日后会声称，当初是他们建议希特勒写的。奥托·斯特拉瑟说他的哥哥、兰茨胡特冲锋队老兵格雷戈尔（Gregor）[15]最早提议希特勒把想法写下来，因为他受够了整天要听那些没完没了、翻来覆去的演说，只想继续打牌。这完全是捏造的。斯特拉瑟直到1924年2月4日才关进兰茨贝格，[16]他和希特勒同时在狱中的时间只有12天，后来希特勒就被转往慕尼黑受审了。即便这段短暂的时间也已经晚了，两个月前，希特勒已经跟邦助理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提到了写回忆录的打算。

还有一个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即希特勒的这个写书计划是为了避免下属之间出现争执，[17]并且有必要表明立场。但是他早在退隐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了。毕竟最初计划的是1924年7月出版。

不过有个说法还是有些依据的。据说，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写书，是因为他希望把受审时获得的人气利用起来赚点钱。希特勒无疑需要钱，审判带来的罚款和法务费用不是小数目。（据洛伦兹·罗德说，5000马克的账单一直到1934年才付清。）不过稿酬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都不是主要原因。

希特勒早在1922年[18]就已经在考虑写书了。《人民观察家报》报道过这么一个计划，不过当时希特勒忙于演讲和纳粹党务，书一直没有进展。相比之下，牢房这样一个禁闭空间很利于他集中精力，此外政变和审判中发生的各种可恨之事，也让他憋了不少怨言需要抒发。

“他每天在书稿上会花上几个小时，”兰茨贝格典狱长奥托·赖博尔在1924年秋写道。[19]手稿的风格类似演说——这当然是意料之中，毕竟那是希特勒首选的沟通方式。不过，把他的演说才能从啤酒馆搬到纸面上，效果就不是太好了。

累赘，重复，没完没了地纠结于旁枝末节，充满恶毒的恨意，在希特勒蹩脚、浮夸的文字中充斥着生搬硬造、用一大堆名词堆叠而成的术语，盘根错节的从句让人不知所云。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形容这种造作的风格读来就像“一场漫长的演说”，用“不准确的德语和无限的自鸣得意”写就，纠缠于跟人和种族有关的骇人咆哮。[20]

例如说到自己在哈布斯堡时代维也纳的艰难生活，他写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被一条勒死人的蝮蛇紧紧锁在怀里过，就不知道那牙有多毒。”这一个句子，流亡海外的早期传记作家鲁道夫·奥尔登（Rudolf Olden）在1930年代说，“比别人一整篇文章里的错还多。蝮蛇没有怀，而可以盘住人类的蛇是不会有毒牙的。此外，如果一个人被蛇勒住了，那他永远不会知道牙有多毒”。[21]

不过希特勒的手稿与演讲的相似还有别的原因。[22]《我的奋斗》——1925年2月，书稿改成了这个标题——其实是从希特勒在奈特哈特的法庭上的陈词发展而来的。自传部分尤其是这样。对于自己在维也纳的生活，以及他声称自己在那里得到的教训，希特勒提出了三个基本要点，与他在审判中的第一场发言在结构和风格上都很像。

此外还有在2月28日一个闭门庭期以及最后的陈词中发表的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第7章）和外交政策的论述。有关英法“巴尔干化”阴谋的一段牢骚，将成为《我的奋斗》下卷第13、14章的基础。

多年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希特勒当时是口述让狱友记录的，一开始是埃米尔·莫里斯，后来改为鲁道夫·赫斯。然而赫斯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妻子伊尔瑟·珀尔一直坚决否认此事，[23]德国史学家奥特马·普罗金厄（Othmar Plöckinger）在他对这份文本的开创性研究中做出了确认。希特勒一开始是手写，后来在1924年6初改用打字机，在一台崭新的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上用两根手指一点点打出来，机器据信是伊琳娜·拜希施坦送的。

典狱长提供了一张刷了清漆的小打字桌，[24]还有充足的纸张。薇妮弗雷德·瓦格纳[25]也送来了纸张，另外还有一包笔、墨水、笔擦和复写纸。还有人后来给他带来了有钩十字的纸——可能是没有被警察抄走的纳粹党用纸。在典狱长的特别关照下，希特勒可以晚两个小时熄灯。他还会早起，不过无论在政变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这个习惯。不少囚犯记得他在早上5点左右就在打字了。

写完一个章节后，他有时会把稿子拿给5号囚室的鲁道夫·赫斯看，他们会边喝茶边讨论。1924年6月29日赫斯在给未婚妻伊尔瑟的信中提到希特勒写书的进度，当时他已经开始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第5章。被赫斯称为“护民官”[26]的希特勒朗读了书稿，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踌躇，他“停顿了许久”，[27]终于放下稿纸，抽泣起来。

次月底，希特勒已经完成了有关维也纳和抵达慕尼黑那一章。在赫斯的牢房里，希特勒坐在藤椅上朗读《我的奋斗》的第3、4章。赫斯能感觉到血液在自己的血管里流过——他说他感到狂喜和窒息。意外的是，他认为书稿的文笔精良。他预言自己听到的正是德国的“未来主宰”。[28]

探视的人少下去后，希特勒的书稿进度很快。到了8月的第一个星期，希特勒已经在让赫斯校对扩充的内容。他先是在私下里把书稿读给少数人听，然后开始在周六晚间到公共室对着更多的人再读一遍。狱卒们在楼梯上听到的就是这些公开的朗读。希特勒口述著书的传说，可能也是源起于他对着一群着迷的观众朗读书稿的声音。[29]

8月，希特勒觉得再用一两周就可以完成了。他要赫斯帮他给计划中的豪华精装本选择最合适的封面和书脊配色。不过8月一转眼就过去了。而后希特勒认为10月应该可以完成，兰茨贝格的典狱长也这么想。实际上在最后出版的书中，卷首向16名“政变烈士”的致敬落款日期为1924年10月16日。[30]

然而后来才知道，这个秋天的出版日期[31]同样也言之过早了。希特勒低估了剩下的工作量，而更糟的是弗朗茨·伊尔出版社（Franz Eher-Verlag）面临财务和法律问题。希特勒确信自己很快就可以获得假释了，不希望有什么事影响出狱。这份充满仇恨的书稿描绘了他的未来蓝图，几乎每一页都和他退出政界的说法不符。

事实上《我的奋斗》并非在1924年秋完稿，甚至都不是在监狱里。据埃米尔·莫里斯说，手稿是藏在伊琳娜·拜希施坦送的留声机的木盒里偷带出兰茨贝格的。拜希施坦据说得到了原稿作为答谢[32]，至少是其中一份机打版。莫里斯则得到了打字机，[33]还有一本首版精装本，编号10，有作者签名：“致我忠诚而勇敢的盾牌手。”[34]

希特勒是1925年4月在上萨尔茨堡完成书稿的，而后这部782页的大作经过了重新组织，分成了两卷。大部分编辑工作是《人民观察家报》乐评人约瑟夫·施托尔辛-塞尔尼（Josef Stolzing-Cerny）和鲁道夫·赫斯的未婚妻伊尔瑟·珀尔完成的。《我的奋斗》上卷于1925年7月17日由纳粹党人弗朗茨·伊尔出版。下卷是1926年12月11日问世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本书已经以18种语言出版，总销量达1200万套。

[1]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Signet Books，1961），46.

[2] December 5，1923，HA4/90 and January 15，1924，HA 68/1497A.

[3] Alfred Rosenberg，Memoirs of Alfred Rosenberg，ed. Serge Lange and Ernst von Schenck，and trans. Eric Posselt （Chicago：Ziff-Davis，1949），77.

[4] Police report，Illegale Fortführung des verbotene Organisationen，HA 68/1497，and David Jablonsky，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1923-1925（London：F. Cass，1989），48.

[5] 罗森贝格领导的这个政党现在叫作“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简称GVG。埃瑟、施特莱谢尔及其同盟推翻了罗森贝格。鲁登道夫自立门户，建起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简称DVFP。

[6] 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致信鲁道夫·哈斯，信件后来收录于Werner Joch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63），78。希特勒的决定仅限于他在堡垒监禁期间，赫尔曼·弗布克在1924年7月18日致信阿达贝尔特·沃尔克（Adalbert Volck）博士时说，信件副本收录于HA 15A/1632，刊印于Werner Joch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63），94。另见希特勒在1925年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上对此事的陈述。

[7] 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致信鲁道夫·哈斯，见Werner Joch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63），78。

[8] 1924年7月7日《人民信使报》。

[9] 143140，STA 14344，StAM.

[10] Rudolf Hess，Erklärung，October 9，1924，以及对其他分歧的概述，XIX 734/24，December 1，1924，HA 69/1501。关于这个组织可参阅档案HA 15A和16A/1627-37，以及Eleanor Hancock，Ernst Rö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71-81的处理，此外还有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221-22。

[11] Wilhelm Laforce，Leipziger Neueste Nachrichten，August 9，1933，cited in Othmar Plöckinger，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Oldenbourg，2011），61.

[12] Volksruf，May 17，1924，cited in Othmar Plöckinger，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Oldenbourg，2011），34.

[13] 宣传册副本可见于Folder No. 3/1，JVA 17.000，StAM。

[14] 宣传册副本可见于Folder No. 3/1，JVA 17.000，StAM。

[15] Otto Strasser，Hitler and I，trans. Gwenda David and Eric Mosbacher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40），53.

[16] Strafgefängnis Landsberga. Lech，February 4 to February 26，HA 3/66.

[17] Julius Schaub，July 27，1951，ZS 137-1，IfZ.

[18] 若需进一步了解可参阅Othmar Plöckinger，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Oldenbourg，2011），11-15。

[19]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235，and Ernst Deuerlein，ed.，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8），238，

[20] Peter Kurth，American Cassandra：The Life of Dorothy Thompson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0），159.

[21] Joachim C. Fest，Hitler，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203.

[22] 若需进一步了解可参阅Othmar Plöckinger，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Oldenbourg，2011），22。

[23] 1965年6月29日伊尔瑟·赫斯致信沃纳·马瑟尔，Hitler’s Mein Kampf：An Analysis，trans. R. H. Barry （London：Faber and Faber，1970），23。她声称希特勒是自己用两根手指打出来的，至少第一卷是这样。埃米尔·莫里斯一直也是这么说，比如1951年6月23日，ZS 270，IfZ，而马克斯·阿曼说他一开始是手写，1945年8月13日，G.N.S.，ZS-809，IfZ。然而多数希特勒传记说希特勒是口述。一个例外是约翰·托兰（John Toland），他也知道希特勒是自己打字的，Adolf Hitler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6），266，不过偶尔也会口述给赫斯。还有一个例外是奥托·尤利乌斯·弗劳恩多夫（Otto Julius Frauendorf）和理查德·弗赖赫尔·冯·弗兰肯贝格（Richard Freiherr von Frankenberg），他们用笔名Walter Görlitz und Herbert A. Quint写了Adolf Hitl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Steingrüben-Verlag，1952），236。另见Dr. Ha/Ku，August 14，1940，HA 3/63。

[24] Hemmrich，ED 153-1，39，IfZ.

[25] Brigitte Hamann，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ünchen：Piper，2002），99.

[26] 希特勒对这个绰号的喜爱想必还有一个原因：他心爱的瓦格纳歌剧《黎恩济》中的主人公就用了这个头衔。

[27] 1924年6月29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见Rudolf Hess，Briefe 1908-1933，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42。

[28] 1924年7月23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见Rudolf Hess，Briefe 1908-1933，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47。

[29] Othmar Plöckinger，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Oldenbourg，2011），122-25. 在兰茨贝格狱卒的回忆中经常提到口述，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56，以及弗朗兹·汉姆里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囚犯这么说。

[30] 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43），dedication.

[31] 1924年11月6日《法兰克信使报》估计，手稿在11月初的时候有400页。

[32] 纳粹党档案主管想要拿到手稿，至少几页稿子——哪怕只是照片——用于一场筹划中的展览，但未能如愿。NSDAP Hauptarchiv，le HA 3/63。拜希施坦持有一份手稿的说法此前出现过，比如G. Ward Price，I Know These Dictators （London：George G. Harrap & Co. ltd，1937），83-84，此后不久也有，比如马克斯·阿曼，1945年8月13日，ZS-809，IfZ。

[33] Anna Maria Sigmund，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eine Dreiecksbeziehung （München：Heyne，2003），81.

[34] 题字的图片可见于Anna Maria Sigmund，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eine Dreiecksbeziehung （München：Heyne，200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