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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让公众注意到她的是一份近五百页的关于极权政治的政治理论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使用了传达伟大观点时往往必须使用的繁复的语句。因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忘记阿伦特也曾经是一位充满梦想的年轻女性，她的思考生涯也是从书写大量诗歌开始的，以及她也曾俗气地写过自己“被对现实的恐惧战胜了，这种毫无意义、毫无根据、毫无内容的恐惧，用它无神的凝视将一切化为乌有，这种恐惧是疯狂，是无趣，是痛苦，是湮灭”。[1]
不过这正是汉娜·阿伦特在1925年春天从大学返回家中后给自己的教授，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写的书信中的内容。当时他们已经发生了关系，后来的事证明，这场热烈的婚外情对双方来说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当阿伦特用“保护性的第三人称”[2]撰写这份自传性的文件时，这场婚外情才刚维持不到一年。她给这份文件取名为“阴影（Die Schatten）”，以此来直白地表现抑郁的情绪。当时才二十出头的汉娜·阿伦特真的非常担心自己会一辈子碌碌无为：
她很可能会在无意义的实验和无理由或无依据的好奇心中继续自己的人生，直到长久渴盼的终结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强行终止她毫无用处的活动。[3]
人生的毫无益处和终结的突如其来是阿伦特的人生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就像韦斯特和帕克也经常提到它们一样。阿伦特出生在普鲁士城市柯尼希堡（Königsberg）的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强、很有钢琴天赋的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希腊和罗马的业余学者，一天到晚埋首于书堆。
阿伦特和父亲共处的时间并不长。年轻的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在结婚之前就染上了梅毒。到他女儿年满三岁时，保罗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他发病的细节非常可怕：有时一家人正在公园里散步，他会突然瘫倒在地，这正是伴随晚期梅毒出现的运动失调的表现。到阿伦特五岁时，保罗不得不入住疗养机构，他在那里待了大约两年，于1913年去世。临终前，他已经病得连前来探望自己的女儿都不认得了。父亲去世后，阿伦特很少提起他。阿伦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写到阿伦特曾对自己的朋友说她关于父亲的疾病的记忆仅限于母亲弹奏钢琴的声音，因为音乐能够在深夜安抚抱恙的父亲。
阿伦特的母亲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她在阿伦特十几岁的时候改嫁给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从物质层面来说，一位犹太裔寡妇带着自己的女儿在一战后的德国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就相当不错了。这个国家当时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包括严重的通货膨胀、艺术实验和希特勒逐渐掌权。不过当时的家庭生活并不艰难。阿伦特总是坚称她的母亲保护她不受她遭遇的反犹主义的伤害。如果有人在教室里发表任何反犹主义言论，年轻的阿伦特回家后会告诉母亲。玛莎·阿伦特（Martha Arendt）就会给教师写批评信，然后此类现象就会停止。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如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写到的那样，阿伦特从来不认为反犹主义是“永恒的”。
不管她在《阴影》中向海德格尔表述了什么，在其他人眼中，年轻的阿伦特已经充满了冷酷的自信。她在学校的时候连老师都说不过她，因为她在家能自学的并不比老师能教给她的少，而且她很喜欢让老师也知道这一点。有一次，一位老师的评价让阿伦特感到受辱，没有人记得这位老师说了什么，但是阿伦特为此组织了一场联合抵制这位老师的活动。她因此被学校开除，最终主要是依靠自学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
在青春期末段，阿伦特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尤其对爱深思的丹麦存在主义者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作品偏爱有加。克尔凯郭尔是最先提出焦虑的概念的人之一，那是一种人与自身及人与世界之间的严重失衡的感觉。阿伦特肯定对此深有体会。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写出了许多诗篇，这些诗歌并不精彩，但却可以证明这个后来被指责太冷酷、太遵循逻辑的人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浪漫情怀，那些人只是没有仔细读懂她而已：
啊，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懂，我懂。
所以让我享受自由自在的日子吧。
你不会找不到我，因为我给你留下了一个标记，
这页文字和这团火焰。[4]
在听到一位前男友说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的海德格尔教授的演讲很精彩之后，阿伦特也选择了马尔堡大学，还很快报名了海德格尔的课程。当时是1924年，她十八岁，海德格尔三十五岁，已婚，还有两个儿子。
要用简单几句话概括海德格尔复杂的哲学观点很难，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方法的特点是摆脱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于冷硬的逻辑的忠诚。如丹尼尔·梅尔-凯廷（Daniel Maier-Katkin）曾经写到的那样，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经验和理解都与诗歌中固有的关于感情和情绪的领域有紧密联系（这个观点对于阿伦特有很强的吸引力）”。[5]海德格尔还将这个态度融入自己的教学方法中。所有人都说他的演讲就像表演，他的独白并不仅仅是要直接传递信息。关于校园中流传的说法，阿伦特后来写道：
关于海德格尔的传闻说得很明白：思考重新获得了生命；过去的文化宝藏一度被认为已经作古，如今却再度发声，在此过程中，它们提出了与人们认为它们要说的那些熟悉的、陈旧的、意义不大的琐事完全不同的内容。那里就有这么一位老师；你也许可以学会思考。[6]
在阿伦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习思考之后，1925年2月某一天下课后，海德格尔走近阿伦特，问她在读什么书。阿伦特回答了问题。她给的答案肯定特别有魅力，以至于海德格尔立即给她写了一封情书：“你永远不会成为我的人，但从现在起你会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将因你而变得更加丰富。”[7]这段婚外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总是用抽象的论述谈论两人之间的婚外情，那些书信不愧是两个毕生都在交换观点理念的人写出来的。他们描写对彼此的爱意的方式不仅让这件事更具戏剧性，还充满了高度的思想性。与韦斯特和威尔斯之间交换的情书不同，他们的通信里没有幼稚的对话，也没有昵称。唯一留存下来的通信记录都是海德格尔发出的那些，他会写这样一些内容：
我受到了恶魔的侵扰。它隐藏在你充满爱意的双手和闪亮的眉毛的无声祈祷中，那是一种充满女性魅力的伪装。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8]
不管有什么充满女性魅力的伪装，恶魔依然是飘忽善变的。这段婚外情开始仅三个月之后，海德格尔就退缩了。他在信中的口气突然变得疏远。他以工作繁重为借口，还就他可以将注意力转回现实生活以后的未来作出了许多夸大的承诺。简而言之，他表现得与任何意识到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纠缠不清是个错误，尽管心怀愧疚，但仍不愿彻底断绝今后继续与其发生关系的可能的男人没什么两样。
公平地讲，海德格尔也不算完全在说谎。他的妻子在他们的乡村地产上为他搭建了一间小棚屋，海德格尔当时正在那里创作将给他带来重大突破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不过从他打发阿伦特的时候算起，这本作品还要再过两年才能完成，何况他还计划在当年秋天继续授课。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夏天，阿伦特又变成孤身一人了。
1925年秋天，当这对师生都回到马尔堡大学之后，海德格尔继续躲避着阿伦特。到1926年春天，他干脆开始放阿伦特鸽子了。沮丧的阿伦特从此开始对海德格尔死心，只不过这个过程几乎要持续一生。她离开了马尔堡，转拜到另一名哲学家门下，这个人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她和海德格尔还保持着联系，但大多数时候只能给他写一些充满哀伤之情的书信。他们还可以在小镇的火车站上短暂约会，其持续的时间都不能超过火车停靠的时间。
尽管这样的见面显然是短暂且无法令人满足的，这场婚外情仍会成为他们各自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海德格尔对于阿伦特的影响显然塑造了她的性格，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不过阿伦特从海德格尔这里获得的东西对她来说更像是某种启发，而不是什么必须遵循的指令，至于她的作品的主题和范围更是由她自己选择的。海德格尔专攻哲学，阿伦特则转向了政治理论。海德格尔留在德国，阿伦特离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人终于重逢时，阿伦特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即将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思想家，而那些为她树立了声望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德国在二战中的行为的理念都是在没有海德格尔的评论或控制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
他们两个人在德国的经历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可谓是天壤之别。海德格尔在结束了与阿伦特的婚外情之后不久就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关于海德格尔对于入党的事究竟有几分真心的争论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纳粹党运动是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的。纳粹党宣扬的对于整个世界的浪漫主义幻想灾难性地与海德格尔本人的一致，那就是所有种族都陷入了长期的、严重的争斗，在这场争斗中，正义属于“德意志民族（Volk）”。
海德格尔并不只是悄无声息地接受纳粹党人，他甚至积极地与他们一起活动。他几乎是刚一加入纳粹党就开始领导清除大学中的犹太人的活动，就连取消他自己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教授资格的文件都是由他签署的。（关于这一举动，阿伦特称海德格尔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9]）这件事让海德格尔成了被纳粹称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的过程中的突出人物。这个德语词有时可以被翻译成英文“collaboration（协调、合作）”，大多数德国人，无论他们是公民组织中的成员还是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接受了纳粹主义的那些要务的。
后来在抽象地谈论到“一体化”问题时，阿伦特直白地说道：“这个问题，这个针对个人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敌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10]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有多深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才为公众所知的，不过她肯定一直都在想着他。在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期间，阿伦特写了一篇题为《爱与圣奥古斯丁》（Love and Saint Augustine）的博士论文。这也许可以被视为她对自己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感到沮丧的另一个标志，她在这里关注的问题已经从男女之爱转为了邻里之爱。阿伦特是在1929年初完成这篇内容充实且具有挑战性的论文的。此时距离华尔街股市崩盘，从而引发大萧条，并导致为保证德国遵循《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而设立的贷款供应出现不稳定等事件发生仅剩几个月。后来希特勒正是利用经济灾难带来的破坏为自己赚取了支持度，不过在阿伦特获得博士学位时，希特勒尚未真正羽翼丰满。
阿伦特当时生活在柏林，同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还有很多年轻的研究生，他们都在试图想明白，在这个因为被大多数人视为侮辱的《凡尔赛条约》而动摇不定的国家中，自己能做些什么。与魏玛时期的其他人一样，阿伦特也参加了很多与当时阴郁的大环境并不相符的光鲜亮丽的聚会。一个影响她命运的聚会是在柏林人种学博物馆（Museum of Ethnology in Berlin）举办的。这个聚会是一次左派人士以筹募资金为目的而举办的化装舞会。阿伦特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阿拉伯闺中少女”。[11]人们可能很想知道这样的装扮在1929年时是什么样子，反正她的造型显然很成功。阿伦特在舞会上遇到了一个很久没见的同学冈瑟·斯特恩（Gunther Stern），他们自此又重新联系上了。
后来斯特恩在自传中提到自己当时试图吸引阿伦特的方式是对她说“爱是一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某些本来是后验的事物——比如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就被转化成了一个人生活中的先验”。[12]对于其他女人来说，这样的话似乎是在炫耀。但是对于阿伦特来说，这是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不仅局限于感情上，还存在于思想中的明显证据。阿伦特于当年9月嫁给了斯特恩。然而她通知海德格尔自己结婚消息的书信依然透露出一种挫败感。她向海德格尔重申自己想要安顿下来，想要获得家庭的温馨，即便这个家庭不是完美的：
不要忘记我多么清楚、多么深刻地知道我们的感情已经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幸事。这个想法不会被动摇，直到今天也不会。[13]
在阿伦特写这封信的时候，海德格尔还没有公开自己倾向于纳粹党的态度。
婚姻带来的安逸生活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它让阿伦特有机会更加专注于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这次她要写一本不完全算是以她的内心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书，但是它依然可以被视为阿伦特写过的最接近自传的作品。她的朋友从一位珍本书书商手中发现了十八世纪犹太裔沙龙女主人（salonnière）的书信和日记，然后把它们都交给了阿伦特。这个名叫拉埃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女人的生活很快就让阿伦特入迷了。于是她开始着手写一本传记，这本书最终会成为一本一半在陈述个人哲学理念，一半在褒扬这位被她视为榜样的女性的作品。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几乎算得上同时期女性思想家中的一个特例了，因为其他大多数人都没有胆量明确承认自己感激其他女性。
瓦恩哈根1771年出生在柏林，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的女儿。尽管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瓦恩哈根从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对人们的想法感兴趣。成年后，她身边围绕的都是同时期的伟大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们通常都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恩哈根的沙龙让她成了德国智识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阿伦特对她如此热衷的部分原因在于瓦恩哈根和阿伦特一样是犹太裔，受同化程度也很深。不过瓦恩哈根对于身为犹太人这件事的看法有些矛盾。鉴于此，阿伦特认为由瓦恩哈根的丈夫记录下来，据说是她的临终遗言的这段话令人难忘：
身为一名犹太裔女人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也是我一生苦难和不幸的根源——但现在，我不再渴望自己不曾拥有这些经历。[14]
阿伦特深受这句话的影响，所以她用这句话作为她作品的开头。这本书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一种通灵的特质。阿伦特直接称瓦恩哈根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本书是在完成大约二十五年后的1958年才终于被出版的。阿伦特写到她在创作本书时选择了“一种传记文学中少有的角度”。实际上，阿伦特在描述自己的目标时几乎有种玄学的意味：
我的目的从来不是写一本关于拉埃尔的书；至于她的个性，根据作者从外面引入的各种心理学标准和分类理论，也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分析结果……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只是用拉埃尔可能采用的方式来讲述她的一生。[15]
研究阿伦特的学者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曾经宣称，阿伦特说自己在“用拉埃尔可能采用的方式”讲述她的故事这一点“令人震惊”。[16]你可以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另一个人的档案，但可能依然无法彻底理解那个人的内心世界。阿伦特肯定也明白这一点，甚至是在尝试从拉埃尔的角度写拉埃尔的人生时体验过这样的经历。一方面来说，想要真正代表一个已经去世一个世纪或更久的人发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来说，阿伦特从情感上感受到的瓦恩哈根的生活对她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所有理性因素。她发现了一位自己想要给她当学徒的女主人，写这样一本书就是阿伦特实现自己愿望的方式。
阿伦特认为瓦恩哈根最让自己感兴趣的一点在于她找到了让与众不同变成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途径。阿伦特尤其把这一点与她的犹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瓦恩哈根的丈夫试图通过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来超越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这个方法对于瓦恩哈根来说，从来都没有效果。她认为自己无法抹去这个标志，于是她选择接受现实。阿伦特的结论是，如果说身为犹太人让瓦恩哈根与德国社会格格不入，那么它正好给了瓦恩哈根一种独具个性的视角，这种视角最终被证明是有其价值的。能够对事物有不同看法不仅仅是选择不同视角的问题，有时候，那还意味着对事物有更透彻的理解。
阿伦特告诉我们，瓦恩哈根因此成了某种“贱民（pariah）”。但她使用这个词时并不含有我们如今使用它时包含的那种贬义。阿伦特在后来的著作中又在这个名词前面增添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有意识的贱民（conscious pariah）”。一个有意识的贱民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也知道至少在别人眼中，自己永远不能彻底摆脱这种不同。但是“有意识的贱民”还知道这种独特性让自己获得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某种接近本能的共情能力，即一种因为有切身经历，所以能够敏感地体会到他人难处的能力：
这种敏感是对于每个人的尊严的一种病态的夸大，是一种特权阶层从不能感受的激情。就是这种强烈的共情能力造就了贱民的慈悲心。在一个建立于特权、因出身获得的骄傲和由头衔赋予的自大之上的社会中，在理智将人的尊严当作道德的基础很久之前，贱民已经凭直觉发现了广泛的人的尊严。[17]
尽管阿伦特通常只在描述犹太人的与众不同时才使用“贱民”这个名词，但她暗示自己知道这个模型还可以被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中。阿伦特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贱民的代表这一点似乎并不是碰巧而已，尽管阿伦特否认了这个代表是男是女有任何重大的区别。她可能会说瓦恩哈根的犹太人身份是比她的女性身份更能引起共鸣的要点，但阿伦特在瓦恩哈根身上发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类比来延伸，而且阿伦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这一点。当她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这本关于瓦恩哈根的生活的作品时，阿伦特在引言中这样写道：
当代的读者们肯定立刻就能发现：拉埃尔既不漂亮也没什么魅力；和她产生过任何意义上的恋爱关系的男人都比她年轻；她不具备任何能够让她施展自己惊人智慧和激情创意的才能；还有最后一点，她拥有典型的“浪漫主义”性格，这是一个“女性问题”，即男性“总体上”对女性的期盼与女性本身可以提供或想要获得的一切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个问题已经因为这个时代的状况而形成了，它表现为一个根本无法被填平的鸿沟。[18]
从汉娜·阿伦特与女权主义关系的历史来看，这算得上一段非常令人惊奇的表述了。阿伦特对于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豪言壮语都没什么兴趣。她在工作中接触的几乎都是男性。她从来不怎么担心自己能否融入几乎全是男性的知识分子圈子。她也不觉得父权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在人生晚期，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女性解放的时候，她说“女性问题”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什么问题。她还告诉采访者说：
我一直觉得有些职业由女性承担是不成体统的，那不适合她们，由女人下命令就是不怎么好看。一个女人如果想保持女性化，就应当尽量避免陷入那样的处境。我并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个人来说无关紧要。最明白的说法就是，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19]
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回答让如今的人们没法将当时的阿伦特认定成一名为女性事业默默斗争的改革者，人们甚至很难确定她本人是否支持两性平等。
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一个人应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没有创作关于诸如克尔凯郭尔之类的人物的传记作为自己广为人知的事业的开端，反而选择了一位让自己着迷的女性为主题。这位女性“既不漂亮也没什么魅力”，却拥有“惊人智慧和激情创意”。她的局外人身份不仅不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困难，反而成了可以被挖掘的力量源泉。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阿伦特没有感受到任何形式的对女性的歧视的原因可能是，在她生活的时代里，她的犹太人身份是一个比性别明确得多的目标。与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相比，人们对于女性的敌意被大大地淡化了。
1933年，当位于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被付之一炬时，阿伦特还在忙着创作这本关于瓦恩哈根的作品。起火的原因是有人纵火，人们对真凶的身份存在争议，但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并被当作最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而立即接受了审判，德国的左派也因为纵火案造成的混乱而备受指责。希特勒在纵火案发生大约一个月前刚刚宣誓就任总理一职。这场动乱让他有借口获得紧急权力。阿伦特的丈夫冈瑟·斯特恩与反纳粹主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立即离开德国到巴黎去了，阿伦特则留了下来。
她并不是感受不到政权更迭带来的危险，实际上，她说这场大火是一种“直接的冲击”，[20]并且让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了。不过早在纵火案发生之前，她肯定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朋友和同事们正渐渐屈服于纳粹的影响力这个事实。在前一年秋天，阿伦特就听到了一些传闻，于是她给海德格尔写信询问对方新的政治立场。阿伦特具体的关切包括海德格尔已经成了反犹主义者的传闻，以及她从丈夫和朋友那里收集到的各种消息。海德格尔回信的口气起码可以说是非常不耐烦和愤怒的。他在信中列出了自己最近帮助过的犹太人学生的名单，还补充说：
谁想把这叫作“激烈的反犹主义”就去叫好了。除此之外，我在大学事务上的反犹程度与十年前我在马尔堡时别无两样……更不用说我还与很多犹太人保持私人关系的事了。
最重要的是，这绝对不会影响我与你的关系。[21]
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影响了。这封信成了此后十多年里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
国会纵火案几个月之后，阿伦特同意帮忙偷偷搜集收藏了瓦恩哈根的文件的那间图书馆里存在的含有反犹主义声明的小册子。这些内容是要送给在国外组织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们加以利用的。不过阿伦特才干了没几天就被发现，并被举报给了当局。她和母亲双双遭到了逮捕，并在拘留室里待了几天。逮捕她的警官挺喜欢她，甚至还对她进行了言语挑逗：“我该拿你怎么办呢？”[22]最终，他还是把阿伦特放了，这可以算是非常幸运了。在接受审讯时，她干脆选择了撒谎，没说自己是在为谁工作。
不过出了这件事之后，阿伦特也明白自己显然不能留在德国了。起初，她和母亲一起去了布拉格，玛莎·阿伦特从那里回到了柯尼希堡，阿伦特则去了巴黎。她随身携带着瓦恩哈根那本书的手稿。不过一抹阴云一直笼罩着她，她对于纳粹带来的灾难之深重已经了然于心。她在柏林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海德格尔已经当上了大学校长，不仅把纳粹党徽别在胸前，甚至短暂地尝试过求见希特勒。这些事阿伦特都知道。
就这样，阿伦特把思考变成了个人的事。“我再也不想参与任何种类的知识事业了。”[23]如今我们都知道，她打算让自己与知性主义疏远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不过这种背叛留下的印记是永恒的。阿伦特从那之后不再将传统的思想生活当作一种救赎。因为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会受到糟糕判断的影响，他们抛弃常理和常识的速度都很快。
阿伦特在去世前几年曾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至今依然认为就所有事提出观点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质。”她当时谈到了她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今天我会说他们都被自己的观点束缚住了。就是这么回事。”像海德格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加入纳粹党时并不是在主动作出什么战略性的选择。他们也不只是为了生存下去才加入的。对于他们来说，与一个自己不能热诚地坚信的事业结盟是让他们极为厌恶的事，所以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还会让自己不断贴近纳粹党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就都成了纳粹分子。
阿伦特在1933年抵达巴黎之后，不仅与自己的祖国断绝了关系，还将她的哲学事业抛在了一边。在法国暂居的八年里，阿伦特几乎没有发表过一个字，只是在朋友们的督促下才完成了那本关于瓦恩哈根的作品。不再进行学术研究的阿伦特选择工作，她成了多个旨在帮助越来越多聚集到巴黎的犹太移民的福利项目中的行政人员。这种相对更具官僚性质的程序性办公室工作让她觉得很放松，能够完成，也不太可能像她之前的“思想生活”那样让她感到失望。
阿伦特在巴黎时曾与冈瑟·斯特恩短暂地团聚过一段时间，不过后者一直忙于创作一部无比复杂（最终也没能出版）的小说，二人的婚姻很快就破裂了。1936年时，阿伦特认识了另一个男人，这个名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的德国共产党党员擅长社交，他与共产党运动的牵连很深，以至于他在巴黎生活的时候必须使用一个假名。
人们往往忍不住对布吕歇尔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男性气概进行浪漫化的描绘，阿伦特的很多传记作者都抵挡不了这个诱惑。布吕歇尔比斯特恩和海德格尔身材更高大。他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还很爱笑，再加上他常年投身政治，所以是一个阅历丰富、老练世故的人。不过他在知识层面上也足以与阿伦特一较高下，这正是阿伦特要求自己的伴侣拥有的素质。无论是在书信里，还是在餐桌上的闲聊中，布吕歇尔都可以就哲学和历史问题详细表述有说服力的观点。有一封他写给阿伦特的书信令人过目难忘，在书信的开头，他先就阿伦特母亲去世发表评论并表示慰问，接下来的内容就升级为全面批判哲学家对抽象真理的忠诚：
马克思只是想将存在的天堂传遍整个世界，那些不如他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都处于因血腥阴云和烟雾窒息而死的边缘……克尔凯郭尔使用散落的砖块给自己堆砌了一个狭窄的洞穴，并把他的道德自我和一个本性凶暴的上帝一起关在里面。对此人们只能说：好吧，祝你好运，以及非常感谢。[24]
如布吕歇尔自信傲慢的文风显示的那样，他不是海德格尔或斯特恩那样的学究。他读过很多书，完全是自学成才。尽管他也有文学方面的抱负，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著作。他一生都在抱怨自己遭遇了作家的瓶颈期，不过写信显然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他过的是一种被过着学术的知性生活的文人雅士们排斥的生活，这一点似乎对阿伦特很有吸引力。认识布吕歇尔十年之后，阿伦特在一封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多亏了丈夫（二人于1940年结婚，部分原因是这样布吕歇尔才能获得离开欧洲的批准文件），自己才能够“用政治的视角看待问题，用历史的方法思考问题”。阿伦特还喜欢布吕歇尔能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而海德格尔对于这个世界肯定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一位名叫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诗人朋友称阿伦特和布吕歇尔为“二元君主”。[25]虽然他们二人有时会很高傲，但这个说法的本意不是为了强调他们的高傲，而是要指出布吕歇尔和阿伦特都可以从他们之间的讨论中获得可观的力量的这个事实。他们谁也不是谁的主宰，虽然在美国的那些年里，阿伦特通常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他们的婚姻是在一种自然平等的关系下运行的，就算布吕歇尔偶有不忠，这种平衡总体上并没有受到破坏。
在巴黎与其他作家和思想家相处的时光被证明是对阿伦特有益的。她后来发现与他人一起工作更容易思考。阿伦特与另一位德国难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成了朋友，后者当时还是一位不太成功的评论家，很难让自己的作品获得发表。编辑与他意见相左时，他总是不肯遵照他们的要求妥协。本雅明是一个古典浪漫主义者，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在他家里，公开表达任何职业追求都会被视为庸俗。虽然本雅明的父亲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向他提供任何资助，他还是坚持投身了这项肯定会让他陷入贫困的事业。回想本雅明要成为文人（homme de lettres）的选择时，阿伦特这样说道：
德国人还不知道文人的存在，几乎同样不为人知的还有本雅明为了挣钱糊口而不得不用这个身份进行的工作：不是文学史专家或学者撰写必要的长篇宏论的工作，而是撰写批评文和散文的工作。他认为这种文体的形式过于通俗泛泛，如果不是因为要按字数获得报酬，他肯定宁愿去写格言警句。[26]
本雅明也是坚持要阿伦特完成瓦恩哈根的手稿的朋友之一。1939年他给自己和阿伦特共同的朋友格肖姆·索罗姆（Gershom Scholem）写信推荐这份手稿时说：“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充满了针对时下的有教化和辩护意味的犹太研究的强有力的冲击。”[27]阿伦特也非常乐意帮助本雅明完成他的工作。她在给索罗姆的信中写道：“我很担心本雅明。我尝试在这里帮他获得一些机会，不过彻底失败了。但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帮助他获得稳定的收入，好让他有机会继续创作是非常重要的。”[28]
本雅明一直比阿伦特更趋近于一位神秘主义者。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非常脆弱。不过阿伦特后来写道，自己在本雅明的高傲中发现了一种值得延续下去的政治原则。她认为他的文人生活方式与自己已经开始鄙视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之间是有区别的：
知识分子阶层要么以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的身份为政府提供服务，要么为社会提供消遣或教导；而文人则总是在努力地疏远政府和社会。[29]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欧洲，政府还是一种人们想要与之保持距离的东西。法国的反犹宣传也上升到了极端狂热的程度，整个国家受到来自东边的纳粹分子的施压，已经开始分崩离析。1939年底，布吕歇尔被送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拘留营里，好几个月之后才在一位有权势的朋友的帮助下获得释放。1940年，阿伦特本人也被送到了一个位于法国与西班牙边界附近的古尔斯（Gurs）的拘留营里。阿伦特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直到法国向德国投降，像古尔斯这样的拘留营都被解散为止。最终夫妻二人得以重聚，并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他们是1941年5月抵达纽约的。
与此同时，瓦尔特·本雅明也看到了灾祸将至的征兆，1940年秋，他筹划了前往里斯本，再从那里乘船前往美国的行程。不过本雅明必须穿越西班牙前往里斯本。当他和其他一小群原本生活在马赛的难民一起抵达西班牙边界时，他们被告知就从当天开始，边界对他们这样的“无国籍人士（sans nationalité）”关闭了，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都要被送到集中营去。到了晚上，本雅明使用过量吗啡自杀了。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给了自己的同伴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看不到自己还有任何出路。
阿伦特是最先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朋友之一，那证明了后来她在一篇长长的悼念散文中所称的他的“坏运气”的一切：
早一天，本雅明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边界；晚一天，马赛的人就能知道穿过西班牙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唯独就在那一天，灾难才有可能发生。[30]
这是对本雅明的命运的理智的惋惜，是她对这场悲剧的看法的陈述，她的态度似乎显示了某种感情上的疏离。不过阿伦特对于发生在本雅明身上的一切绝不是无动于衷的。在她离开法国的途中，阿伦特还特意在事发地点停留，试图寻找朋友的坟墓，结果她只找到了一片公墓。在给索罗姆的书信中她描述道：
（公墓）面朝一个小小的海湾，可以直接俯瞰地中海；坟墓是被凿刻在一层层的石阶上的；棺材也都被推进了这些石墙中。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奇异、最美丽的地点之一。[31]
就在本雅明离开马赛前，他把自己的手稿全集留给了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如果自己到不了纽约，他希望阿伦特可以将这些手稿转交给他在那里的朋友们。手稿中有一篇是本雅明的《论历史的哲学》（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在前往美国的船上曾互相朗读其中的内容。“深思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幸福的概念会受个人存在的这段时间的彻底影响。”本雅明继续写道：
会引发嫉妒的幸福仅存在于我们呼吸过的空气中，存在于我们曾与之谈话的人们之间，存在于将自己献给我们的女性中。换句话说，我们对幸福的概念与对救赎的概念是牢不可破地关联在一起的。[32]
然而到他们登船前往美国时，在欧洲大陆上激烈上演的战争几乎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救赎的机会。曾经塑造了他们的大部分事物，包括他们知道的那个德国就那么消失了。
在纽约的生活一度很艰难。阿伦特和丈夫，后来还加上阿伦特的母亲一起住在一栋破烂不堪的多租户房屋里，他们租了几个房间，但是要和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公共厨房。布吕歇尔找过各种奇怪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他从没做过的某种工厂工人的活计。阿伦特先是到马萨诸塞州的一家收容所学习英文，然后就开始依靠写文章赚钱。她主要是给一份规模很小的名为《重建》（Aufbau）的德语报纸及其他以流亡犹太人为受众的期刊供稿。阿伦特把本雅明的论文寄给了当时也在纽约的本雅明的朋友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不过并没有立即得到什么回应，似乎没有人计划出版这些作品。
阿伦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文章介乎于学术论文和现代报纸社论之间。其中大多数暴露了一定程度的文笔枯燥和一味地重复相同主题的问题。按照顺序阅读这些文章时，你会开始感觉像在接受什么慷慨激昂的动员，而非真的获得某种内心的触动。不过阿伦特在1943年为《灯台报》（Menorah Journal）撰写的《身为难民》（We Refugees）绝对是一篇突出的作品。文章本身就是用英文写的，这可以解释其文法简单的特点，因为此时距离阿伦特开始学习英文刚刚过去两年。
因为是在使用自己的第二门外语而难免流露出的那种干巴巴的语调刚好符合她哀悼和争辩的主旨：“首先，我们不喜欢被称为‘难民’。”[33]阿伦特描述了这个因为在欧洲的遭遇而受到巨大打击，但是只能把那些事全都埋藏在心底的群体。阿伦特写道，这样的氛围让难民们整天魂不守舍，他们不能向别人倾吐自己的困扰，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
显然没有人想知道当代历史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被敌人关到集中营里，被朋友关到拘留营里。
阿伦特从来不惧怕涉及令人不快的主题，她还批判了在难民中发生率很高的自杀现象，不过她批判的对象并不是那些选择自杀的难民，而是他们自杀的形式。阿伦特写道：“他们的消失是一种悄无声息、不引人注意的消失。好像他们是在为自己选择这样极端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方式而感到抱歉。”[34]阿伦特认为这样做的理由不充分是因为自杀的逻辑不仅是纳粹制造的政治灾难造成的，甚至也是美国的反犹主义提供的：“在巴黎，我们每天晚上八点以后不得离开住处的原因是我们是犹太人，而在洛杉矶，我们处处受限的原因是我们是‘敌国侨民’。”
阿伦特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七岁，这篇文章是显示她拥有争论到底的天赋的第一个标志。她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说服自己，为公众写作是有用处的。她的文章着力于号召犹太人成为“有意识的贱民”——拉埃尔·瓦恩哈根被重新提起，海涅（Heine）、肖洛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甚至是查理·卓别林”等人的例子也都被阿伦特用在了后来的文章中——因为这是脱离他们所处的令人麻木、逼人自杀，还要装作没事的处境的唯一办法。
少有的那些坚持讲出实情，甚至不惜讲述被视为“卑劣”的经历的难民用让自己不受欢迎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宝贵的进步：历史对他们而言将不再是一本合上的书，政治也不再是非犹太人的特权。
类似这样的文章让阿伦特受到了纽约更广泛的左翼出版圈子的注意。对于她之后的活动具有最重要影响的是一小拨以《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为中心的年岁未老，思想却有些陈旧过时的前共产党员和文学批评家们。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份杂志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对于一小部分有权有势且大都生活或出生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人来说，《党派评论》成了令人向往、充满魅力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象征。这份杂志是在一份旧杂志的基础上改版而来的，原本的杂志与共产党员约翰·里德俱乐部（Communist John Reed clubs）有关系。改版后的杂志掌舵人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在改版之前就是这里的编辑，不过他们连杂志的政治立场也一起改掉了。
美国的共产党在那些年里正在渐渐分出派别。一派认为只有不计一切代价忠于苏联，才能取得共产主义社会实验的成功。另一派则持怀疑态度，他们尤其怀疑斯大林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拉夫和菲利普斯都属于后一个阵营。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左派原则，他们只是不愿意追随教条的政党路线。你可以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意识的贱民”。鉴于阿伦特关注的正是分析法西斯主义及其根源，她立刻就融入了这个集体。
不过随着《党派评论》的不断发展，它逐渐成了一份更关注艺术和文学，而非政治问题的杂志。阿伦特为该杂志提供的第一篇稿件发表于1944年秋，文章内容是关于卡夫卡的。阿伦特并不是唯一给《党派评论》供稿的女性，短篇小说作家珍·斯塔福德（Jean Stafford）、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也在这里发表文章，不过只有阿伦特写的是深奥的知识性文章。
她早期的文章中暴露了所有使用非母语写作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布吕歇尔曾经写信提醒她必须放弃自己的“（昂贵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Stradivarius）”，改用“（普通的）小提琴”。[35]这一点在她后来为当时最重要的左派杂志之一——《国家》（Nation）创作的文章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国家》的编辑是兰德尔·贾雷尔，他是阿伦特的朋友，还会帮她把文章改得更便于美国读者阅读。贾雷尔对她的影响力几乎是立即就显现出来了：1946年，阿伦特会同时为《国家》和《党派评论》撰写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不过只有那些经贾雷尔编辑过的文章才会拥有吸引人的导语：“一场关于哲学的讲座足以引发一片混乱，因为有成百上千的人涌进来听，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拂袖而去。”[36]贾雷尔后来会成为阿伦特最经常求助的人，她称贾雷尔作的贡献是让她的作品“英文化”。
关于存在主义，阿伦特还在巴黎时了解过一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她宣称自己对萨特的《恶心》（La nausée）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L’étranger）印象深刻，但她对这两个人不仅怀有她对其他知识分子都怀有的担忧，更为他们表现出的倾向感到不安：“象征性地说就是，他们整天待在自己的酒店房间或咖啡厅里。”阿伦特还为他们这样麻木地隐蔽在荒谬中的做法感到担心。如果他们不走入外部世界并有所作为，阿伦特担心：
尽管有很多反对意见，但是虚无主义的元素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们并非什么新见解的结果，而是一些非常古老的观点的产物。
此时的阿伦特已经开始创作记录自己的“新见解”的汇编了，最终得出的成果就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一直在《党派评论》和其他多份美国左派报刊上发表分析反犹主义和无国籍人士困境的文章。最早在1945年，阿伦特就说服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的一位编辑认可这些分析文章值得被集中成一本书出版，不过阿伦特后来又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要简单地描述这本分为三部分的大部头很难。如阿伦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观察到的那样，书里可没有能够帮助读者理清头绪的温馨介绍。在第一版的前言中，阿伦特开篇就猛烈抨击了过分简单地解读历史的做法：“认为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一定可以为人所理解的信念导致人们总在用陈词滥调解释历史。”[37]阿伦特还对认为善与恶的关系可以被简单、随意地确定的观点持抗拒态度，虽然她相信极权主义从任何层面来说都是一种恶：
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终极阶段会出现一个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已经不能用人类可理解的方式推理其动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它，我们也许永远不能知道恶真正的激进本质。
这本书具有的广泛的、漫谈性的特质是由其漫长的创作周期而形成的。创作途径不仅包括了阿伦特的经验与研究，还有她与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进行的很多直至深夜的畅谈。阿伦特创作这本书的大部分时间里，布吕歇尔都处于意志消沉的无业状态。他英文不够好，所以做不了文职工作；他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不能教书。而阿伦特则在由纳粹德国难民建立的朔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做编辑。每天她去上班之后，布吕歇尔会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几个小时的书。到了晚上，夫妇二人会交流各自的劳动成果，即布吕歇尔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和阿伦特的分析。这本书和书中的见解最终属于阿伦特，但布吕歇尔的贡献是无价的。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的关键点是集中营。她将之描述为极权主义的“激进的恶（radical evil）”的终极工具。集中营是“对人的完全主宰”这项纳粹总实验的试验场。集中营的恐怖成功地将每个人简化成“一些反应的集合”，一些可以互相取代的个体。阿伦特将这一点与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人的生活和死亡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事，至少是不如政治的意识形态重要。
意识形态是阿伦特的另一个见解。她写道：极权主义非常依赖于意识形态提供的过分简单化的承诺，以及它能够让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相信过去和未来可以仅靠一套简单的法则就全部被解释清楚的功用。实际上，意识形态那过分简单化的，尤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恰恰是让它如此强大的原因。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承诺的解决之道意味着集权主义政治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
即便是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可能幸存下来，每当人们似乎无法找到一种人道的方式摆脱政治、社会或经济困境时，那些解决方法就会以一种强烈诱惑的形式出现。[38]
1951年，这本书终于出版后获得了评论界的热烈赞美。人们赞美的不仅是阿伦特的分析，还有她在传达自己想法时表现出的博学。［这本书的文字部分也经过了“英文化”，做这个工作的人是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和阿伦特的另一位朋友罗丝·法伊特尔逊（Rose Feitelson）。[39]］很多评论将重点放在了阿伦特对纳粹极权主义策略和苏联方式所作的比较上。《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评论文章的副标题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派系被评价为‘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体系’（Nazi and Bolshevik Varieties Rated as ‘Essentially Identical Systems’）”。实际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从没使用过单引号中的这个说法，她只是强调了两种运动的领袖人物的策略之间存在的相似性。阿伦特嫁给了一位前共产党员，她在纽约的很多新朋友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让她担忧的是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苏联形式，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
对于阿伦特的赞美声势浩大，以至于她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的销量也非常好。就连《服饰与美容》这样通常不报道知识分子事物的杂志都将阿伦特列入了1951年年中的“人们在谈论（People Are Talking About）”名单：
《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著。阿伦特用一种新鲜的构想创作了一本意义重大，但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她在书中写道：“极权主义组织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们可以直接利用众多秘密社团作为组织工具，他们甚至不屑于尝试隐藏自己的目标。”[40]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只是随意引用了一段书中的文字，这段话绝对不能代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论述的精华。不过这恰恰预示了阿伦特即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她太有象征意义了，以至于对于她的仰慕者来说，她的思想其实并不如她展示给公众的这个形象重要。她给那些在她影响范围之内的女性带来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她不仅获得了那些把自己塑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的男性们能够获得的地位，还用自己高屋建瓴的分析让那些人费尽心思写出的深奥的，论述他们对战争、对人类历史作用看法的文章都显得黯淡无光。就这样，阿伦特不仅成了那个时代在纽约定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还成了其中最闪耀的一颗明星，成了其他人追随的对象。直到这本书出版四十多年之后，一位名叫珍妮特·马尔科姆的记者还会写道，被“错认为……可能被邀请参加汉娜·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举办的聚会的人……是种恭维”。[41]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阿伦特的新地位。最引人注意的是很多男性对此表现得极为糟糕。阿伦特属于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不过这个名称是直到其中很多成员都去世之后才开始被使用的。纽约知识分子指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集中在曼哈顿的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们，这个群体中的人会相互结交、约会或结婚，但一个最根深蒂固的积习是他们会在其他成员的背后嚼舌根。他们相互通信，还在信里讲别人的八卦，纽约知识分子的传奇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些人对于阿伦特的第一印象的确切记录。我们知道的是，经常和这些人来往的诗人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称阿伦特是“那个魏玛共和国的轻佻女子”。[42]据说批评家莱昂内尔·埃布尔（Lionel Abel）在她背后称她为“汉娜·自大狂（Hannah Arrogant）”[43]。[44]就连写过阿伦特“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这样的话的艾尔弗雷德·卡津也补充说自己是“耐心地顺从了一种以傲慢为表现形式的知识分子的孤独”。[45]
这些男人都不是什么畏首畏尾的人，他们沉着冷静，喜欢发表高深的见解，所以他们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智慧误认为傲慢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弄清楚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些人都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不过这样的处境确实给阿伦特造成了困扰。帕克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是因为她几乎从不涉足战争、历史和政治这样严肃的题材，而且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她几乎已经不发表批评文章了。韦斯特也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与纽约知识分子热衷于进行的这种自恋竞争关系不那么紧密。不过这些脑子里满是绝顶聪明、关乎整个世界的大想法的男人们似乎从来不会被指责为过于自负。
起码是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只有很少一些人会因为阿伦特的才华而讨厌她，敢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表达这种想法的人就更少了。更引起人们注意的反而是那些完全可以被称为她的狂热崇拜者的男性。文学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为一份名叫《新领袖》（New Leader）的小规模左派杂志撰写了一篇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先是将阿伦特比作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后者是一位留下了很多关于宗教和政治的格言警句的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接下来，可能是觉得阿伦特是一个比韦伊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人，所以麦克唐纳又提出了一个更具野心的对比：
书中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论分析是继我在1935年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后读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政治理论。它带给我的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带给我的类似的充满矛盾的熟悉感（“当然，这正是我已经思考好多年的问题”）和充满震惊的新发现（“这竟然有可能是真的？”）[46]
这段评论并没有太过夸大其词。《极权主义的起源》确实已经成了一部经典著作，是历史学者和政治科学学者的必读内容。虽然这本书很厚、很难懂，但是阿伦特描述的法西斯主义在民众普遍不满的环境下崛起的发展方式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为真理。她与马克思的不同在于她不认为存在什么能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的革命性的方式。晚年时变得更加理智、更加脚踏实地，也更疲劳厌倦的阿伦特看到那么多朋友已经被愚蠢和暴力的激流吞噬，所以她会回避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她已经学会只依靠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
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出版，阿伦特会交到一个新朋友。一个在《党派评论》工作的人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给阿伦特写了一封信，用没什么新意的内容描述了这本书：
过去的两周里，我完全沉浸在你的书中，我在浴缸里读，坐车时读，在杂货店排队结账时也读。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本真正非同凡响的作品，其中的理念至少比其他人超前十年，而且这本书读起来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令人着迷。[47]
有趣的是，写这封信的人接下来可能是出于尊敬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批评意见”，她认为阿伦特在对自己的观点充满热情的同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机会、运气在塑造极权主义机构上发挥的作用。“我不认为我表达得很清楚，我手边也没有这本书可查阅，因为我已经把它借给别人了”，写信的人用一种聊天似的口吻继续着，先是突然批评了一个愚钝的评论者“蠢极了”，然后又在附言中邀请阿伦特和布吕歇尔共进午餐，还提出了在劳伦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反犹主义的问题。
写出这封带着既紧张又自信的感觉的书信的人就是批评家玛丽·麦卡锡。阿伦特和麦卡锡是1944年认识的，《党派评论》的聚会无穷无尽，她们在其中某一次上遇见，并争吵起来。
[1] “Shadows，” in Letters，1925-1975：Martin Heidegger and Hannah Arendt，ed. Ursula Lutz，trans. Andrew Shields （Harcourt，2004）.
[2] Elis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2nd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50.
[3] “Shadows，” in Letters，1925-1975.
[4] 转引自Young-Bruehl，Hannah Arendt，40。
[5] Daniel Maier-Katkin，Stranger from Abroad：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Friendship and Forgiveness（Norton，2010），27.
[6] “Heidegger at 8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October 21，1971.
[7] 1925年2月10日，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Letters：1925-1975。
[8] 1925年2月27日，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Letters：1925-1975。
[9] 1946年7月9日，汉娜·阿伦特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书信，in Correspondence：1926-1969，ed.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Harvest，1992）。
[10] “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Hannah Arendt：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trans. Joan Stumbaugh （Melville House，2013），18.
[11]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77.
[12] 阿伦特中心（Arendt Center）翻译的Gunther Anders，Die Kirschenschlacht，可见于http：//hac.bard.edu/news/？item=4302。
[13] 汉娜·阿伦特写给马丁·海德格尔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29年，in Letters，1925-1975，51。
[14] Rachel Varnhagen：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Harvest，1974），3.
[15] Varnhagen，xv.
[16] Seyla Benhabib，“The Pariah and Her Shadow：Hannah Arendt’s Biography of Rahel Varnhagen，” Political Theory，February 1995.
[17] Varnhagen，214.
[18] Varnhagen，xviii.
[19] “What Remains？，” 5.
[20] “What Remains？，”，8-9.
[21] 马丁·海德格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那个冬天，in Letters，1925-1975。
[22] “What Remains？，” 10.
[23] “What Remains？，”，19.
[24] 1948年7月29日，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Within Four Walls：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annah Arendt and Heinrich Blücher，1936-1968，ed. Lotte Kohler，trans. Peter Constantine （Harcourt，1996），93-95。
[25]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xi.
[26] “Walter Benjamin，” in Men in Dark Times（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95），176.
[27] 1939年2月20日，瓦尔特·本雅明写给格肖姆·索罗姆的书信，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1910-1941，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trans.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596。
[28] 转引自Howard Eiland，Walter Benjamin：A Critical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9] “Walter Benjamin，” 181.
[30] “Walter Benjamin，”，192.
[31] 转引自Gershom 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283。
[32]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Schocken Books，1969），254.
[33] “We Refugees，” in The Jewish Writings，ed. Jerome Kohn and Ron Feldman （Schocken，2007），265.
[34] “We Refugees，” 268.
[35] 1941年7月26日，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Within Four Walls，65。
[36] “French Existentialism，” Nation，February 23，1946.
[37]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Harvest，1973），viii.
[38]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Harvest，1973），459.
[39]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250.
[40]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Vogue，May 1951.
[41] Janet Malcolm，The Silent Woman（Vintage，1995），50.
[42] William Barrett，The Truants：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Doubleday，1983），103.
[43] 英文中的“自大、傲慢（Arrogant）”与阿伦特的姓氏“Arendt”形似。
[44] 参见Anne Heller，Hannah Arendt：A Life in Dark Times（New Harvest，2015），25。
[45] Alfred Kazin，New York Jew（Knopf，1978），195.
[46] Dwight Macdonald，“A New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New Leader，May 14，1951.
[47] 1951年4月2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书信，in Between Friends：The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1949-1975（Harcourt Brace，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