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政治与情人：在德累斯顿、柏林和巴黎的宫廷中

德累斯顿：叶卡捷琳娜·冯·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

在梅特涅与女人关系的概观中，那些宫廷中既迷人又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女人，被置于“调情”的范畴之内，自然她们也就不会出现在他的“总忏悔”之中。由于在各处官邸，一个公使有如一个游荡的情报掮客在工作，所以，那些通过私密的性关系获取的有关权力中心的情报，就肯定更受到他的欢迎。人们甚至可以谐谑地嘲讽说，这是温柔乡里的享受同获取有用利益的美妙结合——当然这种事情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甚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比如，如果这类好事恰好发生在拿破仑的后宫之中。但是，梅特涅的第一次经验，则发生在德累斯顿的毫无危险的各个沙龙里。在那里，他经常光顾 的是对他颇有好感的伊莎贝拉·恰尔托雷斯卡公爵夫人（Fürstin Isabella Czartoryska）的沙龙。她是波兰著名的爱国者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Adam Jerzy Czartoryski）^[42]的母亲。在她的沙龙里，梅特涅直接面对了波兰的命运，他对分裂波兰持批评的态度。在1794年起义失败之后，恰尔托雷斯基被作为人质押往沙俄皇宫，在那里，他与沙皇亚历山大成了好朋友，并在1804～1806年任沙皇亚历山大的大臣，还作为陪同和顾问，与沙皇共同出席了维也纳会议，促使沙皇给波兰制定了一部宪法。在他母亲的沙龙里，梅特涅结识了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及沙俄陆军元帅波将金（Potjomkin）的侄外孙女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巴格拉季昂（Katharina Pawlowna Bagration，1783～1857）。她那比她大18岁的丈夫彼得·巴格拉季昂亲王^[43]，出身于格鲁吉亚王室，曾经多次参加对波兰及反抗拿破仑的战争。

属于俄国政治的一切消息，都会引起梅特涅的注意。他对德累斯顿使命的“指令”，以及他自己的分析均告诫他，要将此前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培养的友好关系网活跃起来，进而仔细关注这个巨大帝国的扩张趋势。^[44]与前俄国贵族的所有联系现在都值得重视，而要实现这一点，通过19岁的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也是可行和可信的，再加上由于她的学识（她能流利地讲法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她在宫廷中颇受待见，当然更主要的是由于她那薄如蝉翼的裸视装，使她获得了一个外号“裸露天使”，甚至有一本小说就是以这个外号为题。^[45]据说，卡斯尔雷夫人的这句话被经常引用：“她的低胸开领装，已经开到了肚脐眼。”梅特涅当然要夸大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伯爵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并给这个女儿起了一个朗朗上口的、指明谁是父亲的名字：玛丽-克莱门蒂娜（Marie-Clementine）。^[46]梅特涅承认了这个女儿，自1814年起，这个女儿就与他们家生活在一起，她1828年出嫁，一年之后死于难产。^[47]直到暮年，梅特涅的生活之路与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的生活道路始终有着多次交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之间连续不断的通信往来却不为人知。这段情史看起来，比起与下一个竞争者威廉米娜·冯·萨甘的关系似乎有些短促而轻率。维也纳会议期间，两位女士下榻在同一个宫殿中相对应的两侧。即使 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梅特涅也与她保持着联系，并且偶尔互通一下信件。1852年7月，国务首相的第三任夫人梅拉妮·冯·梅特涅（Melanie von Metternich）在日记中写下了她对公爵夫人嘲弄的记载：“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也到访我们家，她在维也纳逗留了6个星期，并且几乎每天都来我们这里。她的妆容和她的穿戴真可谓光怪陆离、俗不可耐、闻所未闻。”^[48]在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于1857年5月21日去世的前几天，梅特涅还与她一起吃了饭。当梅氏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他评论道：“对于她的离世，我不会感到吃惊。奇妙的是，她依然生如其人，还能够活着。她的外貌超越了所有的意识形态。用行走的、吃饭的和说话的木乃伊来形容她，再恰当不过。”^[49]

巴黎：卡罗利娜·波拿巴，后来的缪拉王后

就目前已知的，梅特涅在柏林的公使任期内，在外交圈里没有类似的与女人之间招惹是非的风流韵事，但是转任巴黎后，情况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拿破仑位于圣克劳德的、诞生不久的新宫廷吸引着他，因为在这里，都是他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在主导着事务的进程。新老贵族掺杂在一起，人们并不由于高贵傲慢、头衔标签和夸张的等级意识而与社会隔绝，就像维也纳贵族所习惯做的那样。他们在1794年对刚刚在维也纳冒头的梅特涅家族所采取的，就是持保留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法兰西帝国这个社会，对梅特涅来讲，“摆脱了贵族的狂妄自大或者等级观念，没有成见和忌妒”。^[50]虽然他抗拒拿破仑的政治制度，但是，他却被那里作为古典主义的一种现代变种的帝国风气所深深地感染着。曾经偶尔也充当一下拿破仑情人的著名女演员乔治小姐（Mademoiselle George），在与公使梅特涅幽会了多次之后证实，他在这种环境中被愉快地接受了，并且在宫廷的圈子里登堂入室、常来常往：“这个著名的外交官非常开朗、非常放松、非常淳朴，而且是一个充满机智的爱挖苦人的人。他喜欢笑，是个伟大的外交官。”^[51]后来，正是梅特涅与拿破仑在德累斯顿激烈争吵的那几天，她也受邀来到那里登台演出。

梅特涅知道，他的主要任务是准确估计拿破仑的秘密意图。为此，他就要寻找接近宫廷的途径，而且也经常得到这样的机会。在那里的女人们看来，“他就像一个奥地利版的卡萨诺瓦（Casanova）^[52]的转世”。^[53]卡罗利娜·波拿巴的传记作者所描写的这位新上任的年轻公使的外貌，很像一个被拟人化的缪拉的对立面——身材修长、举止优雅、比例匀称的面部轮廓、金黄色的头发，为了让面相老成一点，略施脂粉，蓝色的眼睛、微垂的睫毛，这些使他在女人的眼中更加迷人。他的脸颊微白，以至于卡罗利娜第一次见到他时，说他像个“奶油小生”——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男人。^[54]

出身于雅克-路易·大卫画廊的画家弗朗索瓦·杰拉德（François Gérard），在这一时期为梅特涅画了一幅肖像。这幅油画让时年36岁的梅特涅显得更为年轻、善感，浮现了一种既全情倾注，又矜持内敛的神秘审视之情。这位几乎与梅特涅同龄的法国人（生于1770年）晓得梅特涅（在女人中）的魅力，便从一个妇人的视角来刻画他。而被艺术家所描画的人，对这幅肖像竟是如此地喜爱，以至于1810年在巴黎长期停留时，他又让人复制了一幅（见下页），并将这幅画像带回了科尼希斯瓦尔特，人们现在仍然可以在那里欣赏这幅作品。所以，当梅特涅在巴黎非常自信地抵制“马背上的世界之魂”（黑格尔语，指拿破仑），并且制订用欧洲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来取代拿破仑及其帝国的长期计划时，人们必须这样来想象梅氏。

欣赏一下杰拉德的这幅油画就会很容易理解，杀伐决断、举止粗俗的拿破仑，是多么小看了梅特涅。他甚至建议他的妹妹卡罗利娜：“给我与这个‘傻瓜（ce niais）’好好保持关系，当前我们需要他。”^[55]长着一个大鼻子、有着一双凶狠的眼睛、“自私、缺少教养、冷酷而又精于算计的”卡罗利娜［贝蒂耶·德·圣维尼（Bertier de Sauvigny）语］，当时很是难为御用画师，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梅特涅则不这么看她的相貌问题，由于她在政治上与拿破仑亲近，在这位公使看来，接近她是大有好处的。他回忆说：“她将一个温柔的身体与一个稍嫌平庸的大脑结合在一起。她彻底研究了她哥哥的性格，不再对他抱有幻想，既不对他犯的错误，也不对由于他超乎寻常的野心 和统治欲，让他的幸运所面临的危险，抱有幻想。……卡罗利娜对他哥哥的思想影响极大，而且她是那个将整个家族整合在一起的人。”^[56]成果很快就出现了，因为通过她，梅特涅早在1806年11月底就了解到，她丈夫缪拉希望成为刚刚重建的波兰的国王；知道拿破仑在华沙有一个情人——玛丽娅·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Gräfin Maria Walewska）——并且早于其他人获知了拿破仑的离婚计划。^[57]当然，不能过高地估计“女人作为情报来源”的作用（曼弗雷德·博岑哈尔特语）。在人际交往中，始终精于冷静算计的拿破仑，很少披露真正的秘密，如果说有的话，就是1813年6月在德累斯顿与梅特涅的直接谈话，那时，由于后者懂得雄辩术，进而巧妙地刺激和操纵了他。如果我们有前瞻的本事，能够看到那不勒斯王后（卡罗利娜）与她的丈夫从当地被驱逐出来，以及在其丈夫被斩首后，她不得不给自己取一个新的名字的话，我们当然就会完全跟上圣维尼的刻薄评判：她从现在起要自称为“里波拿（Lipona）”伯爵夫人了——将“那不勒斯（Napoli）”的地名倒过来用。梅特涅则继续与她保持通信联系，并且关照她在奥地利上意大利地区的流亡生活，使其尽可能还可以过得下去。

Das Ölgemälde des französischen Malers Frarçois Gérard（1770-1837）hat sich in den einschlägigen kunsthistorischen Werkverzeichnissen und mit anderen Hilfsmitteln nicht nachweisen lassen，was nicht verwundert，da es anscheinend nur ein in privater Hand befindliches Original（？）und eine in Schloss Königswart aufbewahrte Kopie gibt. Es wird oft im Zusammenhang mit Reproduktionen datiert，besonders mit einer in der Porträtsammlu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befindlichen Gravur，welche der Wiener David Weiß（1775-1846）nach dem Ölgemälde angefertigt hat. Das Original wird zwischen 1808 und 1809 datiert（vgl.z.B.Husslein-Arco，Napoleon in Wien，Abb.des vermuteten Originals S.166，Datierung 1809 auf S.165 u.167）；das kann aber nicht stimmen. Denn das Bild zeigt Metternich mit der Halsdekoration des Ordens vom Goldenen Vlies. Der Kaiser hatte dem Außenminister den Orden am 10.März 1810 verliehen；die Urkunde ist auf den 15.März 1810 ausgestellt（vgl.S.338-340）. Der vielgefragte Hofmaler Napoleons porträtierte den Empereur und dessen Familie，Herrscher，Staatsmänner，Generäle und deren Gemahlinnen，kaum aber Gesandte，wie Metternich bis 1809 in Paris einer war. Als Außenminister und zugleich als gefeierter Brautbegleiter kam Metternich anlässlich der Vermählung Marie-Louises mit Napoleon an den Pariser Hof，wo er vom 28.März bis zum 24.September 1810 weilte. Das Gemälde in Schloss Königswart trägt nach Auskunft des vormaligen Kustos，Dr.Miloš Řiha，den Vermerk «Kopie von 1810». Gérard hat also das Original ebenso wie die Kopie im Sommer 1810 in Paris von dem damals 37-Jährigen angefertigt.

劳拉·朱诺，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

在当时巴黎的众多沙龙中，有一家还需要特别提到，一位22岁的沙龙女主人，因其魅力、娴静和思想而引人注目，而且，她同时以一个勇敢将军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位将军则在其主人面前表现得“像一只猎狗一样”。^[58]拿破仑明白要善待忠于他的军队领袖，所以将自己的这位前副官安多什·朱诺（Andoche Junot）晋升为贵族：阿布兰特什公爵（Duc d’Abrantès）。1806年时他还是巴黎总督，一年之后，就被拿破仑任命为征战葡萄牙的总指挥，这为朱诺夫人对梅特涅展开追求提供了时间和机会，而被追求者则更懂得在这位拿破仑的宫廷贵妇，即皇后约瑟芬的密友身上，不仅能够享受温存，而且还可以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他赢得了劳拉的炽热的仰慕，在劳拉长达25卷的回忆录中，她为梅特涅树起了一座丰碑。

正是梅特涅与这位宫廷贵妇兼作家的关系，可能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尽管他本人极其低调、保密地行事，还是卷入了一场被大量报道的宫闱秘闻。要形象地说明这片他游戏其间的，充斥混杂着妒忌吃醋、爱情冲动、愤怒发火、哗众取宠、桃色新闻以及政治顾忌的光滑的平台，他是再适合不过了。^[59]因为当他与劳拉·朱诺（Laure Junot）分开时，他失于粗心，将与她的秘密通信，经由一个女侍以及皮埃尔-贝努瓦·德桑德鲁因子爵（Vicomte Pierre-Benoît Desandrouin）来传递。后者是梅特涅在青年时代就非常熟悉的人，因为他就是梅特涅的父亲在布鲁塞尔当政时的前政府旧皇室司库，虽然现在已然过气。这位子爵曾于1794年去伦敦出差时，将年轻的梅特涅作为陪同一同偕往。^[60]现在，他在受到绝对信任的情况下，向梅特涅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拿破仑的妹妹卡罗利娜现在已经成为那不勒斯的缪拉王后，却同时一直与朱诺的夫人争风吃醋，并且通过贿赂，使得上述书信落到了朱诺将军手里。朱诺将军虽然也在想着如何与卡罗利娜来一腿，却在发怒的疯狂之中，不仅将醋意发向他的夫人，而且同时也向本来只是被引用了明信片上的话而受到牵连的梅特涅夫人发泄。从而使梅特涅夫人现在也知晓了此事。此外，宫廷的舆论也参与其中，因为拿破仑的妹妹、塔列朗，当然也包括皇帝本人都知晓了这桩丑闻。对于拿破仑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比起这桩丑闻来得更不是时候，因为他恰巧在此期间——1810年1月底2月初——由于（与奥地利）联姻的需求，刚刚向梅特涅伸出了试探的触角，梅特涅现在已经不仅是一名简单的公使，还是主管婚事的大臣，而且因为这件棘手之事，拿破仑也曾请求梅特涅夫人从中斡旋。^[61]因此，拿破仑不得不立即将朱诺打发走，派遣他偕夫人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去征战葡萄牙。

爱列欧诺拉冷酷地顶回了这个小市民出身的暴发户的醋意爆发，并且将消息报告了她在维也纳的丈夫。在1810年2月14日的信中，梅特涅称赞了妻子，说她保持了非常清醒和健康的头脑。^[62]同时，与劳拉·朱诺的关系丝毫也没有蒙上阴影，她仍然一心一意地与梅特涅站在一起，并且与拿破仑的圈子（日益）渐行渐远，最终在1815年之后，作为一个法国人，成了梅特涅政策的最为著名的女捍卫者之一。对于她来说，“1793年”的理由——暗指朱诺将军曾是雅各宾党人的历史污点——是成立的。她很清楚，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要塞中曾有过战俘：“但是我问那些试图为1793年开脱罪责的人，如果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这些世界监狱是如何人满为患的！”^[63]

1817年，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离开了巴黎，前往意大利旅行，在佛罗伦萨她遇到了梅特涅，并且还在罗马最后一次见到了他。梅特涅为她写了她在罗马所需要的介绍信。在她的回忆录1837年出版的那一卷中，她坦承，梅特涅从未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其实梅特涅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愿意这个感恩的友谊的证明，能够通过这册回忆录传抵他那里”。^[64]接着，就是按照那个时代最典型的友谊崇拜方式所作的一段自白，这种友谊崇拜恰恰不只是一种限于德意志的“感伤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的表象，而且这种友谊崇拜的狂热，也已在法国落地生根。同时，她在梅特涅面前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心心相印、心灵相通的朋友，她声明，友谊不是行动之事，而是心灵之物，她自己就可以证明，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意味着什么。“梅特涅先生是一位一诺千金的朋友，言出必行。他是一个有着一种道德支撑的男人，是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道德支撑，而这种道德支撑，正是我在痛苦时要找寻的东西。”^[65]

在这个公开的承认背后，有一段迄今为止未被解释的故事。人们只是知道，梅特涅在1836年12月1日，即在这卷回忆录出版之前，向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说了一句含义多多，同时却又神秘莫测的话：“当您相信我的时候，您丝毫没有看错。”^[66]回忆录的女作者当时由于儿子的赌债，在财务上正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也正威胁着她的美誉。在困境中，1836年9月10日，她“秘密地，也是紧急地（confidentielle expressée）”向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James Rothschild）^[67]求助，请求他给自己出具一张3500法郎的限期汇票，国务首相将为此作保。她之所以向罗斯柴尔德求助，是因为他的银行同奥地利及梅特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那激情洋溢的求助信，以下列附言作结：“梅特涅是我36年来最好的朋友。”罗斯柴尔德虽然表示完全理解，并且原则上也同意借钱给他，但是就像人们对银行家所熟知的那样，他要求梅特涅出具一份认证书。10月8日，公爵夫人亲手交给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Graf Apponyi）一封非常私密、非常绝望的亲笔信，让其转交梅特涅［“我的朋友，我亲爱的克莱门斯……（mon ami，mon cher Clément…）”］；大使将所有的信件都转呈给国务首相。当阿波尼看了信的内容之后，认为事情过于棘手和敏感，所以他决定亲自处理它。他擅自在罗斯柴尔德面前保证，梅特涅已经授权，并且鼓励这位银行家在汇票背面签字，同意这笔贷款。而在梅特涅面前，他则秘密地解释称，他是有意避开这种关系（梅特涅与劳拉·朱诺）的，但是必须说清楚，如果拒绝的话，就会引发一场丑闻，一个女人（梅特涅夫人）会陷入绝望，然后还会有一个作为作家的女人，有着强有力的武器，从而可以引爆它。^[68]我们知道，梅特涅是如何答复这位往日的情人的：他支持她的请求。对于梅特涅的通常做法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他一旦开始了一段关系，且这段关系不是因为反目成仇，而是经双方一致同意、你情我愿而结束，就要尽可能地保持接触和再见的可能。就是与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日后成为公爵夫人的丽温伯爵夫人，以及同萨甘女公爵的关系结束之后，他也与她们保持着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