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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8 “跳舞的会议”——梅特涅更甚
政治与欢乐活动
1814年7月18日，当梅特涅重返维也纳之后，他又动身前往巴登觐见皇帝，并于20日返回自己的相府，接见外交使团成员。当晚，相府前广场举行的欢乐音乐之夜给了他一个惊喜。宫廷剧院乐团和维也纳剧院合唱团，利用这个机会举办了一场联合演出。宫廷剧院经理帕尔费（Pálffy）以贝多芬的《普罗米修斯的创造》（Die Geschöpfe des Prometheus）芭蕾舞曲的序曲作为开幕曲，接着是维也纳剧院乐团团长路易·施波尔（Louis Spohr）亲自指挥的小提琴音乐会。整场演出最后以为本次活动特意创作的康塔塔（Kantate）[96]结束。作曲家约翰·尼波默克·胡梅尔（Johann Nepomuk Hummel）的小歌剧脚本作家约翰·伊曼努尔·费特（Johann Emanuel Veith）为演出创作了歌词。在看台上的梅特涅，看起来为这场压轴的康塔塔深深动情，并且像一位观察者所批评的，忍受了其中的一些粗俗的阿谀奉承。这位大臣听到的是由独唱和合唱轮番演唱的内容：
第一声部：在时代海洋的汹涌澎湃中，
是谁冷静矗立，雄视四方？
合 唱：侯爵梅特涅！
第二声部：是谁身先士卒，
建功立业，英勇辉煌？
合 唱：侯爵施瓦岑贝格！
五个声部：谁应被我幸运的祖国
感恩戴德？
合 唱：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97]
可以将这场为梅特涅举办的音乐会，解释为“跳舞的会议”这个称号的预演，这是一个不久之后就会影响到这座哈布斯堡大都会整个城市形象的称号。
梅特涅对这个他自己称为的打趣的“诙谐话”非常熟悉，它出自杂志文章中利涅侯爵之口：“会议迈着舞步，却只在原地打转（Le Congrès danse，mais ne marche pas）。”他驳回了这个评判。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许多王公贵族由宫廷随从陪同，聚集在维也纳，还有不计其数的旅游者。皇室有义务恢复“社会的休养生息”，而这样做对大会的工作没有造成丝毫的影响。“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中”取得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先的会谈可忽略不计，梅特涅让会议于11月3日正式开始。[98]从这一刻算起，到1815年6月9日八国代表草签《维也纳最后议定书》，会议正好开了七个月。[99]
维也纳宫廷为了给高贵的客人提供较好的下榻场所，并且给他们留下哈布斯堡皇朝在欧洲的、由梅特涅担任指挥的“协作（协奏）”中重新获得重要地位的印象，从而作出了这样的努力。所以温和地说，恢复“社会的休养生息”，是一个没有充分表达实情的说法。这一“庆祝活动”当然是由另一个人负责：内廷总领大臣府御前总领大臣特劳特曼斯多夫-维斯贝格侯爵费迪南（Ferdinand Fürst zu Trauttmansdorff-Weinsberg）。弗朗茨皇帝1814年5月28日还在巴黎时就已经下令，筹划于6月16日举行迎接他自己回朝的活动，并委托特劳特曼斯多夫设计具体方案，并于8月将特氏随后呈报的“奏折”及皇宫霍夫堡的平面图纸，转批给在巴登的梅特涅审阅，以便他作为专家能够审查在外国贵宾饮食起居的安排上，哪些地方会有损他们的敏感头衔。[100]
在筹备这场迎接皇帝从胜利战场归来的伟大“凯旋”活动中，特劳特曼斯多夫也收集了民众中大量有关如何参与活动的请求和建议，诸如迎宾彩门如何搭建、建筑物如何装饰、如何用彩灯普遍点亮城市和郊区等，这就慢慢集中到一句口号上，要“用骑马进入维也纳的庆祝方式，来纪念伟大的自由战争”。御前总领大臣组成了一个有宫廷各机构代表参加的（部际）委员会。[101]他们像总参谋部一样制订计划，如何将各等级、各管区首脑、军人、神职人员、学校及各地区计算在内，游行队伍该如何行进，直到队伍抵达（斯特凡）大教堂，齐唱感恩赞美诗后，活动方才截止。
游行进城的庆祝活动是前所未有的，皇朝要以旧制度的全部庆祝活动的节目和编排来展示自己。特劳特曼斯多夫透露了这次以及后面将要举行的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他的话也解释了，1811年的国家破产，以及事先就给国库造成了12年亏空的“预付基金”，[102]也不能限制住平常小气吝啬的皇帝的花钱乐趣——如果事关要展现他的皇朝划时代的使命的话——即使是花掉全年预算的十分之一，他也在所不惜。[103]特劳特曼斯多夫沾沾自喜地吹嘘道：“皇室的珠光宝气、陪同的贵族们礼服的丰富多彩和灿烂夺目、匈牙利绅士们民族服装的华美、城市居民的人山人海、其他帝国宾客的蜂拥而至，那些让皇帝也明显看出证明他无比高兴的最令人动容的表达，最后，想着在一年不到的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几百年都无法做到的这些事件，并安详地展望着幸福的、繁荣的未来，天公作美，天气也极尽美好，这一切，将这一天升华为帝国历史上永恒不灭的一刻，其辉煌将永远照亮奥地利统治家族的万代子孙。”[104]
国家和诸侯宣传的庆典的正式消息，就是上面这样的文字，这种宣传是用篱笆围在一个小心翼翼的宗法等级制度之中的。然而，欢庆活动却遍及整个维也纳社会，直到贵族的沙龙、咖啡馆、普拉特（Prater）[105]、河谷大草坪、政客的宫殿以及那些“知名夫人”的住宅，巴格拉季昂夫人的、萨甘夫人的和阿尔施泰因夫人的，[106]甚至直到各种酒肆和妓院。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让人们感觉到自己是一张纵横交织的交流网络的组成部分，并好似新近学会了互相理解一样。[107]在政治谈判之外，或者与其并行进行着的社会生活，从一开始就点燃了参加会议者的好奇心和热烈情绪。要想既动人心弦又声情并茂地描述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一篇传记的篇幅是绝对不够的。[108]梅特涅似乎像一道鬼火一样出现在这丰富多彩生活的各个角落，但这是假象，因为他拒绝大部分的诱惑，只会将自己宝贵时间的很少一部分用在此道，反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并且比其他任何人工作的时间都长很多，以便能够将许多同时发生的事情整合到一起。
跑马路旁的盛大庆典（1814年10月18日）
但是，梅特涅更多地在关注庆祝活动和娱乐活动，而非艰苦的外交官工作，他自己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一次巴黎和约》刚刚签署四天后，他就于1814年6月3日请求皇帝预先拨款10000古尔登，因为他已经在筹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各国君主了。[109]这仅仅是这场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举行的盛大和豪华的庆典活动计划的开端。所有的观察者都是这么说的，即使沙皇本人都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110]即庆典活动要大大突破到那时为止的所有财政预算的界限。由于不能将会议期间全部的庆祝活动逐一描述，仅能举例说明，这些由皇室指导的庆祝活动的目的何在，因为它们不仅仅意味着所谓的恢复“社会的休养生息”。只是——迄今不为人知的——更深层次的谋划背景，才让这些庆祝活动原本要起的作用初见端倪。
还在巴黎的时候，梅特涅就与一个老相识取得了联系，那是他在巴黎任职期间在拿破仑的庆典活动中结识的：巴黎皇家音乐学院院长让-艾蒂安·德斯普罗（Jean-Êtienne Despréaux，Inspecteur Général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当梅特涅还在伦敦逗留时，他就已经给梅氏准备了一套庆祝活动的想法。这位舞台艺术家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旧秩序戏剧文化从业者，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治下，他是一个极受欢迎的舞蹈家，后来作为皇家音乐学院舞蹈教师，颇具影响。他也经历了革命，波拿巴的妻子约瑟芬将他召来作为波拿巴家族的舞蹈教师，并且提拔他作为学院的舞蹈教授，直到最后让他做了学院的院长。[111]他曾为拿破仑组织过舞会和宴会，并教过他的继女 奥坦丝及继子欧仁。他也是波拿巴的小妹妹卡罗利娜的教师，梅特涅与这位小妹妹有着许多令人注目的绯闻。梅特涅请求德斯普罗，对举办最华丽的“和平庆典”提出建议，他给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不搞带有军事色彩的东西。6月19日，德斯普罗就已经制订出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并送往在伦敦的梅特涅处。[112]
由于哑剧是当时戏剧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斯普罗提醒说，需要一位最聪慧并且受过杰出训练的哑剧演员，他提名了一位最好的演员，让-皮埃尔·欧米（Jean-Pierre Aumer）。欧米曾在热罗姆·波拿巴统治下的卡塞尔的宫廷剧院里，做了一段时间的芭蕾舞教练。梅特涅让人将其召来维也纳——可能梅特涅在伦敦时就已经认识了他——这位艺人1794年与一个舞蹈团在伦敦演出，并且曾在国王剧院登台，而梅特涅那时候就喜欢上了哑剧。[113]最终，全套的宫廷经典节目都被表演了一遍，在布景中，包括贯穿整座花园的王宫贵族式林荫道，两旁装饰有古神庙布景如玛尔斯、阿波罗和密涅瓦[114]，它们寓意着和平、艺术和工业。哑剧表演的是狄斯科耳狄亚（Discordia）[115]行进到和平神庙的寓言故事。在表演过程中，各式餐饮摆到了一张巨大的宴会桌上。
整场活动是在梅特涅位于跑马路旁的别墅中进行的。这位大臣在制订庆祝活动计划时，不仅要主导戏剧舞蹈的演出，而且还要操心场地的布置安排。他的别墅有足够大的马车停车场，然而要给1700位客人都安排坐位，现有的建筑物是远远不够的。通常，在举办此类宫廷庆典活动时，都要搭建一些亭台、帐篷以及其他类似的临时建筑。为了这次活动，梅特涅特意向当时最出色的大型活动装饰家求教：出生于巴黎的建筑师和画家查理·德·莫罗（Charles de Moreau）。他曾在著名的前雅各宾党人、声名显赫的拿破仑的御用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16]的画廊里学习。就像德斯普罗一样，德·莫罗也主张古典主义风格，在梅特涅在拿破仑统治的巴黎逗留期间，这种风格比以前更加彰显。梅特涅的愿望均逐一得到落实，甚至细化到君主们如何入场、如何就位等细节问题上。梅特涅指挥着如何悬挂装饰标语和彩灯（有信号烟火 以及一个用气球带上空中的火焰花环），乐队坐在哪里以及芭蕾舞演员从哪里登台。最重要、花费最多，同时也是最不可缺少的建筑项目是一座三层的木质楼房，活动大厅就在其中。所附草图展示了莫罗建筑方案的正面：一层是舞厅，二层是咖啡厅，在咖啡厅上面的回廊中，是乐队的位子。在舞厅中，王公贵族们会被安置在一个特别的帐子中，帐子上悬挂着四大国奥地利、沙俄、普鲁士和英国的国徽。梅特涅为所有的安排准备最多可以开支30000古尔登，莫罗却告诉他，仅仅这座巨大的庆祝活动大厅就要花费60000古尔登。[117]最后，庆祝活动的总花销整整用了318600古尔登！[118]
1814年10月18日举办的这场庆典活动，披露了隐藏在前台表演后面的三个方面的重要意涵。
查理·德·莫罗专为庆祝活动设计的三层木质楼房
第一，它象征性地宣告了梅特涅家族的重要性，并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表明，这个家族终于来到了维也纳。由于皇帝通过自己的权威为本次活动奠定了基础，那么，他也就部分地将这场活动变成了象征性政治。差不多在整整二十年前，梅特涅家族在帝国的衰落中被驱逐到了维也纳，那时他们几乎被看成了逃难的难民，现在则身处宫廷贵族的中心，处于哈布斯堡政治的核心圈子，以及——通过克莱门斯所主导的维也纳会议——也成为欧洲舆论关注的焦点。虽然梅特涅家族之前也曾有过机会，在哈布斯堡宫廷或者在维也纳贵族面前彰显自己，比如1810年4月10日，皇帝在完美无缺的宫廷仪式上，将金羊毛勋章授予这位36岁的大臣时，可以说极尽荣耀。[119]但是，梅特涅 10月18日的表演，让以往的这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现在，他作为皇朝的顶梁柱，已经无人能出其右。皇帝本人也对他起到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公开表示，在梅特涅的父亲于1803年晋升侯爵之后，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刚过一个星期，儿子便被擢升进入侯爵行列，并且免除了梅特涅通常来说颇高的赋税，而当年他父亲晋爵时，还不得不缴纳这笔税款。[120]
第二，通过巨额花费，这场精心导演的大戏作为庆典象征，表明“整个欧洲宫廷社会和王朝秩序［布赖恩·维克（Brian Vick）语］在起作用。梅特涅是作为欧洲世界主义贵族统治的一部分来亲历这场庆祝活动的。[121]瑞士银行家埃纳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几乎所有欧洲的最高统治者都参加了这场庆祝聚会，50名王朝首脑和统治诸侯以及德意志的全体贵族”。[122]但是，活动却给人一种怪异的、似是而非的感觉：维也纳会议原本是要将共同的敌人法国限制起来，并且修正经过拿破仑改造的欧洲，然而庆祝活动却是用法国的语言、文化和造型艺术来进行的，就连古典主义的哑剧演出和舞蹈编排都是如此。拿破仑帝国——至少在梅特涅这里——被埋葬在了帝国的风格形式之中。
第三，庆典的方式符合梅特涅的和平幻想，并且突出了一个有意安排的对抗性特色。因为1814年10月18日正是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一周年的纪念日，皇朝于当日上午在普拉特举办了一场正式的纪念活动。在这场纪念活动中，军队有机会运用所有可以想象的仪式来公开进行演习——隆重的宗教式游行、在君主们抵达时鸣放礼炮、步兵举火把跑步行进，以及所有军种的分列式表演。多瑙河上还架起了浮桥。表演场地是用捡来的法国火枪围拢的，并用缴获的大炮作为战利品装饰起来。在一间“使用大量法国战利品并充满情趣”装饰起来的“亭榭”中，各国君主与他们的宫廷随从在桌边就座。
查理·德·莫罗在第一层舞厅中为王公贵族们设计的帐篷
就像塔列朗发现的一样，梅特涅搞了一场对比强烈的节目。沙皇亚历山大虽然毫无保留地称赞那场华丽的庆祝活动，但是也在抱怨，在一天里搞两场庆典实在是太多了些。他当然不理解梅特涅作此编排的良苦用心——但是塔列朗心知肚明，他向路易十八汇报说：“昨天一整天都用在了两场庆祝活动上：一场是军事庆典，纪念莱比锡会战，陛下的代表团不能出席那场活动，我出席的是另一场由梅特涅侯爵举办的庆祝和平的盛会。”[123]这个法国人非常清楚，梅特涅用他自己的方式拒绝了纯军事的典礼，进而拒绝了对取得了辉煌战绩的胜利者与罪有应得的失败者的回顾。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让参会者的目光望向了远方的未来。
受到奖励的和平缔造者：莱茵河畔的约翰尼斯贝格
梅特涅感受的维也纳会议闭幕的高潮，是为他本人特设的，这就是皇帝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将位于莱茵高地区的约翰尼斯贝格领地赠给了他。皇帝在1816年7月1日“全部是御笔亲书的诏书”中，说明了此次赏赐的理由：“近期以来，卿署理欧洲事务，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功勋圆满，为朕及江山社稷，贡献良多。特赐莱茵河畔前富尔达领地约翰尼斯贝格予卿，谨为表彰，以作朕对卿满意与承认之永久纪念。”[124]
这是一个特殊的命运安排。梅特涅家族的根在下莱茵地区，在莫泽尔河畔，在科布伦茨、美因茨和吕德斯海姆一带，这位前帝国伯爵在这次欧洲最大的会议上起了主导作用，会议将家族的财产损失以国际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剥夺财产的行动已经无法挽回，再说已经用奥克森豪森的领地对他进行了补偿。但是，《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第51条包含了一个关键内容，为他重回当时的莱茵河畔打通了道路。这一条款涉及的是“将莱茵河两岸的土地归还奥地利”，指的是属于前法国的省份萨尔（Saar）、多纳斯贝格（Donnersberg）、法兰克福以及富尔达的土地及财产。奥地利皇帝以“自主的财产”，即归他统治的地区的名义，获得了这些领土。
属于这块领地的还有一座已经于1563年解体的修道院，直到1803年将教会财产移作俗用时，修道院一直是富尔达侯爵主教区的财产，并曾作为避暑行宫进行过巴洛克式的扩建，这使得修道院周边的葡萄种植园收入颇丰。1803年修道院归入拿骚公国。由于拿骚公爵1806年作为普鲁士的盟友抗拒拿破仑，法国人随即将其吞并，并将其变成了“专属地（payreservé）”，也就是说，变成了国家法律意义上的法国的地方，而甘醇甜美的约翰尼斯贝格葡萄酒的销售收入自然就全部流入了法国的国库。拿破仑的特别嗜好，就是染指被占领地区的奢侈品，拿这些东西去犒劳他的追随者。1807年8月20日，他就将约翰尼斯贝格修道院赏给了弗朗茨·克里斯托夫·克勒曼元帅（Marschall Franz Christoph Kellermann），克勒曼曾与迪穆里埃一道，指挥了瓦尔密会战中的炮战，因此，拿破仑晋升他为瓦尔密公爵（Duc de Valmy）。莱比锡民族大会战后，莱茵高地区的这颗璀璨的明珠，落入了中央管理委员会的权限内，也就是说，落入了管理者施泰因的手中。《第一次巴黎和约》在形式上宣布了拿破仑对他的元帅们的赏赐无效。这样一来，人们各式各样的贪婪欲望，都被纷纷激发出来，倒要看看这块宝地花落谁家。《维也纳最后议定书》将其判给了奥地利皇帝，而这位皇帝却不愿意大老远地从维也纳去管理这块地方。
经梅特涅按照古典主义风格修复的约翰尼斯贝格宫，水彩画，卡尔·黑默莱作，1841年
那么，就这块宝地赠予谁的问题，很多知名人物都可在考虑之列：布吕歇尔、格奈瑟瑙等，而最有希望的是施泰因。[125]1815年10月7日，哈登贝格亲自写信给梅特涅，为施泰因说项。信中说，由于此地位于莱茵河畔，地处偏远，因此这处地产“就其方便性来讲，并不适宜奥地利皇帝”。他说，沙皇亚历山大希望这块领地作为同盟大国的荣誉礼物，赠予冯·施泰因。之所以应该给施泰因，首先是因为他在公众舆论中的突出形象，毕竟他被任命为共同占领国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而且他出身拿骚也为此增分不少。[126]然而，这位普鲁士的国务首相找错了写信的对象，因为梅特涅本人也正在觊觎这块领地。1815年，他的财务状况正处于麻烦境地，并可能在1816年扩大为家族的灾难，他正在与“可悲的、完全不是由于我的责任而导致的家族的财产状况”作斗争，1814年5月22日，他在向皇帝作解释时就是这么说的。[127]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更加详细地说明他们家族的糟糕经济情况：他父亲积累了90万古尔登的债务，而梅特涅正在努力安抚债权人，说服他们同意延长偿债期限。本来是用奥克森豪森的资产为这些债务提供担保的，但是这些位于符腾堡的资产，很可能被变卖，因为梅特涅家族无法支付当地国王要求缴纳的官邸税金（即常驻官邸义务）。这样，梅特涅就需要一笔财富来进行抵押担保。在他看来，约翰尼斯贝格是一个吸引人的机会。
当然，这次的赏赐也不是无偿的，因为梅特涅向他的君主建议做一笔交易。财政大臣施塔迪翁所作的鉴定使皇帝明白，他不可能像一个普通的平民一样去经营这份资产，而且还要从这么远的距离去经营，这对于他来讲非常不经济，况且从他的地位来讲，也不明智。同样，假如他想将其卖掉，那他在德意志的形象就会大大受损。梅特涅恰恰就是从此处开始着手的。他接过了施塔迪翁陈述的理由，并且声称会每年将这块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进献给皇帝。[128]这十分之一的优质葡萄酒，足以装满他皇宫里的地下酒窖，并远远超过皇帝每年所消耗的数量。梅特涅还直接谈到他的竞争者施泰因，他反驳了所谓这块领地是施泰因家乡的理由，指出：“此外，这处资产正好位于我家五百年前继承的房屋以及施泰因在上次风暴中被剥夺的房屋的中间。”然后他打出了民族牌——1816年！——“正因为沙皇 确定要将这份资产送给施泰因男爵，那么，如果陛下将其赐予自己国家的一位仆人，在德意志各邦眼中，这肯定会是对陛下表示最为满意的最生动的证明。问题本身是一个德意志问题，而假如这座莱茵河畔名列第一的葡萄酒庄的归属，要由俄国沙皇来安排，那么德意志各邦将永远不会原谅这种做法。”[129]此外，酒庄还可以为皇帝在缓解经济境况上作出极好的贡献。这些理由使皇帝茅塞顿开，于是，他委托梅特涅起草赏赐诏书。此后，事情就进展得有如神速了。1816年8月1日，这位大臣就已经占有了这块领地，并将获得的收入记在了自己的账下。
9月12日，当他第一次参观这个地方时，就已经被这里的景色所迷倒。他是在黄昏时分抵达的，不久，他就试着将在这里看到的景色，描绘给还在维也纳逗留的夫人：“我来到的时间还算够早，还能从阳台眺望莱茵蜿蜒20普里的长河，看到8～10个小城，看到由草场、农田及菜园分隔着的上百个村庄和葡萄种植园，这些葡萄种植园今年将会产出2000万［？］葡萄酒，其间还有大片的橡树林，以及平坦的、布满果树的平原，而果树都被硕大的果实压弯了腰。”[130]使人感觉有些像南方的景色，让他在家乡嗅到了一丝意大利的气息，不久前，1816年春季的一次旅行，让他爱上了意大利。
熟悉的历史，精心开垦培育的田园，莱茵河谷温和的气候、丰富的植被，目之所及的广阔无垠和伟大庄严，使他终生为之着迷。这一切吸引着他在1857年8月最后一次到访时，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莱茵河的爱：“所有的河流中，这条大河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她将大自然和文明世界能够展现的所有魅力，都融进了自己的胸怀。”这促使尼克劳斯·贝克（Nikolaus Becker）为了他，将想法浓缩在了脍炙人口的莱茵之歌《你不该拥有她，自由的德意志莱茵》（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den freien deutschen Rhein）中。这首歌词的头五句提供了“（经历莱茵的）事实和她引发的民族感情的证明”。在此处还应提到梅特涅曾被多次引用的话：“莱茵河流淌在我的血管中，我感觉得到她，所以，看到她使我心醉神迷。”[131]
从约翰尼斯贝格宫眺望南方的远景，水彩画，卡尔·黑默莱作，1837年后
约翰尼斯贝格宫的全景也吸引着众多的到访者，因为梅特涅的宫殿是开放的，客人们可以在一个留言簿上留言，到1857年为止，已经写满了整整两册大对开本。[132]陈词滥调的留言排列成行，但是也偶有格言警句式的精神闪光。梅特涅以其细腻的解嘲口吻评价着这些文学式的倾诉和发泄：“我亲爱的德意志同胞，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国人，认为将他们的精神随处展现，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满篇套话的首首歪诗，不知何人所作。留言簿中唯一让我喜欢的签名，是我们的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叫作让-鲍尔（Jean-Paul）[133]的人，在德意志非常有名。”梅特涅在这里指的这句话是：“回忆是我们不会被赶出去的唯一天堂。”[134]这句话写于1811年，但是让-鲍尔用在留言簿上恰到好处。1851年，在从流亡地返回之后，让梅特涅幸灾乐祸的是，偏偏是众多的“左派”和法兰克福国民大会的“左翼中心”的议员们，在他的“回忆书”（留言簿）中永久地留下了大名。我们如今能够欣赏的约翰尼斯贝格宫的一些高度艺术性的画作，也要归功于梅特涅欢迎艺术家的好客精神。出生于美因茨的历史和风景画家卡尔·黑默莱（Carl Hemerlein）曾就读于维也纳美术学院，在重新回到德意志并结识梅特涅之前，曾在巴黎的许多画廊深造过。他曾长时间逗留在约翰尼斯贝格宫，作为感谢和恭维，他将自己创作的约翰尼斯贝格宫的水彩画整理成套，送给了梅特涅，通过这些画作，我们可以欣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的宫殿内部的景象。[135]
在与约翰尼斯贝格有关的对梅特涅的赞扬中，伶牙俐齿、毒舌刻薄、令人畏惧的世界公民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赞许，是用温和的自我解嘲包装的最高的赞许：“我知道，梅特涅经常想着我，并且喜欢我；而我也喜欢他，并且不为他的政治追求所迷惑；我坚信，拥有这座长满了热烈的、自由的约翰尼斯贝格葡萄山的人，在内心是永远不会喜欢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也永远不会喜欢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的。也许是他的一种葡萄酒情绪使然，他要成为奥地利唯一自由且让人畏惧的人？”[136]他接着说道：“我一直认为那里生长的葡萄是最好的，而且仍一直认为约翰尼斯贝格的主人是一只聪明的鸟。但是，当我得知他是多么热爱我的诗篇，以及……在诵读这些诗篇时，有时会泪流如柱后，我对他的尊敬陡然倍增。”[137]
对于获得这处赏赐之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国务首相的梅特涅来说，约翰尼斯贝格远不只是一处避暑胜地，它起着哈布斯堡皇朝在德意志的桥头堡作用。法兰克福邦联大会近在咫尺，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共同驻守的邦联要塞美因茨，同样也相距不远，1833年之后，梅特涅的秘密情报机构也驻扎于此。梅特涅时常到访并尽可能每年都来约翰尼斯贝格，他的到访经常与重要的政治会谈有关，在去巴黎或者亚琛开会的途中，也总会在此停留。王公贵族，无论是在任的还是下野的，都会前来这里拜会他，寻求他的建议或者向他陈述他们关切的事情。德意志邦联那些主事的国务活动家也会定期在这里聚会。
受到欢呼的和平缔造者：约翰·海因里希·拉姆贝格的水彩画
汉诺威的宫廷画家约翰·海因里希·拉姆贝格（Johann Heinrich Ramberg）1822年赠给了梅特涅一份特殊的尊崇。1821年10月未，梅特涅正在汉诺威逗留，时逢英王乔治四世到访。利用这个机会，他拜访了这位曾为歌德、席勒及维兰德的作品画插图的著名插画家的画廊。1822年春，拉姆贝格为了他儿子的事曾求助于梅特涅，并赠送了一幅水彩画给梅氏，以这幅作品表达他对梅特涅的崇敬。[138]
这幅画参照了巴洛克时期以来很常见的比喻手法以及1800年前后流行的模式，就像取自于维尔茨堡皇宫中提埃坡罗（Tiepolo）[139]的一幅湿壁画一样。在那幅壁画中，巴巴罗萨端坐在两座站立的塑像（赫拉克勒斯和密涅瓦）间的国王宝座上。[140]而拉姆贝格的水彩画显而易见是在寓意维也纳会议：梅特涅变成了一个古典的和平缔造者，很艺术化地出现在画面中央，他的右侧站立着和平女神，手擎和平的象征橄榄枝，他的左侧是象征力量的赫拉克勒斯，背后是守护着的战神，手持刻有奥地利双头鹰的盾牌，眼睛望着皇冠发出的光芒。皇冠已经不是旧帝国的皇冠，而是哈布斯堡的皇权，即作为统治一切的统一力量的皇冠。
《梅特涅作为和平侯爵》（水彩画），约翰·海因里希·拉姆贝格作，1822年
值得注意的是，画作中有着已经超出和平缔造者作用的、指向商业的寓意，而商业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繁荣，梅特涅则作为和平的促进者被描绘出来：他正在扶持工商业——辛勤的手工业生产效率——而原本主管工商业的墨丘利（Merkur）[141]则正在埋头数钱。周边的环境意味着航海和贸易。在这个主题框架下，农业文明以抱着麦捆、手拿镰刀的小天使形象来表现，也符合画作的意图。最后，科学（地球仪代表地理学、四分仪代表天文学）及艺术也被考虑进去：举着画笔的小天使代表美术；另一个手拿锤子的小天使可以算是在代表雕塑艺术；穿红衣服的、触摸柱子的女人则象征着建筑艺术。这样，三位一体的美术、建筑和雕塑艺术就算齐备了，还要再加上戏剧艺术和音乐。所以，梅特涅本来的角色变得不算太引人注目，只给懂行的人稍微暗示了一下：他手中掌握的是船舵——这是通常只在统治者手中出现的象征。他身上穿的宽外袍，让他看起来像个古罗马时代的“驭手”。这样的一种联想可能使梅特涅想起恰恰在这几个月中影响颇大的一句流行语：他夫人从巴黎通报了首相让-巴蒂斯特·德·维莱尔（Jean-Baptiste de Villéle）[142]与外交大臣马修·德·蒙默朗希将军（General Mathieu de Montmorency）的一次谈话，后者将梅特涅称为“欧洲的马车夫”。[143]就是说，梅特涅不是像后来一再散布的谣传那样，是自行将这一象征安在自己身上的。[144]但是，在拉姆贝格的水彩画中，看起来更加重要的是，一个与梅特涅画像同时代的人，在庆祝欧洲和平思想的同时，将其与“工业”和商业的要求联系在了一起。
[1] So lautet der Titel der deutschen Übersetzung des Kongresstagebuchs von Jean Gabriel Eynard.
[2]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486.
[3] 在现荷兰领土上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傀儡国，前身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806年改制为荷兰王国，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任国王，四年后并入法兰西帝国。
[4] 指德意志邦联。
[5] Vgl.Gruner，Wiener Kongress，12.
[6] NP 1，13.
[7] Adam Krzemiński in：DIE ZEIT，D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No.38，12.9.2013，22.
[8] So Savoy，Napoleon und Europa，155.
[9] Vgl.oben，238f.
[10] Henry John Temple，Lord Palmerston，1784～1865，英国政治家，自由党创始人之一，曾任陆军、外交和内政大臣，1855～1865年两次出任首相。他认为俄国是英国在中亚和近东的主要敌人。
[11] Camillo Cavour，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皮埃蒙特萨伏依王朝的贸易、海军和财政大臣，1852年任首席大臣。后于1859年与拿破仑三世结盟，挑起奥地利入侵皮埃蒙特，联合法军打败奥地利，进而统一了意大利。
[12] Vgl.Doering-Manteuffel，Vom Wiener Kongreß，13f.
[13]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2年当选，1916年连任。他带领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出席巴黎和会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想法，但由于国内的反对，美国并未加入，后被认为是他任内犯的最大错误。
[14] Nach Koselleck，Einleitung，ⅩⅤ.
[15] Die begrifflichen Unterscheidungen orientieren sich an Münkler，Imperien，16-29.
[16] Note Talleyrands，1.10.1814，in：Capefigue，Le congrès de Vienne，2，1962-1964.
[17] Vgl.Stauber，Wiener Kongress，60-78；Mayr，Aufbau und Arbeitsweise，64-127.
[18] Stauber，Wiener Kongress，57.
[19] Gruner，Wiener Kongress，7.
[20] 杜赫哈尔特（Duchhardt）的Wiener Kongress，14。有关“会议并非会议”等强加于梅特涅头上的说法，并非出自梅特涅之口，而是来自失败的法国方面的一种解嘲式的复述。参见Mayr的Wiener Kongress，77。
[21] «Dixième Protocole de la séance du 12 mars 1815 des plénipotentiaires des huit Puissances signataires du Traité de Paris»，in：Capefigue，Le congrès de Vienne，2，910f.
[22] Vgl.oben，391.
[23] NP 2，474.
[24] Vgl.Stauber，Wiener Kongress，59，freilich nur belegt durch eine anfechtbare Augenblicksäußerung Castlereaghs.
[25] NP 1，33.
[26] Vgl.oben，80.
[27] So lautet der Untertitel des großen Jubiläumsbandes，vgl.Just，Wiener Kongress.
[28] NP 1，208.
[29] NP 2，473-502.
[30] Vgl.oben，457.
[31] Vgl.zum Beispiel Rauchensteiner，Das Leben eines Geradlinigen，115.
[32] Nesselrode，25.4.1806，an seinen Vater，in：Nesselrode，Lettres et papiers，3，132.
[33] 指梅卡二人及他们代表的国家。
[34] Vgl.oben，210.
[35] Krones，Aus dem Tagebuche Erzherzog Johanns，166（Eintrag 24.7.1814）.
[36] Memorandum Castlereaghs als Beilage seines Berichts vom 24.10.2014，in：Müller，Quellen，221f.
[37] Metternich，10.12.1814，an Hardenberg，in：NP 2，503.
[38] Vgl.Eynard，Der tanzende Kongress，158.
[39] Eynard，Der tanzende Kongress，67.
[40] NP 1，326.
[41] Metternich，24.10.1814，an Kaiser Franz，in：Corti，Metternich，1，477.
[42] NP 2，502.
[43] Vgl.Mayr，Aufbau und Arbeitsweise，85.
[44] Metternich，2.12.1814，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6，Fol.103.
[45] Vgl.Duchhardt，Wiener Kongress，86.
[46] Vgl.Blank，Sächsische Frage，96-101.
[47] Vgl.oben，209，der Ausdruck bei Metternich in seinem Brief aus Brüssel，31.12.1849，an den österreichischen Beauftragten in Frankfurt Kübeck von Kübau，in：NP 8，485 u.487.
[48] Zu Alexander 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1，325-360；zu Stein：Hundt，Die Mindermächtigen»，32；Duchhardt，Stein，294；zu den Reichsständen：Hundt，Die Mindermächtigen，43.
[49] NA Prag A.C.8，Krt.3，23.
[50] Vgl.oben，207.
[51] Hier nach dem（in den NP unterdrückten）Text des Autografen NA Prag A.C.8，Krt.3，23.
[52] NP 1，136.
[53] NP 1，131f.
[54] «Die Deutsche Frage.Genesis，Verlauf und gegenwärtiger Stand derselben.Eine Denkschrift Metternich’s an den Erzherzog Johann，deutschen Reichsverweser，ddo.London，August 1848»，in：NP 8，443-453.
[55] Metternichs Denkschrift «Die deutsche Frage.Anfang des Jahres 1849»，NA Prag A.C.8，Krt.1，10.
[56] Vgl.NP 1，216f.
[57] Zitiert nach NA Prag A.C.8，Krt.3，23（Autograf des «Leitfadens»）；in NP 1，218 mit eigenwilligen Textänderungen.
[58] Vgl.Schmidt，Deutsche Geschichte，55-81，233.
[59] Wir Franz der Erste，von Gottes Gnaden Kaiser von Oesterreich，König von Jerusalem，Hungarn，Böheim，Dalmazien，Croatien，Slavonien，Galizien und Lodomerien，Erzherzog zu Oesterreich，Herzog zu Lothringen，zu Salzburg，zu Würzburg und in Franken，zu Steyer，Kärnthen und Krain，Großherzog zu Krakau，Großfürst zu Siebenbürgen，Markgraf zu Mähren，Herzog zu Sandomir，Massovien，Lublin，Ober-und Nieder schlesien，zu Auschwitz und Zator，zu Teschen und zu Friaul，Fürst zu Berchtoldsgaden und Mergentheim，gefürsteter Graf zu Habsburg，Kyburg，Görz und Gradiska；Markgraf zu Ober-und Niederlausnitz und in Istrien；Herr der Lande Vollhynien，Podlachien und Brzesz，zu Triest，zu Freudenthal und Eulenberg und auf der windischen Mark.
[60] NA Prag RAM Krt.220，2013，1；«Titulatur und Wapen[！]Seiner 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n und Königlichen Apostolischen Majestät vom 6.Aug.1806»，Wien 1806.
[61] Kaiserliche Resolution，6.7.1814，an Feldmarschallleutnant Bellegarde，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5，Fol.50.
[62] Stauber，Wiener Kongress，161.
[63] Kaiserliche Resolution an Metternich（ohne Datum），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5，Fol.56.
[64] Stauber，Wiener Kongress，152.
[65] Vgl.insgesamt zur Italienpolitik 1814/15 Stauber，Wiener Kongress，151-160.
[66] «Wielands Andenken in der Loge Amalia，gefeiert den 18.Februar 1813»，in：Goethes poetische Werke，2.Abt.，Bd.8，1：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hg.v.Liselotte Lohrer，Stuttgart 1952，1449.
[67] Vgl.oben，411；das Zitat nach der deutschen Version des Originalmanuskripts NP 1，155，in der französischen Version des Originalmanuskripts：«Vous oubliez，Sire，que vous parlez à un Allemand！»，NA Prag A.C.8，Krt.1，1.
[68] Lang，Memoiren，1，212.
[69] Jürgen Overhoff：Ein Kaiser für Amerika.Nach Deutschland der Verfassung wegen：Wie der spätere US-Präsident Thomas Jefferson 1788 das Alte Reich erlebte，in：DIE ZEIT，11.11.2012，20.
[70] Vgl.Montesquieu，Meine Reisen，19-35.
[71] Die folgenden Ausführungen über die Vorgeschichte stützen sich weitgehend auf die Edition von Treichel，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Bundes. Abt.1，Bd.1，1-2.
[72] Vgl.Treichel，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Bundes，1-1，ⅩⅩⅩⅤ-ⅩLIⅤ.
[73] Metternich，5.10.1812，an Hardenberg，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1，378.
[74] Metternich，28.3.1813，an Schwarzenberg，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1，439-445，Zit.442.
[75] Metternichs Instruktion，7.5.1813，an Stadion，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640-644.
[76] Vgl.oben，452.
[77] Treichel，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Bundes，1-1，CⅩⅩⅩ.
[78] Treichel，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Bundes，1-1，ⅩⅦ.
[79] 波兰王国，通常称为“波兰会议王国”或俄属波兰，1815年经由维也纳会议成立，故得名，本质上是俄国的共主邦联，于1915年被同盟国用另一个波兰王国取代。
[80] NA Prag A.C.8，Krt.1，9.
[81] 施瓦岑贝格元帅卡尔·菲利普的侄子。
[82] Note Schwarzenbergs，28.12.1848，an Heinrich von Gagern，in：Huber，Dokumente，1，362.
[83] Alle Zitate NP 1，216.
[84] Vgl.zum Vorgriff auf den Völkerbund von 1920 und die UNO von 1945：Koselleck in：Bergeron，Das Zeitalter，218f.
[85] Vgl.Šedivý，Eastern question，807-810.
[86] Vgl.Fournier，Julie von Krüdener，331-348；Ter Meulen，Gedanke der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157-168.
[87] Vgl.in diesem Sinne die neueste Deutung bei Menger，Die Heilige Allianz.
[88] Vgl.oben，249f.
[89] Vgl.Hundt，Die Mindermächtigen，315.
[90] Vgl.Treichel，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ndes，Ⅰ，1-2.
[91] Königlich-Baierisches Regierungsblatt，28.3.1807，466f.；vgl.Kohler，Die staatsrechtlichen Verhältnisse，103f.
[92] Vgl.oben，249.
[93] Metternich，8.[eigentlich 9.]6.1815，1 Uhr früh，an Vater Franz Georg，NA Prag A.C.12，Krt.1，5.
[94] Franz Georg，4.u.20.9.1815，an Metternich，NA Prag A.C.12，Krt.1，5.
[95] NA Prag RAM Krt.218，2011-2.
[96] 康塔塔即清唱套曲，是一种穿插有独唱、重唱、合唱及宗教和世俗主题情节的声乐套曲。
[97] 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8.Jg.1814，828；vgl.auch Eduard Hanslick：Geschichte des Concertwesens in Wien，1.Wien 1869，176.
[98] Zitate vgl.NP 1，208f.
[99] Vgl.die Zeittafel bei Stauber，Wiener Kongress，255-260.
[100] Kaiserliche Resolution，6.8.1814，mit Karten und Vorträgen Trauttmansdorffs，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5，Fol.18-27.
[101] Das Folgende nach Feyerlichkeiten bei der Rückkehr.
[102] Vgl.oben，384.
[103] Vgl.Rauscher，Staatsbankrott，266.
[104] Feyerlichkeiten bei der Rückkehr，19.
[105] 维也纳的游乐场，建于多瑙河与多瑙运河之间，最著名的摩天轮建于120年前，至今仍在使用。
[106] Vgl.Mattl-Wurm，Politisierende Frauen.
[107] So mit vielen neuen anregenden Kombinationen Vick，The Congress of Vienna.
[108] Vgl.als Pionierin in diesem Genre McGiugan，Metternich；dann King，Vienna 1814；Zamoyski，1815，jüngst noch in belletristischer Form eines Romans Ebert，1815.Blut，Frieden.
[109] Metternich aus Paris，3.6.1815，NA Prag A.C.8，Krt.7，41（Original）.
[110] Vgl.die zusammengestellten Kommentare bei Ouvrard，Congrès de Vienne，193-197.
[111] Vgl.Albert Firmin-Didot，Hg.：Souvenirs de Jean-Étienne Despréaux.Issoudun 1894.
[112] Despréaux，19.6.1814，an Metternich，NA Prag A.C.8，Krt.7，41；das Programm ist abgedruckt in NP 1，266-268.
[113] Vgl.oben，149.
[114] 分别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光明和艺术之神及手工业者、儿童和艺术家的保护女神。
[115] 古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是司战女神柏隆娜（Bellona）的伙伴，与古希腊神话中的纷争女神厄里斯（Eris）相对。
[116] 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法国著名画家，画风严谨、技法精湛，是新古典主义画派奠基人，早期作品以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拿破仑当政后，成为拿破仑的御用画师。
[117] Despréaux，18.6.1814，an Metternich，NA Prag A.C.8，Krt.7，41.
[118] Vgl.Rauscher，Staatsbankrott，266.
[119] Vgl.oben，338-341.
[120] Vgl.oben，53.
[121] Vgl.Vick，Der Kongress tanzt und arbeitet trotzdem，281.
[122] Eynard，Der tanzende Kongress，52.
[123] Talleyrand，Correspondance，66；vgl.Ouvrard，Congrès de Vienne，197.
[124] Kaiserliches Handschreiben，1.7.1816，HHStA Wien StK Kleinere Betreffe，Johannisberg，Krt.8.
[125] Vgl.Struck，Johannisberg，295-308.
[126] Hardenberg，7.10.1815，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Kleinere Betreffe，Johannisberg，Krt.8.
[127] Das Folgende nach Struck，Johannisberg，311f.
[128] 自1842年开始，梅特涅有权将约翰尼斯贝格的葡萄酒什一税按照全年收成的总价值缴纳，但前提是，这一许可随时可以撤销。作为付款的贴水，他仍需要财政部的特别免除令，如同他1852年1月27日获得的对1851年葡萄酒季的特别免除令一样：Menßhengen在1852年2月21日自法兰克福写给主管约翰尼斯贝格宫酒窖管理局的信。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StK Kleinere Betreffe，Johannisberg，Krt.10。
[129] Nach Struck，Johannisberg，312，der aus dem Vortrag vom 11.5.und einer achtseitigen Eingabe vom 22.5.1816 zitiert.
[130] Staab，Schloss Johannisberg，82；das französischsprachige Original NA Prag A.C.12，Krt.2，10，schreibt auch «million».
[131] Metternich，22.8.1857，an Tochter Leontine，NA Prag A.C.14，Krt.10，193；vgl.NP 8，276.
[132] Der zweite Band（1838-1857）und der angefangene dritte befinden sich in der Bibliothek in Königswart.
[133] 全名为Jean（Johann）Paul Friedrich Richter。
[134] Metternich，2.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65.
[135] Die Mappe befindet sich in Schloss Königswart.
[136] Die Bäder von Lukka（Erste Fassung），in：Heine，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7-1，419.
[137] Lutezia，in：Heine，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13-1，20.
[138] 1822年4月9日拉姆贝格（Ramberg）写给梅特涅的请求信，《遗存的文件》Prag A.C.7，Krt.3，150-A，水彩画A.C.9，Krt.2，102。此外，梅特涅通过1813～1814年一役，也非常了解拉姆贝格之子Georg Heinrich von Ramberg，他作为参谋部军官参加了那次战役，1815年甚至做了与威灵顿之间的联络官。
[139]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696～1770，意大利著名画家，常被称为贾姆巴蒂斯塔（Giambattista），曾为维尔茨堡宫创作大量的壁画和装饰，包括最著名的大型天穹画《行星和大陆的寓言》。
[140] 我感谢我的慕尼黑研究艺术史的同事Frank Büttner用他专业的解释提供的友好支持，他也曾对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于1792年在比利时时的铜版画提供了帮助。参见本章注113，以及Frank Büttner的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Die Fresken in der Residenz，维尔茨堡，1980；拉姆贝格：Alheidis von Rohr：约翰·海因里希·拉姆贝格，见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21（2003），128。
[141] 古希腊神话中的商业神。
[142] 原文如此。作者在此处可能将当时法国波旁王朝两任首相的名和姓搞混了［维莱尔伯爵（Joseph de Villèle，1773～1854），1821～1828年任首相；马蒂尼亚克子爵（Jean-Baptiste Sylvère Gay，vicomte de Martignac，1778～1832），1828～1829年任首相］。
[143] Eleonore，13.1.1822，an Metternich，NA Prag A.C.14，Krt.1，15；vgl.Corti，Metternich，2，192.
[144] Zuletzt in：Metternichs große Stunde，in：DIE ZEIT Nr.23/2015，3.Juni 201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