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既心灵相通又观点不同的人

——桑巴特和西美尔

他们所研究的经济活动，半数是与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打交道；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一个童话。

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1]

在马克斯·韦伯同辈的学者中，没有一位学者像只比他年长一岁的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2]那样与韦伯在人生履历和学术研究上有如此之多的共同之处，同时又与他有如此重大的差异。1899年，他们二人的老师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曾把桑巴特称作“最有才华”以及“与马克斯·韦伯并驾齐驱的德国青年国民经济学家”。[3]桑巴特的父亲也是一位民族自由主义者，而且全家也同样是加尔文-胡格诺教派的信徒，虽然家中数量可观的财产并不是来自开办的实业，而是来自自家的土地庄园。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维尔纳·桑巴特成长在“农业政治的环境之中”，而且像韦伯那样除了是瓦格纳的学生以外，他还是奥古斯特·迈岑和古斯塔夫·施莫勒的学生。然则，他很早就对前者的讲坛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在他父亲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马克斯·韦伯在东普鲁士地区农业状况问题上经济政策方面未来的反对派人物，其中一位是桑巴特的大学同学、评论家卡尔·奥尔登贝格（Karl Oldenberg）[4]。作为经济学家，此人是关税保护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反对将德国改造为工业国家的斗士之一。

桑巴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古罗马坎帕尼亚地区（Campagna）的农业史。他在意大利的大学读过书，并且想通过“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冲突”的典型案例来阐明，哪些社会政策举措适合，以及哪些不适合用来阻止“土地贫瘠地区的人口减少”和“农村居民的完全贫困化”。[5]他的论文题目与马克斯·韦伯早期的研究课题几乎不谋而合，这并非纯属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桑巴特父亲家里，这些是每天都在议论的话题。此外，二人共同的熟人好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同时，在共同研究的历史课题中，二人不仅认识到了自己，而且也很快认识到了对方。三年前由桑巴特承诺着手的罗马农村地区的农业史命题，三年之后由马克斯·韦伯拿出了研究结果。此后不久，韦伯在他关于农业工人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对桑巴特父亲提出的、旨在通过小土地所有者的移民定居措施来实现德意志帝国东部省份“内部殖民”目标的改革计划表示赞许。

相对而言，桑巴特的行事风格总是节奏更快一些，而韦伯总是更加仔细认真。桑巴特曾做过不莱梅商会的法律顾问，26岁时在布雷斯劳（Breslau）[6]当了大学副教授。“这个乳臭未干的先生”——当地一份报纸用充满怒气的口吻写道——用他撰写的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文章引起了轰动。其时，正是由于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7]的戏剧，纺织工人的苦难才成了公众议论的话题。桑巴特被人称作社会民主党人，这使他几近被剥夺了担当任何国家公职的机会。然而，他的秉性气质并没有说明，他是企业家敌人的名声和长时间等待大学教职是蒙受不白之冤或有失公允。他喜欢过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为了写文章同时也为了赚钱，他经常出没在各种婚礼的舞会上，接连生了一个又一个小孩。除此之外，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记述的那样，他还有“大量的婚外恋和出轨行为”，并且在韦伯成为国民经济学家的那些年里越来越热衷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以期从中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社会主义，并把它看成人们的日常生活规范：“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艺术中的户外画，即冲出杜塞尔多夫式的狭小天地”（此处指的是杜塞尔多夫画院那些浪漫情调的历史题材画），“以及冲出花园凉亭的环境，走到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中去，——难道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事物吗？这些事物背后的主导动机不同于导致了社会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的那些主导动机吗？”[8]

韦伯对这一套说法不屑一顾，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通俗简单。韦伯终其一生喜欢的是读起来像拉丁文那样的德文语句。除此之外，那种把学术工作等同于艺术，或是要对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愿望，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韦伯寻找的对象始终是精英人群，哪怕是给报纸写文章，他也把文章写成了学术论文。桑巴特则不然，他只要出名就够了。韦伯对他的记述是：“两个人的时候，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相处的人。但是，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的‘观众’。”[9]他一辈子都在试图赢得他的观众，而且也的确取得了成功。例如，他于1896年在苏黎世所做的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把历史描述成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的过程，因此提出建议，国家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社会民主党人要有民族立场。这些报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版的著作达到了五位数的发行量。1897年，马克斯·韦伯离开弗赖堡大学后，校方有意延请桑巴特来填补职位的空缺，韦伯和其他同事都表示支持。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个尝试未获成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桑巴特才拿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职位。

理解桑巴特和韦伯不同之处的关键出版物，是1902年出版的、材料丰富翔实的两卷本著作：《现代资本主义论》（Der modern Kapitalismus）。桑巴特首先将资本主义诠释为经济史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特定阶段取代了非商业经营的手工作坊。桑巴特认为，手工业（不能理解成手工活，而是组织形态和社会阶层）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个体，资本主义很早就对财产和生产指令做了区分，因为，有鉴于它的规模，资本家在他的企业中已经无法参与到所有事务的决策之中。[10] 手工业赖以为生的是它的生产环境和生产传统，而资本主义企业家则相反，他所选择的现实目标是以他投入的资产能够产生利润为目的的。为此，桑巴特举了一个皮靴厂的例子（他举的这个例子让人觉得，似乎他早就对诺基亚公司的历史了如指掌。诺基亚从造纸起家，后来改为生产橡胶靴子，最后到生产移动电话，未来可能转型到另一个行业），来说明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皮靴厂的生产目的，“从来就不是生产皮靴，而始终仅仅是为了实现利润”；[11]这个目的是“抽象的，所以是没有界限的”；因此，企业家只是他的资产的代表；他可以被替换，人们可以将公司的所有权和对它的管理一分为二；对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来说，任何一种人的需求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举例而言，一家公司不会因为它的老板有了第二条游艇而放弃它的盈利机会。利润不需要特殊的心理动机，而是作为客观的必要性出现在将它组织起来的人面前。[12]

“资本主义是怎么出现的呢？”桑巴特提出问题并回答道：它需要资产和把资产转化为金钱的可能性，亦即资产的流动性。并且，它还需要资产所有者的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被桑巴特诠释为：追求利润、成本计算意识和经济理性主义。在他看来，现代经济形式的产生不仅与诸如复试簿记等技术，或者与诸如大量的资产占有等条件相关联，而且也同把这一切都利用起来的动机密切相关。所以，还是离不开人的动机！

从经济史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与格奥尔格·西美尔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一书中作为研究宗旨所提出的见解如出一辙：要给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一个基础”，目的是了解和认识作为“心理学及形而上学前提条件”的结果的各种经济形态。早在1892年，西美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问题》（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中写道，如同天文学是应用数学一样，历史学就是应用心理学。可是，西美尔也发现，人的许多行为在完成过程中是根本无须特殊动机的。对此，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在一个行为的背后，究竟是否藏有一个可用语言表达的有意识的内心活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下述的心理活动中变得困难起来：虽然这些心理活动要把其形式的合目的性以及特定情况下完成它们的冲动归结于某种意识，但是，当行为逐渐转变为一种纯粹条件反射和本能的行为时，这些心理活动就失去了这种意识。”[13]简言之：有人创办一家企业，或许是出于自身灵魂救赎的原因，但是，从企业的运营活动甚至从他本人在企业的活动中，我们或许已经无法看到这种情况的踪影。因此，我们在这里处处所见到的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需要：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动机、心态和“文化”的重视，同时，恰恰要在它不需要特殊的动机方面，以及在它把自己强加给所有的文明类型的能力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

那么，资本主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同桑巴特所阐述的那样，“资本”仅仅是一种必要但不充分的前提条件：国王、诸侯、主教、修道院和教团也囤积了大量的财富，但并没有将它们用于获取利润的目的。[14]桑巴特在论述中对新教主义作为商业和工业的精神因素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并认为它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推测。然而，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恰恰可以反过来加以认识，并且把新教主义的兴起诠释为受现代经济思想影响的一种结果。倘若我们将韦伯的观点——人们出于宗教的原因以某种方式从事经济活动——与下面这个相反的观点放在一起考察，那么结果便一目了然：这里，会不会是某种特定的、最初被当作“非社会的”社会行为被简单地用一种新的宗教语言合法化了呢？以此观之，那么就不是从极端的新教徒中产生了商人，而是商人有充分的理由变成了新教徒。

不过，桑巴特将自己的视线完全从宗教的角度转移开来。他认为，在中世纪末期，亦即13世纪和14世纪时，欧洲普遍出现了一种对金钱的需求。这种需求部分是由于十字军东征需要大量财力物力，部分也是因为发生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对中东地区的掠夺，于是，一种极度膨胀的追求奢华生活的风气应运而生。城市化的进程将人们的这种欲望引向了对货币经济的热衷上来；与此同时，贵金属的开采规模越来越大；人们纷纷转向淘金业和炼金术；统治者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新的苛捐杂税，其他人则实施抢劫。桑巴特写道，在此环境下参与掠夺他人者，都是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即所谓“寡廉鲜耻的天生精明之人”。而且，若是他们对借贷生意有所了解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普通的经济活动也同样是一种可以发大财以及用钱可以生钱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做这样的推测，在富有的小商贩中和在狡诈的放高利贷者的人群中，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了活生生的人。”桑巴特的结论是：这群人是犹太人。[15]

桑巴特于1911年在一篇题为《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的专文中对这个论点进行了阐述。这里，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中的反犹主义意味。从这个意味中散发出的，与其说是桑巴特得出的结论，毋宁说是他写下这个结论的方式。在他针对放高利贷者寡廉鲜耻的评语中，人们或许已经看出了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英雄”和西方“商人”之间所做区别的最初苗头。[16]更为奇怪的是，他把犹太人也归在了“动摇贵族世界结构”的“大众人群”之列，因为此后不久，他自己即撰文写道，12世纪时，热那亚仅有两户犹太人家居住，而且，只在1152年前后的威尼斯，有一个1800人的犹太人社区。所以，把动摇欧洲贵族世界的罪名单单强加在犹太银行家头上的做法不仅卑鄙无耻，而且他的指责，即犹太人的赚钱欲望“尤其因为其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并很快传染到所有人口，包括高贵的人群，从而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17]，也同样无耻卑鄙。

我们不妨这样来总结概括一下：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以及由于东征的军事行动，帝王将相和王公贵族们增加了奢华享受的胃口，这就使头脑更为精明的商贩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于是，他们（意大利北部地区犹太人居住区里受歧视的少数人）迅速把这一想法传播给了其他所有的人，也包括上层社会的人群。那么，现在要问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1902年时人们就已经可以提这样的问题）：作为把资本主义思想传播到所有阶层的一个关键性的机制，这样的传播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对此，这位流行病史学家却暂时闭口不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仅仅是出于忌恨做出的反应。有趣的是，他在书中随后的章节里描述了完全另外一个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并将其产生的时间标定在1202年：这一年，数学家列奥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18]在他的著作《计算之书》（Liber Abaci）中，除了列出其他有用的计算方法外，还把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商人中以及在热那亚地方政府中普遍采用的“partita doppio”（复式簿记）作为一切精确计算的基础向世人做了介绍。对桑巴特来说，复式簿记代表了第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思维方式，其原因是它将资本人性化了：企业首次以一种体系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体系面前，所有者本人可以犯错误；在这个体系中，他的所有财产都同时被表示为针对自己的义务和债务，每一个贷项都被记为一个借项。[19]

桑巴特从这个发现中得出结论，正是从这里产生了经济理性主义。与此同时，他还提示人们注意，土地丈量、计时和重量校准在同一时代也同样取得了很大发展。他用奥格斯堡的商人雅各布·福格尔（Jakob Fugger）[20]回答其同行的一句话（此人想说服他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后应该见好就收），作为他书中关于现代经济起源于财务计算学这一段落的结尾：“他有许多别的想法，只要能赚到钱，他就要继续赚下去。”[21]

但是，究竟谁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和传播者。针对这个问题，桑巴特至少给出了四个说法：犹太人和其他小商贩，再者是“城市的外来人”，其中包括中世纪的犹太人在内；此外，还有其他在经济上活跃的局外人团体，诸如佛罗伦萨的谦卑派教徒（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的贫困和苦修教派），或者是柏林的胡格诺教徒，最后是13世纪早期的计算学以及14世纪末的计量技术。在韦伯看来，这种答案的多样性乃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缺乏足够耐心予以深究的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尽管如此，人们从中也能够发现一个证据，即资本主义是从各种截然不同、没有关联性，特别是不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因素的聚合体中产生的：技术创新、人口统计数据、经济债务状况、战争、物质的密集化（城市的发展）、知识和眼界的开阔等。但是，这样一种把眼光紧盯在形成结构体系的偶然事件上的视角，与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相去甚远。他所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应当把明确无误的人物和特征清晰的代表归结为根源的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来表述：他寻找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英雄主义式的起源。

那么，韦伯的新教主义起源论是对桑巴特挑战的回应吗？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韦伯最早试图争取慕尼黑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卢约·布伦塔诺来写一篇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论》的书评，并希望布伦塔诺会对有关禁欲主义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但是，布伦塔诺没有答应，以至于这项工作还是落在了韦伯身上。出于当时有限的工作能力的原因，韦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起源问题的唯一动机（即加尔文教）之上，这是无须解释的事情。[22]可是，有鉴于他阅读过的大量材料被采纳到研究工作之中，有限的工作能力一说便让人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学推测。反之，与桑巴特不同，韦伯不仅试图引用历史的文献材料来对诸如“精神”“资本主义”“理性”或“外来因素”等概念予以形象化的说明，而且试图从论证的角度发展出这些概念，并将其纳入思路之中。因此，马克斯·韦伯心中所系的不仅是针对所提出问题的另一种答案，而且还有另外一种解答问题的途径，亦即从历史角度进行论证的、理论上更经得起考验的另一种方式。

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斯·韦伯是从另外一种宗教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23]就曾在评论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工作时，对竟然会有人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意大利和德国感到十分惊讶。在他看来，“就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言，人们应当在英语国家中寻找当前状况与以往历史的关系”[24]乃是不言自明之事。韦伯将会这样做，但依然恪守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区别开来的德国传统，即把眼光投向英国和美国，但不是投向19世纪，而是正如桑巴特一样，投向近代早期。那个时代，甚至连蒸汽机都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幻想中，但是，它们可能被用于实践的思想意识已经形成。

格奥尔格·西美尔以完全另外一种方式对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问题产生了影响。这位社会学家与桑巴特在两件事情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让大学的讲座课座无虚席的能力，二是在应聘教职时遇到的重重困难。当然，西美尔的困难并不是因为被怀疑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他拿不到教书的职位，首先是因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犹太人的忌恨心理。由于继承了一份遗产，这个1858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皈依了天主教家庭的儿子在经济上衣食无忧，可以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研究。他从不与普鲁士治下的德国的那些政治上和知识界的知名人物往来，在著述中也很少表现出政治热情。因此，若是由他来发表关于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研究报告，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西美尔读过这份报告，因为，或许是出于初次建立联系的目的，韦伯于1895年8月把自己印好了的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讲演稿寄给了他。西美尔回了信，并很谨慎地请哲学家雨果·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25]把他写的关于尼采的《道德哲学简论》（Moralphilosophische Silhouette）一文交给“韦伯教授”，或是代为打听一下“这样做是否妥当”。到了1897年，西美尔已经把韦伯当作友人看待了。[26]在他们的著作中，两人所表现出的脾气秉性的差异不可不谓相去甚远。当韦伯埋头钻研农业政策的时候，西美尔正在写关于历史哲学问题的论著；当韦伯致力于探讨方法论问题时，西美尔不仅在写他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leben），而且《竞争社会学》（Soziologie der Konkurrenz）和《时尚哲学》（Philosophie der Mode）也相继出炉。如同他的洋洋洒洒数百页之多的主要著作一样，这几本书也同样不见一个脚注。几乎在每一个所探讨的问题中，他都没有引用学校里传授的那些知识。“尽管我非常佩服西美尔的过人之处，从心理学上讲也能理解他是怎样形成这种无趣的自我炫耀的，但是，我无法把这种做派算作他的秉性中值得令人称道的一个方面。”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这样写道。之所以有如此评语，是因为西美尔曾经几次就寄给他的一本专著用这样的话回复李凯尔特：“简单翻了翻，对此事本身我无法说些什么。”[27]

除此之外，由于可观的著述成果，他的影响力并不在韦伯或桑巴特之下。哲学家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28]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即在1900年以后的时代里，没有任何人的思想像西美尔的观点一样遭到更多和更无耻的剽窃掠夺，没有任何人比他得到人们更少的回报。当1908年西美尔期盼已久的、得到韦伯的帮助在海德堡大学任教的努力再次失败时，这位50岁的学者已经可以拿出12本著作和将近150篇论文。没有他的真知灼见，城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和社交活动的社会学解读根本无法想象。如同桑巴特一样，他本人的那些在学术政治上不受人待见的专长，并没有导致学术界对他的忽视，他的地位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

西美尔的名气首先是建立在他对社会学完全独特的理解之上，他对韦伯的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韦伯逐渐吸取了西美尔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自己所考虑的研究方向的名称。由于这种类型的社会学还不是大学的正式学科，所以人们还有机会对它的内涵进行充分的思考。西美尔首先感兴趣的不是经济、政治、宗教或法律。他不像其他社会学家那样，对这些方面感兴趣是为了证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是它们与文化因素以及与占统治地位人群的依存关系。相反，西美尔所研究的课题首先是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构成事实，诸如交换、等级、冲突、外来因素、个性、保密、模仿、合作、交际或竞争等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现象。[29]交换不光存在于经济中，下级不单单在各种组织中才有，争论不仅仅出现在政治或家庭中，竞争不只是为了情人或体育奖杯。反之亦然，经济不仅有交换和竞争，而且还有合作、保密和模仿。组织不单单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的合作，而且，为了从事交换行为、展开冲突和推行等级制度，抑或纯粹出于交际的原因，各种组织也同样存在。在他就首饰与贫困、争执与保密、敌意与贵族等命题所做的精彩的研究工作中，西美尔对这些社会形式做了分析解读。——这才是他所理解的社会学。

当然，这一点对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其他的社会科学未能对社会学做出很多贡献，他也未能对这些社会科学有所贡献：在他那里，找不到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我们从他1900年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之一的《货币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西美尔在这本著作中所完成的研究工作与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回答完全相反，即一种不依赖于历史学研究的、对货币经济纯粹的概念分析。我们可以将他的思路简单复述如下：经济的前提是，物品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们的价值并不是其客观性质之一，价值仅仅体现在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之上。当这种需求成为社会化的事物时，即一些人想要得到另一些人所拥有的物品或者相反，这时就产生了经济。经济不仅导致了某种客观性，而且还导致了某种相对性。因为，凡是进行交换的地方，不同物品的价值在那里就被视作是等值的。更确切地说就是：两个进行交换的人都认为对方所拥有的东西是特别珍贵的物品，因此他们进行交换。货币是这种价值客观化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允许人们对主观的价值估定进行比较，从而体现了人们在满足自己愿望时相互依赖的事实。除此之外，西美尔还指出了货币所具有的唯一社会功能：它只是一种用来衡量人们为了得到另一件物品而愿意放弃手中物品的尺度而已。然而，一旦货币永远局限在个人手里，它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30]这里，我们可以举出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31]的故事为例：鲁滨孙从损坏的船上搬到孤岛上的东西都可以用得上，唯独金币不知如何使用。

西美尔认为，在货币本身与它的材料价值（用来制作它的贵金属的价值）相分离、纯粹的货币交易在进行、纸币的出现、银行中央化、经济发展成一种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体系的地方，现代经济便从中产生。在他眼中，处于生产者和顾客之间的商人，以及处于交换物体之间的货币起到了这种社会作用。当货币媒介成为目的之时，它的社会意义便充分表现了出来，即它不仅把人带入了相互交换的关系之中，还把人带入了相互移情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同时，变成目的的货币媒介允许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独立性：谁拥有货币，谁就不依赖于物体，甚至不依赖于他自己的愿望，因为他也可以随时改变这些愿望。从根本而言，读过西美尔《货币哲学》一书的桑巴特在这些观点中只是补充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而已：“在克服目的的具体性中也包含了克服目的的局限性，资本主义企业行为的目的是抽象的，因而是无限的。”在西美尔的这句话中，货币把财产和生活之间的关联关系分离开来，其方法是从一切存在的事物中把货币被赋予的价值加以抽象化。反之，谁若是拥有土地庄园、大量名画收藏或是一座跑马场，那么，他在生活中就不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因为对不同物质的占有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占有。[32]

那么，在这样一幅图景中，资本主义究竟出现在哪里呢？就概念本身而言，资本主义固然是西美尔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是，他谈论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区别”，因此，他指的是介于生产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之间的企业内部分工：在资本主义阶段，单个的工人既不生产整件产品，从事生产者也不组织生产。倘若他们想让自己占有自己生产的产品，他们就必须购买，因而就必须依赖货币。在西美尔眼里，资本主义是货币经济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尤为清楚地表明，自由和异化同时在货币中客观化了。

有鉴于此，货币经济对他来说不是一种“钢铁般坚硬的外壳”（如同韦伯笔下所写的资本主义那样），恰恰相反，它不断地使所有事物变得像流动的液体一样，而后，这些事物又再度凝固，继而又重新被溶解。因此，在西美尔眼里，现代经济的代表人物不是企业家和生产商，而是那些不受局部地区情况束缚的银行家和交易所投机商，以及为了增加自己的主观快乐而去花钱的消费者。西美尔认为，货币使人们更加不依赖于其他人，因而使他们更加依赖于非个人的事物。他举出的例子与韦伯的农业工人研究结果有不谋而合之处：“拿货币工资的工人所承受的物价波动与拿自然物质作为报酬的工人所承受的物价起伏之负担完全不同，这种物价起伏与自由的生活形式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如同自然物质的劳动报酬与受约束的生活形式一样，这种自由的生活形式也同样是与货币工资相对应的。”然而，西美尔恰恰在这里没有加上韦伯式的一句话，即这种自由乃是一种虚幻。对他来说，这不是虚幻。[33]

使西美尔有别于韦伯的另一个论点是：对西美尔来说，现代社会处在一种与自己先前的历史和其起源时的各种动机相关的连续性中。现代生活只是更加凸显了货币始终具有的某些特征，但并没有开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历史阶段。韦伯认为，人们对获取金钱的追求与人类文明史上的某个特殊阶段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与资本主义也没有任何关系[34]，因为，这种对金钱的追逐见诸所有时代、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职业之中。对于韦伯的这个批评，西美尔甚至可能没有进行过反驳。

那么，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对韦伯来说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以一章关于货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长篇大论作为本书的结尾。这是同时代人针对韦伯所说的以经济为背景的“文明生活”最为详尽的论述。韦伯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从“性格学上”对人产生了影响。之后，他还把涉及所有生活领域的理性化过程视作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力量。西美尔讨论的是一种将货币的影响揭示出来的当前的“理性主义”，并且对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提出了批判，斥责它和社会关系的知识化共同导致了现代人的“某种无品格现象”。品格指的是某人在个人意义上的坚定意志。但是，既非所谓“现实的一面冷静的镜子”的知识分子，也非货币，对出于感恩、责任感或荣誉感、良心或传统所形成的坚定意志有所了解。在西美尔眼里，理性主义变成了“近代利己主义和肆无忌惮的个性大行其道的学校”。假如某人被称作一个“会算计的人”，那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精神层面的无品格和以获得利益为目标的无品格。换言之，现代社会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与其说是出于道德标准，毋宁说是出于大脑的认知。同时，他又反对这种认知，因为在他眼里，认知本身是对情感的削弱。[35]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在文化上落在了物质的后面。在生产中，他们是专家，但已经脱离了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整体，并被单方面的活动所吞噬。在消费中，商品生产的大规模化造成的结果是，人们从主观上进行不同体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产品个人化程度越低，它就越适合于更多的人。然而，西美尔无法确定的是，现代商品生产是否会导致物体的文明化程度越来越高，抑或，产品是否因其不是为特定顾客所生产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在他的描述中，交织着对货币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舒适性的惊叹，以及对昔日手工业产品被工业化生产所取代的保留看法。

这就是同样见诸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36]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37]言论中的那些文化批评动机。针对工业化的世界，他们早就在英国大声疾呼，并强烈要求取消分工。昔日的艺术品和手工业告诉人们，只有完整的人才能将“灵魂”注入物体中。或者，如同约翰·拉斯金在他对自由经济的批判中所说的那样，只有物体能够被很好利用的地方，才有财富的存在，因此，财富是“勇敢者对有价值物体的占有”（the possession of the valuable by the valiant）。[38]西美尔认为，这种货币经济和劳动分工的相互扩展决定了现代生活方式。当代社会的人生活在一个“现代的、捆绑在机械-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前提之上的经济秩序的宇宙空间里。”韦伯在另一处这样写道。这个经济秩序“如今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制之力，决定了或是将要决定所有降生在这台牵引机里的每一个人（不单单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者）的生活方式，直到最后一点化石燃料燃尽熄灭”。[39]在韦伯眼里，这就是资本主义借以发生影响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但是，创造和发展出现代“生活方式”这个概念的社会学，却是格奥尔格·西美尔式的社会学。

西美尔认为，“生产以及生产的技术和结果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着固定的、所谓逻辑的确定性和发展状态的宇宙空间，它站在个人的对立面上，就像命运站在我们意志的反复无常和无规律可循的对立面上那样。”[40]这里，我们只需把这句话和韦伯的话放在一起，即可看出：韦伯出于方法论和历史学的原因对社会学家西美尔进行了批判，尽管如此，他却几乎一字不差地将这位时代诊断大师的表达术语承袭了下来。

[1] 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Gilbert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2]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

[3] 有关下文请参见弗里德里希·伦格尔的精彩传记中的论述：《维尔纳·桑巴特传》，此处见第116页。

[4] 卡尔·奥尔登贝格（Karl Oldenberg，1864～1936），德国国民经济学家。

[5] 桑巴特：《坎帕尼亚》，第7、81、117页。

[6] 布雷斯劳（Breslau），位于波兰西南部奥德河畔的第四大城市，波兰语称弗罗茨瓦夫（Wloclaw），历史上曾经是普鲁士王国的一部分。

[7] 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和诗人。

[8] 桑巴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社会运动》，第128页。

[9] 见MWG II/5，第173页。

[10]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92页。

[11]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51页。

[12]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196页及下页。

[13] 西美尔：《货币哲学》，第13页；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菲尔坎特在他关于桑巴特著作的评论《全部心理学档案》第四卷中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参见伦格尔《维尔纳·桑巴特传》，第128页及下页；西美尔的第二条引语见《历史哲学》，第11页及下页。

[14]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378页及下几页。

[15]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389页。

[16] 桑巴特：《商人和英雄》。

[17]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389页。

[18] 列奥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1175～1250），出生在意大利的比萨城，又称比萨的列奥纳多，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西方第一个研究斐波那契数列的人，将现代书写数和位值表示法引入欧洲，《计算之书》成书于1202年。

[19]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394页。

[20] 雅各布·福格尔（Jakob Fugger，1459～1525），德国奥格斯堡商人家族的第二代传人，1495至1525年间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大亨、矿山冶金大王和银行家，在短短数十年中将家族企业发展成了生意遍及全欧洲的跨国公司。

[21]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386页。

[22] R，第321页。

[23] 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创始人，1899年出版名著《有闲阶级论》。

[24] 范伯伦：《现代资本主义论》书评，第304页。

[25] 雨果·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26] 西美尔：《书信集》，1888～1918，第247页。

[27] 西美尔：《书信集》，1888～1918，第421页及下页。

[28] 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正当性》《神话研究》等。

[29] 此处可明确参见基泽林《西美尔的社会学说》。

[30] 西美尔：《货币哲学》，第189页。

[31]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小说讲述的是一次海难的幸存者鲁滨孙在荒凉小岛上度过28年的故事。

[32]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论》，第196页；西美尔：《货币哲学》，第409页及下几页，第431页。

[33] 关于“资本主义的区别”，见西美尔《货币哲学》，第631页及下页；“资本主义”概念只在此书结尾处出现一次，第685页；关于货币工资，见456页及下页。

[34] 见GARS I，第4页及下页。

[35] 西美尔：《货币哲学》，第612页，第594页及下页，第605页，第601页，第613页（西美尔谈到“会算计的”人，并把他们看作是歌德、卡莱尔和尼采的精神类型的对立面）。

[36]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画家和社会哲学家。

[37]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画家和建筑师，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发起人。

[38] 拉斯金：《留给这个后来者》，第94页，参见西美尔《文化的概念和悲剧》中提示拉斯金的文字（第414页）。关于艺术品作为要求整个人全身心投入的、非专业化生产的例子，见拉斯金：《留给这个后来者》和西美尔《货币哲学》，第630页。

[39] 见GARS I，第203页。

[40] 见GARS I，第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