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梅特涅视野中的关税政策

65 梅特涅视野中的关税政策

德意志邦联独特的制度是经过梅特涅的参与制定的，其组成使哈布斯堡皇朝能够与其他德意志邦国一道，进入一种国家性质的准民族结合［这个组合被称作“德意志兰（Deutschland）”］，而没有放弃自己国家的独立或者被瓜分掉。我们看到的则是，由此一来，势力范围与职权领域交互重叠。实际上，奥地利皇帝与德意志邦联的关系就像英国、普鲁士、丹麦及尼德兰的国王们同德意志邦联的关系一样，形象地说就是，每一个统治者都在德意志邦联中插了一脚。但是，经济领域是不会长期忍受这种碎片化的，贸易要求的是货物的自由交换，以及减少相互之间的壁垒，比如关税边界。普鲁士成功地通过1818年5月26日的《贸易和关税法》，创造了一个经济上统一的内部空间。哈布斯堡皇朝则相差甚远，因为在波登湖边的布雷根茨（Bregenz）与布科维纳的切尔诺夫策（Czernowitz）的边界之间，国情差距有着天壤之别，很多地方的手工业和农业需要保护，需要关税壁垒，更不用说将帝国的其他部分与匈牙利隔离开的关税带了。自1816年以来，虽然存在一个皇室商业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丝毫没有能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封闭的经济区。^[29]

通过维也纳会议的各种调整，普鲁士早已“深深地长入了德意志兰”［汉斯-维尔纳·汉（Hans-Werner Hahn）语］，但是由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国土的碎片化，其正在寻求跨越国家的解决办法。^[30]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来建立一个封闭的贸易区域，看来是个不错的想法。一个封闭的对外关税边界可以带来的财政收入，深深地吸引着其他德意志邦国加入关税同盟，梅特涅则以极大的忧虑注视着这一进程。在此，倒不想过多地描述有关财政政策的细节，而是将叙事集中在两个方面：国务首相如何看待正在兴起的自由贸易，以及他如何看待由普鲁士推动的发展进程，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由他设计的“德国”——具有多重民族身份认定的“联邦国家”——的一个问题。

在与美国人蒂克纳（Ticknor）的谈话中，梅特涅透露了他对有计划地促进手工业和工业发展的兴趣。^[31]综合技术学院是他最为关心的事情，从那里毕业的学生都是帝国最重要的“制造工坊（manufactory）”的顶尖人才。这些制造工坊不仅推动着进步，还有着对先进工厂的巨大需求，手工业主和生产者要求降低关税，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与外国竞争。梅特涅发现，奥地利政府保留关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而仅是要保护和鼓励业主。关税制度是由约瑟夫二世皇帝引入的，假如那时梅特涅就当了大臣，他会奉劝皇帝不要这样做，至少关税法的一部分会被取消。

当组建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在奋力前行时，梅特涅在其于1833年6月24日给弗朗茨皇帝的原则奏折中作了警示。^[32]他以自己的财政专业知识，不带任何偏见地阐述了普鲁士是出于什么样的先决条件来推行这项政策的。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两个像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这种平时对自己的独立性无比计较猜忌的南部邦国”，竟然“作为卫星国”依附于普鲁士的体系，因为失去王室的关税经济特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种基本的主权。梅特涅知道，财政上的吸引力（关税同盟）对这两个金融业已然崩溃的邦国意味着什么。而在他看来，这个“小德意志的”关税统一，对于德意志邦联，特别是对于奥地利来讲绝对是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他已经预计到，在贸易政策上被排除在外会给帝国的生产和工业带来何种坏处，但是比起商业上的影响更令人担忧的，在他看来是政治上的影响。如果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的分量过重，将会损害邦联的本质，因为在他的思想中，邦联的稳定是从平衡体系中获得的，因此梅特涅认为，邦联因普鲁士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而受到了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在资助人和当事人、保护者与受保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新型关系。在邦联大会和核心理事会中，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偏移，17个邦国中，已经有10个拥护普鲁士的关税体系。普鲁士想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影响力，与此相关，出现了一种既意义重大，又充满寓意的说法：普鲁士想要各邦宫廷习惯于“将他们既带有恐惧又抱有希望的目光，只望向柏林，而最终要将奥地利与这些邦国在商业上的关系变成现在已然成为的模样，并且，像普鲁士的时髦作家们一直以来以特别的热情试图描绘的那样，将奥地利看作外国”。梅特涅看得更远：从长远看，德意志邦联各邦与奥地利的关系将变得松弛无力，最终奥地利将与普鲁士公开决裂。

梅特涅看到了，在争夺“德国”的斗争中，自己与奥地利的角色，这其中有两种不容混淆的种类。在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尤其与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论点针锋相对——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是并不存在从普鲁士的财政大臣弗里德里希·冯·默茨（Friedrich von Motz）到“帝国奠基者”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单行道。此外，还说有足够多的例子说明，从经济的统一中绝不一定必然出现政治的统一。然而，如果听一听梅特涅和默茨的说法，就一定会对上述观点产生怀疑。为什么当两个人说到关税、贸易和经济时，都要谈到“德国”？梅特涅思考的是，用什么方式和途径“给普鲁士的关税系统以致命的一击”。而默茨则相反，希望从关税同盟中“产生出一个实际结盟的，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来讲，是一个在普鲁士保护和庇护下的真正自由的德国，并且是一个幸福的德国”。^[33]

归根结底，关系到的是国体如何组建的问题：是成为一个组合成的帝国，还是成为一个中央政府形式的现代理性国家。矛盾而又似是而非的则是，在这个时候，就连普鲁士也更倾向将后一个选项作为现实的想法，因为它的君主还一直在害怕骑士领主们的贵族反对派——易北河以东地区村庄的警察、司法管辖以及学校保护权，仍一直掌握在领主或贵族议员手中。

在梅特涅呈给皇帝的备忘录中，他还作了一个政治告白，在这个告白中，他以原本应该的形象出现。他心里非常清楚，德意志邦联在公众舆论中是多么不受待见，邦联大会也同样好不到哪儿去，“由于那个时代的动乱气氛，其不得不过于频繁地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履行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天职”，因而不受待见。梅特涅试图唤醒应该为民族福祉服务的本真。他用将德意志邦联变成贸易中心的理由，来回答普鲁士的偏离邦联的特殊道路。他提醒说，要履行《德意志邦联法案》第19条的义务，即“由于不同邦国间的贸易和往来……要进行磋商”。^[34]

作为最有可能的、最有希望达到目的的对抗计划，他认为应该是：邦国之间互相往来自由，对来自德意志邦联各邦而非来自“共同的外国”的自然产品和人造产品，给予同等的互惠。这取决于以“善意规则行事”，目的是促进“德意志的公众福祉”。

至于奥地利，他建议必须修改到目前为止的关税制度，使其与其他德意志各邦相一致起来，必须要准备作出自我牺牲，这是“预防皇朝最后落得从繁荣和影响力的根基上受到攻击，从而吃更大的亏的唯一方式”。我们已经在梅特涅如何与他自己的财产打交道时知道了，他在促进经济、繁荣和基础设施上多么富于发明创造，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在农业、林业、葡萄种植与酿酒，以及炼铁工业上，他充分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将这种方法作为一种前景用于整个国家，只能更有说服力。然而，他仅仅是个外交大臣，而且他还处于一种情况之中，对这种情况我犹豫地却也坚信地评价为“悲剧性的（tragisch）”。“悲剧性的”这个形容词并非等同于“悲哀的（traurig）”——这个形容词经常被这样错误地使用——而它描写的，是从一种可选项中做出的行动，在这个可选项中的任何一个决定，无论它们是如何作出的，均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梅特涅加入关税同盟的想法得以实现——他本来就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他就要与国内的政治闹翻，并且很可能在反抗中遭到失败；如果他决定同意他的主要反对者科罗福拉特所希望建立的哈布斯堡皇朝内部的关税同盟，奥地利就将失去与“德意志”的连接，从而变成“外国”，他是这样理解的。

改革者梅特涅没少建言献策，比如，他与他的顾问亚当·穆勒保持了距离，这位顾问赞同实行保守的农业经济制度，对工业则持敌视的偏见态度，宣传反对“大工厂的胡作非为”，并且声明支持手工业的家庭作坊。还比如，梅特涅在维也纳与自由派人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谈判，以迎合邦联中小邦国在贸易政策上的愿望和需求。他试图在邦联的法律上，确保食品的自由往来。

由于皇帝的否决，他失败了，“因为我的皇朝无论是否加入德意志邦联，其本身则永远要保持一个整体”。^[35]梅特涅所碰到的国家内政发展趋势，是坚守和孤立，而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正是皇帝本人。如果要改变的话，也只有他才能实现基本的路线更迭，想想约瑟夫二世的命运就清楚了。梅特涅也低估了他的那些贵族等级的同僚们的力量和影响力，最关键的反应是在糖的关税上：对输往波西米亚的糖征收的关税必须降下来。为了省去不受欢迎的竞争，生产糖的波西米亚大地主们则坚决抵制这样做，而他们在皇帝面前有科罗福拉特作为代言人。梅特涅备忘录遭遇的命运，可以从原文中看到：里面缺少通常的“最高决策”，而做事认真的弗朗茨皇帝是从来不会错的，除非他有别的原因。这就是他与梅特涅打交道的方式，对这样一类的建议不加评论、不置可否、不予理睬。这就已经够了，因为后者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同意海因里希·鲁茨（Heinrich Lutz）所说的：“梅特涅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36]

[1] Metternich，5.6.1830，an Apponyi，in：NP 5，6.

[2] Metternich，5.8.1830，an Kaiser Franz，in：NP 5，17.

[3] Metternich（ohne Datum）an Kaiser Franz，HHStA Wien，StK Vorträge Krt.263，Fol.150 ff.

[4] Vgl.in diesem Sinne Wrede，Mai 1831，an Metternich，in：Bibl，Geheimer Briefwechsel，223 f.

[5] Der ganze Vorgang ist beschrieben in Metternich，13.10.1830，an den Gesandten Fiquelmont，in：NP 5，63-69.

[6] Louis Philippe de France，1773～1850，法国国王，奥尔良公爵。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支持革命政府，参加雅各宾派和国民卫队。1830年七月革命后被自由派拥上王位，后镇压共和派起义和里昂工人起义，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逊位。

[7] Metternich，21.10.1830，an Esterházy，in：NP 5，69-71.

[8] HHStA Wien StK Acta Secreta Krt.4，Fol.129-132.

[9] Elizabeth Rosanna Gilbert，1821～1861，劳拉·蒙蒂斯系艺名，爱尔兰著名舞蹈家、交际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情人。

[10] Dokumentiert in HHStA Wien StK Acta Secreta Krt.6，No.562，«Lola Montez betreffend».

[11] NP 5，18 f./Anm.

[12] Schulz，Normen und Praxis，104.

[13] Schulz，Normen und Praxis，93.

[14] Vgl.oben，120f.

[15] «Louis Philipp，König der Franzosen»，NA Prag A.C.8，Krt.1，5（Autograf）；in NP 5，84-88 ohne Datierung.

[16] Die Gespräche und Briefe sind sämtlich dokumentiert in NP 5，18-34.

[17] Vgl.Siemann，Vom Staatenbund，343f.

[18] Gervinus，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173f.

[19] Metternich，1.9.1830，an Nesselrode，in：NP 5，25.

[20] Vgl.die exzellente Rundumschau in dem Kapitel «Die Büchse der Pandora» in：Rumpler，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154-214，die oben angeführten Zitate 154f.

[21] Vgl.zu dieser wenig beachteten sozio-ökonomischen Vielfalt Godsey，Habsburgerreich，29-35.

[22] Vgl.Rumpler，Habsburgermonarchie，9：Soziale Strukturen，z.B.die Karte 161«Soziale Strukturen nach der Stellung im Beruf».

[23] Wehler，Gesellschaftsgeschichte，2，366.

[24] Eine genaue Darstellung zu Funktionsweise，Personal und Verbindungen bei Siemann，Anfänge der politischen Polizei，139-174；zur praktischen Arbeit Hoefer，Pressepolitik.

[25] HHStA Wien，Informationsbüro StK Mainzer Zentral-Polizei，Krt.20.

[26] Vgl.oben，679-681.

[27] Das Folgende nach Siemann，Metternich.Staatsmann，86f.

[28] Vgl.Šedivý，Eastern Question，777-838.

[29] Vgl.Lutz，Zwischen Habsburg und Preußen，75-78；Godsey，Habsburgerreich，29-35.

[30] Vgl.Hahn，Wirtschaftspolitische Offensive，97.

[31] Ticknor，Life，Letters，and Journals，2，7（26.6.1836）.

[32] Metternich，24.6.1833，in：NP 5，502-519；Abdruck zuverlässig，das Original 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71.

[33] Vgl.Siemann，Vom Staatenbund，339.

[34] Vgl.Huber，Dokumente，1，90.

[35] Vgl.Lutz，Zwischen Habsburg und Preußen，75f.；hier auch die aufgeführten Argumente.

[36] Vgl.Lutz，Zwischen Habsburg und Preußen，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