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古怪的先生”

希特勒连穿马甲的墨索里尼都谈不上。[1]

——1924年2月28日《工人意志报》（Arbeiterwille）（奥地利格拉兹）

1924年3月8日，审判第十天一开始就是一个秘密庭期，奈特哈特警告绝不可将审理的内容透露出去。接下来的打算是重新开放法庭，传后面的七名证人，其中防卫军六人，邦警一人。

闭门出庭的是54岁的雷根斯堡第20步兵团团长汉斯·埃策尔（Hans Etzel）上校。埃策尔说他在啤酒馆政变前一天去战争部开了一个会。冯·洛索将军讨论了希特勒发起袭击的可能性，并且明确表示如果这个鲁莽的狂徒过早行动，他将指挥巴伐利亚军队予以抵抗。

主审法官问证人，他是否记得，冯·洛索将军曾用“我们不会参与这种发疯的事情”[2]这样的措辞来拒绝希特勒的计划。

埃策尔确认使用了“发疯”这个词。他还证实，相比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上台，洛索倾向于由柏林一些未具名盟友组建的一个专制政权。问题是北边似乎没人打算动手。

奈特哈特举了一些据说是洛索对希特勒的评价，问证人是否记得。其中一句说：“希特勒［成事的］希望不大，因为他相信一切由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埃策尔表示确有此言。

“在他看来，关于希特勒是德国墨索里尼的证据，目前还没能看到。”

埃策尔说这句也有。[3]

上午10：30，奈特哈特请民众进入法庭。在下一名证人出庭前，鲁登道夫将军想要发表一份声明。

指挥官表示，检方试图在法庭上营造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他和其他的被告人在攻击防卫军，这一点有必要做出澄清。事实绝非如此。在被控重大叛国的这十人当中，有九人曾在军中服役（唯一例外是弗里克博士）。“在我们眼里，防卫军是老陆军的延续，”将军说道。

德国的基本问题，鲁登道夫接着说，不在这些被告身上，而在他们的敌人，那些想方设法伤害这个国家及其军队的名誉的人。“本着我们对祖国的爱，对防卫军的爱，对防卫军的尊严与荣耀的关切，他们每一个，我们都不会放过。”

旁听席开始高喊“好样的！”

鲁登道夫这里自称要对抗的敌人都是什么人？是检方，还是他之前在法庭上点过的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这一次，仿佛是对之前遭受的批评有所顾忌，他选择不明确说出来。

卡尔·冯·希尔德布兰特（Karl von Hildebrandt）少将走上证人席，准备为鲁登道夫恢复名誉。在沿着差不多的线索陈述的过程中，他就鲁登道夫将军与希特勒打交道的方式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日后在希特勒夺得权力的过程中，他所阐述的这种妄想会被许多怀着野心的政客反复拿出来说：鲁登道夫相信，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影响希特勒的人。

证人还说，鲁登道夫并没有与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和巴伐利亚为敌。恰恰相反，对于生活在这片南方土地上的坚毅、爱国的人民，还有这里的“湖光山色，乡野美景”[4]，他是充满敬意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他的敌人所描绘的那样，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军官。

在证词的最后，证人对鲁登道夫评价德国天主教敌人的争议性言论做出了解释，说那是在攻击天主教中央党，而不是教宗、梵蒂冈或善男信女们。这个时候，希特勒不能再继续待在聚光灯外了；他对法庭说，他也是一名天主教徒。[5]

和之前一天一样，最初的一批高级别证人[6]说话都小心谨慎，好像在努力避免说出一些未经许可的证词。还有一些人，比如战争部参谋长奥托·冯·贝尔海姆（Otto von Berchem）中校，则出言捍卫军队的尊严，为他们在镇压政变中起到的作用辩护。

“我相信您大概可以理解，就因为尽了这份该死的职责，我们终于招来了这么多人辱骂我们，向我们啐口水，”贝尔海姆说，接着又改口说是“我们这份艰难的职责”。这番话引起法庭一阵骚动。[7]

过了一会儿，鲁登道夫打断证人，说夺取战争部的命令虽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出，但命令本身正是冯·洛索将军签署的。

贝尔海姆迟疑了。的确有一道命令，他说，但那是四个月前了。他不可能记住自己过手的每一道命令。“阁下您也做不到吧。”[8]

旁听席开始起哄。

他说的是事实，证人说，鲁登道夫不可能记得他在四个月前发出的每一道命令。

弗里德里希·韦伯的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本来还有别的问题，但考虑到证人对一位德国英雄如此轻蔑，他不打算问了。旁听席爆发出更加响亮的欢呼。

这些辩护律师真是一群“古怪的先生”，《柏林日报》写道。[9]当贝尔海姆这样的证人用事实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者拒不配合他们的手段，把一场对已认罪的共和国叛徒的审判变成侮辱政府、军队和邦警的讨论会，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不敬。然而，最古怪的还是要属奈特哈特法官了。

旁听席那些起哄的，给鲁登道夫鼓掌，对证人发出讥讽，为什么他不采取行动呢？毕竟整座大楼挤满了警察。为什么不把那些惹是生非的人赶出去，至少没收他们的旁听证？显然，奈特哈特对被告的好感——更糟的是，他生怕刺激他们，导致巴伐利亚邦政府违反《凡尔赛条约》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反柏林计划败露——促使他不能在审判中采取主动。如果奈特哈特不能维护法庭的尊严，《柏林日报》认为，德国政府应该阻止这出“司法喜剧”[10]，将诉讼转至莱比锡的邦法院，那才是理应审理此案的地方。

临近中午的这段庭期揭示了不少事实，也出现了不少“状况”。当天最后一个出庭的是在政变镇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格蒙德·弗莱希尔·冯·因霍夫警司，是他让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并控制了城中的一些战略要地。弗里克和珀纳两名被告也是他逮捕的。

法官还没完成证人的宣誓，希特勒的律师罗德就要求中止仪式。既然这是一场重大叛国的审判，这名证人本身就应该受审。这是在秘密庭期中已经证实了的，罗德声称，十位被告在政变之夜的行动跟因霍夫警司这种政府当局的叛国者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施坦莱恩表示反对。

因霍夫说，尽管辩方试图造成那样的印象，但警方并无意向希特勒的人开枪，也无意加入他们。他们的职责是打击一切试图推翻政府的暴力行动，这和革命者持有的政治信念无关。

罗德问证人是否知道冯·塞瑟总警监给邦警下发的“密令”[11]。

因霍夫说他不能公开回答这个问题。

眼见接下来一连串问题仍然撬不开证人的嘴，辩方律师瓦尔特·汉密特也旁敲侧击地表示，因霍夫对啤酒馆政变中官员合作的情况了解，不只是他在法庭上说的这些。“我会很注意的，”汉密特闪烁其词地提起与政府当局的某些秘密会议。[12]

“事实上，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因霍夫答道。[13]

在这里，辩方律师再次利用了法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他对秘密庭期的依赖，以及民众对闭门审判内容的不知情。

当天的最后，辩方律师霍尔要求略过这些烦冗多余的问题和无关大局的证人，直接传召巴伐利亚领导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出庭，了结这些争议。令旁听席的许多观众感到意外和欣喜的是，这一次主审法官说，对他们的盘问将于周一上午开始。

[1] 1924年2月28日《工人意志报》。

[2] NA T84/2 EAP 105/7，1111.

[3] NA T84/2 EAP 105/7，1113-14.

[4] NA T84/2 EAP 105/7，1130.

[5] NA T84/2 EAP 105/7，1146.

[6] NA T84/2 EAP 105/7，1148. 另见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eds.，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0），Nr. 602，1059。接下来几个月里，在鲁登道夫攻击天主教的问题上，希特勒会继续与将军保持距离。

[7] 许多军方证人令人们兴味索然，1924年3月10日《政治与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8] NA T84/2 EAP 105/7，1154.

[9] NA T84/2 EAP 105/7，1158.

[10] 3月9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11] 1924年3月22日《晨报》。当然，类似的表述有很多，比如“贝格勃劳凯勒喜剧”，1924年3月9日《前进报》；或“蹩脚的喜剧”，1924年3月6日《慕尼黑邮报》。

[12] NA T84 EAP 105/7，1180.

[13] NA T84 EAP 105/7，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