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午夜慕尼黑

孔雀是需要拔毛的，否则会毁在自己的羽毛上。^[1]

——赫尔曼·戈林

在柏林，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总理和财政部部长亚尔马·H.G.沙赫特（Hjalmar H. G. Schacht）博士正在大陆酒店的一个包间里吃夜宵。^[2]晚上11点半，两人正在用甜点时，一个信差缓缓来到桌边，对总理耳语了一番，告诉他媒体报道了“慕尼黑的一场政变”^[3]。施特雷泽曼起身告罪，匆匆赶往帝国总理府参加一个紧急会议。^[4]

已经谢顶的施特雷泽曼作风勇悍、头脑敏锐，是魏玛共和国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那年秋天，上任才几个月的施特雷泽曼下了很大功夫，想带领国家摆脱通胀和孤立的混乱局面。英国大使戴伯隆子爵（Viscount D’Abernon）说他“行事颇无顾忌”，且“素喜剑走偏锋”。他还说，施特雷泽曼“与温斯顿·丘吉尔可谓同道”。^[5]

与会的还有德意志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这位53岁的社民党人只有八年级学历。他曾经是一名马鞍匠，^[6]还做过别的营生，后来在不来梅买了一间酒馆，成了行会活跃分子。1919年2月，艾伯特在新共和国的第一届全国选举中爆冷获胜。在位的四年半里，德国局势极为动荡，左右阵营的政敌对他百般诋毁。

面对慕尼黑的这场最新的危机，艾伯特总统、施特雷泽曼总理以及他们的顾问匆匆制定了对策。他们审查封锁来自巴伐利亚的新闻，冻结金融交易，把守道路、火车站以及其他与这个陷入动乱的南方邦之间的联系渠道。

对于希特勒政变会如何收场，一个关键因素显然是德国军方。军人会听从他们宣誓保卫的这个共和国的调遣，还是会支持民粹主义偶像鲁登道夫将军领导的叛党？

艾伯特总统直接向57岁的总司令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大将提出了这个问题，将军曾在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麾下任参谋长，是德军在俄国、土耳其和东部战场取胜的策划者。此前西克特已经派兵到汉堡、萨克森和图林根平抑过共产主义叛乱。但是，这个出了名的右翼领袖会采取同样手段对付这次叛乱吗？

“总统先生，防卫军听我的，”^[7]据报道，左眼戴着单片眼镜^[8]的将军当时说。

但果真如此吗？包括施特雷泽曼总理在内的不少人不是很确定。德军有部队向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投诚的消息已经陆续传来。即便多数部队会听命，冯·西克特将军又会发出什么样的命令呢？许多人认为他自己也在图谋篡权。他对共和国无疑缺乏好感。这位戴单片眼镜、城府极深的将军可不是凭空得到“斯芬克斯”^[9]这个绰号的。

当晚，眼看革命和内战就要爆发，艾伯特总统启用了臭名昭著的魏玛宪法第48条——这是一个保障措施，让领导人在“德意志国公共安全和秩序……面临严重侵扰或威胁”^[10]的情况下可以动用紧急行政权力。艾伯特最终将动用这项权力不下136次，^[11]这种依赖对维持脆弱的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无疑没什么好处。

而后艾伯特将紧急权力交给了冯·西克特将军。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将如此巨大的权力合法授予一名军队领袖，在德国近代历史上可谓闻所未闻。

当然，柏林的根本问题是：如果希特勒到头来还是杀到了首都，他会做什么？

他和同党会不会宣布巴伐利亚独立？这显然是他的一部分支持者想要的，但可能性不大。政变者当然希望艾伯特总统和他的内阁下台，但是他们会推翻共和吗？如果是这样，他们会不会用一个独裁或复辟君主政权取而代之？^[12]如果是后者，会选哪个王朝？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还是在一战结束前统治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众所周知卡尔是支持前者的，鲁登道夫支持后者。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慕尼黑方面在细节上一直含糊其词。

另外有人还担心，一场德国革命会如希特勒承诺的那样，导致撕毁《凡尔赛条约》，立即终止所有赔款。即便政变不成，现在还存在一个可能性是法国会利用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以发起严厉的惩戒行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枢机卿伯多禄·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就是这么看的。加斯帕里枢机还提醒说，政变会刺激巴伐利亚的分裂分子，给巴伐利亚和德国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13]

果不其然，法国对此事十分警觉。听到政变的消息后，法国驻德大使皮埃尔·德·马尔若希（Pierre de Margèrie）发出一份声明，向柏林强调他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财力和人命，用了四年击败“普鲁士军国主义”，可不想到头来让它伪装成“一群誓要撕毁《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独裁者”卷土重来。大使还说，英国也是这样的立场。^[14]

回到慕尼黑，罗姆上尉正在战争部高声发号施令，^[15]筹备与巴伐利亚领导人的会晤。在做好周边布防后，罗姆将洛索的办公室外的一间前厅设为战争室，也就是筹划攻打柏林的总部。

等到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抵达时，这场重要会议已经准备就绪。但是卡尔、洛索和塞瑟在哪？

这时候他们应该已经抵达战争部才对。给卡尔办公室的电话打不通，让他们更加紧张的是，电话那一头一直在忙线状态。事实上等到有人接听电话的时候，对方会说卡尔已经在路上，或者去了陆军工兵营，或在另一条线上，如果是后者，那么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等待，莫名其妙地被挂断。洛索和塞瑟的情况也一样。

鲁登道夫并不担心几位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失踪，因为他们向他做了承诺。希特勒也不是太担心。^[16]不过焦虑的迹象是这时候开始显现的。据“小家伙”回忆，当时穿着初来这座城市时那身腰带风衣的希特勒，开始“像个亡命徒似的来回［踱步］”^[17]。

冯·洛索将军的去向无疑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事，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其中有一群人绝对没想到当晚会见到他，那就是他在市内兵营的参谋。在发出一系列命令后，洛索的下属雅克布·冯·丹纳将军来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冯·洛索将军已经坐汽车从贝格勃劳凯勒来到了这里。

“这一切肯定都是虚张声势，对吧，将军阁下，”丹纳问道。^[18]

当然了，洛索回答，他对希特勒在宴会厅的“可耻偷袭”^[19]表现出的恼怒和愤慨至少让在场的某些军官觉得，他是在自责。据邦警监汉斯·卑尔根（Hans Bergen）说，他当时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极其激动和气愤”，^[20]并且显然不太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

丹纳不信任洛索，不过他知道自己需要这个人，别的不说，要想获取由他的同僚卡尔和塞瑟掌握的资源，就得通过他。比如塞瑟作为邦警总长掌握着目前城中最庞大的武装力量^[21]，包括驻扎在营地里的约1800人。在军队增援抵达前，要想保持对慕尼黑的控制，和希特勒对抗，这些邦警部队至关重要。

于是丹纳认为，当务之急是转移到第19步兵团营地内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他们发信给在官邸的卡尔和在警察营地的塞瑟，要他们速来会合。一座原为通讯站的木头平房成了他们的新指挥中心，洛索、丹纳和他们的参谋将藏在那里，准备弹压希特勒的叛乱。

[1] Leonard Mosley，The Reich Marshal：A Biography of Hermann Goering （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75），57-58.

[2] Gustav von Stresemann，Vermächtnis. Der Nachlass in Drei Bänden （Berlin：Ullstein，1932），I，204.

[3]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Stresemann I u. II. Band II （1978），Nr. 231，997-98. See also report，Nr. 264 November 11，1923，HA 5/114II.

[4] Kabinettsitzung von9. November 1923，12 Uhr，R 43 I/1389 Bl 81-82 in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Stresemann I u. II. Band II （1978），998-1000.

[5] Viscount Edgar Vincent D’Abernon，The Diary of an Ambassador （Garden City，NY：Doubleday，Doran & Company，1929-1931），III，10.

[6] Carl Schorske，German Social Democracy，1905-1917：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1983 edition），123.

[7] Jonathan Wright，Gustav Stresemann：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48.

[8] Friedrich von Rabenau，Seeckt. Aus seinem Leben 1918-1936 （Leipzig：Hase & Koehler，1940），374.

[9] Frédéric Hirth，Hitler，ou le guerrier déchaîné （Paris：éditions du Tambourin，1930），135，and F. L. Carsten，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104.

[10] 魏玛宪法第48条。

[11] Richard J. Evans，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80.

[12] F. L. Carsten，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187.

[13] Bayerische Gesandtschaft beim Hl. Stuhl an das Staatsministerium des äussern，1923年11月9日，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91，317-18。

[14] 1923年11月9日《纽约时报》。另见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3年11月9日《小巴黎报》、1923年11月8日路透社报道以及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267，657。

[15]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47.

[16] 不少史家的看法正相反，然而具体在这个时候可能性甚微。有多名目击者的陈述可以证实，比如乌尔里希·格拉夫，VI a F 244/23-24，HA 67/1494。

[17] Ernst Hanfstaengl，Hitler：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1957，repr. 2011），102.

[18] NA T84/2 EAP 105/7，1272 and 1942；另见1923年11月22日洛索的陈述，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StAM。

[19] NA T84/2 EAP 105/7，1942.

[20] NA T84/2 EAP 105/7，1871.

[21] 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