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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5 审判前的审判
我得承认，当时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个多了不得的人，非凡就更谈不上了。[1]
——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第一次问讯希特勒后
鲁登道夫将军的确已经获准回到索伦-路德维格斯高地的宅邸接受软禁。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潜心准备他的辩词。[2]妻子玛格丽特说他现在的状态比政变前还要投入。他的待客不受限制，因此迎来了各色拥护者和素不相识的人，他清理了堆满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咖啡桌。[3]“他对他们［来客］讲述的每个故事，他们的每一个意见，都十分看重，”她说，此外他还把这一切都视为“马赛克画的组成部分”。[4]
鲁登道夫选择加入这样一场愚蠢的政变，可谓有失明智，坊间对此反应不一，有意外、嫌恶、取笑，也有惊愕。他的批评者推测将军可能羞愧之下已经自尽了，省得接受叛国罪审判蒙受更多的耻辱。鲁登道夫的墓志铭已经写就：“一名优秀的战士，不慎触上空想政治的暗礁。”[5]
与此同时，戈林越境进入奥地利，在因斯布鲁克一个私人诊所卧床养伤。由于大量失血和疲劳，他的身体很虚弱。枪伤令他备受折磨，而且伤口受到感染，可能是在王宫附近子弹击中石头激起的尘垢导致的。[6]他几番失去知觉，想象着自己再一次走上街头战场，时而发出骇人的大叫和呻吟，时而啃咬自己的枕头。[7]
戈林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注射吗啡的。[8]这很快成了日常习惯，最终变成持续多年的嗜瘾。没过多久，吗啡就导致他进了瑞典的兰格勃罗疯人院，在多次尝试治疗这个昂贵的嗜瘾后，他开始了日后为世人所熟知的暴饮暴食。
12月24日，注射了吗啡的戈林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离开诊所，据卡琳说脸色“雪白”。[9]两人仍然不能回慕尼黑，他们的宅子受到监视，[10]信件被人拆看，银行账户被冻结。[11]他们搬到了蒂罗尔庄园酒店，有冲锋队队员送来了圣诞树，每根蜡烛都装饰了白、黑、红色的丝带。在酒店老板和其他支持者的慷慨相助下，蒂罗尔庄园让他们得以恢复习以为常的奢侈生活。
相比之下，其他逃亡的纳粹党人就只能如“小家伙”所说，“流浪汉一样”[12]远走他方了。当时“小家伙”用墨镜和新蓄的“弗朗茨-约瑟夫式羊排络腮胡”作为伪装，使用了假护照。他在一群铁路工人的协助下越过了德奥边境，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在经济陷入混乱后转向右派的。其中一个人把他安顿在了库夫斯坦一家花店里，他睡在地上，周围是一排排的菊花。
在奥地利期间，“小家伙”去探望了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时年40岁的安格拉·豪巴尔（Angela Raubal），她住在维也纳勋伯格街一座公寓楼上，家境贫困。20岁的时候，她嫁给了林茨的税务官里奥·豪巴尔，不过这段婚姻并不长久，丈夫在七年后早逝。安格拉现在要养活三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的生活条件让“小家伙”感到意外。透过她勉强打开的门——在他看来是因为觉得丢脸——他看到了一个污秽不堪的房间。“小家伙”请她和她的大女儿去咖啡馆，在那里，他发现安格拉很腼腆，而她女儿倒是落落大方。她就是时年16岁的吉莉，阿道夫·希特勒的未来情妇。[13]
那年12月，安格拉前往德国探望了狱中的希特勒。[14]她发现这个异母弟弟[15]的情况没她想得那么糟。经过定期的按摩，他的胳膊在恢复，[16]不过仍然只能抬到肩膀高度，并且动的时候会疼。他开始吃东西了；绝食后的第一餐吃的是一碗米饭。
他的牢房里堆满了礼物。有一套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的五卷本文集（1920年版），[17]一本德语字典，一本内容不详的“外文”书籍，此外还有纸张、两支羽毛笔、一个笔架。这些都是12月4日由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送来的，希特勒在1922年结识了这位41岁的慕尼黑公设辩护人。后来希特勒的同僚在啤酒馆袭击了一个敌对的演说人，于是请了罗德代理诉讼。
在安格拉来到兰茨贝格前，有人刚刚送来了薇妮弗雷德·瓦格纳——也就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的英国妻子——的圣诞包裹。里面有一张毛毯[18]、一件夹克、长内衣、袜子、香肠、烤面包片，还有一本丈夫的剧本《马林堡的铁匠》（Schmied von Marienburg）。几位探视者注意到，希特勒正在恢复往日那种高涨的热情。
《纽约时报》发了一篇关于他在兰茨贝格关押情况的报道。“作为关押地，［这里］肯定谈不上太糟糕，”[19]文章开头说道，其中列举了这个在押犯享受的种种优待，比如书本、锻炼，以及对囚犯不加严苛限制的先进模式。希特勒把这种宽大待遇充分利用了起来，唯独锻炼在当时被他以肩膀伤势为由拒绝了。文章称审判短时间内不会进行，因为巴伐利亚政府要等希特勒的人气降下来。
然而民众对希特勒的拥戴没有分毫减弱的迹象，至少许多右翼和民族主义群体是这样。他们中有部分人呼吁政府[20]给予特赦，或者某种形式的大赦。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哲学和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杜·穆林·艾卡伯爵（Richard Graf du Moulin Eckart）博士和古斯塔夫·冯·卡尔私下见面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被巴伐利亚领导人拒绝。
对于希特勒和政变带来的问题，一则政府内部备忘录拿出的计划要更有见地一些。[21]其中建议实施一项三管齐下的策略，重点是对谋反主脑发起严厉检控，全面解除私人准军事组织的武装，集中力量搜查并阻断其资金流，让他们无法维持报纸、宣传册、20人的办公室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至于这份建议能引起多少注意，就不得而知了。
那年圣诞节，位于慕尼黑波希米亚区施瓦宾的花丛咖啡馆上演了一出“活人画”[22]，题为《狱中的阿道夫·希特勒》。幕布升起，观众看到一个背对着他们的男人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双手抱着头。窗外飘着雪。一个天使飞进孤独的牢房，带来了一棵发着亮光的圣诞树。台下一个男声合唱团唱起《平安夜》。
在演出的高潮，那个男人缓缓转身面向观众。不少观众一时间以为台上的就是希特勒本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对自己能找到如此合适的演员很是得意。灯光亮了起来，霍夫曼说有不少人噙着泪水，轻声啜泣，匆匆收起他们的手帕。
政府在12月宣布，审判将由一个多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没有陪审团。“普遍的看法是他［希特勒］会被处决，”《纽约时报》报道。[23]还有一些观察人士，比如美国驻慕尼黑副领事罗伯特·墨菲，预测希特勒会在服完长期徒刑后被驱逐出境。[24]
希特勒仍然拒绝与政府合作。在威胁自杀和发起短暂的绝食后，他现在又拒绝说话了。54岁的检察官路德维希·施坦莱恩是一个保守派巴伐利亚人，面对这个顽固的囚犯，他束手无策，[25]最后只能把问讯交给自己的副手。后者就是汉斯·埃哈德，一个出身班贝格天主教徒家庭的年轻律师，时年36岁，不过样子看上去还要再年轻许多。埃哈德上个月刚刚被提拔到这个位置。事实上在希特勒冲进啤酒馆的时候，他担任此职只有七天。[26]
不过埃哈德将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选。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儿子，埃哈德小时候曾想当一名法官。在慕尼黑和维尔茨堡的法学院，他表现出了天分，以极优等成绩毕业。战时他是军事法庭助理，随军去了俄国、塞尔维亚和法国，获得了包括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在内的许多嘉奖。
而后他和妻子安娜·伊利奥诺尔（Anna Eleonore）——又名“安娜洛尔”（Annelore），父亲是个酒厂老板——以及三岁半的儿子卡尔汉斯（Carlhans）一起搬到了慕尼黑。埃哈德热爱阅读，在一个弦乐四重奏里拉大提琴，不过他不太有时间去做这些事了。他现在接手的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受瞩目的案子。
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日后会说，常有人评价他缺乏活力，或者在面临重大决定时太过犹豫，他觉得会这么想情有可原。这就是他的性情：慎重，自省，有条不紊。他的其中一个座右铭是“了解自己，永远保持自控”。还有一个是“明辨本末，期待最好的结果，但行事要讲求实际”。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这些历尽艰辛得来的智慧，无疑正是埃哈德十分需要的。[27]
1923年12月13日，年轻的检察官乘火车来到兰茨贝格，[28]用施坦莱恩的话说，此行是想试试能不能“从希特勒那里问出点什么”。那是颇为难熬的一天。埃哈德在一张小桌边，对面的希特勒坐在藤椅上，胳膊仍然吊着。
埃哈德问希特勒是不是还在疼。
没有回答。
准备好谈话了吗？埃哈德接着问道。
希特勒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透着“严厉与憎恨”，[29]喷射着怒火。埃哈德后来说，他当时感觉希特勒“想要把我一口吞了”。[30]
埃哈德告知他有权聘请律师。
依然没有反应。
他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埃哈德接着说，他尽可能保持语气平静，像对待“一只生鸡蛋”[31]一样小心翼翼。
“我没什么可说的，”希特勒脸朝向墙壁，终于开口了。他还说，他是不会被律师的把戏蒙骗的，他想说的话，都会写进他计划中的回忆录里。
埃哈德进一步追问他的行动、同党和背景，希特勒不为所动，声称他不会“给你一份毁了［他的］政治生涯的供述”。
埃哈德反驳了他，说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和他一起受指控的人，合作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希特勒耸耸肩。他需要考虑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一个法庭的裁决对他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埃哈德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让速记员收拾打字机离开房间。他则收起了纸笔。埃哈德称他对希特勒的政治理念很感兴趣，他想聊聊。“没有记录，没有规则，”他说，“我们只是聊天。”
用埃哈德日后的话说，这个简单的招数“立竿见影”。[32]
希特勒开始长篇大论，仿佛自己现在不是在监狱探视室面对一名检察官，而是在啤酒馆里对着狂热的支持者讲话。他无法对一个简单的问题做出清晰、简洁的回复，满口污言秽语，时常唾沫飞溅。埃哈德后来开玩笑说他应该带把伞去。[33]
滔滔不绝的咆哮持续了五个小时。[34]结束时，检察官感谢了希特勒的这次“发人深省的面谈”，[35]而后将他能想起来的关键点全都敲打了出来。那是一份15页的文件。[36]它成为一个重要的起点，从中可以看到希特勒接下来的策略，但是埃哈德担心希特勒会如他威胁的那样，把最佳的论据留到法庭上。
到了1924年1月，检方已经把主要被告的数量减到10人。除了阿道夫·希特勒，还有仍在软禁中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战斗联盟指挥官、据称是政变的军事计划制订者的赫尔曼·克利伯中校；法官、前警察总长恩斯特·珀纳；以及他在警察局的亲信威廉·弗里克博士。
战斗联盟的三个重要准军事团体的头目也包括在内：“帝国战旗”的恩斯特·罗姆上尉，高地联盟的弗里德里希·韦伯，慕尼黑冲锋队头目威廉·布吕克纳。最后两名年轻的被告是政变中的小人物：鲁登道夫的女婿海因茨·佩尔内以及学生罗伯特·瓦格纳，瓦格纳被指煽动慕尼黑步兵军官培训学院的学员参加政变。
所有被告都被控犯有重大叛国罪。法典第80条对此罪的界定是企图以武力更改德国或诸邦的宪法。（相比之下，叛国罪指的是向外国势力泄露国家机密。）一旦被判重大叛国罪成立，可处终身监禁或堡垒监禁。
那么还有导致四名警察死亡、绑架政府部长、袭击犹太市民、偷盗数万亿马克以及冲击《慕尼黑邮报》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罪行完全没有被纳入指控。这种将本案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重大叛国上的策略将会招来不少批评。
此外，为什么审判要放在慕尼黑呢？
按理说，这场“阿道夫·希特勒审判”[37]根本不应该在这里举行。在《共和国保护法》通过后，一个专门的国事法庭（Staatsgerichtshof）[38]于1922年7月21日在莱比锡成立，负责审理重大叛国案件。当初社会民主党控制的议会促成这项立法为的是遏制一股最终导致犹太裔德国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遇刺的政治骚乱和杀戮潮。
然而巴伐利亚拒绝承认这部法律。反对它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中央政府的步步进逼之下守住（尚存的那些）邦权是无比重要的。此外，巴伐利亚本身就有用于惩戒叛国罪行的机构，也就是1918年11月紧急成立的所谓人民法庭，[39]用于检控非政治犯罪，如谋杀、误杀、强奸、入户盗窃、纵火或抢劫。后来该法庭将管辖权扩展到其他犯罪，包括重大叛国。
1919年7月重新成立的人民法庭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性。它绕过了传统的司法系统，侧重没有上诉权的快速裁决。称之为“人民法庭”是因为，它是一个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其中包括两名法律专业人士，以及三名从男性国民中选出的普通百姓。不过在实践中，主审法官对几名平民法官的筛选是有很大决定权的。这种影响，加之不存在任何的司法复核，使人民法庭的主审法官实际上成了——一位慕尼黑律师所说的——“司法国王”[40]。
现在巴伐利亚司法部认定，这个法庭对本案有司法管辖权。不过人民法庭的问题在于，自1919年8月魏玛宪法生效后，像这样的地方司法机构已属违宪和非法。不少人猜测，巴伐利亚之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肯服从宪法，是因为当局想保护被告人，同时更有可能的是想保守他们自己的秘密。
无论怎么强调他们镇压了叛乱，卡尔、洛索和塞瑟在政变中的牵连无疑成了他们的污点。经过当局的示意，加上迫切想和这场惨败保持距离，他们在正式声明中称1929年11月8日到9日的事件是“希特勒政变”。希特勒也乐得接受这个称呼，明确他在此事中担负的责任，哪管这对他实际的角色存在多少夸大。
然而，在法律上有理有据的柏林，为什么没有出手干预呢？首先，如果坚持要求纳入联邦司法管辖，可能需要动用武力，[41]这是当局想要避免的，毕竟政变刚刚结束不久。此外施特雷泽曼的政府在1923年11月23日未能通过信任表决，总理已经辞职。新一轮选举在即。此刻的柏林政客不愿意去捅慕尼黑这个马蜂窝，做一些让许多巴伐利亚选民极度不满的事。
于是在柏林看来，让本案在慕尼黑审理似乎是一个最不得罪人的方案。然而对慕尼黑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首先他们找不到一个足够大、足够安全的法庭来举行这样一场重大审判。有人提出奇思妙想，说就在贝格勃劳凯勒进行，被当局否决。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提议也未予采纳，比如在城外一个叫施特劳宾[42]的小镇，甚至就在兰茨贝格监狱[43]。不过在后者被否决之前，典狱长已经兴冲冲地开始装修堡垒的二楼，为审判做准备。他还为鲁登道夫选了一个双人监室，亲自挑选一名狱卒负责伺候他。
到了1924年2月，巴伐利亚司法部已经确定以防卫军步兵学院为审判地点。这里曾经是巴伐利亚军队的战争学院，后来成为一所极具威望的军官培训学校。由于大部分学员是希特勒支持者，曾经举着钩十字旗上街誓要推翻政府，这所学校在啤酒馆政变后被关闭。[44]
有传闻说审判只会进行几天，选择息事宁人的巴伐利亚当局到时候会结束这场势必丢人现眼的大戏。还有人预测连这一步都做不到，审判很有可能在最后关头推迟或取消。据说古斯塔夫·冯·卡尔是在幕后主事的马基雅维利式人物，慕尼黑的弗兰肯斯坦博士[45]敲敲打打造出了一个可以把他毁掉的怪兽。
巴伐利亚当局显然希望能悄悄地从速审理。越少人注意越好。而希特勒一方则正相反。“小家伙”记得审判前有一次去探监时的对话。“他们能拿我怎么样？”[46]希特勒问道，他的膝上坐着在吃糖果的小埃贡。他只需要揭露巴伐利亚当局的合作，整个检控的根基就坍塌了。
人民法庭把开庭时间定在了1924年2月18日上午。但正如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所料，在距离开庭还有几天的时候，日期突然推迟了。[47]而到了原定开庭日期当天，又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古斯塔夫·冯·卡尔和冯·洛索将军双双辞职。[48]
柏林方面一直都在向巴伐利亚施压，要求他们将有“反叛”[49]行径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解职。到了这个时候，巴伐利亚内阁已经不再支持他，也不打算保卡尔，而卡尔对这份差事也已经心生厌恶。在他看来，这是让他去负责处理难题，同时又不给他解决问题所需的权力。
不过，如果这些动作是企图打消有关高层丑闻和掩盖真相的传闻，效果就很一般了。慕尼黑现在成了臆测与谣言贩子的乐园。而政府缺乏坦率的沟通，自然让这一切愈演愈烈。
各路爱国社团联合起来呼吁停止诉讼，在他们看来，审判将成为民族的耻辱。一个知名的老兵团体甚至求到了保罗·冯·兴登堡元帅那里。[50]不过这位大名鼎鼎的领袖拒绝介入，理由是他知道自己的战时同僚鲁登道夫将军不会想要这种特殊待遇。
随着新开庭日期2月26日的临近，许多人怀疑审判是不是真的会举行。如果举行，会不会完全闭门举行？[51]还有人在想证人有没有胆量露面。比如卡尔就收到了死亡威胁。他换了办公室，雇了保镖，[52]拒绝在歌剧院或戏院露面，[53]除非是在一群警探簇拥下一直待在后台。有一个说法[54]是法庭的传票寄到了他最新的藏身处：一家疯人院。
还有多名被告[55]据称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出庭作证。希特勒的肩伤需要手术，他的支持者们设法争取再次延期。还有人说他情绪抑郁，需要精神治疗。[56]弗里克称自己失眠[57]、心悸、气短，有自杀念头。珀纳因为一种未披露的肠胃疾病被紧急送往医院，导致有人离谱到猜测他是被投毒。[58]据《人民信使报》（Völkischer Kurier），有三到四名被告再次开始了绝食抗议。[59]
开庭前，慕尼黑咖啡馆和啤酒馆里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最匪夷所思——也最让人担心——的是死硬派纳粹流氓痞子会涌进城里，潜入法庭制服现场的安保，将被告劫走，然后准备发起事先计划好的第二次政变。[60]希特勒党人警告，这一次他们不会失败。
巴伐利亚加强了军警力量，承诺一定严阵以待。
[1]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37，NL Ehard 99，BHStA。
[2] Erich Ludendorff，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69-70，73.
[3] Eine halbe Stunde bei Ludendorff，visit on December 2，1923，HA 5/116.
[4] Margarethe Ludendorff，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Hutchinson，c.1929），260.
[5] 1923年11月11日美联社。
[6] 卡琳·戈林于1923年11月13日从因斯布鲁克写信回家时是这么说的，Björn Fontander，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Carlssons，1990），108-9。
[7] 卡琳·戈林在1923年11月30日和1923年12月8日致信妹妹莉莉，Björn Fontander，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Carlssons，1990），114，116。
[8] 这是卡琳·戈林对朋友海伦·涅梅耶说的，unpublished “Notes，” 291，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卡琳自己在1923年12月20日也说过，Björn Fontander，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Carlssons，1990），118。关于戈林的药物成瘾可参阅Richard Overy，Goering （New York：Barnes & Noble Books，2003），7。
[9] 卡琳·戈林于1923年12月28日告诉她的父亲，Björn Fontander，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Carlssons，1990），119。
[10] Stenglein to police，November 12，1923，3099，StAM，and reported by Bezirksamt Garmisch，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November 12，1923，HA 67/1490.
[11] 见卷宗HA 68/1497中的文件。另见1923年11月19日Police report，HA 68/1496。
[12] Ernst Hanfstaengl，Hitler：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1957，repr. 2011），110.
[13]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53，145.
[14] 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Miterlebt und nach amtlichen Aktenstück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59.
[15] 安格拉·豪巴尔的信件，摘录于John Toland，Adolf Hitler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6），248，，在后面第302页的插页有该信的照片。还有一些探视者也发现他在好转，见Linz’s Tages-Post，January 3，1924。
[16] 埃哈德在前去跟他谈话时也发现了他的疼痛状况，protocol，December 14，1923，NL Ehard，94，BHStA。
[17] December 1，1923，Staatanswaltschaften 3099，StAM.
[18] Brigitte Hamann，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ünchen：Piper，2002），96-97.
[19] 慕尼黑有不少这样的传闻，其中一例见Robert Murphy，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November 12，1923，M336，862.00/1371，No. 19，NA.
[20] 1923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
[21] Aktenvermerk des Staatsministerium des äusser：‘Die bayerischen staatspolitischen Notwendigkeiten，die sich aus den Ereignissen vom 8. und 9. Nov. 1923 ergeben，’ probably November 15，1923，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26，386-90.
[22] Heinrich Hoffmann，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57.
[23] Richard Hanser’s Putsch！：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Pyramid Books，1971），367.
[24] Robert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64），22，and page 17 of his 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1924年3月10日（Date of Mailing：1923年4月3日），M336，862.00/1469，No. 20，NA。
[25]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D 153，IfZ。
[26]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16，NL Ehard 99，BHStA。
[27] Dr. Hans Ehard 1887-1980. Eine Ausstellung des Bayerischen Hauptstaatsarchivs aus dem Nachlass des Baye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nlässlich seines 100. Geburtstages，eds. Ludwig Morenz und Michael Stephan （München：Bayerisches Haupstaatsarchiv，1987），21.
[28] Ehard interview with Guido Fuchs in Abendzeitung，February 25，1974，NL Ehard 98，BHStA.
[29]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36-37，NL Ehard 99，BHStA。
[30]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328.日期错写为11月12日。实际应该是1923年12月13日。
[31] 刊载于1974年2月25日《晚报》的埃哈德访谈，其副本可见于埃哈德的文件，NL Ehard 98，BHStA。
[32] translation，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328-29.
[33] Hans Ehard über den Prozess gegen Adolf Hitler in Jahre 1924，NL Ehard 98，BHStA.
[34] 有人说是10个小时（Dornberg，1982，329），或12个小时Charles Bracelen Flood，Hitler：The Path to Power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89），571）。我查阅了1923年12月14日的记录副本，其中提到是五个小时。Bericht des II.Staatsanwalts Dr. Ehard，December 14，1923，NL Ehard 94，BHStA.
[35]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329.
[36] Bericht des II.Staatsanwalts Dr. Ehard，December 14，1923，NL Ehard 94，BHStA.
[37] 在开庭前夕还有称此案是“鲁登道夫审判”或“鲁登道夫-珀纳审判”的，见1923年1月29日《慕尼黑邮报》。这些说法接下来会越来越少，不过也有些媒体一直坚持用这个称呼，比如《米斯巴赫汇报》。
[38] 本案应受莱比锡司法管辖，尽管巴伐利亚在三天后的1922年7月24日企图用自己的法律来否决它。更多细节可参阅法学教授亚历山大·格拉夫·楚·多纳（Alexander Graf zu Dohna）1924年发表于《德意志法律人报 29》的评论文章，“Der 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 in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29 （1924），Heft 9/10，333ff，另外关于巴伐利亚所认为的主权威胁，见Bernd Steger，“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1977），442，note 3。有关法律争议的更多信息可参阅奥托·格里迟内德（Otto Gritschneder）的划时代著作，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49-50。
[39]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342-44，NL Ehard 90/3，BHStA，关于与柏林的管辖权争议还可参阅291-95，317-18。另见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Stresemann I u. II. Band II （1978），Nr. 248，1055-56，and Nr. 268，November 19，1923，1126，and Otto Gritschneder，“Das missbrauchte bayerische Volksgericht，” in Lothar Gruchmann，Reinhard Weber，and Otto Gritschneder，eds.，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München：K. G. Saur，1997），I，xvii-xli。
[40] 这个词是律师菲利普·鲁文菲尔德（Philipp Loewenfeld）提出的，见Douglas G. Morris，Justice Imperiled：The Anti-Nazi Lawyer Max Hirschberg in Weimar Germany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8），45。另见马克斯·赫施贝尔格的回忆录，Jude und Demokrat. Erinnerungen eines Münchener Rechtsanwalts 1883 bis 1939，ed. Reinhard Weber （München：R. Oldenbourg Verlag，1998）。
[41] Otto Gritschneder，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51. 关于柏林的不愿插手，尤其是西克特和施特雷泽曼，以及政府面临的动荡，可见Bernd Steger，“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1977），444 and 447-48，455。
[42] 1924年1月8日《福拉尔贝格日报》，还有一些传闻中提到的地点，见1925年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43]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ED 153-1，25-28，IfZ。
[44] 学校搬迁到了图林根的奥尔德鲁夫，西克特在1924年3月曾训斥那里的学员是叛兵，John W. Wheeler-Bennett，The Nemesis of Power：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4），178，note 1。
[45] 1924年1月13日《纽约时报》。
[46]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56，关于埃贡的描述见Ernst Hanfstaengl，Hitler：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1957，repr. 2011），113。希特勒此前也威胁过要把秘密练兵的事捅出来，Lothar Gruchmann，“Hitlers Denkschrift an die bayerische Justiz vom 16. Mai 1923，”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9 （1991），305-28。
[47] Report，February 11，1924，HA 5/114I；1924年2月11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4年2月12日《雷根斯堡日报》。
[48]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328-29，NL Ehard 90/3，BHStA. 塞瑟没有辞职，但有人说他也应该退休，1924年5月17日《新自由人民日报》。
[49] R. D. Murphy，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1924年1月16日寄出（日期错写为1923年），M336，862.00/1397，No. 20，NA；另见1923年10月20日《日耳曼尼亚》。
[50] 1924年2月25日《慕尼黑报》，兴登堡的拒绝干预还可见于1924年2月24日的《布拉格日报》；1924年2月25日伦敦《泰晤士报》；以及Report，Nr. 49，1924年2月27日，HA 5/114II。
[51] 1924年2月25日《巴黎之声》，或者至少最重要的部分会秘密审理，1924年2月27日《每日邮报》（奥地利林茨）。
[52] Carl Christian Bry，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Greno，1987），163，关于威胁，见1923年11月1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午间版。
[53] 1924年2月10日《纽约时报》。
[54] 1924年2月26日美联社报道。
[55] 1924年2月24日《慕尼黑最新消息》。珀纳的问题由来已久，据他的医疗记录，最近一次是1924年1月，Der Vorstand der II. med. Klinik，Anz. Verz. Nr. Ib 235/24，October 7，1924，HA 69/1503。媒体也报道了他的病情，比如1924年1月28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1924年2月6日《人民信使报》。据说有多名证人染病，1924年2月26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56] 1923年11月7日《小巴黎报》。在注意到他的抑郁状况后进行了评估，结论是可以出庭受审，Dr. Brinsteiner，Gutachten über den Geisteszustand des Untersuchungsgefangenen Adolf Hitler，January 8，1924，19-20，OSS。
[57] Reinhard Weber，“‘Ein tüchtiger Beamter von makelloser Vergangenheit.’ Das Disziplinarverfahren gegen den Hochverräter Wilhelm Frick 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1994），Heft 1，131.
[58] 1924年2月8日《每日邮报》（布里斯班）。
[59] 在审判前夕，克利伯也在住院，VI a F406/24，February 20，1924，HA 67/1494。
[60] 1924年2月24日《新自由报》；其中一个被警方制止的闹事计划，1924年2月8日，MA 104221，BHStA，行动筹备见MINN 73699，BHS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