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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8章 逃离
庇护九世已经思忖着逃离罗马了，这个念头已经在他心头萦绕好几个月了。在3月教宗对人们勉强同意施行立宪体制的那一天，驻罗马的西班牙公使给马德里写了一封紧急照会，要求马德里方面向他作出指示，以决定教宗是否应下决心离开。西班牙外交大臣的回复是西班牙会给教宗提供于西班牙境内避难，并建议把地中海上的马略卡岛（Island of Majorca）当作驻地；新任西班牙大使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Francisco Martinez）也在8月初到达罗马后重提了这个建议。庇护九世曾在夏天对法国大使提过逃离罗马的打算，在8月底的一次会面中，他得到了另一份帮助提议，这一次是来自英国斗牛犬号军舰的舰长。[1]
10月时，庇护九世收到了来自瓦朗斯主教（Bishop of Valence）的礼物，这个法国小城正是半个世纪前教宗庇护六世在避难期间去世的驻地。他收到的礼物是一个庇护六世保存圣餐用的银制小圣匣。在随同礼物一起送去的便笺上，瓦朗斯主教解释说，这是庇护六世在颠沛流离中的巨大安慰。他还补充说，他希望庇护九世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谁会知道上帝的秘密计划是什么呢？也许天意的考验正在引导圣父大人”。在教会的历史上，教宗远离罗马居住的例子有很多。14世纪时，曾连续有7位教宗都把驻地设在了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2]而近来，庇护六世和庇护七世也曾被迫逃亡。庇护九世倾向于寻找上天的预示以帮助他完成神的旨意，他将庇护六世的小盒子看成一种预兆。当他离开自己的国都时，这个小圣匣将被他紧紧地攥在手中。[3]
如今市民卫队包围了教宗宫殿，庇护九世远远想不到要怎样才能逃出去。到底谁能把他带离奎里纳莱宫并让他逃出城呢？即便他能离开，那他又要去哪儿呢？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提出给他提供避难，但哪一个国家会让他行动自由呢？什么地方才是最好的选择，能让他试着说服欧洲各国帮助他重新回到理应待在的位置——在罗马当教宗—国王呢？
教宗找来了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来商量计划。他们需要找到信得过的人，因为他们无法单靠自己逃离罗马。几个驻罗马教廷的外国大使是少数守在教宗身边的人，到最后，庇护九世只能依靠他们中的两人：法国大使哈考特公爵与巴伐利亚的卡尔·冯·斯保尔伯爵（Count Karl von Spaur）。[4]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秘密被保持得十分严密。11月24日星期五下午4点，斗牛犬号的舰长把船停靠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后，前来向教宗重申英国愿意提供协助的提议。庇护九世告诉他，目前还没有抛弃罗马的计划。他将把一切交给上帝裁决。但是这位英国军官才刚刚走出奎里纳莱宫，教宗就开启了他的逃离计划。法国大使于下午5点现身，假装和教宗交谈，与此同时教宗匆忙地穿戴好了一套简单的教士服和帽子。他随即冲进了一辆已经在后门等待的由两匹马拉的马车。从这里到朴素的圣玛策林及圣伯多禄教堂（Church of Sts. Marcellino e Pietro）只有一小段路程，而巴伐利亚大使冯·斯保尔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这位大使的右手拿着一把手枪，他伸出左手扶着教宗进了他的车厢。[5]
大概在同一时间，奎里纳莱宫内假装和教宗谈话的法国大使判断时间已经足够长了，便起身离开。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安东内利告诉他庇护九世现在已经在北上前往奇维塔韦基亚港的路上了。在那里，哈考特公爵认为他很快就会和教宗一起登上法国的蒂纳雷号（Ténare）军舰，然后向法国起航。[6]
当马车载着伪装起来的教宗逃向城外时，马车前进的方向并不是向着港口，而是向南。正当哈考特心急如焚地冲向教宗国的港口，想象着由他带着教宗在马赛港凯旋下船时，巴伐利亚大使正心急如焚地领着教宗前往那不勒斯王国海边的堡垒城镇加埃塔（Gaeta）。
*
斯保尔对罗马了若指掌，他在这里担任巴伐利亚公使已效力了16年，而且还娶了一个在上流社会十分知名的年轻罗马女性。特蕾莎·吉鲁（Teresa Giraud）以美貌和一位知名罗马剧作家的侄女身份而闻名，她把家变成了全罗马最重要的艺术家、政客、贵族和枢机主教的沙龙。她是一个有主见的女性，习惯以自己的方式做事，从丈夫那里探听到了教宗的计划后，便坚决要陪同丈夫来到加埃塔。
为了不引人瞩目，巴伐利亚大使让教宗坐在一个又小又平常的敞篷马车里。他们从罗马向南走了10英里后停了下来。斯保尔向教宗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去加埃塔，一辆他们所需的更大的马车已经在那里准备就绪了。出乎庇护九世的意料，一辆又大又奢华气派的马车正恭候着他，一同恭候的还有这位大使穿着优雅的妻子和14岁的儿子。教宗认为，这件事应该是他唯一必须要忍受的有损体面的举动，因为他得和一个多嘴的女人及她的儿子挤在一个车厢里，巴伐利亚大使则屈尊与一个仆人坐到了后排的座位上。[7]
整晚他们都在赶路。清晨时分，他们已经走了接近95英里，来到了小渔村加埃塔的莫拉（Mola di Gaeta）。这里距离加埃塔已经很近了，有两个男子站在路上等着他们。伯爵夫人向车外望去，认出了其中一人是驻罗马教廷的西班牙大使馆一等秘书。另一个人，戴着鲜红色的围巾遮住了半边脸，穿得像一介平民，但是看起来又有奇怪的相识之感。当教宗看到是他，马上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长舒一口气，说道：“主啊，我感谢你把安东内利平安地带到这里。”安东内利手里拿着一本护照，上面写着他是那位一等秘书的助理。[8]
枢机主教把一行人带到了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中。他在那里告诉庇护九世要给那不勒斯国王写信，后者对他们的计划还一无所知。“陛下，”庇护九世写道，“至高无上的罗马宗座、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教宗国国君现在有必要离开他的国都以免使威严受到损害，并使教宗的沉默给罗马城中已经开始的过分行径背书。”他补充说，目前的计划是只在加埃塔“作短暂停留，并不想令国王在任何地方感到不适”。斯保尔伯爵立即登上他西班牙同僚的马车，前往那不勒斯把教宗的信呈予国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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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下午，巴伐利亚大使的豪华马车出现在加埃塔的城门口。守城的军官检查了来人的证件，相信了马车里坐的就是巴伐利亚大使和大使夫人，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的两名家庭教师。西班牙大使馆一等秘书把自己装成是斯保尔，而斯保尔伯爵本人正在赶往那不勒斯的路上。他们绝不希望有人对那两个陪伴他们的“家庭教师”提出太多问题。他们甫一进城，就入住了一间很朴素的客栈。虽然经过了乔装打扮，但教宗恐怕仍会被人认出，于是决定最好先不随便出门。[10]
加埃塔
那天午夜前后，附近的港口传来了一声炮响，惊醒了城门堡垒里的指挥官。法国的蒂纳雷号军舰已经从奇维塔韦基亚港驶来，并在这里抛锚靠岸。第二天早晨，两名法国军官来到岸上，和他们一同上岸的还有一个身材矮小且高贵的客人。外交官自我介绍是弗朗索瓦·哈考特公爵，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11]
在离开奎里纳莱宫后，哈考特急忙赶往了他的官邸，他的马车和行李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马车厢中有两箱教宗的个人物品，这是安东内利交给他的，他用这些物品让哈考特坚信教宗很快就会和他一起前往法国。
正在上演的是一场风险很高的拔河比赛。对于欧洲所有天主教国家来说，能够让教宗选择在自己的国家避难都将是一次莫大的成功，这将使它们在本国的天主教徒和世界各国政府中树立威望。若教宗选择到竞争对手那里的话，损失就会特别严重。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不仅让哈考特相信庇护九世正在赶往法国，他同时还向西班牙大使马丁内斯保证，教宗打算要接受他提出的在马略卡岛避难的建议。枢机主教解释说，教宗去加埃塔是为了在那里登上一艘西班牙军舰。为了证明此言不虚，安东内利还带了大使的副手一同前往。
马丁内斯正盼着西班牙军舰能马上抵达奇维塔韦基亚港，他已经在港口等待，想要上船并在加埃塔面见教宗。但是当他在教宗逃离罗马后的第一天清晨来到港口时，有两个令人愤怒的坏消息正等待着他。不仅西班牙军舰没有到达，而且蒂纳雷号已经带着法国大使向南驶往加埃塔了。马丁内斯给马德里发去了一条气急败坏的讯息。西班牙正在冒险让“几个月来夙夜匪懈的努力于旦夕间化为乌有”。迎来庇护九世将给西班牙带来巨大的荣耀，现在这样的机会正在从指尖溜走。[12]
教宗根本不知道他正在前往什么地方。他已经接受了安东内利的建议，先去加埃塔避难，但是他担心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广受诟病的那不勒斯国王手中可能是个错误。但加埃塔对教宗来说的确有一些优势。他能离自己的国家更近一点，而且这里的港口能够让他轻易前往欧洲的其他地方。并且暂居加埃塔也能让他避免被任意一个欧洲的大国势力按压在手心里，他由此就可获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加埃塔能够让庇护九世有喘息的空间和时间以祈祷上帝会降下启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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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法国军舰停靠加埃塔港口的同时，带着教宗亲笔信的巴伐利亚大使也抵达了那不勒斯。斯保尔敲响了教廷大使府的门，并告诉大使他有来自教宗的急件要呈交国王。大使最初根本不想要在深夜里把国王从睡梦中叫醒，但是在斯保尔的坚持下，他只好上了斯氏的马车前往王宫。一到宫内，大使就叫醒了费尔南多二世国王并转达了斯保尔的请求。巴伐利亚人这时来到附近的宾馆换下了他满身灰尘的衣服，穿上了更适宜入宫的服饰。
午夜过后，出乎其他王室成员意料，巴伐利亚大使出现在了宫里。斯保尔把庇护九世的信交给了国王。教宗不在罗马，反而身在费尔南多二世的堡垒城镇中寻求国王的保护，这条消息让这个饱受指责的君主既惊讶又兴奋。他让斯保尔作好准备，在几个小时后的6点和他一起登上王家军舰起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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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宗失踪的消息已然传开，城市陷入了困顿。没有人知道教宗去了什么地方。午时，政府在科尔索大道的门面上贴了一张充满戏剧性的告示。“罗马市民，”告示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将在此宣布一件极其重要、出人意料的事，它将带来极为严峻的后果。昨夜，教宗庇护九世静悄悄地离开了罗马，具体的离开方向尚不明朗。”告示接下来的内容是向公众担保政府将会维持秩序。[15]
教宗的突然离开使社会呈现“普遍的恍惚”状态，有一名外交官这样形容，但是无休止的投机行为也相伴而生。人们心中夹杂着不安和极大的恐惧。外国军队会不会为了教宗而重新夺回罗马呢？[16]
有些内阁大臣和很多议员都担心事态发展得太过火了，居然害得教宗逃跑，而其他人则十分兴奋。不可一世的夏尔·波拿巴属于后者，他在当天下午紧急召开的下议院会议中起身陈辞。“从现在开始，”他宣布，“所有回到过去的想法都徒劳无益。”在他们进入的新阶段中，这位亲王宣称，政府行政机构必须要清洗大量的“有害寄生虫”，这些人持有的忠诚十分可疑，他们的继续存在会给国家带来致命危险。波拿巴总结说，即刻需要做的，是召集一个制宪会议，目标是成立一个新的人民政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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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不勒斯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王后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eresa）抵达加埃塔后，他们前往觐见教宗，两人双双跪地，庇护九世则从昨晚居住的简朴旅店走向已经被眼前情景惊呆了的堡垒指挥官。度过了前两日的紧张、害怕和屈辱，教宗已经止不住泪流满面。他握住费尔南多国王的手，这是多日以来教宗第一次摸到王公贵族的手。
对费尔南多来说，教宗的到来是幸运的。在即位后不久，他好似就以开放的态度努力将自己掌控下的这个以落伍著称的王国推向现代，他已经修筑了铁路，甚至还安装了电梯，但是近来的事态已经让他确信那不勒斯王国迟缓愚钝的臣民只能靠铁腕来统治。他最近还获得了一个“炸弹国王（Bomb King）”的绰号，因为他毫不留情地炮轰了叛乱的西西里城市梅西拿（Messina），这位国王抓住机遇并将自己塑造成了教宗的救星。
两西西里国王费尔南多二世
费尔南多二世最强大的支持来自上层圣职，虽然这一点并不能对他的受欢迎程度起多少帮助。英国在那不勒斯的公使报告说：“总的来说，这位国王是一个迷信的人，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英国新教徒公使的眼中，这位君主“与他全部的信仰相比，更加迂腐地深陷于神甫的权术中”。国王的告解神甫是整个王国里最被厌恶的人之一，而且“和警务大臣勾结在一起”，这位公使报告说。[18]
虽然费尔南多通过联姻和欧洲的大多数王室都有关联，但他的文化视野却只局限在那不勒斯周围。当时的伟大智识运动已经完全将他抛在了后面。当更具启蒙思想的都灵国王把意大利统一运动看作扩大自己权威的机会时，费尔南多只是将此当作一个威胁。过去的一年如噩梦一般，先是西西里爆发革命，随后那不勒斯本地发生了叛乱。他被迫要许诺立宪，但很快又出尔反尔，近几个月来，他已经开打了一场血腥的会战，目的是让他的波旁王朝重新掌控西西里，并把在那不勒斯本土作乱的臣民踩在脚下。[19]
在星期日一早出发之前，费尔南多二世命那不勒斯的官方报纸《官方期刊》（Giornale ufficiale）宣布教宗的到来。“我们欣喜地宣布，”报上写着，“圣父大人正和我们站在一起，并选择了加埃塔作为他的驻地。”费尔南多国王已经在欢迎教宗的路上了，报纸还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向上帝祈祷，让上帝保佑他的代理人，让他的国家，也让欧洲其他的国家从无法无天的混乱中解脱出来。”
11月26日，当把这一切情况汇报给巴黎时，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阿方塞·德·雷内瓦尔（Alphonse de Rayneval）指出，这则讯息已经造成了震撼效果，很可能会巩固国王和他政府的地位。第二天，那不勒斯的官方报纸描述了教宗宽宏慷慨地允许所有的王室成员和地位较高的那不勒斯军事指挥官亲吻他的脚。当晚，教宗还到阳台上祝福集结起来的军队和加埃塔的居民。“所有人的眼眶都挂着泪水，”那不勒斯的报纸这样报道，“而且呼喊对教宗的爱和献身，人们的呼声中间杂着国王万岁，费尔南多二世万岁的呼声。”[20]
*
国王已经把庇护九世转移到这个堡垒城镇中归王室所有的王家居住区了。他第一天入住的小旅店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圣地，教宗当晚睡觉的床被保留了起来。“这是那不勒斯人眼中的加埃塔朝圣地，”伦敦《泰晤士报》驻那不勒斯记者随后写道，“这几乎就像是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样。在他们眼中，教宗是一个殉难者，是正在遭受磨难的圣徒。”家家户户来到这里目睹了庇护九世在逃亡的第一天晚上栖身的朴素房间和他睡觉的简易铁床。[21]
在上演了逃离罗马的惊险剧情之后，教宗将要开始适应一种新的生活，这是一段等待、祈祷和抱持期待的日子。对教宗来说，这是一段巨大的不安时刻，对欧洲的其他统治者来说也差不多，教宗国是现存秩序的一道防波堤。教宗不在罗马，这让罗马更为不安，在那不勒斯国王保护之下的教廷也更令人心神不宁。激进分子可能很快就会趁着教宗不在的时机掌控教宗国并把这个国家改组为共和国，这样的可能性实在令人感到害怕。教宗可能会要求外国势力介入以重新扶助他夺回永恒之城的宝座，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将更进一步拉响教宗国的警报。
在这一切的不安和不确定性中，没人知道教宗会在加埃塔待多久，也没人知道他接下来要到哪里去，而庇护九世则是那个最不知道问题答案的人。
[1] Flint，James P. 2003. Great Britain and the Holy See：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Question，1846—1852.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109-10；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p.327-29.
[2]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即1378～1417年，天主教会发生了大分裂，世称“西方教会大分裂”。其间，阿维尼翁教廷与罗马教廷对立，法兰西支持阿维尼翁教宗，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支持罗马教宗。1409年时比萨公会议召开，决定同时废黜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y XII）和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I），并另选新教宗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但遭废黜的两位教宗不接受决议，继而造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后康斯坦茨公会议在1417年选出新教宗马丁五世（Martinus V）进驻罗马，分裂局面方告终结。天主教会日后承认驻阿维尼翁的七任对立教宗（Antipope）为合法教宗。
[3] 来自瓦朗斯主教的信上的日期是1848年10月15日，复制于1850年10月，vol.1，pp.1-2；Jankowiak，François. 2008. “La Curie et le gouvernement central de l’Église sous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 1849.” In La Répubique romaine de 1849 et la France，ed.Pierangelo Catalano.Paris：L’Harmattan，p.131n；Pelczar，Giuseppe（Bishop）. 1909. Pio IX e il suo pontificato. Vol.1.Turin：Berruti，p.406；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298；Berra，Francesco L. 1957. “La fuga di Pio IX a Gaeta e il racconto del suo scalco segreto.” Studi romani，5，p.684。
[4] 这关系到争取两个欧洲天主教大国的援助，当时奥地利大使已经因抗议罗马方面而离开，斯保尔则代表了奥地利在罗马的利益。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339；Spaur，Contessa Teresa Giraud. 1851. Relaʑione del viaggio di Pio IX. P.M.a Gaeta. Florence：Galileiana，pp.16-17；Simeoni，Luigi. 1932. “La fuga di Pio IX a Gaeta nella relazione del ministro di Baviera conte Spaur.”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255；Berra，Francesco L. 1957. “La fuga di Pio IX a Gaeta e il racconto del suo scalco segreto.” Studi romani 5，p.672.
[5] Key，Astley Cooper（Admiral）. 1898. Memoirs of Sir Astley Cooper Key. Edited by Vice Admiral Philip Colomb. London：Methuen，p.176.
[6] 蒂纳雷号已经在奇维塔韦基亚港守候了超过一个月，以供哈考特派遣使用。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335.
[7] Monsagrati，Giuseppe. 2014. Roma senʑa il pap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ome：Laterza，pp.5-6；Spaur，Contessa Teresa Giraud. 1851. Relaʑione del viaggio di Pio IX. P.M.a Gaeta. Florence：Galileiana，pp.17-21. 按照比利时大使的说法，看到他必须要和斯保尔的妻子上同一辆马车，教宗说了句：“看来我得把苦酒一饮而尽了。（Je dois donc boire le calice jusqu’à la lie.）”在不含嘲讽的状况下，斯保尔的妻子在外交官圈子中开始被称作“我们的加埃塔夫人（Our Lady of Gaeta）”。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p.170-71，181. For more on Teresa Spaur，see Berra，Francesco L. 1957. “La fuga di Pio IX a Gaeta e il racconto del suo scalco segreto.” Studi romani 5，p.672；Silvagni，David. 1887. Rome：Its Princes，Priests and People. Translated by Fanny McLauglin. Vol.3. London：Stock，pp.281-86.
[8] Piscicelli Taeggi，Oderisio. 1978. Si scopron le tombe. Pio IX，Ferdinando II e Garibaldi 1848—1849. Naples：Ediz. del Delfino，p.28.
[9] 教宗信中的内容可参见：Spaur，Contessa Teresa Giraud. 1851. Relaʑione del viaggio di Pio IX. P.M.a Gaeta. Florence：Galileiana，pp.33-34；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p.345-47。
[10] 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7-9.
[11] 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9-10.
[12] 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p.333-34.
[13]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99-300. 安东内利在12月初时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陪同教宗来到加埃塔“是绝对的随机决定，因为我们本来计划的是离开罗马后走完全不同的方向”。Pásztor，Lajos. 1966. “La segreteria di stato di Pio IX durante il triennio 1848—1850.” Annali della Fondaʑ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ativa，p.340n. 然而，证据显示，正是安东内利操控了教宗前往加埃塔并确保他留在那里。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Baron，Rome，27 novembre 1848，10 a.m.，doc.LIX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120；“Preciso ragguaglio dell’imbarco di S.S. a Civitavecchia，” BSMC，FS；Pareto a Perrone，Roma，25 novembre 1848，docs.243 and 244，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298-99.
在哈考特从奇维塔韦基亚港起航前往加埃塔之前，他已经给法国外交部部长送了信。教宗已经在前一天晚上离开了罗马，他汇报说：“教宗打算去法国。他已经前往了加埃塔，那里是登船的方便地点。”哈考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加埃塔登上法国军舰。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p.338-39；Mollat，Guillaume. 1939. “La fuite de Pie IX à Gaète（24 novembre 1848）.” Revue d’histoire ecclésiastique，p.276.
[14] 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10-11；Filipuzzi，Angelo. 1961.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il Regno di Sardegna，e la guerra del 1848—49. Granducato di Toscana. 3rd series. 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p.364-65.
[15] 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324；“Romani，”25 novembre 1848，BSMC，FS. 不久后，一个比较不那么让人紧张的版本被贴了出来：“罗马市民，教宗已经在恶毒的建议下于昨晚离开了罗马。”大臣们继续说道，政府将会继续运作并确保公共秩序。“罗马市民！”公告的结尾处这样写道，“请相信我们，表现出你们值得被称为罗马人，并用最高标准的人格来回应敌人的毁谤。”“Lettera lasciata di Pio Nono，”24 e 25 novembre 1848，BSMC，FS.
[16] Forbin-Janson à Bastide，25 novembre 1848，MAEC，CP，Rome，vol.988，ff.150r-152r.
[17] Bonaparte，Charles Lucien. 1857. Discours，allocutions et opinions de Charles Lucien prince Bonaparte dans le conseil des députés et l’Assemblée costituante de Rome en 1848 et 1849. Leiden：Brill，pp.229-33.
[18] 身材肥胖的罗马教廷驻那不勒斯大使也没有给费尔南多二世国王帮什么忙，此人在英国外交官的报告中，是一位非常幽默、善良的人，但是他“太全神贯注于吃；我不能说他的肚子就是他的上帝，但是绝对算得上是他的主教教区”。Napier，chargé d’affaires，Naples，to Minto，15 November 1847，in Curato，Federico. 1970. Gran Bretagna e l’Italia nei documenti della missione Minto. 2 vols.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1，p.200.
[19] Radice，Gianfranco. 1972. “Pio IX e Antonio Rosmini alla luce di nuovi documenti d’archivio.” Pio IX，p.84；Spaur，Contessa Teresa Giraud. 1851. Relaʑione del viaggio di Pio IX. P.M.a Gaeta. Florence：Galileiana，pp.47-49；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p.125-26；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70-71；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26；Scirocco，Alfonso. 1996. “Ferdinando II di Borbone，re delle Due Sicilie.”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p.7.
[20] Rayneval à Bastide，Naples，26 novembre 1848，MAEC，PAR；De Chambrun，Gilbert. 1936. “Un projet de séjour en France du pape Pie IX.”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p.352.
[21] “Rome，Naples，and Sicily，” datelined Naples，December 2，TL，December 13，1848；Radice，Gianfranco. 1972. “Pio IX e Antonio Rosmini alla luce di nuovi documenti d’archivio.” Pio IX，pp.84-85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