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路易-拿破仑和庇护九世

当雷内瓦尔离开教宗的居所并赶回罗马时，一名法国上校也正在赶往罗马的路上。他身上带着的是路易-拿破仑发出的最后通牒。

法国公共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部长法鲁已经说服了法国总统，法国将推迟军队从罗马撤出的时间，但路易-拿破仑和他的总理都不愿把事态就此丢下不管。按照总理巴罗的回忆，这是他唯一一次见到通常平静如水的路易-拿破仑情绪如此波动，对教宗陷他于尴尬境地感到忿忿不平。在那次戏剧性的内阁会议后，总统决定以书面形式发布最后通牒，将这份通告交付给他的副官埃德加·奈伊上校（Colonel Edgar Ney），让他带去交给身在罗马的罗斯托兰将军。

法兰西共和国并未向罗马派兵以扑灭意大利人的自由，而是正相反，法国军队的目的是恢复秩序，以免过激行为，从而能打下坚实的基础，让先前勇敢地推行各项有益改革的圣座可以顺利回归……我悲痛地得知，圣父大人的慈爱意图以及我方的行动，已经被敌意和一些人施加的影响所撕裂，那些人想要用惩罚和暴政来当作圣父回归的基石……［罗斯托兰］将军将替我表明，在我国国旗的影子下，他将不会允许任何改变我方军事介入性质的行为。我将让教宗的现世权力以如下方式延续：大赦、行政机构世俗化以及一个自由的政府。

法国总统还在信里指责了罗马的三位枢机主教对待法国军官的糟糕方式，以及他们缺少对法国士兵所作的重大牺牲表示感激。他时刻不忘自己的最强之处就是拥有伟大的家族姓氏，路易-拿破仑把自己当成了伯父形象的延续。

我们的军队在欧洲各地驰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残暴的封建主义就会解体，自由的种子已经发芽。我们不能允许在1849年，有一支法国军队与这样的原则背道而驰，而且导致了相反的后果。[1]

当奈伊上校带着这封信离开巴黎，一场内阁会议在同一天的早晨召开了，总理在会上给法鲁递上了这封信的副本。这位部长意识到，这封信的内容一旦公开，将会引起暴风骤雨。这位笃信天主教的部长问道，罗马的什么人将会看到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路易-拿破仑向他保证，将只会给罗斯托兰将军一人。

“那么好吧，总统先生，”法鲁问，“你保证它绝对不会公开吗？”

“哦！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路易-拿破仑回答，但他已然吩咐奈伊的做法恰恰与之相反。[2]

托克维尔是在这场会议上才知道有这封信的事情的。他写信警告科瑟尔勒：“几天以来，所有来自意大利的消息都是灾难性的……有消息说人民对教宗国政府极为不满，甚至有可能更讨厌我们。”这样的情形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那两场内阁会议，托克维尔说，在会议上他要试着阻止同僚采取突发的行动。“他们讨论的，是要拒绝认可教宗国当局在罗马及我军占领省份中的合法地位。”托克维尔这样描述道。[3]

当8月27日抵达罗马时，奈伊上校把信展示给了当天才刚从加埃塔回到罗马的雷内瓦尔，并通知他总统想要把这封信在罗马的官方报纸上发表。大使立即认识到了事态的严峻性。“这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雷内瓦尔向巴黎提出建议，并补充说，“很难预料一旦公开后的所有后果。”[4]

这封信在第二天并没有见报，因为罗斯托兰将军拒绝批准这么做。考虑到紧张的公众情绪以及军中广为散播的不满情绪，将军担心发表这封信太过危险。[5]

被将军一口回绝之后，奈伊上校自行誊抄了一份副本，所以这封信在次日传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街头巷尾，无人不在谈论这个话题。枢机主教们也得到了一份副本，执政委员会找来了雷内瓦尔，告诉他这封信不仅侵犯了教宗的威严，而且有煽动教宗国暴乱的风险。如果法国人无视劝阻，仍要继续发表的话，他们威胁会离开罗马，把教宗国政府所在地设置在境内的别的地方，并升起一个更友好的盟国的旗帜。[6]

这封信的非法抄本在第二天已经传遍了罗马的大街小巷，教廷警察开始突袭咖啡馆，毁掉他们找到的副本并搜查私藏的打字机。如今法国总统拒绝教宗计划的消息已经公开，法国《辩论报》（Débats）进行了报道，认为教宗和法国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这篇报道的记者推测，教宗不但不会回到罗马，反而更有可能去往某个奥地利控制的教宗国城市，这个城市有可能是博洛尼亚，也有可能是安科纳。[7]

雷内瓦尔回到了加埃塔。他发回给巴黎的第一份报告的语气十分凝重：

一切努力都已徒劳无功。社会的真正需求仍然没有着落。法国的建议也毫无影响……枢机主教和他们周围的人能把最完美的体制和机构变得一无是处……在罗马，这里有大量知名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出色律师，但是法务大臣却是个绝对的无名之辈。至于工务大臣，他们选了一个造过一座桥的承包商。财政大臣是一个簿记。这就是他们头脑中有关让世俗信徒进入政府的理解。

现在埃斯特哈齐成了教宗的耳边人。这个奥地利人在一周以前就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抗击奥地利军队的最后一个抵抗据点威尼斯，终于在旷日持久的炮轰、饥饿和霍乱中投降了。“镇压，”雷内瓦尔在报告中说，“就是罗马政策的关键词……这些人声称罗马的一切进展都糟糕透顶，因为他们杀死的人不够多，关押的人不够多，惩罚的人也不够多。”[8]

雷内瓦尔再次找到教宗向他提出警告，罗马的教宗支持者数量每天都在缩减，甚至连最温和的人也开始对未来感到绝望。只有立刻动身前往国都，宣布慷慨的大赦，并宣告会搭建一个启蒙开化的政体，灾难才可扭转。雷内瓦尔反问道，至高无上的宗座怎么能只依赖外国武力来统治他的人民呢？如果教宗继续走在这样一条忽忽之谋的道路上，大使警告说，他最好打消依靠法军作支撑的念头。[9]

枢机主教们并不像法国大使那么焦虑。“我们也不觉得人民对教宗国政府忠心耿耿”，9月初，三人执政委员会中的枢机主教德拉·更贾在罗马这样对奥地利领事承认道。“我不抱幻想，”他补充说，“我知道喜欢政府受圣职把控的人十分有限。”但问题并不在于教会统治，而是在于异端思想，多亏了那些蛊惑人心的家伙，异端思想已经在那些没文化的群体中传开了。教宗和高级教士对教宗国实行统治，这是上帝的意愿。他们所经受的灾难，德拉·更贾指控说，都是教宗的错，因为正是他的“过度宽大”削弱了人民对他们正当统治的爱戴。[10]

*

庇护九世没有听从法国人极力奉劝的回返罗马，而是决定离那里更远些，找一个离那不勒斯较近的舒适居所做驻地。在加埃塔待了大约九个月零九天又九小时后——眉头紧锁的拿破仑编年史作家这样计算——9月4日星期四一早，庇护九世在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的陪同下，成了第一个搭乘蒸汽船的教宗。

当他们沿着海岸航行，费尔南多二世国王给教宗指着每一个沿途的地标建筑作介绍，并指着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上空飘着的烟，这是它在准备新一轮的爆发。他们的目的地是费尔南多二世为教宗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巨大的王宫，位于波蒂奇（Portici），据那不勒斯城只有几英里远。至于教宗将在此处停留多久，没有人知道。[11]

*

罗马，剩余的街垒残片和断壁残垣仍然历历在目。夜幕降临后，那些怀念罗马共和国的怀旧者聚集在当地的小吃店里举行煽动性的宴会，并分发记载共和国美好日子的非法抄本。有四座剧院重新开张了，虽然法国当局干脆查封了其中的一座，因为老板辱骂观众中的法兰西军官。

事实上，几乎所有曾效力于制宪会议的人现在都已经离开。法国当局已经把最后一人诱上了开往马赛的船，告诉他们将会在法国得到寻求政治避难的保障。法国人渴望让这些人离开教宗国，而不是让他们面临牢狱之灾，或是被教宗国政府处决。但路易-拿破仑并不很想让他们待在法国。当船只在法国港口靠岸时，这些人被留在了甲板上，等待着被送往美洲。[12]

教宗的支持者们在罗马仍感到害怕，其余的人则郁郁寡欢。“走到哪都能撞见这群压榨国家的闲散教士，他们是一种难以磨灭的邪恶，”尼尔上校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他们是一群谄媚的乞食者，不习惯自食其力。”按照法国军官的设想，罗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高效的由世俗信徒组成的平民政府。“但是，”他问道，“在一个越来越倾向把一切都交给教士的教宗权威下，这一切怎么可能得到调解呢？”[13]

与此同时，路易-拿破仑正因他的信仍没有公开发表而在巴黎大发雷霆，然而罗斯托兰将军却威胁说，他宁愿辞职也不会允许这封信被公之于众，他坚信这封信不但会削弱军队的士气，而且还会鼓励民众对新的教宗国政府发起反抗。[14]

罗斯托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反对这个要求的人。科瑟尔勒誓言，如果法国政府继续坚持让总统的信公开，他也会辞职。与此同时，雷内瓦尔补充了自己的警告：“将此信公开会违反教宗国政府的正式意愿，”他认为，“这种把教宗国政府踩在我们脚下的羞辱过于不近人情。”[15]

法国的公使们之所以不愿意公开这封信，主要在于他们不愿意有任何事情妨碍教宗已经等待多时的发言，向他的臣民公布新政府的各项计划。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都在告诉教宗让臣民知道大范围赦免乱党、由世俗信徒而非圣职担任政府人员，以及继续之前已经采取的多项自由化改革等计划的重要性。他们现在都在紧张地翘首以盼，看教宗是否会采纳他们的建议。

在抵达波蒂奇之后，教宗找来了多位枢机主教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法国的敌意已经越来越深。枢机主教们辩称，许诺向臣民作出让步将会暴露软弱。人民将会看到一个身陷重围的教宗在向法国的压力低头。如果要像法国人所催促的那样恢复咨商委员会的话，枢机主教兰布鲁斯齐尼警告说，所有的一切就都完了。那将是通向革命的第一步。枢机主教们一点也不想让教宗去一个法国人控制的城市。对兰布鲁斯齐尼来说，教宗最好能去一个教宗国境内由奥地利占领的城市，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教宗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臣民的抗拒已经深深刺痛了他。他再也不想要体验那种自罗西被杀以后，身处在混乱的罗马城中的可怕无助感了。他现在紧紧地抓着一条能让自己舒适地安放信仰的道路，即圣彼得宝座上的历任教宗们所跟随的永恒真理。听从那些告诉他必须要与时俱进的言辞只会使他头痛，只会给他深爱的教会带来灾难。在庇护九世看来，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不仅与教宗国的神圣本性格格不入，而且天生邪恶。这将成为他余生中坚定不移的信念。[16]

9月17日，企盼已久的教宗宣示终于张贴到了罗马的城墙上。在先是赞扬了“勇敢的军队和天主教国家”把罗马从“暴君”手中解救出来并重新恢复了他的力量后，教宗描述了他想带给新政府的各项职能：将会有一个国务协商委员会，其成员和职责将在日后宣布；将会建立一个财政委员会，以审议政府财务并提出税务方面的建议，其成员待选；还将建立各省议会，其代表将由各市镇委员会推举，而后者的成员则由地方上的有产者经选举产生；至于司法，将由教宗本人确认领导层，并指派一个委员会商讨改革事宜。[17]

教宗宣示的最后一项事关赦免问题，上面十分简略地写到细节有待公布。三位枢机主教在第二天公示了细节。远不同于法国人催促的广泛、慷慨的赦免，这个赦免令极为严苛。没有获得赦免的人包括共和政府的成员、制宪会议的代表、各军事组织的首脑，而且还有庇护九世在1846年担任教宗后不久，所宣布的大赦名单上的所有政治犯和流放者。[18]

“在所有大赦的历史上，”曾经在罗西政府中掌管公共卫生事务，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逃离罗马的路易吉·卡洛·法里尼评论说，“你绝对找不到这样的一份文件，让你只能在开玩笑时才能称它是大赦。如果你仔细看相关条款，你会发现无人得到了赦免。”[19]

在写给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的讨论教宗大赦一事的信函中，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大肆抨击了法国，他知道法国一定会对这样的赦免感到不悦。这位圣座国务卿解释说，教宗对赦免的限制既是道德和宗教上的要求，也是司法上的要求。他告诉大使，既然教宗现在已经宣布了政府恢复后的各项计划，那么希望法国人也应该要停止他们没完没了的要求了。但是，他补充说：“我不能向尊敬的阁下隐瞒……［法国人］每天提出的要求，都违反了天主教所保证给予圣父大人的事关现世统治的君主权利。”[20]

在托克维尔和路易-拿破仑与教宗的意志之争中，法国人已经赌上了他们的军队和国家的荣誉，但是教宗，按照安东内利的话来说，是一个清楚地了解教会政治力量的人。更具慧眼的意大利观察家们早就毫不怀疑谁会是这场较量的胜利者了。自由派的博洛尼亚贵族马西莫·达泽格里奥——罗西遇刺以后，庇护九世最初打算让他来领导政府，从5月开始，他成为撒丁尼亚王国的首相——是预见未来前景会十分黯淡的人之一。“我仍然怀疑，”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达泽格里奥吐露，“法国的影响力能敌得过圣职的狡猾。”[21]

[1] 路易-拿破仑的信件副本可参见：MAEC，MD，121，ff.328r-329v。另可参考：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414；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p.430-44。

[2] Falloux，Alfred Pierre Frédéric，comte de.1888. Mémoires d’un royaliste. Vol.1.Paris：Perrin，pp.527-30. 法鲁汇报说他并不是完全幼稚、抱有幻想地认为这封信能够平安送达三位罗马枢机主教的手中。他认为，这也许并非一件坏事，因为这将会证实他所说的法国政府对教宗的愤怒有多么强烈并且预见法国将会从罗马撤军。

[3] 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18 août 1849，doc.139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360-63. 托克维尔的记载和法鲁对与路易-拿破仑那封信的叙述有出入，他声称那封信是他们看过以后才发出去的。托克维尔希望能够延缓灾难的发生，他写了一套新的指示给雷内瓦尔。在教宗一直抱怨的前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仍在罗马并将这件事作为他不能回归的理由的情形下，法国人需要让那些人安全地移出教宗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在马赛准备好了船只将他们送往美国。与此同时，雷内瓦尔和罗斯托兰得到了阻止教宗政府要在罗马施行的宗教审判法庭的命令，而且停止让宗教法庭来审判世俗信徒。雷内瓦尔也试图说服教宗，让他的赦免令的范围能够尽可能地扩大，应该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排除在外。若非如此的话，外交部部长写道，这一赦免令将会成为“虚假之举”。虽然托克维尔勉强接受了教宗对宪法的坚决拒斥，但是外交部部长下令，法国需要确保人民的权利尽可能地得到和立宪制政府下的人民一样多的保障。Tocqueville à Rayneval，Paris，29 août 1849，MAEN，RSS 411.

[4] Rayneval à Tocqueville，Rome，28 août 1849，n.175，MAEC，PAR.

[5] Rostolan à Tocqueville，Rome，30 août 1849，MAEN，RSS 537 bis.

[6] Rayneval à Tocqueville，Rome，30 août 1849，n.176，MAEC，PAR；Rostolan à Tocqueville，Rome，30 août 1849，MAEN，RSS 537 bis.

[7] Palomba，console generale d’Austria a Civitavecchia，a Schwarzenberg，Civitavecchia，5 settembre 1849，doc.129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364-68. An English text of the Débats August 31 letter from Rome was published in “The Papal States，” TL，September 10，1849. 路易-拿破仑的信在罗马流传了一天以后，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31日的下午5点，罗斯托兰将军在城墙上贴出了一个告示，重申一切公众聚集或示威的行为都会立刻遭到军队镇压的警告，而且组织和推动这些活动的人将会被追查并受到处罚。Repubblica romana n.15，Roma，31 agosto 1849，ASV，Segr. Stato，An.1849，Rubr.155，fasc.2，ff.123r-128v. 枢机主教团对于法国的厌恶本来就已经很严重了，现在则增长得更为强烈。罗马的法国外交临时代办在8月31日报告说：“所有想要看到圣父大人带着绝对权力回归的人对于法国的怨恨情绪已经在各种场合和情形中表现出来。”Belcastel à Tocqueville，31 août 1849，Rome，n.8，MAEC，CP，Rome vol.989，f.366r.

[8] 雷内瓦尔补充说，法国人已经被怪罪没有在罗马成功建立起秩序了。他表示：“实际上很了不起的事情在于，枢机主教团已经深深地培养出了人们对于真正的天主教、唯一一个真正为了天主教福祉努力的国家的憎恨。”Rayneval à Tocqueville，Rome，31 août 1849，n.179，MAEC，PAR. On Venice，see Chantrel，J.1861. Annales ecclésiastiques de 1846 à 1860. Paris：Gaume Frères et J.Duprey，p.61；如果在法国眼中埃斯特哈齐是绝对站在保守派一边的话，那么施瓦岑贝格的立场则要微妙得多。在去年8月与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见面时，他表达了自己对于所有教士政府的旧压迫手段又重新回到教宗国的不悦，而且催促能采取一些努力来推行不伤及教宗的绝对权力的体制改革。Viale Prelà，Vienna，a Antonelli，28 agosto 1849，ASV，ANV，b.322，ff.55v-57r.

[9] 这位沮丧的大使在给托克维尔的报告结尾处写道：“阁下，我仅存的最后一点乐观现在也损耗殆尽了。让我们能够再向前推进一步的可能性已经不在了。我们的角色，再这么继续坚持下去……将只会让我们看起来无比荒谬……这些人是瞎子。他们看不见天上照耀的日头。他们和我们说不一样的语言。我们只有一个人：教宗，而且他也正从我们的手中溜走。他正变得越来越愤懑。他们围在教宗身边把他变得越来越反对我们。”Rayneval à Tocqueville，Rome，3 septembre 1849，n.180，MAEC，PAR.

[10] Palomba a Schwarzenberg，Civitavecchia，5 settembre 1849，doc.129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367.

[11] “Diario della venuta e del soggiorno in Napoli di sua Beatudine Pio IX，” settembre 1849，ASV，ANN，b.392，ff.187r-188v；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200-207. 安东内利当时已经预计到了教宗待在新住处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星期。Antonelli a Cardinal Patrizi，Gaeta，28 agosto 1849，ASVR，Segr. Vicariato，Atti，b.8，fasc.12，ff.1r-2v.

[12] Bollettino n.17，Roma，15 septembre 1849，ASV，Segr. Stato，An.1849，Rubr.155，fasc.2，ff.186r-193v；Palomba a Schwarzenberg，Civitavecchia，15 settembre 1849，doc.135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384-85；Prefettura di polizia，30 agosto 1849，ASV，Segr. Stato，An.1849，Rubr. 155，fasc.2，ff.121r-121v. 雷内瓦尔建议托克维尔不要让难民们知道他们事实上是前往美国，以免他们拒绝离开。Rayneval à Tocqueville，Naples，11 septembre 1849，n.185，MAEC，PAR.

[13] Adolphe Niel à Gustave Niel，Rome，20 septembre 1849，doc.13 in 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79.

[14] 到此时为止，这封信已经在几家法国报纸上刊登并引起了积极的评论。在一篇社论文章中，法国的《辩论报》（Débats）补充了赞同总统讯息的评论，可参考：“France，” TL，September 10，1849。Louis Napoleon’s letter to Ney was also published in Le Moniteur on September 7. Milza，Pierre. 2004. Napoléon III. Paris：Perrin，pp.182-83.

[15] Corcelle à Tocqueville，Naples，20 septembre 1849，doc.154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415；Rayneval à Tocqueville，20 septembre 1849，n.147，MAEC，PAR. 在同一天，罗斯托兰更新了他的要求：“我再次恳求战争部部长，”他写道，“请结束我的任务。我不是执行政府当前政策的合适人选。”Rostolan à Tocqueville，Rome，MAEC，CP，Rome，vol.993，f.226r.

[16] 奥地利大使报告了和枢机主教们会面的情形，并且表达了和施瓦岑贝格相似的观点，让教宗移到奥地利控制的地区的想法只应作为最终手段。最好的方式是和法国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如果教宗来到奥地利控制的领土上，把罗马留给法国统治的话，法国和奥地利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变得过大。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Naples，11 septembre 1849，doc.133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380-82. 关于教宗心里的政治变动，见：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366-67。关于兰布鲁斯齐尼的警告，可参见：Rayneval à Tocqueville，Naples，13 septembre 1849，n.186，MAEC，PAR。

[17] 原文件的副本可参见：ASV，ANN，b.392，ff.175r-176v。虽然是在17日出现在罗马的，但上面的日期写的是12日。

[18] Stato pontificio. 1850. Raccolta di leggi，ordinanʑe，regolamenti e circolari dello Stato pontificio. Vol.3. Rome：Giornale del Foro，pp.169-70.

[19] 法里尼的说法摘自：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143。在9月末和枢机主教安东内利见面后，雷内瓦尔抱怨了教宗有限的赦免。如果他们听法国人的话，圣座国务卿答道，那他们将不会把任何人排除出赦免名单。“啊，”法国大使回答，“要是那样就好多了，那会给圣父大人带来荣耀。他会给人留下仁慈、慷慨的印象。”“绝不是这样，”安东内利回答，“大赦既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不道德的。”Rayneval à Tocqueville，Naples，30 septembre 1849，n. 198，MAEC，PAR.

[20] “在罗马的法国军事当局，”安东内利继续抱怨道，“想要在重要事务上施加他们的影响力，尤其是和警察事务相关的方面。”Antonelli a Viale，Portici，17 settembre 1849，doc.49 in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369-70. 安东内利后来给罗马教廷驻马德里大使发了同样的一封信，并且附上了训谕的副本。Antonelli al nunzio di Madrid，Portici，17 settembre 1849，ASV，ANM，b.313，ff.707r-712r.

[21] 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