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主动权

我们必须争取主动，否则就被别人抢去了。[1]

——阿道夫·希特勒对恩斯特·珀纳说

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冲锋队小队持枪押送七人上了停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外的一辆卡车，这七人分别是巴伐利亚邦总理、三名阁员、王储鲁普雷希特的一名顾问以及两名警察，其中包括警察局长卡尔·曼特尔。随后卡车载着这些地位显赫的俘虏，向格罗斯黑塞洛黑的森林方向进发。

车队来到霍尔茨基兴街2号[2]一座装饰成姜饼风格的大房子前，停在了铺着石子的行车道上。这是著名的莱曼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尤利乌斯·F.莱曼（Julius F. Lehmann）的家，他的公司专业出版医学著作以及民族主义和反犹书籍。经女婿弗雷德里希·韦伯医生——一名年轻的兽医，高地联盟的政治领袖——推荐，[3]莱曼同意把他的宅邸拿出来。

“诸位就当是来我家做客吧”，莱曼说。[4]

私下里，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拿他的大宅关押人质是不满的。“这个布谷鸟蛋是我亲爱的女婿下在我窝里的，”他说。[5]

在这座没有供暖的冰冷的房子里，被他称为“宾客”的人被分开关押。每个临时囚室外有两名冲锋队队员把守，还有一些人在花园和周围的树林里巡逻，以防警方发现后前来营救。屋外架了一挺机枪，枪口朝向街面，还有一挺在正门的门廊里。交谈是严格禁止的，赫斯警告那些领导人，冲锋队队员们已经得到指示，一旦有人试图逃离此地，他们会开枪。

此刻，被占领的战争部已经挤满了罗姆的人，然而相比之下，纳粹党在哥尼流街的办公室却意外地安静。用“小家伙”的话说，这里通常是个酝酿“阴谋诡计”[6]的喧闹所在，如今却丝毫看不出来。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24岁的总务主任助理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还有两个20岁出头的打字员：艾尔瑟·吉斯勒（Else Gisler）和安娜·舒尔兹（Anna Schürz）。

布勒建议两个女人早点去吃晚饭，因为当晚的工作会很繁重。[7]然而，五个小时后两名打字员仍然在桌边待命。她们早已经把函件和其他一些文书工作做完了。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也看不到有任何其他活动的迹象，直到晚上11点后，布勒才冲进办公室，要她们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们要转到一个新地点。

他们的老板、纳粹党总务主任马克斯·阿曼[8]为新政权物色了一个更豪华的总部。阿曼在战时是希特勒的军士长，至今仍是一副军士长做派。[9]他是个矮个子，一头金发，两个肩膀之间几乎看不到脖子。用“小家伙”的妻子海伦的话说，他是个“无情、冷酷的人……做事肆无忌惮”。[10]据说一个党员曾经被他一把抱住扔出办公室，因为此人居然胆敢要求查账本。[11]

几年后，美国的战时谍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前身OSS对阿曼的概括是，“一个知道自己是平庸之辈的平庸之辈”，[12]然而却毫不忌讳在自己不懂的领域做决定。此外报告还说，希特勒的领导技巧就是从这个蛮横、时显残忍的军士长身上学来的。

当晚早些时候，阿曼闯进一家银行，以希特勒政府的名义征用了那里。他选中的这家位于运河街29号的金融机构——“定居地与土地银行”——是他很熟悉的。他就住在这座楼的四层，曾经在银行里工作过。[13]

他们的这间阔气的办公室和规划军事行动的战争部遥相呼应。其中一个房间定为新的财政部，由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博士主事，这位工程师和建筑承包商是党内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1919年9月12日希特勒在施特恩埃克勃劳第一次参加党会议，讲者正是费德尔。[14]他的题目是“用何种方式、以何种手段消灭资本主义？”

作为新成立的财政委员会[15]的临时负责人，费德尔计划冻结全国所有银行账户；在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为了以防万一，他先把自己的储蓄取了出来。[16]当晚，当希特勒冲上啤酒馆的讲台时，费德尔感觉仿佛刚刚从一场梦中醒来。

银行里还有一间办公室留作宣传中心，负责人将是矮个子、秃顶、粗脖子的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恶毒的反犹小报《冲锋报》的出版人。[17]施特莱谢尔在纽伦堡一个小学当副校长，当晚抵达慕尼黑。[18]

此外还为鲁文勃劳集会的演讲者赫尔曼·埃瑟留了一间办公室。埃瑟被叫来为希特勒的政府起草一则公告，[19]用在报纸和党的海报上。这就是为什么要让打字员随时候命。

次日清晨，第一则纳粹党公告将广为传播，热烈宣告新政府的成立，以及“德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期”[20]结束。其中一些公告的署名是“阿道夫·希特勒，德意志国总理”，[21]这是已知对他的这个未来头衔最早的提及。[22]

日后发布的公告将煽动公众采取行动，宣布“全面围剿……在1918年11月9日犯下叛国罪行的恶徒”。血红色的海报声称，凡爱国之士都应尽自己的一份力，努力抓捕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及其政府部长——“不论死活”。[23]

在阿曼布置银行办公地的同时，希特勒派恩斯特·珀纳去警察总部和他的前同事与幕僚洽商。

抵达总部后，珀纳找到他的老朋友和门生威廉·弗里克博士，带着他去了已被冲锋队队员扣押的警察总长卡尔·曼特尔的办公室。是的，珀纳大方地说，这间办公室现在是弗里克的了。

由弗里克担任警察总长的主意实际上是古斯塔夫·冯·卡尔在贝格勃劳凯勒里屋提出的，他知道珀纳和弗里克曾融洽地共事过。1919年5月，执掌警察部队刚两周的珀纳选择由弗里克负责势力很大的政治部。珀纳将自己的手下分成两大类：前途无量的官员，以及其他在他看来无非是为薪水和铁饭碗而来的人。他称那些人为“婊子”。

在珀纳看来，弗里克显然是为官之材。他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恪尽职守，并且证明了自己有坚强的意志。用珀纳的话说，他不是“墙头草”。[24]珀纳和弗里克的合作如此密切，就像古代神话里的卡斯托耳（Castor）和波鲁克斯（Pollux）一样，形影不离且互补。

罗姆上尉对这个比喻做了解释。珀纳是个急性子，“精力旺盛，大胆，做决策很快”，[25]不过一旦遇到强硬抵抗，他也随时会另谋他策。弗里克则要细腻、冷静得多，遭到挑战时极其顽强。两人在慕尼黑警察部队中打下了一个难以撼动的权力基础。希特勒指望他们替他实现这个效果。

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珀纳和弗里克筹划如何将希特勒的新政权介绍给它声称代表的人民。他们打算把慕尼黑的顶尖编辑和出版人叫到警察总部图书室，来一场午夜新闻发布会。[26]

新闻界人士到场后，珀纳向他们宣讲了爱国主义，警告他们要是不可“理喻”，拒绝以足够正面的方式描绘当晚的事件，下场可能会不太好。应该赞颂希特勒的新政权带领国家走出1918年的噩梦。珀纳说，只要编辑们在工作中表现出责任感，或者说“规矩”，[27]就不会面临审查或其他令人不快的后果。

珀纳开始接受提问后，[28]拥护王权的《巴伐利亚信使报》（Bayerischer Kurier）的保罗·埃根特（Paul Egenter）问，既然卡尔称自己是国王的副手，他是否得到了王储鲁普雷希特的支持。这是个好问题——答案是没有——但珀纳企图回避。珀纳还躲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如何看待卡尔的君主主义和希特勒的“共和-独裁”野心之间的根本矛盾。

《慕尼黑最新消息》（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的编辑弗里茨·葛里希（Fritz Gerlich）提到了关于冲锋队队员骚扰犹太人的一些早期报道。犹太工厂主路德维希·瓦瑟曼（Ludwig Wassermann）在离开贝格勃劳凯勒时遭到扣留。[29]

珀纳丝毫不以为意。[30]

[1] Richard Hanser，Putsch！：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Pyramid Books，1971），338.

[2] Anz. Verz.XIX 421/23，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January 8，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11，StAM，and NA T84 EAP 105/7，829-30.

[3] Friedrich Weber，statement at Gefängnis Stadelheim，XIX 466/23，January 9，1924，HA 67/1493.

[4] John Dornberg’s 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156. 此外还可参阅MA 103476/3，1367，BHStA。

[5] 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90，note 66.

[6] Ernst Hanfstaengl，Hitler：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1957，repr. 2011），44.

[7] Elsa Gisler，November 19，1923，HA 67/1493；Anna Schürz，November 20，1923，HA 67/1493.

[8] MA 103476/3，1243-1246，BHStA，在银行的工作见1946年12月6日审讯记录，ZS-809，IfZ。

[9] Albert Krebs，The Infancy of Nazism：The Memoirs of Ex-Gauleiter Albert Krebs 1923-1933，ed. and trans. William Sheridan Allen （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246.

[10] Helen Niemeyer，“Notes，” 287，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John Toland Papers，FDR. 赫尔曼·埃瑟在一次问讯中用了类似的词，March 2，1964，Band I，ED 561/3，IfZ。另见Ludwig Ess，letter to Adolf Hitler，March 6，1925，HA 4/85。

[11] 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60.

[12] Thomas Weber，Hitler’s First War：Adolf Hitler，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40.

[13] Police report，VId 1659 VId/131，HA 69/1500.

[14] 希特勒对他的赞扬，Adolf Hitler，Mein Kampf，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43），210，215。

[15]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未出版日记，Tagebücher，ED 874/5，20，IfZ。公告刊发于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副本可见于HA 5/119。

[16] 此事得到了银行职员的证实，VI a F 161/24，January 21，1924，HA 67/1494。另见1923年11月23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5月14日《人民信使报》。

[17] Horst J. Weber，Die deutsche Presse，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1930），20.

[18] Police report，December 1，1923，HA 67/1493.

[19] Philipp Bouhler，January 31，1924，HA 67/1492.

[20] An die Münchner Bevölkerung！，copy in HA67/1492.

[21] An alle Deutschen！，copy in HA 67/1492.

[22]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208.

[23] 准军事组织调查委员会掌握了由一名希特勒突击队员传达的这道命令，其副本归档见HA 69/1500A。另外还刊登在了1923年11月9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

[24] NA T84 EAP 105/7，209.

[25]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34.

[26] NA T84/2 EAP 105/7，721；Police report，December 7，1923，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74，475；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1923年12月19日，HA 5/120，此外还有对保罗·埃根特、弗里茨·葛里希等参加发布会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问讯，收录于HA 67/1493文件。

[27] NA T84/2 EAP 105/7，348.

[28] Interrogation，January 30，1924 and March 20，1924，HA 67/1493，as well as Eugen Mündler，February 2，1924，HA 67/1493.

[29] Dr. Ludwig Wassermann statement，November 21，1923，HA 5/114I，and Police report，VI a F 566/24，1924年3月21日，HA 68/1494，and MA 103476/3，1439，BHStA.

[30] MA 103476/3，1231，BH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