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受爱戴的人

第1章 主教大会

如果那些在1846年选了不被看好的乔瓦尼·马斯泰·费雷提（Giovanni Mastai Ferretti）担任教宗的枢机主教们得知他将成为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教宗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在革命浪潮席卷19世纪中叶的欧洲时，教宗先是在意大利被赞颂为国民英雄、救世主以及上千篇诗歌和文章赞美的对象。但是在一刹那间，欢乐的赞美声就变成了“卖国贼”的怒吼，人们甚至高喊着要杀死教宗。这时是欧洲的变革时代。工业化打乱了旧秩序，交通工具的发展让革命如燎原之火蔓延各地，人们越来越怀疑以宗教为归宿的社会秩序。教宗庇护九世将在一瞬间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他将愈发感受到失控的恐惧。教宗本人是一个天性慈爱的人，他信仰坚定、虔诚，却缺乏理解正让世界发生转变的巨大力量的能力。在庇护九世（Pio Nono）^[1]的绝望中，现代意义上的罗马天主教会得以成形。

他将是最后一位教宗—国王（Pope-King），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双重角色和以教会律法为支柱的欧洲政治秩序即将崩塌。教宗在大地上的王国也即将崩解，这标志着欧洲变革已来到关键时刻，这场革命起源于100多年前开始传播的被统治者同意和政教分离的激进理念。这样的重大变革既不会轻易到来，也不会缺少付出流血的代价。

1848年横扫欧洲的革命标志着上百年来在欧陆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贵族政权开始谢幕。在那一年中，很多这样的贵族政权仍将存活下来，那些心慌意乱的统治者也能回到他们的都城，但此后的一切都已不再一样。神权和王朝统治的余年已经屈指可数，从巴勒莫（Palermo）到威尼斯的人民，从巴黎到维也纳的人民，已经陶醉地瞥见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不是作为臣民，而是作为被赋予了力量的公民。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跨时代变动要比在罗马来得更具戏剧性。罗马，这座“永恒之城（Eternal City）”是教宗国的国都。没有哪个城市发生的事会比在罗马城内发生的事件产生更大的国际回响，当大西洋两岸数以百万的天主教徒焦虑地追踪着教宗权威崩坏和他冒险逃亡的报道时，并没有什么人能预料到教宗权力的末日竟然如此的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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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九世的前任是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此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是一名苦修士，生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一个地方贵族家庭，长着高耸的鼻子，嘴唇下弯，呈现着一副永远不变的皱眉表情。他脸上的恶性肿瘤疤痕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摘除肿瘤给他留下了一个难看的伤疤。格里高利为自己赢得了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名声。他反对在自己的国境内修建铁路，也禁止臣民参加当时欧洲各地都在增加的科学会议。在他的眼中，教宗国被这样统治下去既恰当又合宜，但实际情况是国家腐败、管理失效，并且看起来他那300万愤怒的臣民并不会带来什么麻烦。^[2]

贫困包围着乡村，但奢华的16～17世纪的贵族宫殿和主教宫殿给许多罗马市民提供了工作。罗马民众并不认为贵族和主教之间具有多大的分别，这是因为这些主教通常是贵族们的年轻子嗣，而年纪大一些的儿子则会继承父辈的头衔和地产。几百年来，教宗们也常常出身于类似的家族。

虽然有富有的贵族、布满壁画的绚丽宫殿以及很多城市都拥有的宏伟教堂，但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却是一幅惨淡景象。城墙内将近一半的土地都无人耕种。点缀在这些荒地之间的是偶尔出现的一簇簇石松树和低矮的葡萄园，它们紧挨着被日光暴晒的古代温泉浴场、渡槽和教堂遗迹。蛇行流淌过城市的台伯河（Tiber River，也译“特韦雷河”）把城市分成小小的右岸和较大的左岸。右岸的北部坐落着梵蒂冈的宫殿，南部是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的简朴民居。在左岸，坐落着罗马城的主要地标建筑和古代遗迹。沿着河岸，身披绿色斗篷的牧羊人看着他们的山羊吃草，喝台伯河发臭的黄色河水。而雨后，污泥会从罗马城破损的鹅卵石街道里渗出来，让步行甚至马车行驶变得危险。到访罗马的沙俄作家、社会改革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曾说：“你得习惯罗马，”并补充说，“它的优点并不明显。在城市的外面有一些老旧、陈腐、荒凉的地方；它的街道晦暗，宫殿阴郁。”^[3]

穷人狭窄、潮湿的住所里没有灶台，所以人们要在户外生火做饭，这让街巷里充斥着水煮西兰花的刺鼻味道。美国雕塑家威廉·维特默·史都瑞（William Wetmore Story）回忆说：“猫在这里的穷苦人眼中是一种可口的食物。如果你有一只肥的，最好看紧一点，否则一定被偷。”^[4]

从古代万神殿向外延伸的是错综复杂的狭窄巷弄，沿街上有露天肉市，市场里人头攒动，有各种营生。建筑物上垂下来很多绳子，女人将水桶系在绳子上，在肉摊的遮雨棚上拉动，各种商品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若不是垃圾的恶臭、灰尘、羽毛和洒在地上的脏水，也许这样的情景还能算是令人愉快。屠夫们在人群中挤开一条去路，他们穿着血迹斑斑的罩衫，手推车里放着在城根处宰杀的牛；而那些略小一些的牲口，如山羊、绵羊和猪则被放在了店外。鸡、火鸡、鸭子和鹅在禽栏里叽叽喳喳地叫着，男男女女坐在附近拾掇禽肉，把它们的羽毛剔下来扔到一个大篮子里。当他们把每只禽鸟拾掇完，便会向它们的嘴里吹气，使身体肿胀，然后再挂起来出售。

在星期三和星期六，巨大的椭圆形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上会聚集起罗马主要的蔬果摊贩，市场里的顾客摩肩接踵，他们精打细算地挑选当季食材。蘑菇会特别引人关注，因为多年来毒蘑菇已经让不止一位枢机主教身亡，其他身亡的人还包括许多微不足道的罗马市民。现在，任何蘑菇在出售前，都会有一名罗马官员给袋子盖上许可印章。

剃头匠也会出现在市场里，罗马到处都是露天营业的剃头匠。当顾客坐下来准备刮面时，剃头师傅会用挂在椅子后面的皮条把剃刀磨得锃亮，随后手脚麻利地完成工作。下一位顾客，正牙疼得要命，有可能会在这里拔牙，如果感觉不适，也可以在这里接受放血疗法。^[5]

但是最让那些来到这座永恒之城的访客目瞪口呆的既不是市场，也不是成群的乞丐——这种事在欧洲其他城市随处可见——而是无所不在的教堂和司铎（priest，即神甫）。有17万人口的罗马城，约有400座教堂，大多数都有着富丽堂皇的装饰。这些教堂里可能有3500名司铎和修士（monk），同时还有1500名修女（nun），她们大都住在修道院里。教会的职位早已五花八门得令人眼花缭乱。许多托钵会（Mendicant Religious Orders）^[6]修士几乎让人无法将他们和浑身发臭、衣衫褴褛的乞丐分辨开来，那些乞丐会央求路过的人能够施舍。对比之下，上层圣职（upper clergy）则是教会中的王公贵族。他们住在灯火辉煌的地方，占据着政府中所有的最高职位并控制着最好的农田，这些土地会出产占据教宗国一半的农业财富，然而他们却不用交税。高级教士（prelate，也称“教长”）掌管着公共金库，但他们把这些财产视作教会而不是公众的。他们还掌管所有的学校、法庭和警局。“一位枢机主教，”据法国大使观察，“在罗马是王公，在乡下是地主。”

至于下层圣职（lower clergy）——司铎、修士、托钵僧（friar）和修女——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大部分情形下，他们来自卑微的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尤其是在偏远之地，他们的生活也是相当贫困的。国都的堂区司铎则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们享有部分来自宗教婚姻和政治权威方面的权力。当人们在罗马的街道上遇到一位堂区司铎时，男人们会脱帽致敬，女人和小孩则会亲吻他的手。这些司铎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进入堂区内的任何一间房子以检查教会圣训是否得到了遵守。他们雇佣探子并命令警察搜查住家、抓人，进而把胆敢冒犯的人拖去地牢。那些被关押的人通常在好几个月之后才被带到法庭里，到时在他们面前的法官本身也是司铎。在这样的法庭上，堂区司铎的证词就像是福音书一样被对待。罗马市民可能会被指控犯有通奸、鸡奸，或是辱骂他人，或是没能在大斋期间守住肉戒等罪行。所有的这一切，当然了，不会让圣职得到人民的爱戴，也不会让人们支持他们口中的“圣职统治”延续下去。^[7]

堂区司铎是罗马街道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戴着毛茸茸的黑色三角帽，帽子边沿处向上折叠，在头顶上方形成一个沉重的伞形。他们穿着系有明显扣环的黑鞋，露出小腿上的黑色短裤，身上有黑色的及膝长袍，扣子一直扣到肚子。为了增强效果，还有很多人拿手杖，手杖的上头有一枚亮闪闪的金属头。这样的司铎仍旧属于下层圣职中的精英人士。其他人，普通的司铎和修士则带着妒忌的眼光仰望上层圣职。他们是圣职中的最下层，和教宗国的底层人民一样，对教会精英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心怀愤恨。^[8]

当枢机主教们乘坐奢华无比的马车穿过大街小巷时，他们会路过那些遍及各地的乞丐身旁，这些乞丐在每一个街角、每一座广场、每一尊纪念碑和每一处教堂门口乞讨，他们也在餐厅门前乞求施舍。据一位法国的访客观察：“没有什么地方的乞丐比罗马的更愤世嫉俗、厚颜无耻。他不是在要求你的帮忙，而是好像他有权行乞，他总是以圣母的名义提要求，或是以最神圣的圣物的名义，或者是以炼狱中灵魂的名义提出行乞的要求，当他亲吻手上拿的盒子上的圣母像时，他要求你行善举，就好像你欠他什么似的。”^[9]

然而，虽然罗马市民愤恨他们堂区司铎的权力和枢机主教铺张的财富，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虔诚信教的方式。每个住家和每家店铺都有圣母像，在圣母像的下面至少会有一盏从不熄灭的油灯。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虔信的某个圣徒，每个住家的户主都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当时的一个法国人观察道：“罗马市民，他们因习惯而践行宗教，他们害怕地狱，也害怕他们的堂区司铎，”他还补充说，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蒙骗一个外国人，或是在盛怒下杀死他的邻居，“至于缺席星期日的弥撒，或错过圣徒纪念日以及在星期五吃肉，则是绝不会发生的事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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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教宗已经统治教宗国上千年，他们的领土范围曾经呈现过破碎、流动的状态，因此他们努力地运用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来扩大自己的领地。在格里高利十六世时，教宗国的领土从费拉拉（Ferrara）延伸到北方的博洛尼亚（Bologna），在东南方向囊括了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 Duchy of Tuscany），并由此包括了亚得里亚海岸的长条形地带，其中包括安科纳港（Port of Ancona）。从托斯卡纳以南位于意大利西海岸的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开始，教宗的土地一直向南延伸，经过罗马并囊括了一系列小城。在北边，教宗国与奥地利人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Kingdom of Lombardy-Veneto）接壤；在南边，则与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 of Naples）接壤。^[11]总而言之，教宗国的领土只占今日意大利国土面积的14%，但是它位于半岛的正中心；而其300万人口中主要是不识字的农民，这些人以务农为生。

已经在欧洲北部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技术发明在教宗国里很少露面。这里很少有工厂，也没有火车。但是这种落后状态却属假性。几十年来，教宗统治的古老真理一直遭受着攻击。在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以及后来在拿破仑和法国军队影响的传播浪潮下，人们开始质疑是上帝制定了这种社会层级的观念，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此深信不疑，因而越来越愤恨享有特权的圣职和贵族。在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里，国王是上帝而不是人民选择的，因此任何打算推翻国王的企图都是逆天的亵渎和对上帝的攻击。但是有一种新的、具有颠覆性的政治理论正被传播开来。在这种思想观念中，最高权威并非源于统治者，而是源自人民。一个教宗—国王，掌控着军队和警察力量，已经越来越被人们看作中世纪的老古董。因为教宗是全世界天主教信徒心中恰当的“圣父（Holy Father）”，对很多人来说，他没有当国王的职责，同样的，那些人也认为司铎们并不具有管理警察和法庭的职责。

和这种启蒙思想所推动的观念一道席卷欧洲的还有另外一种新的、强大的信条——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译“国族主义”）。当时的意大利半岛有很多分裂的国家，有如一块块的补丁，有各种王国、帝国领地和公国。许多这样的政权都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在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意大利应该得到统一，外国军队和外国统治者均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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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早已不再年轻，但是他的故去对很多人来说仍旧太过突然，因为他并没有生病。在1846年5月末，他的左腿先是恼人地发炎肿胀，随后病情立即恶化，到了6月1日早晨，教宗驾崩了。^[12]

好几个世纪以来，教宗驾崩不仅会在精英人士中引起激烈的影响力争夺，而且常常会引发民众暴动。格里高利十六世是在十五年前当选的，当时暴动的迹象已经浮现出来。在加冕典礼上，教宗国第二大城市博洛尼亚爆发起义的消息传到了罗马。很快，教宗国的整个北方地区都燃起了起义的焰火，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相继宣布脱离教宗统治。多亏了奥地利军队迅速出动，旧秩序才得到了维护。现在，十五年过去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theocracy）看起来稳固极了。枢机主教仍旧是政府主要部门的首脑，在此之下，仍然是一张由主教、司铎和修士组成的网铺在重要的政府位置之上，他们垄断了教育和法庭上的法官席位，这让宗教和民事政务之间没有多少差别。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曾预测，格里高利十六世的继任者若不依靠奥地利军队的维护，则将无法安稳地统治超过半年。^[13]

考虑到格里高利十六世激烈地反对一切现代事物的名声，没过多久，取笑他死去的各种笑话就在罗马城内传开了。其中有一则述及，当他来到圣彼得的天堂门前时，已经累得走不动了。

“还有多远要走？”筋疲力尽的教宗问。

“呵呵，”圣彼得回答道，“要是允许修铁路的话，你早就到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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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要国家都由君主统治——法国和普鲁士有国王，西班牙有女王，奥地利有皇帝，俄国有沙皇。小一些的国家也是这样，它们由王室或和王室有联系的家族统治：葡萄牙、那不勒斯、瑞典、比利时、丹麦以及托斯卡纳大公国。

当格里高利十六世的葬礼正在罗马举行时，这些统治者的宫廷正在争论着继任的新教宗所必需的品质。对三个天主教国家，即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来说，这样的争论无异于白费口舌，因为几百年来，这三位君主都有否决他们不同意的教宗候选人的否决权。在他们之中，有一位特别重要的人——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Prince Klemens von Metternich）。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每当有教宗国的人民起义，他都会派奥军前去匡扶教宗统治。梅特涅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在回忆录中曾说道：“我禁不住每日都向自己重复20次。哦上帝啊！我是多么正确，他们是多么大错特错啊！”这位身材高大，有蓝色眼睛，留着一头浅色背头鬈发的侯爵也是一位爱漂亮的花花公子。但是如果花花公子的事迹被放在法庭上的话，宗教法庭的成员们依旧会原谅他，这些人都对他保有深深的敬意。“他不仅是国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维也纳的教廷大使深信不疑地说，“而且还是最好的天主教徒。”^[15]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

梅特涅曾以年轻的奥地利外交官的身份，主导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在弥漫着拿破仑已被打败的气氛的会议里，获胜的各国已经准备好了一张新的欧洲地图。奥地利对伦巴第的统治已然重建起来，威尼斯共和国（Republic of Venice）延续了一千年的统治已经走到尽头，威尼托地区也是如此，被囊括进了奥地利帝国的口袋。奥地利人对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意大利中部规模更小的摩德纳公国（Duchy of Modena）、帕尔马公国（Duchy of Parma）则将被奥地利帝国的皇室成员统治，奥军也将确保教宗得以继续控制他的领土。当时，只剩下位于意大利半岛西北部的撒丁尼亚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和撒丁岛仍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地位，不受奥地利帝国的影响。

对这位奥地利帝国的首相来说，教宗国是欧洲旧秩序的支柱，同样也是稳定的基石，以及让广大民众身处在一小部分富贵人士压迫下的不平等状态中的有力且正当的理由。他在1836年致信比利时国王时曾提醒过：天主教会给欧洲的君主们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支持。“教会所教导的是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相互职责……它教导君权神授……教你紧紧地追随教会和陛下的领导，由此它才会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梅特涅并不是傻子。他已经意识到时代正在变化，那些没能作出改变的统治者，虽然小心谨慎，仍然下场悲惨。而且教宗国既和奥地利人掌控的伦巴第和威尼托接壤，又和受奥地利控制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接壤，^[16]这些都是难以驾驭的地方，这样的现实情况意味着任何教宗国内部的动荡都会给奥地利帝国带来直接的危险。这位奥地利帝国首相打算让教宗捍卫教会的神权政治，但是他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圣职人员对政府的把持必须有所放松，要把有能力的圈外人引入到政府中。^[17]

法国是欧洲另一个强大的大陆力量，西班牙早已日薄西山。300年来，除了拿破仑那几年的短暂例外，法国在和奥地利展开对意大利施加影响力的争夺中总是功败垂成。就像奥地利皇帝一样，法兰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也想让教宗能够保障教宗国的公共秩序。但是他同样也觉得需要有一个改革家来让破败的教宗国政府免于崩塌。按照法国外交大臣所说，这位新教宗，应该要“启蒙开化、谨慎小心、温和稳健……而且尤其不要和任何［欧洲的］势力有所联系。”三位法国的枢机主教被指示要用国王的否决权来反对任何缺少这些特质的候选人。^[18]

教宗国的南方邻国是那不勒斯王国，该国掌握的国土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其君主是波旁王朝的费尔南多二世国王（Bourbon King Ferdinand II），他以臭名昭彰的落后统治控制着叛乱频发的国土。他惶惶不可终日，完全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法国波旁表亲路易十六（Louis XVI）在半个世纪前被砍了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太过鲜活的记忆，始终难以忘却。在他的北方邻国，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的驾崩造成了动荡不安的权力真空。当下亟须的是选出一位新教宗，国王的外交大臣建议道，这位新教宗需要“在政治事务上经验丰富，并且在性格上决断有力”。就像历史即将证明的那样，格里高利十六世的继任者不具备以上任何特质。^[19]

在欧洲各处，当权者们认为人民选择自己想要的政府的观念实在是毒害深重而且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共和派、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或者至少是希望下一位教宗——这个代表着中世纪社会观念的人物——将是最后的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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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位于教宗一人之下的枢机主教们组成了枢机主教团（Sacred College），他们既负责教会统治，也有权为死去的教宗选择接班人。有一些枢机主教是从很年轻时就得到了这一身份，这要多亏了他们的贵族出身；另一些人则掌控着遥远的意大利小教区。作为一个群体，这些枢机主教既没有才能，也不了解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按照那不勒斯王国驻罗马教廷大使所汇报的他对枢机主教们聚在一起选择新任教宗境况的观察：“到目前为止，让我看着这样的讨论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他们之间彼此不和，整个会议的气氛弥漫着个人私利的气息，彼此担心着别人的目的不纯。”梅特涅也从罗马得到了类似的回报——这群枢机主教是一群庸才，他们脑子里在意的只是保护自己的特权。让事情更糟糕的是，格里高利教宗把金库花了个精光，政府中充满了没有才能的人，军队也千疮百孔。选定教宗的主教大会冗长且困难重重。^[20]

按照习俗，主教大会将在十天的哀悼期后开始。有54名枢机主教是意大利人，只有8人来自其他地方，他们都是欧洲人，有3个法国人，2个奥地利人，他们比枢机主教团的其余单个成员更加有力。当教宗驾崩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他们要花一段时间赶到罗马，没有一个非意大利枢机主教按时到达，甚至连米兰总主教（Archbishop of Milan）也没有按时抵达，他是奥地利人，手中握着梅特涅交予的否决令。

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的圣座国务卿（也译“国务卿枢机”）是一位七旬老者，名叫鲁伊吉·兰布鲁斯齐尼（Luigi Lambruschini），出身于热那亚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对枢机主教团最有影响力。就像格里高利一样，他也因苦修的习惯闻名于世，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贵族举止、冷淡又傲慢的人。在担任热那亚总主教（Archbishop of Genoa）之后，他在1827年被派往巴黎担任罗马教廷驻法国大使。在巴黎，他反对国王查理十世（King Charles X）推行改革或自由的任何举动，争辩说听从人民的要求将会削弱上帝旨意下的社会秩序。他尤其警告国王不可以放松对媒体的审查，因为那会让个人权利的煽动性信条扩散开来。当1830年七月革命的人民起义结束后，倾向自由派观点的路易·菲利普代替查理十世成了法国的新国王，他随即要求替换掉兰布鲁斯齐尼。

在那之后，兰布鲁斯齐尼晋升为枢机主教，而且在一年后的民众起义后，他发出了最坚定地呼吁奥地利军队介入以恢复教宗国秩序的声音。大多数枢机主教都跟他有着相似的世界观。上帝已然让广大的民众埋头做他们的卑微营生，不要操心政府管理方面的事情。上帝已经把公众的福祉交给了那些放纵却固执的大人们：法兰西国王、奥地利皇帝和教宗国的教宗。政府应要代表民意对于兰布鲁斯齐尼来说是一个再奇怪不过的观念了。他力劝教宗要限制大学的数量，并认为大学是孕育危险的现代观念的温床。他僵硬、专横且孤注一掷地要回到中世纪基督教的灿烂时光；他领导着枢机主教中的反改革派，这些人是“宗教狂热者（zelanti）”。^[21]

1846年6月14日星期日下午6点，一串由豪华马车排成的长队聚集在罗马城中心的圣西尔维斯特圣殿（San Silvestro Church）门前。枢机主教们从各自的马车中走出来参加一场特别的弥撒。在礼拜过后，50名枢机主教顶着阴郁的天色，在教廷卫兵的簇拥下走向不远街区处的奎里纳莱宫。每位主教都有两个房间，大一点的自己用，小一点的给他的随扈人员，即一名秘书、一名男侍和一名用人使用。所有窗户都关得紧紧的，谨防任何对外交流。

随后，每一位枢机主教都会得到外国使节和罗马贵族的到访，他们每个人渴望着阿谀几句，也许还能对枢机主教们施加一些影响。到了晚上11点钟，仪式性的“其他人离开！（Extra omnes！）”清场喊话将重复三次。所有的门都会关起来并将枢机主教和随扈们锁在里面。为避免在教宗缺任期间罗马街道上常常出现的暴力事件，瑞士卫队被分配到聚集在奎里纳莱宫对面的广场上的围观人群中，而很多路障则将附近的街区和广场阻隔起来。^[22]

投票将于第二天早晨在保禄礼拜堂（Paolina Chapel）举行。和梵蒂冈著名的西斯廷礼拜堂（Sistine Chapel）相似，保禄礼拜堂的墙上也有整面的湿壁画，拱形的天花板有20米高。顺着每个墙面，都有一列有华盖顶的宝座，每个枢机主教都有一个这样的座位，上面有一张装有鹅毛笔、墨水瓶和纸的小桌子。在礼拜堂的一端，顶上有高高的祭坛，上面有点燃的蜡烛和精工细作的编织挂毯。在它下面有三个枢机主教的座位，这三个人是每个投票箱的唱票人，他们将朗声读出票面内容。^[23]

选举要求是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没人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到达这样的一个令人紧张的关口。虽然没有要求说新的教宗要来自于枢机主教团，但是自14世纪以来，从来没有枢机主教以外的人选当选过教宗。随后，所有人的目光都将聚焦在那些与会者中。有两拨人准备要展开竞逐。一边是保守的宗教狂热派，他们的选择很清晰：他们将依靠兰布鲁斯齐尼来延续他十年圣座国务卿生涯的政策。不那么清晰的事情是谁将会是温和派的人选，这些温和派认为教会必须在某些方面作出调整，以适应时代。

令人惊讶的是，主教大会没过多久就达成了结论。第二个投票箱的结果让形势变得十分明朗，兰布鲁斯齐尼将无法达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选票，之前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枢机主教团成员乔瓦尼·马斯泰·费雷提出人意料地领先了。

马斯泰·费雷提出生于1792年，来自一个位阶不是很高的贵族家庭。他的家乡在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是教宗国中部的一个意大利城镇。他小时候患有癫痫症，这使他母亲想让他成为司铎的愿望受到了威胁。当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教宗国并打垮教廷政府后，有两位教宗相继遭到法军的驱逐，他们被迫离开罗马流亡他处。庇护六世（Pius VI）于1798年离开罗马，次年在法国的瓦朗斯（Valence）驾崩。主教大会选出了他的继任者庇护七世（Pius VII），这次大会并没有在罗马举行，教宗统治在那里已告结束，因此它最终在威尼斯举行。虽然庇护七世在1809年时曾短暂获准回到罗马，但是他仍被法国军队带回了法国。

乔瓦尼·马斯泰在罗马的神学院随后被关闭，他不得不回返家乡。直到拿破仑在1814年战败后，庇护七世才得以回到永恒之城，马斯泰也得以继续他的圣职学业。这种中断的一个结果是，马斯泰本就对追求知识兴趣有限，因此他从不觉得自己对神学和文化事物已经到了精通烂熟的地步。1818年，新近归位的庇护七世认可了他的司铎身份，但有一个前提条件，考虑到他癫痫症的不确定性，他只能在其他圣职的协助下主持弥撒。^[24]

1827年，35岁的马斯泰从陪同教会前往智利的旅程中归来，他被任命为位于他家乡和罗马中间的斯波莱托的总主教（Archbishop of Spoleto）。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上帝真是在大地上播撒愉悦，因为他让一个如此卑微的小虫豸得到了如此巨大的殊荣。”

当反抗教廷政府的起义在1831年爆发，年轻的总主教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威胁有多么严重。“佩鲁贾（Perugia）、弗里诺（Foligno）、斯波莱托和特尔尼（Terni）的所有［革命］军队加起来也不过只有500人，”他这样告知身在罗马的圣座国务卿，“没有制服、没有领导、没有胆识，这群人没本事吓唬任何人……无论教宗国的军队是否已作好了获得胜利的准备，还是这只是一支腐败无能的军队，我都将此事交给我主上帝之手，不作任何评断。”

但是教宗国军队证明了他们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当城镇的市民卫队也加入起义后，马斯泰被迫逃离。他先是在那不勒斯王国避难了将近二十年，后来又不得不再一次逃走。这一次逃离的时间算是短暂，因为奥地利军队很快就重新掌握了局面。在他的归程中，马斯泰心中充满着自我怀疑，要求教宗能够接受他的辞职，提出自己“对圣学经验不足”，“缺乏”最初的使徒们要求主教应该具有的领袖魅力，并且提到了他不定期发作的癫痫症，并称“糟糕的健康状况已经折磨我多年”。^[25]

格里高利十六世拒绝了马斯泰的要求，次年便将他派往距博洛尼亚西南方20英里远的伊莫拉（Imola）出任主教。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将会为自己赢得公正、讲原则、天性善良，但是在必要问题上坚守立场的名誉。他发现本地司铎们的糟糕品性尤其令人不安。“远离……司铎群体，”他抱怨道，“这些人更像是独狼，简直是耻辱，是害群之马。”他禁止司铎在不穿教士服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共场合，禁止他们携带武器，要求所有堂区司铎都要居住在教会的宿舍中。

梅特涅侯爵先是在1842年从奥地利驻罗马教廷大使的信中听说了刚刚成为枢机主教的马斯泰，他们在信中讨论了格里高利十六世可能的继承人问题。“内部既不想要一个外国人［教宗国以外的人］，也不想要一位修士［即格里高利教宗和兰布鲁斯齐尼枢机主教这样的人］在下次主教大会上脱颖而出。”^[26]

马斯泰，这位来自小城镇的枢机主教，缺少在教廷中央行政机构罗马教廷（Roman Curia）中勾心斗角的经验。他能够成为教宗人选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但是他因幽默、直率和赢得民众支持方面的成功表现得到了所在教区人们的尊重，要知道生活在这个教区的教宗国人民是反对圣职统治的。^[27]

对保守派人士来说，让马斯泰如此有吸引力的正是他的软弱。考虑到马氏对罗马政治世界毫无经验，他们认为，也许这个人将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可以把他导向正途。

在6月16日那天，第四个投票箱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马斯泰成了被选定的人选，当负责朗声唱票的三位枢机主教中的一人一个接一个地念出他的名字时，他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他要求下台休息，由另外一名枢机主教代替他继续工作。当马斯泰的票数达到三分之二时，枢机主教摇响了铜铃，正式询问马斯泰是否愿意接受选举结果。马斯泰神情激动，走向圣坛，跪了下来，口中小声念着祷词。随后，他缓缓站起，转身对着等待的枢机主教，用拉丁语说出“我接受（Accepto）”。枢机主教们头上的小华盖随后落下，只剩下他的依然敞开。当马斯泰被问到想要选什么名字时，他回答说想要像庇护七世那样被称为庇护九世——将近五十年前，庇护七世正是在伊莫拉主教的位置上被选为教宗的。^[28]

*

在选举过后的6月17日一早，新的宗座回到保禄礼拜堂来接待罗马城的贵族，并允许他们亲吻圣父的脚。圣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上的礼炮鸣了11响以提醒人们即将宣布新任教宗人选，有上千人来到了奎里纳莱宫。在这栋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尺的巨大建筑物正门的上方，通向俯瞰广场的走廊大门已在枢机主教们进入主教大会后被用砖块堵上了。现在工人们要将入口打开，道路通畅后，一队枢机主教列队走出，每人都穿着红色的丝袍。最后，枢机助祭（cardinal deacon）^[29]大步走向前来宣布新教宗的名号。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关于选举的话题就已在民众间传开了，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到底是谁当选。在拥挤的人群中，没几个人能听清楚枢机助祭在前面说了什么。而那些听清了的人，很显然的是，他们中没什么人听说过马斯泰是谁。有几声零散的“万岁！（Evviva！）”呼声从广场中响起，有几顶帽子扔上了天空，但是大多数人，有人不解，有人失落，他们都陷入了沉默。

随后，不为人熟悉的穿白袍的人物出现了——他相对年轻，脸上露出慈爱的微笑，和不受爱戴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大步迈向了露台。这位新教宗是个美男子，身材中等、胸膛宽阔、头发金黄。他展现的慈祥和易于亲近的感觉很快就迎得了人们的喜爱。教宗的哥哥很喜欢说这句话：“如果有人把乔瓦尼切成一百万块，从每一块里，就像是章鱼一样，都会有一个新司铎诞生。”庇护九世举起双手，用有力、清晰的声音祝福信众。那些站得足够近的人看到泪水已流淌在他的脸上。圣天使堡上的巨型礼炮再次鸣响，全城都飘扬着大小教堂摇响的钟声。^[30]

那天晚上，所有在罗马的外国使节都点亮了他们宫殿墙上的灯火。法国大使，59岁的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连夜给巴黎发讯息，想要报告他在这次新教宗出人意料的迅速选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主教大会开始前的几天，他曾努力和尽可能多的枢机主教交流，向他们强调迅速安抚教宗国人民和选择能够面对现代挑战人选的重要性。虽然他没有特意为这位伊莫拉主教游说，但是他认为马斯泰正是教会所需要的人选。

教宗庇护九世

罗西在当天早上去了奎里纳莱宫问候新教宗。庇护九世的眼睛再一次因情绪而湿润，他握住了罗西的手。大使随后从拥挤的大厅向外走的时候，和几位枢机主教交谈了几句。他们预计这位新教宗很快就将宣布大赦，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宣布在教宗国修建铁路的计划。“如果能通过，”在罗西看来，“我看这里肯定会安定下来。”^[31]

鲁道夫·冯·吕佐夫（Rudolf von Lützow）是奥地利大使，他给身在维也纳的梅特涅发去了类似热情洋溢的报告。在斯波莱托和伊莫拉，这位奥地利人回忆称，马斯泰已经知道如何“依靠慈善工作和父母般的慈祥去赢得民众的爱戴，这让他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统治自己的教区”。吕佐夫也觉得他们可以指望这位新教宗在考虑改革时能够和奥地利进行紧密的协商。^[32]收到消息时，梅特涅表达了他的欣喜，既因为枢机主教们作出选择如此之快，也因为最后的结果正如他的心意。他告诉奥地利大使，庇护九世的当选，将会“让所有宗教和秩序之友感到满意，同时也能迅速给那些诋毁天主教会的现世统治（temporal rule），并在给教会贴上时代错乱、与现代文明的需求无法相配的标签的人们中间传播混乱”。新教宗如今所面临的，如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看到的，是很大的困难，但是他补充说：“无论何时，只要庇护九世要求捍卫教会所拥有的崇高使命，以保持……教会伟大的保守信念，他都将发现，我们奥地利会和他站在一起。”^[33]

教宗是在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也译“圣伯多禄大殿”）被授予宝冠的。在大教堂里，教团领袖、主教、枢机和上百名教会显要人物都按队列进场。在看起来没有尽头的队伍最后出现的，是庇护九世，他坐在教宗御座上，由12名男仆抬着，周边围绕着贵族侍卫、瑞士卫队和教廷军队的将军们。

法国和奥地利政府对这位新教宗十分满意，但罗马民众的态度仍不明朗。对他们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人们聚集在大教堂中参加加冕典礼并向庇护九世表示问候，正如托斯卡纳使节所说的：“人们完全冷淡，既没有出声音，也没有鼓掌，更没有表现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喜悦。”新教宗非常渴望能找到方法来赢得他们的心。事实证明这并不难，但困难的是在保持住他们的热爱同时不要毁灭教会。^[34]

[1] 这是意大利人谈到庇护九世时的称呼。

[2] Wiseman，Nicholas Patrick（Cardinal）. 1858. Recollections of the Last Four Popes and Their Times. London：Hurst and Blackett，pp.420-22，504-6；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60-61.约翰·科尔曼（Johan Koelman）是一个当时住在罗马的荷兰画家，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说过一句教宗的好话：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p.29，32-33。

[3] 赫尔岑（Herzen）的评论（1996，pp.72-75）是在1847年12月写下的。当时的另一位外国访客英国诗人亚瑟·科洛夫（Arthur Clough）作出的评价甚至更残酷，他写道：“大体来说，罗马可以被称为一个垃圾场。”（1888，p.146）

[4] Story，William W.1864. Roma di Roma. 4th ed. London：Chapman and Hall，vol.2，pp.38-52.

[5] 在罗马的一个法国人曾这样观察：“剃头匠在露天摊子上做完手上的活儿的速度值得让费加罗（Figaro）本人致敬。”Toytot，Ernest de. 1868. Les romains cheʑ eux：Scènes et moeurs de la vie romaine. Paris：Albanel，p.33.

[6] 也称“乞食修会”，旧译“托钵僧团”，创立于13世纪初，以云游布道、托钵乞食的方式区别于其他修会组织。主要派别有方济会和多明我会，并和奥古斯丁会及加尔默罗会合称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

[7] Moroni，Gaetano. 1851. Diʑionario di erudiʑione storico-ecclesiastica. Vol.51. Rome：Emiliana，pp.239-48 （“Parrocchia”）；Demarco，Domenico. 1949. Il tramonto dello stato pontificio. Il papato di Gregorio XVI. Turin：Einaudi，pp.188-90；Desmarie，Paul［pseud.］. 1860. Moeurs italiennes. Paris：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pp.29-31.

[8] 教宗国的300万人口中有一半是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还有另外25万人是受雇的仆人。Demarco，Domenico. 1947. Pio IX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del 1848：saggio di storia economico-sociale. Modena：Società tipografica modenese，pp.25-29；Demarco，Domenico. 1949. Il tramonto dello stato pontificio. Il papato di Gregorio XVI. Turin：Einaudi，pp.24-29；Negro，Silvio. 1966. Seconda Roma，1850—1870. Milan：Hoepli，p.149.

[9] Desmarie，Paul［pseud.］. 1860. Moeurs italiennes. Paris：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p.40；Gillespie，William H.1845. Rome：As Seen by a New Yorker in 1843—44. New York：Wiley and Putnam，pp.157-59.

[10] Desmarie，Paul［pseud.］. 1860. Moeurs italiennes. Paris：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pp.27-30.

[11] 此处使用的是简化后的王国名称，当时的正式称谓是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

[12] “Conclave de 1846，” MAEN，RSS 588；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p.111-14；Martina，Giacomo，and Wiktor Gramatowski. 1996. “La relazione ufficiale sul conclave del 1846.”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163；Gajani，Gugliemo. 1856. The Roman Exile. Boston：Jewett，pp.294-95.

[13] Oxilia，Ugo. 1933. “Tre conclavi.”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583；Chiron，Yves. 2001. Pie IX，pape moderne. Suresnes：Clovis，p.41；Matsumoto-Best，Saho. 2003. Britain and the Papac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846—1851. Rochester，N.Y.：Royal Historical Society，pp.12-14.

[14] 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90.

[15] 关于否决权，见：“Veto，” MAEN，RSS588；Gillespie，William H.1845. Rome：As Seen by a New Yorker in 1843—44. New York：Wiley and Putnam，p.150。关于梅特涅，见：Nunzio di Vienna aLambruschini，Vienna，19 febbraio 1836，doc.30 in Manzini，Luigi M. 1960. Il cardinale Luigi Lambruschini.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p.597-98；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p.50-53；Dumreicher，Alois. 1883. Portraits par un diplomate. Paris：Plon，pp.96-117。

[16] 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统治托斯卡纳至1737年，由于绝嗣及与哈布斯堡皇室联姻，托斯卡纳于当年划归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皇朝，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由奥地利帝国承继。

[17] 关于梅特涅给比利时国王的信，见：Manzini，Luigi M. 1960. Il cardinale Luigi Lambruschini.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p.603-4。米兰在当时连同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方都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梅特涅给米兰总主教下了指令，要求他利用否决权来阻止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的第一任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贝内提（Cardinal Bernetti）当选。这样的情形看起来就是梅特涅想要一个把维也纳当作最亲近朋友的教宗，并且要远离奥地利的主要对手法国。梅特涅认为贝内提太亲近法国了。无论如何，梅特涅的否决是在新教宗已经当选之后才传抵罗马的。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87；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83，114-22.

[18] François Guizot à Pellegrino Rossi，letters of instructions dated June 8 and June 17，1846，MAEN，RSS 272. See also Ideville，Henry，comte de.1887. Le comte Pellegrino Rossi，sa vie，son oeuvre，sa mort（1787—1848）. 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p.142；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11-12.没有任何一名法籍枢机主教在主教大会召开之前及时赶到罗马，因此关于法国人的否决权问题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19] Foreign minister，Naples，to Giuseppe Ludolf，ambassador，Rome，June 6，1846，in Cipolletta，Eugenio. 1863. Memorie politiche sulla restauraʐione e decadenʐa del governo di Pio IX compilate su documenti segreti diplomatici rinvenuti negli Archivi degli affari esteri delle Due Sicilie. Naples：Morelli，pp.231-32；Arcuno，Irma. 1933.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 nei rapporti con lo Stato pontificio（1846—1850）. Naples：Perrella，pp.4-11.

[20] Count Ludolf to Naples foreign minister，June 6，1846，in Cipolletta，Eugenio. 1863. Memorie politiche sulla restauraʐione e decadenʐa del governo di Pio IX compilate su documenti segreti diplomatici rinvenuti negli Archivi degli affari esteri delle Due Sicilie. Naples：Morelli，pp.229-30；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97-99，108-13.

[21] Giampaolo，Maria A. 1931. “La preparazione politica del Cardinal Lambruschini.”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1，8-9，81-82；Monsagrati，Giuseppe. 2004. “Lambruschini，Luigi.”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Regoli，Roberto. 2011. “Il cardinal Luigi Lambruschini tra Stato e Chiesa.” Barnabiti studi，p.313；Manzini，Luigi M. 1960. Il cardinale Luigi Lambruschini.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p.448，488-90，653-55；Piscitelli，Enzo. 1953. “Il Cardinal Lambruschini e alcune fasi della sua attività diplomatica.”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159. Lützow to Metternich，23 août 1842，in 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99n-103n.On Lambruschini，see Giampaolo，Maria A. 1931. “La preparazione politica del Cardinal Lambruschini.”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 18：81—63；Regoli，Roberto. 2011. “Il cardinal Luigi Lambruschini tra Stato e Chiesa.” Barnabiti studi 28：309—32；Monsagrati，Giuseppe. 2004. “Lambruschini，Luigi.”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作为一个毫不妥协的死硬派反改革人士，鲁伊吉·兰布鲁斯齐尼在梵蒂冈的名声在2005年新任命的圣座国务卿塔尔西西奥·贝尔托内（Tarcisio Bertone）的反应中可见一斑。当被问到他是自鲁伊吉·兰布鲁斯齐尼之后首位担任圣座国务卿的修士时，贝尔托内回答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我和兰布鲁斯齐尼相提并论！”（Regoli，Roberto. 2011. “Il cardinal Luigi Lambruschini tra Stato e Chiesa.” Barnabiti studi，p.309）

[22] “Conclave de 1846，” MAEN，RSS 588；Gajani，Gugliemo. 1856. The Roman Exile. Boston：Jewett，pp.308-12；Pelczar，Giuseppe（Bishop）. 1909. Pio IX e il suo pontificato. Vol.1.Turin：Berruti，pp.104-9；Balleydier，Alfonso. 1847. Roma e Pio IX. Naples：Borel e Bompard，pp.17-18；Martina，Giacomo，and Wiktor Gramatowski. 1996. “La relazione ufficiale sul conclave del 1846.”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p.206-7；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p.183-86.参加主教大会的枢机主教们并非完全与外界隔绝，因为他们的每一餐都由各自的仆人准备，仆人们每天会提来一个大篮子，里面放着桌布、餐具、餐盘和他们自己的食品。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74.

[23] 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72-82.

[24] 特别是和庇护七世有关的具体情况，见：Chiron，Yves. 2001. Pie IX，pape moderne. Suresnes：Clovis，p.24。我对于马斯泰早年经历的描述主要是根据Chiron的传记，另外也参阅了Falconi在1981年的著作。

[25] Chiron，Yves. 2001. Pie IX，pape moderne. Suresnes：Clovis，pp.41-43.

[26] Lützow to Metternich，Rome，23 août 1842，in 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104n；Chiron，Yves. 2001. Pie IX，pape moderne. Suresnes：Clovis，pp.46-47.

[27]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89-90.

[28]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92；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p.197-98；Cittadini，Giovanni. 1986. Il conclave dal quale uscì Giovanni M.Mastai—Ferretti Papa. Naples：Laurenziana，p.23.历史文献中包含了很多关于此事的戏剧性描写，这些内容似乎均为伪作，其中有一篇声称，马斯泰在得知自己将获选教宗后随即晕了过去，以及兰布鲁斯齐尼因为相反的原因也被气昏过去。枢机主教贝内提有理由相信他本人会获选，据说他在得知最后是马斯泰获选后，他说了一句“太棒了！在一个警察之后，我们又将有位小姑娘了！”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5，pp.8-9；Pio，Oscar. 1878. Vita intima e pubblica di Pio IX. Milan：Guglielmini，p.31. 上一次选出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的主教大会曾历时50天。

[29] 如同教区中的主教（bishop）、司铎/神甫（priest）、助祭/执事（deacon）的等级划分，《天主教法典》（Canon Law）第350条规定，枢机也分三个等级：主教级枢机（the episcopal order，即枢机主教）、司铎级枢机（the presbyteral order，即枢机司铎）、助祭级枢机（the diaconal order，即枢机助祭）。其中主教级枢机原特指罗马市郊七教区的主教，后在1965年经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裁定，东方礼仪天主教会的宗主教（即牧首）有被列入枢机团的，保留其教区为他们的称号，其位阶与罗马天主教的主教级枢机相同。目前，主教级枢机一般不超过10人。司铎级枢机大多担任着世界各大城市教区的总主教（基督新教称大主教）或主教，世俗通称的枢机主教一般指这一位阶。位阶最低的是枢机助祭。1918年之前，世俗信徒可以不先成为司铎而受封枢机；1918年之后，《天主教法典》第351条明确规定，受封枢机者必须至少是司铎位阶，未升主教的，应先受主教祝礼，担任枢机助祭满十年后方可升任枢机司铎。但实际上，所有的枢机司铎和几乎所有的枢机助祭基本上都来自主教位阶。

[30] Martina，Giacomo，and Wiktor Gramatowski. 1996. “La relazione ufficiale sul conclave del 1846.”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pp.210-11；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6-7，97-99；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93-94；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p.43-45；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190；“Conclave de Pie IX，1846，”7 octobre 1891，MAEN，RSS 588. 选出新教宗和结果颁布之间的延时令主教大会中最重要的枢机主教之一帕斯夸雷·吉齐（Pasquale Gizzi）非常尴尬。58岁的帕斯夸雷·吉齐来自贵族家庭，担任过教廷的许多重要外交职务，他在主教大会之后回到奎里纳莱宫去找自己的仆从，发现他们因为昨夜狂欢，仍然没有从宿醉中醒来，这些人觉得陶器与他们主人显赫的新身份不符，于是砸碎了他的所有陶器，并把枢机主教服丢进火里烧了。这是因为昨晚有小道消息传出，说他们的主人成了新教宗，因此按照习俗，他们烧掉了他不再需要的枢机主教服。他们甚至已经捎话到罗马以南的家乡去了，同样兴奋的居民也大肆庆祝了一整个晚上。Gizzi，Stefano. 1995. “Il Cardinale Tommaso Pasquale Gizzi，Segretario di Stato di Papa Pio IX.” Pio IX，p.133；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200；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p.44-45.

[31] Rossi à Guizot，Rome，17 juin 1846，in Ledermann，László. 1929. Pellegrino Rossi，l’homme et l’économiste，1787—1848. Paris：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pp.332-34. 在面对罗西的反应时，法国外交大臣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采取了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表达了对新教宗能够赶快实现已耽搁许久的改革的期望。Guizot à Rossi，27 juin 1846，MAEN，RSS 272.

[32] Lützow to Metternich，17 June 1846，quoted in Bortolotti，Sandro. 1945. Metternich e l’Italia nel 1846. Turin：Edizioni Chiantore，pp.122-23.

[33] Metternich à Lützow，Vienne，23 juin 1846；Metternich à Lützow，Vienne，28 juin 1846，in Metternich，Klemens von. 1883. Mémoires，documents et écrits divers laissés par le prince de Metternich. Vol.7. Edited by Prince Richard de Metternich. Paris：Plon，pp.247-48，248-50.

[34]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95；Gizzi，Stefano. 1996—97. “Il Conclave del 1846 e l’elezione di Papa Pio IX.” Pio IX，pp.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