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濒临失败的会议：作为均势试金石的危机类议题

波兰问题

在会议进行之中，哪里出现重大的利益冲突，大国就要在哪里实践他们本来是作为目标想要建立的均势体系。在解决波兰问题时，一开始就处于这种状态。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本来已经在特普利采谈判的一项秘密条款中，平和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即在组建华沙公国之前，恢复波兰的地位。然而在取得法国战役的胜利之后，沙皇亚历山大自认为不再受这一条款约束，并表示，要将波兰的全部——包括属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部分——统一成一个国家，并且作为一个君合国并入沙皇俄国。对于梅特涅和卡斯尔雷来说，在欧洲大陆上的这种实力转移，意味着他们的[33]独立将会受到俄国优势的威胁。

重要的是要指出，在波兰问题上，在欧洲范围内，特别是在奥地利国内，梅特涅代表的是一个另类的立场。从一开始，他就在原则上对波兰的分裂持批判态度，这在他1801年进入政治职业生涯伊始，就已经明确无误地作过评论。[34]对于梅特涅而言，沙皇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违反在他看来需要在沙俄与中等大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有一个较大的缓冲国的这种政治理性。就在1814年7月底从伦敦返回维也纳之后，他就曾当面向约翰大公爵表示：“放弃波兰属于奥地利的部分，确保那里有一个自由的国王，对奥地利有什么不可以的呢？”[35]1814年10月底，在维也纳进行预备谈判的时候，他与卡斯尔雷和哈登贝格一样，建议在1772年波兰第一次被瓜分时的边界范围内，彻底重建波兰，并将其置于一个自主的君主统治之下。如果沙皇认为，在这个方案中沙俄的领土损失太多，那就在1791年的边界范围内组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当时，波兰在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us Poniatowski）的统治下，还曾有过一部自由宪法。[36]

梅特涅认为，波兰的命运是一个关乎欧洲领土问题根源的议题，原因在于，它使得这一问题的跨度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因为一方面，可以由被大国分裂的各省，在位于三个大国之间“组合成一个独立的国家（réunies en un corps politique indépendant）”（或联合成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即由三个大国将华沙公国完全瓜分。[37]

鉴于梅特涅是所谓复辟政客的流言蜚语一直在流行，所以，对上述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他并没有想要压迫波兰，而是沙皇要追求扩充沙俄帝国，并使梅特涅引人注目的、理智的建议遭到破坏。但是，普鲁士也在激烈地抵制，因为如果放弃已经在普鲁士手中掌握的、通过瓜分得到的波兰领土，就会刺激普鲁士在其他地区取得替代领土。银行家让·加布里埃尔·埃纳德（Jean Gabriel Eynard），一位聪明的瑞士观察者，从他在12月会议期间的沙龙，或者应邀出席活动得到的印象中得出结论，认为在维也纳，同盟国之间发生战争永远是可能的。在他看来，圣诞节第二天的形势尤其严重：“对欧洲未来的安定来说，我们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就一般事务而言，已经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统治者之间的不和谐气氛正在蔓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双方进行战争的理由都在增加。”[38]

沙皇与梅特涅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冲突，在1814年10月24日进行的两个小时的争论中，就已经异常尖锐了，以至于梅特涅声明，不再与沙皇进行两个人之间的谈判。维也纳甚至有流传的消息说，梅特涅在离开的时候，一时间都不知道，“是应该从大门走出去，还是从窗子走出去”。[39]而沙皇那方面更是生气地对弗朗茨皇帝表示，他真想与梅特涅进行决斗。[40]为慎重起见，梅特涅立即向弗朗茨皇帝禀报了他的谈判对手在波兰问题上根本不想让步的态度：“他满口大话，信誓旦旦，不容改变他的意愿。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胡搅蛮缠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使我想起了过去与拿破仑皇帝交往时的很多状态和表达方式。”[41]

沙皇与梅特涅之间的这种冲突，这次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这次冲突清楚地表明，是谁在和会的定调、改调问题上唱主角。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研究中，前奏是由保尔·施罗德起得调，比起哈布斯堡皇朝遗留下来的史料，他更接近英国的史料来源。按照施罗德的观点，卡斯尔雷在谈判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表面来看，似乎弗里德里希·根茨的名言佐证了保尔·施罗德是对的，根茨1815年2月中旬关于这位子爵的名言是：“他是所有大臣中最为积极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然而，紧接着根茨就弱化了他的说法：卡斯尔雷缺少落实的能力，他不明白，与普鲁士和法国建立同样紧密的信任关系，对于奥地利而言——具体说是对于梅特涅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且卡斯尔雷对大陆事务了解不深。根茨最后的结论是：“虽然他在会议上占据第一的位置，可是按照他取得的结果来衡量，他只扮演了‘一个中等角色（un ròle assez médiocre）’。”[42]

与之相反，梅特涅是唯一的一个敢于当面顶撞沙皇，将其逼入墙角，并最后说动他收回受到人们攻击的过分要求的人。就像他平时的行事方式一样，在行动过程中，他总是要确保能有同盟伙伴。沙皇谋求优势的企图，招致梅特涅和其他盟国不得已将本来是准备建立的均衡体系提早付诸计划。当波兰问题与普鲁士整个吞并萨克森的企图挂起钩来时，危机明显地出现了。于是，在极为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在1815年1月3日达成一致，以一种防御性的变通方案，抵制沙俄与普鲁士要开展的行动。对此，塔列朗禁不住欢呼雀跃，因为仅仅从这一天开始，在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亚历山大和哈登贝格面前的“强烈推动下”，他才被允许参加五大国会议。[43]梅特涅故技重施，以战争相威胁来避免战争，最后沙皇让步了，各国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扩充了的华沙公国的范围内，建立波兰王国。亚历山大就像过去的萨克森国王一样，成为波兰国王。但是，这个“会议上的波兰”——后来也是这样称呼波兰的——应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自己的宪法。值得注意的是，是梅特涅建议采用“立宪方式”，“尽可能多地限制俄国政府的影响”。[44]《维也纳最后议定书》的第1条，就以波兰问题开头，足见其地位十分的重要。

萨克森问题

围绕着波兰问题进行的历时数月的讨论，实质上是对中欧东部地区均势的重新划分，但这个问题根本上仍旧根植于整个欧洲版图的构建中。因为，如果俄国扩大到波兰境内，那么，普鲁士也将会在“捆绑连带交易”（海因茨·杜赫哈尔特语）中更多地向萨克森扩张，甚至扩张到莱茵河。[45]霍亨索伦王朝想要的是重新获取1805年时已经确定的领土，在哈登贝格眼里，在施泰因眼里更甚：完全吞并萨克森是有理由的。他们说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长年忠于拿破仑，其实这不过只是个借口。梅特涅已经以1813年4月20日的协议，将萨克森国王从莱茵邦联中争取过来，并向他表示，对其财产的保全给予军事上的支撑。[46]没有当时刚刚诞生的同盟的援助，这个中等国家将再一次屈从于拿破仑——被吞并。当然，也不能因此而指责国王。

在普鲁士的政策中，梅特涅更多地认识到了一种结构性的“膨胀”趋势，和一种“膨胀体制”的倾向。[47]在旧帝国时代，他就已经发现了普鲁士的这种趋势，而且他也没有看错，因为普鲁士不断地在试图侵占邻国，扩张自己。在维也纳会议上，普鲁士的这一政策对梅特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棘手问题，因为他之所以将普鲁士视为一个天生的盟友，是由于其可以为制衡谋求优势的两翼大国——法国和俄国——提供一股地缘政治上的平衡力量。但同时，按照他的安定德意志内部的方案，梅氏必须阻止普鲁士以牺牲德意志其余各邦为代价的急骤扩张，因为这会使即将产生的联邦——德意志邦联——的可信性遭到破坏。只是经过五国的斗争——在塔列朗的影响下——以及在普鲁士深深的扫兴和不满中，才使其勉强同意将萨克森的一半划归其所有，从而保住了德意志最古老的王朝之一——韦廷王朝（Wettin）的王冠。在这件事情上，均势作为“弱势国家”的保护锁，经受住了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