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我很荣幸地向本书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表达谢意。首先需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William Morris Endeavor）的苏珊·格拉克（Suzanne Gluck）对本书给予的无限支持。苏珊是这个星球上最了不起的经纪人！此外，让我倍感幸运与感恩的是，有W.W.诺顿（W. W. Norton）公司的约翰·A.格鲁斯曼（John A. Glusman）这样的人做我的编辑。约翰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与他共事愉快非常。约翰和苏珊是我的梦之队。没有他们，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我想感谢巴伐利亚州档案馆、慕尼黑州立档案馆、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美国国家档案馆、胡佛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杰萨曼县公共图书馆及其他诸多提供珍本和微缩胶片跨馆出借的图书馆的馆员。特别鸣谢克里斯托夫·巴赫曼博士（Dr. Christoph Bachmann）、卢卡斯·赫贝克（Lukas Herbeck）、安德烈·盖斯特（André Geister）、丽塔·威廉姆斯（Rita Williams）以及慕尼黑州立档案馆团队，他们允许我查阅诸多宝贵馆藏，尤其是检方档案以及新近发现的一些令人激动不已的史料——兰茨贝格监狱的阿道夫·希特勒档案；感谢格哈德·黑策博士（Dr. Gerhard Hetzer）和巴伐利亚州档案馆的馆员们，他们提供了一座史料的宝藏，这其中有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的私人文件，包括他就此次审判写下的未出版回忆录，他在1980年去世以前接受的一些采访，还有许多意外收获，比如埃哈德本人的法庭通行证；感谢巴伐利亚州档案馆的珍妮特·埃格特（Jeannette Eggert），她帮我取得了议会调查材料，其中揭示了大量有关啤酒馆政变的史实；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几位专业而友好的工作人员也让我心存感激，他们同样敞开了大门，欢迎我研究他们收藏的丰富资料。打开一箱档案查阅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的未发表回忆录，或兰茨贝格狱卒弗朗茨·汉姆里希的笔迹，那种激动的心情很难忘怀。还要感谢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图书馆馆员们的协助，包括提供一份海伦·涅梅耶手写回忆录的副本，其中描述了她将躲避警方追捕的希特勒藏在自家阁楼的经历。我还想感谢苏珊·霍尔穆特（Susan Hormuth）对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资料进行的专业拍摄。罗恩·贝斯克（Ron Basich）对罗伯特·D.墨菲收藏材料的高品质拍摄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副领事驻慕尼黑期间向国务院发出的信函。罗恩·克里奇菲尔德博士（Dr. Ron Critchfield）和杰萨曼县公共图书馆的杰出馆员对我的研究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帮我争取到许多跨馆出借的稀有材料，包括不少宝贵的微缩胶片，从二战末期美国陆军在帕绍和诺伊马尔克特-圣法伊特缴获的德国文件，到1920年代慕尼黑的外交和领事报告，不一而足。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料，尽管图书馆正在经历一场浩大的翻建工程，使其愈发成为蓝草地区的一座灯塔。每一位馆长、图书档案馆员都倾力相助，打开他们的史料宝藏，这成为我深爱治史之学的又一个原因。

《审判希特勒》缘起于我在肯塔基大学教欧洲史期间的一堂讲座。行走在慕尼黑城，我时常想起课上的谈话，我寻访与本书所围绕的那些罪与罚的故事相关的地点：从罗森海姆大道到音乐厅广场的政变者游行路线；根据警方报告和目击者陈述重建的政府部队调动，当时他们可以看到游行的人群渐渐逼近统帅堂；我走了恩斯特·罗姆的“帝国战旗”前去与希特勒会合并喝些免费啤酒时走的路。其中一个我格外喜欢的地方，自然是布鲁登堡街那一带，也就是举行希特勒审判的地方，当时的观众、记者、摄影师、拍摄组以及看热闹的人，就徘徊在那里的武装警卫、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之间。1923～1924年慕尼黑历史遗址之旅不乏意外发现。比如，希特勒在1913年春刚搬到慕尼黑时住过的寓所底楼现在是一家热闹的店铺。希特勒在政变和受审期间居住的那幢楼现在也成了一家可爱的时尚小店，售卖捷克书籍、音乐和艺术品。我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有不少难忘的经历，尤其要感谢退休的兰茨贝格狱卒约瑟夫·哈根布什（Josef Hagenbusch），他讲述了许多监狱工作的精彩掌故，还有希特勒在押期间典狱官和员工们的轶事，其中就包括奥托·赖博尔。我还要感谢许多曾经帮助我的人，我时常满怀感激地回想起在慕尼黑的时光，漫步于那些与政变和审判有关的地方。首先想到的是已故的雷蒙德·F.贝茨（Raymond F. Betts）教授和简·凡斯（Jane Vance）教授。我很清楚自己受了他们多少恩惠，并无比珍视来自他们的影响与记忆。我还想感谢戴维·奥尔斯特（David Olster）教授，他给了我许多研究过程方面的教诲，同时也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意味着什么。我还想感谢我亲爱的朋友马修·斯拉特金（Matthew Slatkin），他一直在留意珍本图书，帮助我充实我的希特勒资料收藏。

我要感谢纽约W.W.诺顿公司的亚莉克萨·皮尤（Alexa Pugh）和莉迪亚·布伦茨（Lydia Brents），本书是在她们的引导下完成从手稿到出版物的旅程的。在伦敦，我需要感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乔吉娜·莫雷（Georgina Morley），她在《审判希特勒》英国版的编辑工作中展现了非凡的专业技能与热情。在阿姆斯特丹，我要感谢约布·李思曼（Job Lisman）和普罗米修斯出版社（Uitgeverij Prometheus）团队的荷兰文翻译；在巴塞罗那，我要感谢塞西·巴拉尔（Seix Barral）的西班牙文译本；在圣保罗，诺沃·塞库洛（Novo Seculo）的葡萄牙文译本；在哥本哈根，居伦达尔出版社（Gyldendal）团队的丹麦文翻译；在奥斯陆，卡普伦·达姆（Cappelen Damm）的挪威文翻译；在赫尔辛基，奥塔沃出版社（Otavo）的芬兰文译本。除了令我无比钦佩的苏珊·格拉克，我还要向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驻伦敦的西蒙·特里文（Simon Trewin）、驻贝弗利山的安娜·德罗伊（Anna DeRoy）、纽约的劳拉·邦纳（Laura Bonner）、伊芙·艾特博姆（Eve Atterbom）、克里奥·塞拉菲姆（Clio Seraphim）和萨曼莎·弗兰克（Samantha Frank）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感谢我的家人，他们这么多年来要忍受我对研究的执迷，时不时人间蒸发，去了1920年代的慕尼黑。我一如既往地想大声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女儿茱莉亚，现在已经是一个学业明星，对动物怀着非同寻常的热爱；我的儿子麦克斯，一名大无畏的运动员，炫酷的得分手，他一直在向往着我完成本书的那一天，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到后院来一场一对一的足球赛；我的母亲雪莉·金（Cheryl King），感谢她的母爱，感谢她让我在幼年时代就能领略到叙事的魔力和文字的力量；我的岳母阿妮卡·勒范德（Annika Levander），我至今持有她送给我的那几万亿德国马克（可惜，是1923年的货币），更重要的是那些美好的回忆。愿她安息。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萨拉，她对本书的帮助难以估量。和往常一样，她是书稿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也是第一个听到我的新想法的人，无论那想法多么原始或幼稚，并且从不讳谈她的真实看法。凭借精妙的编辑技巧，她给我的文字带来了极大的改善。能有一个聪慧而杰出的妻子，同时还如此美丽动人，是一个同度人生的理想伴侣，实在是我的幸运。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范·金（Van King）的智慧、慈祥与慷慨宽厚。从得知这个写作计划那天起，他一直给予热情的支持。他于2013年因癌症去世，但生前得以看到这本书在美国的诺顿、英国的麦克米伦安家落户，并在世界各地找到诸多优秀的出版商。能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是那段灰暗时光里的一个亮点。我对我们共同相处的时光感恩备至。怀着全心的爱意与仰慕，我将这本书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