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旧时代延续”的梅特涅的葬礼

1859年6月11日，星期六下午，梅特涅在他位于跑马路的别墅中“安详而无痛苦地去世”，《奥地利日报》这样报道说。[10]梅特涅获得了圣葬规格。除了至亲家眷之外，他的私人医生耶格尔博士、保尔·埃斯特哈齐侯爵、门希-贝灵豪森伯爵（Graf Münch-Bellinghaugen）以及前特兰西瓦尼亚事务署总管约西卡男爵（Baron Josika），在他离世时守候在床边，在1848年梅特涅逃离维也纳时，约西卡男爵曾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梅特涅的儿子理查德和罗塔尔也立即动身，离开位于维罗纳的指挥部，并于 6月14日凌晨抵达维也纳。

葬礼于6月15日举行，记者报道说，这是“长久以来，此地看到的最为庄严宏伟的葬礼之一”。[11]现在，维也纳的高等贵族们终于可以向这位为他们的生存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务活动家表示崇高的敬意了，整个皇室几乎全体出动：弗朗茨·卡尔大公爵、路德维希大公爵、阿尔布莱希特大公爵（Erzherzog Albrecht）、莱纳大公爵、西吉斯蒙德大公爵（Erzherzog Sigismund）以及路德维希·维克多大公爵（Erzherzog Ludwig Victor）均出席了葬礼。

御前总领大臣卡尔·列支敦士登侯爵与各皇室卫队和弓箭手卫队的一部分，排列其中，后者是 匈牙利王室的贴身护卫。参加葬礼的还有枢密顾问、宫廷名誉侍从参议、宫廷膳务总管等，他们均身着各式各样的军礼服。人们看到普鲁士侍从武官的军礼服，教皇使节和希腊神父的礼服，阿提拉（Attila）——一种匈牙利贵族的皮革外套——以及方济会和多明我会修道士的圣袍。

除却皇室的、紧密的小圈子里的人之外，还可以看到瓦萨（Wasa）和符腾堡亲王，陆军元帅温迪施格雷茨伯爵、弗拉迪斯拉夫伯爵（Graf Wratislau）、豪格维茨伯爵、图尔恩与瓦尔萨西纳伯爵（Graf Thurn und Valsassina），还有众多的将军与内阁成员，如大臣布尔-绍恩施泰因（Buol-Schauenstein）、雷希贝格、布鲁克（Bruck）、亚历山大·冯·巴赫、图恩与纳达斯迪（Thun und Nádasdy）、托根堡骑士（Ritter von Toggenburg）以及肯彭男爵（Baron Kempen）。地方长官与总督队列中有洛普科维茨侯爵（Fürst Lobkowitz）、门希-贝灵豪森伯爵、约西卡男爵、骑兵上将瓦尔莫登伯爵，以及地方议会议员与社会名流显要。

在社团队列中出席的有全体外交使团，其中包括教皇使节、外交部全体成员，以及东方科学院院士，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成员与玛丽娅特蕾莎骑士团成员，梅特涅曾是该骑士团的执行长。

灵车是一辆六驾马车，周围由骑士团旗和纹章擎旗手环绕，走在神职队伍的前面。在乐队的伴奏下和昂扬的钟声里，紧跟着的至亲家属，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儿子理查德和罗塔尔，然后是桑多伯爵（Graf Sandor）、齐希伯爵（Graf Zichy）、瓦尔特施泰因伯爵（Graf Waldstein），再后是私人医生以及家族的管理随扈人员。

死者对欧洲的重要性再一次引人注目，因为他所有的勋章、奖章被展示在灵柩后面的七个枕头上。在第一个枕头上展示的是皇帝颁发的金羊毛骑士勋章，在后面的六个枕头上摆放着其余45枚勋章和19枚大十字勋章。除了英国的嘉德勋章外，梅特涅荣获了欧洲的各大勋章。

卫队和内廷守卫作为仪仗站立在圣查理教堂[12]中，分列两旁，逝者在此接受祈祷。圣查理教堂建于1716～1739年，也就是建于梅特涅的祖父约翰·胡戈·弗朗茨（Johann Hugo Franz）的时代，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重要的教堂之一，这座教堂为整场出殡礼蒙上了一层传统的庄严气氛。圣查理教堂前的广场由骑警封锁，封锁线外，聚集着约500辆停放的马车。

如果说维也纳会议 是旧欧洲皇（王）室社交圈的最后一次盛大聚会，那么，现在给人的印象是，这是旧欧洲皇（王）室经历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宫廷葬礼。在这个葬礼上，人们不仅为一位最重要的政治家送行，其漫长的一生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个古老的帝国中度过的，而且看起来也像是这位政治家将这个帝国送进了坟墓。令人惊异的是，西尔比克却对这个葬礼三缄其口，只字不提。象征性的仪式以及整个葬礼过程安排所显示的力量，是不能小觑的，这种力量在梅特涅的葬礼中更是与葬礼主人的一生历史性地联结在一起，自此以后，这种安排只能在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葬礼仪式上得以延续。当时，对于同时代人来说已经是衰落的事务，梅特涅则将其描写成“帝国事务的旧历史秩序”，[13]于他而言，这种旧历史秩序还继续存续在哈布斯堡皇朝的组合国体之中。由于他根植于旧帝国，因此可以较其他人更好地理解19世纪的奥地利皇朝的这种国体所具有的独特性。

参加葬礼和观察葬礼的同时代人，均得到了同样的印象。一位记者同时也是见证人，将这种印象用文字记录下来：“梅特涅侯爵之死，在此地被普遍看作旧的时代被迁走，有如一种宿命的终结。那是一个四十年和平的时代——新的努力必须再一次摆脱同样的命运。但愿它能尽快成功！”[14]

虽然从传统上说，已经从这个时代陨落的政治家的形象，还将一直与梅特涅联系在一起，但是本传记说明，他已经超越帝国传统，到达了19世纪的现代时代中。他懂得去分析新时代的问题，深入地看到了社会的变动，并且确定了自己的新立场，进而从这种新立场出发，试图去适应“现代实验室”的挑战。他绝没有像其同时代的等级同仁如奥古斯特·冯·德尔·马维茨（August von der Marwitz）那样，去诋毁和妖魔化市场的力量，以及工业化和技术的进步。像他所感觉到的那样，他立足于两个时代的交替之间，他认为自己或者出生得过早，或者出生得过晚，就他本人而言，他更愿意在20世纪长大。[15]

他置人的自然属性中的所有怀疑于不顾，以及在面对这种人性的“弯曲的木头”（康德语）时，并没有宿命 地在当时的危机中沉沦。危机对于他并不意味着毁灭，而是一个过程的痛苦阶段。那是“一段令人厌恶的时期”——“une période abominable”，但是这段时期会过去，使人们可以按照“力量蕴自法理”的箴言，在遥远的将来重新和平地生活。他的传记作者可以在他自己已经作出诊断的、他本人所处的过渡局势中追踪着他。由此，我才可以让他以一个“出自前现代的后现代人”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1] Vgl.oben，753-755.

[2] Das Bild vom «Observatorium» gebraucht Metternich im Zusammenhang mit Kübecks Position als Reichsratspräsident，vgl.Metternich，23.2.1850，an Kübeck，in：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83.

[3] NA Prag RAM Krt.48，3（Tod，Anzeigen），48，4（Hinterlassenschaft），Krt.141，5278（Kondolenzschreiben）.

[4] Vgl.oben，483f.，723.

[5] Ludwig Raschdau：Die politischen Berichte des Fürsten Bismarck aus Petersburg und Paris（1859-1862）.Bd.1.Berlin 1920，46.

[6] Vgl.Siemann，Gesellschaft im Aufbruch，171-189.

[7] 一再出现的关于叙普纳（Hübner）是梅特捏的私生子的说法，不符合他平时惯用的行事方式，即不掩盖非婚生子女的事实，比如与巴格拉季昂公爵夫人的私生女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但是，也应该批驳西尔比克的这类问题。西尔比克的Metternich，2，621。

[8] NP 8，623.

[9] NP 8，626.

[10] Österreichische Zeitung vom 15.6.1859.

[11] Die Beschreibung folgt dem Artikel der Österreichischen Zeitung vom 17.6.1859 und dem Fremden-Blatt vom 16.6.1859.

[12] 也译圣卡尔教堂。

[13] NP 8，621.

[14] Schreibt der Wiener Korrespondent in der Klagenfurter Zeitung vom 18.6.1859，S.546.

[15] Metternich，6.10.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in：NP 3，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