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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十八章 终结
所以，越是有个性的人，就“越是凡人”，因为，独一无二的事物是无法替代的，并且，越是独一无二的事物，它的消逝就越为确定。
格奥尔格·西美尔
韦伯打算于1919年10月15日开始的经济史讲座，比预计的时间推迟了。10月14日，他母亲在柏林去世。他青少年时代的最后一缕关系就此中断。他在信中再次写道，“德国灵魂的这代人——因为他们是它的代表——就此结束了”。随后，他又补充道：“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1]在信中，他没有从观念上进一步详述，但是，这恰好表明，这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1884年的世界——他返回柏林在父母家居住的那几年——已经烟消云散，而且，当年引起他思考的那些问题如今也同样不复存在了。唯一以你相称的老朋友保罗·格尔现在官居普鲁士国务秘书。韦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16年，并在随后的信中写道：“是啊，那时的一切对我来说也是充满活力的！”[2]可是，在1918年至1920年的书信中，格尔的名字再未出现。
1919年8月底，弗里德里希·瑙曼去世。通过民族自由主义政治这根纽带，他从19世纪80年代起直到最后始终与韦伯保持密切的关系。韦伯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写信向瑙曼的遗孀表示哀悼，并用慨叹的语气说道：“一个人从内心上在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不是他来得太早，就是他到得太迟。”[3]对韦伯来说，这两句话都适合作为对他自己的评价：市民阶级——他把自己看成它精神上的先锋——来得太晚，因为它错过了获取理性的国家权力和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时机；它来得又过早，因为它所追随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格格不入，因为理想必须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第三个应当提到的人是恩斯特·特勒尔奇，这位学术造诣同样很高的友人走的完全是自己的路。韦伯于1914年底与他分道扬镳。当时，他临时出面顶替罗曼语学教授爱德华·施内甘斯（Eduard Schneegans）[4]的工作。施氏是阿尔萨斯地区人，一战期间打算把家搬到法国去，因为他的子女成了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而且不再与他有任何来往。但是，特勒尔奇不想让施内甘斯在没有士兵陪同的情况下在海德堡的部队医院看望法国伤员。韦伯觉得这是沙文主义和不真诚的表现，于是就在争吵中把特勒尔奇从他家中赶了出去。从此以后，二人见面便形同路人。[5]
在知识界，韦伯成了形单影只的人。罗伯特·米歇尔斯和格奥尔格·卢卡奇选择了其他的政治道路。桑巴特不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谈话伙伴（如果他以前是的话），因为在战争期间他喜欢摆弄短语警句的倾向愈发严重。西美尔已经过世。海德堡时代有联络的人中，除了米娜·托布勒之外，几乎都失去了联系。他自己的生活与他的道德主张背道而驰。围绕德国新秩序的动荡时局淹没了对西方理性历史的所有阐释，尤其是，学问被降格成了一种职业立场。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国民教育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他流亡到了维也纳。韦伯在给他的信中苦闷地指出，他本人、卢卡奇、熊彼特——熊氏曾经当过三个月奥地利的财政国务秘书，因而毁掉了自己的名声——都积极投身政治，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科学无可置疑的共同价值。并且，投身政治也同样未能得到一星半点的结果，或者，“在眼前一切都变得反动的时代”，[6] 已经没有了出现任何结果的希望。学术上，韦伯也同样处于单枪匹马的状态。社会学领域，他是一人孤军奋战。他在其中成长的那个精神世界，以及他若干年处于其中心地位的那个精神世界，如今都已不复存在。
1920年耶稣受难日，时年40、年纪比韦伯小16岁的妹妹丽莉·舍费尔（Lili Schäfer）自杀身亡。由于战争丧夫守寡，她住在贝格施特拉瑟县（Bergstraße）[7]的奥登瓦尔德学校（Odenwaldschule）[8]，一人拉扯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她与校长保罗·格希布（Paul Geheeb）[9]有几个月的私情。阿尔弗雷德·韦伯最后去她住的地方看望过她。在与格希布本人和丽莉·舍费尔的一个要好的女友面谈之后，他觉得，妹妹成了唐璜（Don Juan）[10]的牺牲品。这个唐璜以爱情教育和生活改革为名，专干勾引已婚妇女和青春少女上床的勾当，玩弄之后便丢弃一旁。五年之后，曾经也是奥登瓦尔德学校学生的克劳斯·曼（Klaus Mann）[11]在他的短篇小说《老人》（Der Alte）里讲述了一个校长对学校女生的不轨行为。格希布想必会对号入座，认为这个人物就是他自己。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医生那里坚持要求把死亡原因写成一次煤气中毒的“不幸事故”，马克斯·韦伯也试图告诫亲友莫要对事故的原因刨根问底。玛丽安妮·韦伯成了四个孤儿的监护人，因此，韦伯在写信时说，“这样我就当上了‘父亲’”。[12]
1920年夏季学期，马克斯·韦伯为500多名学生讲授“普通国家理论与政治（国家社会学）”大课，每周四次，每次一小时。此外，他还开设了一门两小时的“社会主义”以及一门为挑选出来的学生开设的“社会学科学论文”课。不久前，他给海因里希·里克特写信说，就国家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而言，人们只需几种类型的社会行为即可：第一种是以现行道德规范为标准的类型；第二种是以情绪或习惯为主的类型；最后第三种是以目的为主导的类型。韦伯认为，第一种行为类型——“‘秩序’有效性的观念”[13]——加之依靠领导人物和管理方式试图全面推行这一观念的人群，构成了国家的主体。韦伯将其称作严格遵守个人主义的方法。“在社会学意义上，国家不外乎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发生特定类型的特殊行为，即特定的个人行为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我多年来所教和所写就是这个东西。”[14]这就引出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即如果这种行为被称作典型的且被认为是官方的行为，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的确是个人的行为呢？这里，不是人在行动，充其量是联邦总理在行动。而且，人们是否将某种动作看作这位总理的行为，这点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行为本身，还取决于在国家或政治的背景下对其行为的各种解释。甚至，政治行动者的目的也不是来自他本人，为此，他必须依赖价值模式、决策制度和各种资源的存在。此外，一个行为者在广泛的领域内完全像另一个行为者一样行动，因此，这个行为也可以由另一个人完成。所以，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5]后来指出，“行为即是系统”，在这些系统中，行动者只是一个瞬间罢了。因为帕森斯的缘故，韦伯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因为他首次被帕森斯当成了社会学的经典人物。
然而，为了理解韦伯的“个人主义”，我们必须看到他针对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他那个时候还根本不存在的社会学，而是针对诸如国家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特别是法律史学家奥托·冯·吉尔克认为，一个国家组织“像一个人那样是一个身体-精神的生命单位，它可以把意愿和想要得到的东西转化为行动”。由此，这就为各种对于国家的“意志”究竟由什么组成的问题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人们至少不必为此指名道姓地说出谁是感兴趣者，而且也无须为此对决策过程进行分析。韦伯所做的另一个区分是内容上的区分：他的国家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撇开了国家法的问题，目的是把注意力转到今天被人们称为政治组织的问题上来。如果他强调，只想对“纯粹经验的和典型的人的行为”进行探讨，那么，他首先要借此与这样一种国家学摆脱关系，即当它解释了国家的目的和法律规范之后，认为已经澄清了这门学科的所有问题。[16]
正是在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议会制度的评论中，他以一种日常社会学的方式，把国家作为决策结构和利益集团在权力博弈中的角斗场来进行分析：君主制、官僚制、政党、议会、军队等。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是，民主制是一种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建立在被统治者承认统治者的统治基础上的权力行使属于个人魅力的范畴。然而，具有超凡魅力者并没有被选举出来作为统治者。而且，倘若将当时的德国总理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7]称作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统治者，乃是颇为奇怪之事。假如政治人物也按照受欢迎的程度评比排名的话，那么我们真的要把这种做法说成“个人魅力的普遍化”吗？归根结底，这样做只涉及他们的参选，并不涉及他们当选之后也能得到机会被民众服从的问题。何况，如果不存在强制性的，即内容上有限制的授权，抑或，假如政治体系过于庞大，以至于民众的命令请求无法自下而上达，那么，民主选出的政治家还会真的成为被统治者的仆人吗？
讲课过程中，韦伯除了按照《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统治社会学的脉络进行之外，还用当前的实例来说明他的思想。比如，他把1918年的革命向学生诠释为所有三种合法秩序的崩溃。他说，对合法性的信仰因为“兴登堡计划”（Hindenburg-Programm）[18]而遭到了破坏。该计划的内容是全面动员一切经济力量进行战争生产，包括关停“与战争无关的企业”，以及要求所有人员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相信法律者是傻瓜”成了人们的普遍反应。在战争结束时的水兵起义中，作为合法性来源的传统被军方拒绝服从命令所破坏。最高领导层有个人魅力的威信在战败中荡然无存。由此可见，国家秩序的存在依赖于各种不同的合法化的动机。现代统治建立在对固定规则的信任之上，这些规则由政府部门予以执行并通过各种行政机构而变得非个人化。与此同时，作为正式的统治形式，它是“恣意妄为的敌人”，并且以实用原则为导向。该原则的对立面，一方面是企业家，另一方面是现代的政党领导人，他们如今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企业家。他们被作为个人而得到其他人的服从，并借助所取得的胜利和追随者的支持来证明他们自己。我们看到，韦伯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党员的服从，而不是选民的服从。对韦伯来说，最后一位靠个人魅力当选的政治人物是威廉·格莱斯顿。他在1864年至1894年期间数度当选英国首相，而且是在一种虽然是民主制度，却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的情况下的当选。“格莱斯顿根本没把议会放在眼里，他依靠的是党的组织的支持。”[19]在代议制民主中，臣民选举的不是代表他的“仆人”，而是“主人”。于是，公民——韦伯有意舍弃了这个完全不合适的概念——就被迫进入了被统治者的角色。他想让政党民主、政府、行政、立法与统治社会学的概念保持一致，然而此时此刻，人们在他的分类学机器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不和谐的嘎吱声。
可是，就在他讲到向政党问题过渡的地方，课程中断了，1920年6月4日，韦伯因病缺席了国家经济系的会议。圣体节这天，即星期四晚上，他浑身发冷打寒战，体温上升。但到了周末烧又退了，诊断结果是支气管炎。星期一，他与艾尔泽·雅菲讨论了《经济与社会》以及他的宗教社会学文章第一卷的献词事宜：题献给他的母亲和妻子。
6月9日，他的状况似乎稍稍好转了一些。玛丽安妮·韦伯写了一封信给艾尔泽·雅菲，这封信本来是写给自己的丈夫，甚至不啻是写给他们两个人的情书。若是把这封信称作用德文写的最高尚的情书之一，也并不为过。信中写道，马克斯当初让她在慕尼黑和波恩之间进行选择，她选择了前者，但心里完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不然，她将无法原谅自己，“假使我浪费了任何一个真正属于你们的快乐的话。我自豪地看到，到现在为止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因为马克斯的原因，命运已经非常眷顾我了。他用他丰富的学识和力量给了我想得到的每一个快乐”。玛丽安妮·韦伯把他们的关系几乎形容为一种充满个人魅力的关系。
事实上，她一生当中与其他围绕马克斯·韦伯的女人——他的母亲、米娜·托布勒、艾尔泽·雅菲（她们以不同的方式都可以称为他的共同情人）——所寻求的这种团结，不仅是一种特殊魅力类型的生活圈子，而且，她还始终致力于把这个崇拜共同体的成员都融合在一起。对于这个建立在个人魅力之上的共同体来说，最终关键的一个要点是，崇拜者们要紧密团结，抑制自己的竞争欲望。有鉴于这样一个情爱的性别共同体，一切谈何容易！因此，玛丽安妮·韦伯唯一拜托艾尔泽·雅菲（在她眼中艾尔泽是世界上除了韦伯之外最可爱的人）的一件事是：不要让他知道，他的妻子时常怀疑自己不是他最适合的女人。而且，玛丽安妮不是因为她丈夫或许对她自己的怀疑一无所知而请求艾尔泽要对此保持沉默，而是因为他不应当知道，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情人是她的一种需求（“这是我怎样的一个弱点啊”）。读到这段文字，人们无法不对这个女人肃然起敬：直到最后，她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对可能失去这个男人的担忧。尽管如此，她却认为，对于自己的爱情以及对于包含在其中的让他人获得幸福的意愿来说，应该表明一种人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尚心灵的态度：“永远不要忘记，我从内心深处支持你们的关系，并且，我内心一切善良的情感能够为此事感到高兴。”[20]
至此，一切形成了一个闭环。仔细观之，这个闭环实际上是个螺旋，因为一个人生的瞬间直接连在了前一个瞬间之上。在1893年的求婚信中，马克斯·韦伯用过于郑重其事的文辞把自己的冷静态度——这种态度可能适合于所有事物，唯独不适合于订婚——表述成了对婚姻的一种期待：冷静的态度应当用来控制感情和作为应对危机的堡垒。蒂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21]在他对伴侣式婚姻的精彩分析中，将这封信要表达的信息非常准确地浓缩在了一句话中：“你要做好思想准备。”[22]韦伯把夫妻双方通常相互吸引的东西——无法预见的欲望以及由欲望引发的无法预见的自我发现——重新诠释成了一种始终应当予以抵制的过分要求。
这与他通过自己的著述所描画的以及得到各种文献资料证实的自我形象正相吻合：一个对理性、冷静、价值评判控制以及日常实践高度重视，同时也写过“欲望是我生活的基本音符”的人，一个把音乐说成是内心世界的救赎可能性并把“最大的非理性生命力量——性爱”推崇为可以摆脱理性世界日常生活冷漠沉闷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的人。在1914年撰写的《不成熟的见解》中，针对各种救赎宗教与性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他补充了一段文字。根据这段文字，宗教在伦理化过程中，脱离了放荡、舞蹈、圣洁卖淫等魔法式的极度兴奋和各种形式的精神恍惚。在宫廷文化和封建荣誉观的保护伞下，性行为升华为“（理论上！）”有节制和骑士风度的女性服务。在这种服务中，男人第一次以某个特定女性的仆人的身份出现。在各种救赎宗教看来，“你，只有你”这个至高无上的特殊神宠论似乎是上帝创造之物所具有的神秘主义，因而号称具有救赎宗教无法给予的某种神性。如同韦伯所描述的那样，这种情爱关系具有超凡脱俗的特点，它与那种夫妻双方的责任取代了性爱的、受到伦理和理性控制的婚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3]
玛丽安妮·韦伯写给艾尔泽·雅菲的这封信将这些矛盾对立统统抛在了一边。爱情与理性，或是激情与责任并不处于矛盾之中。玛丽安妮·韦伯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而且也没有借助这样的语言，或是借助韦伯《不成熟的见解》一文中在此处所用的语言来解释自己。韦伯在文中写道，婚姻把爱的感情与责任绑在了一起，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在双方的互相给予和相互亏欠中（按照歌德的说法），可能存在着一些奇特而又高尚的东西”。[24]但是，韦伯误会了，这句话并非歌德所说。虽然歌德在韦伯引述的小说《亲和力》中说：“人类的境遇在苦难和欢乐中被设定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无法计算出一对夫妻之间的亏欠。这是一种无限的亏欠，只有通过永恒才能加以消除。我想，这件事虽然有时让人心里觉得不舒服，但事情就是如此。我们不是也和那个我们经常想摆脱的良心结为夫妻了吗？我们之所以想摆脱它，是因为它比一个男人或女人更加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25]但是，小说中议论夫妻亏欠之事的不是歌德本人，而是他把自己的观点交给了一个讲故事的声音。这个声音继续说道：“他说得很生动活泼，而且可能滔滔不绝地继续讲下去。”——因为在歌德那里，讲道者是小说中最健谈并被作者把所有市民阶级的道德说辞和至理名言都交由他一个人来说的人物：单身汉米特勒牧师。[26]
缘此，玛丽安妮·韦伯亏欠丈夫的，绝不是她没有同意他与另外一个女人在爱情上的满足。因为，尽管她强调说，与韦伯在一起的生活使她获益良多，但是，即便按照所有婚姻和夫妻的理想，也不能要求她这样做。她赖以为自己和赖以做出决定的基础，不是法律和亏欠的概念。她应当感激韦伯的自我发现是爱情，这个爱情并未先于婚姻而存在，而是在婚姻之中所产生。倘若她现在不想阻止他也知道这个自我发现，她只是觉得这段爱情已经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比之韦伯所构建的清教徒的伦理道德，她更接近于真正的清教徒。女人是男人的慰藉，反之亦然。这一事实使她在唯一的问题上越出了这个范畴，亦即若是没有与艾尔泽·雅菲的关系，他必然“感到缺憾之苦”。最为悲哀的是，当她把这个想法表达出来的时候，她所爱的这两个人已经无法再利用自己的豁达大度了。
因为两天后，韦伯的肺炎导致神志不清，发高烧说胡话，恍惚中好像给学生做了一场考试，用多种语言与自己自言自语，用完整的句子说的是：“我们会看到后面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卡托：真实的就是真理”。[27]弥留之际，他勉强与情人和妻子告了别，虽然他想跟玛丽安妮说的“几句诗”是意大利语，她未能听懂。6月14日星期一傍晚，慕尼黑的天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韦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6岁。一个辛劳奋进、病魔缠身、不知疲倦、著述等身、严肃认真和充满冲突的人生结束了。其中的五年，即1909年至1914年，韦伯或许可以将其称为令他满意的五年。在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出现在韦伯信中的“幸福”和“美好”的字眼越来越多了起来。
在韦伯神志模糊时说的话中，有一句古罗马的法律格言：“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28]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合约是无效的合约。通常人们用德文把它翻译成：没有人有超出他能力所及范围的义务。《民法典》第275条这样写道：“如果一项福利对债务人或对其他任何人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么，对此项福利的要求就不成立。”我们必须把上述法律的译文放在眼前，以衡量韦伯在何处与这条格言有所不同。因为，在青年时代的一封信中，他曾经为母亲引述过这句后来成为他临终遗言的法律用语，并完全用他自己的方式翻译道：“当一个人力不从心之时，他才可以停止工作。”[29]
[1] 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10月14日，见MWG II/10-2，第817页。
[2] 致玛丽安妮·韦伯的信，1916年4月10日，见MWG II/9，第382页。
[3] 致玛格达莱纳·瑙曼的信，1919年8月27日，见MWG II/10-2，第742页。
[4] 爱德华·施内甘斯（Eduard Schneegans，1863～1914），德国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
[5] 致海因里希·里克特的信，1916年1月11日，见MWG II/9，第253页及下页。
[6] 致格奥尔格·卢卡奇的信，1920年2月/3月，见MWG II/10-2，第961页及下页。
[7] 贝格施特拉瑟县是德国黑森州海德堡附近的一座小城市。
[8] 奥登瓦尔德学校是位于贝格施特拉瑟县的一所德国最古老的私立学校，创建于1910年，创建人是下文提到的保罗·格希布夫妇。
[9] 保罗·格希布（Paul Geheeb，1870～1961），德国教育改革家，奥登瓦尔德学校的创始人。
[10] 唐璜是西班牙民间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以英俊潇洒和风流倜傥出名，一生中勾引了无数贵族妇女，文学作品中是风流汉的代名词。
[11] 克劳斯·曼（Klaus Mann，1906～1949），德国作家，大文豪托马斯·曼之子。
[12] 致阿尔维娜·穆勒的信，1929年4月14日，见MWG II/10-2，第981页。
[13] 致海因里希·里克特的信，1920年4月26日，见MWG II/9，第1040页。
[14] 致罗伯特·里夫曼的信，1920年3月9日，见MWG II/9，第947页。
[15]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20世纪中期结构功能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16] 冯·吉尔克：《论人类团体组织的本质》，第12页；“纯粹经验的……”，致赫尔曼·康托洛维茨的信，1913年12月28日，见MWG II/8，第443页。
[17] 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1931），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人，1920年3月至6月曾经短暂地担任过德国总理。
[18] “兴登堡计划”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由陆军统帅部于1916年制定的军备生产和经济计划。
[19] 马克斯·韦伯：《普通国家理论与政治（国家社会学）》，载于MWG III/7；“相信法律者……”，第98页及下页；“恣意妄为的敌人……”，第83页；“格莱斯顿……”，第100页；“仆人”，第116页及下页。
[20] 玛丽安妮·韦伯致艾尔泽·雅菲的信，1920年6月9日，见MWG II/10-2，第31页。
[21] 蒂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1947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
[22] 阿勒特：《马克斯与玛丽安妮·韦伯》，第223页。
[23] “欲望……”，马克斯·韦伯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7月15日，见MWG II/10-2，第688页；“最大的非理性……”，马克斯·韦伯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7月15日，见MWG II/10-2，第556页；“冷漠……”，马克斯·韦伯致米娜·托布勒的信，1919年7月15日，见MWG II/10-2，I，第561页。
[24] 见MWG II/10-2，第563页。
[25] 歌德：《作品集》，第307页。
[26] 此处参见本杰明《歌德的〈亲和力〉》。
[27]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 Cato，前234～前149），通常称老加图，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家、演说家。
[28] 此话的含义见随后的文字。
[29] 参见MWG II/10-1，第38页；“Ultra posse……”，参见MWG II/10-1，以及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86年1月24日，见JB，第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