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莉莲·赫尔曼

在汉娜·阿伦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一边教书，一边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出版著作，这样的状态是只有那些已经达到人生中一个完全自在的境界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但这种情况在1970年10月发生了变化。“海因里希于周日突发心脏病去世”，[1]阿伦特在电报中这样告诉麦卡锡。当时，麦卡锡和她的最后一任丈夫，外交官吉姆·韦斯特（Jim West）一起住在巴黎。她立刻飞回纽约参加葬礼。

到此时为止，阿伦特和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没有他，她就成了孤家寡人。阿伦特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写信给麦卡锡说：“我现在坐在海因里希的房间里使用他的打字机，这让我有了一些能帮我坚持下去的东西。”[2]实际上，失去了海因里希的阿伦特并没能坚持很久。1975年12月4日，她在与朋友共进晚餐时也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麦卡锡被指定为阿伦特的遗稿保管人，她还自主承担起了葬礼的安排以及与家人协商的工作。在其他朋友之间，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显得非同寻常的亲密，但就这两个人来说，最好的朋友会自然成为最主要的哀悼者。麦卡锡在纽约为阿伦特致悼词时，偶尔会用谈论情人的口吻谈论阿伦特，麦卡锡赞美她的外表，还有她躺在沙发上思考时的样子。她甚至以一种会导致她被嘲笑的方式谈论了阿伦特的腿和脚踝。但如果你考虑到麦卡锡把她的朋友直接形容为思想的化身，那么她做的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合适了：

我第一次听到她在公共场合演讲——是在近三十年前的一场辩论中。她让我想到伯恩哈特（Bernhardt）[3]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普鲁斯特（Proust）笔下的贝尔玛（Berma），一个壮丽的第五幕，那意味着女神登场。也许是来自阴曹地府的女神，或者是烈焰般炽热的女神，反正不是无忧无虑的那种。与其他优秀的演讲者不同，她根本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相反，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哑剧演员，一个戏剧演员，她在演出一场心灵的戏剧，她在进行她经常在文字中召唤出的那种她和她自己的对话。[4]

之后，麦卡锡将自己的写作搁置了两年多的时间，转而致力于撰写和编辑阿伦特生前的最后一个项目。这是一篇名为《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的三卷论文。第一卷谈论的是思考行为，第二卷谈论的是意志行为，第三卷谈论的是判断行为。阿伦特只完成了前两卷的绝大部分初稿，关于第三卷则只在一张纸上写了两段引言。阿伦特去世时，这张纸还插在她的打字机上。虽然麦卡锡的德语并不好，而且从根本上说她也不是什么理论家，但她认为完成这本书是为了致敬她的朋友。她也确实完成了，尽管出版商只向她支付了预付款和版税的1/4，其余的钱被付给了阿伦特的家庭成员。

这是一种非凡的慷慨行为。时间是艺术家最渴望的一件事；如桑塔格曾经说过的那样，时间是他们用钱来买的最主要的东西。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麦卡锡不像她曾经那样多产了。她只完成了一部小说《食人族和传教士》（Cannibals and Missionaries），这也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阿伦特及罗伯特·洛厄尔的先后去世让麦卡锡感到沮丧。《食人族和传教士》算不上她最好的作品，不过这本书得到了很多积极的评价。麦卡锡此时还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但她在寻找一个真正的角色的过程中也会犯些错误。

这也许可以解释后来发生的和莉莲·赫尔曼有关的事情。

赫尔曼起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人。她作为一名作家的第一次巨大成功是名为《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的剧本，内容是孩子们指控两位寄宿学校的女教师是同性恋者。这个剧本的成功，以及赫尔曼在此后获得的好莱坞合同让她变得富有。然而，她的财富和名望与她的政治立场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搭配。她在好莱坞与帕克成了朋友，而且和帕克一样，赫尔曼年轻时也是一位左翼活动家。与帕克不同的是，赫尔曼倾向于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人们普遍认为，赫尔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宣称自己目前与共产党或“任何政治团体”都没有联系是在撒谎。她的证词让她避免了牢狱之灾，而那些比她诚实的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她的搭档达希尔·哈米特。这整件事使赫尔曼在像麦卡锡和她的朋友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中间非常不受欢迎。

说到个人敌意的话，麦卡锡其实只见过赫尔曼两次。第一次是1948年麦卡锡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的那段时间，她在吃午饭时无意中听到赫尔曼在一群学生面前抨击约翰·多斯帕索斯，说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放弃了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就因为他讨厌西班牙的食物。麦卡锡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纠正别人的机会，于是她指出实际上多斯帕索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他不再抱有幻想的原因是一位朋友遭到了谋杀。麦卡锡在1980年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她当时看到了赫尔曼的愤怒：

我记得她裸露在外的干瘪的手臂上戴着很多手镯，有金的也有银的，她的手臂开始颤抖——因为愤怒和惊讶，我猜这是因为她在给别人洗脑时被抓了个正着。[5]

赫尔曼和麦卡锡似乎都没有忘记过这个插曲。当麦卡锡为《食人族和传教士》作宣传时，她突然决定旧事重提。首先，她向法国采访者讲了这件事。然后，在受邀参加《迪克·卡韦特秀》（The Dick Cavett Show）时，她又命中注定般被问到她认为哪些作家“名不副实”：

麦卡锡：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人就是莉莲·赫尔曼这个属于旧时代的人，我认为她被严重高估了，她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一个不诚实的作家，她真的属于过去，属于斯坦贝克那么遥远的过去，但不是说她是斯坦贝克那样的作家。

卡韦特：她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

麦卡锡：一切。但我曾在一些采访中说过，她写的每个字都是谎言，包括连词和冠词都不可信。[6]

后来，许多人告诉麦卡锡的传记作家说他们认为她在那里“带着她特有的微笑”[7]说出这么尖锐的侮辱是“鲁莽的”[8]。赫尔曼显然也看了这个节目。卡韦特后来讲了赫尔曼无比愤怒地给他打电话的事：

“我想我从不认为你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人，莉莲，”我勉强回答道。

“那是胡说。我要起诉你们所有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她证明了她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9]

麦卡锡认为她只是在说一件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结果却发现她将面临一场自己无法承受的诉讼。该诉讼声称，麦卡锡明知自己的陈述是虚假的，而且她是带着恶意指责赫尔曼是一个骗子的。赫尔曼将麦卡锡、《迪克·卡韦特秀》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部列为被告，并要求他们赔偿自己225万美元的损失。《纽约时报》给赫尔曼打电话，请她对此次诉讼作出评价时，她这样推测麦卡锡的理由：

我十年没有见过她了，我从未写过关于她的任何文章。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但这不会成为她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因。我想她一直不喜欢我。这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内战时期，就是1937年11月或12月，我从西班牙回来之后。[10]

麦卡锡一方则对《纽约时报》说：

我几乎不认识她……我的观点都是基于她的著作，特别是《邪恶时代》（Scoundrel Time），我拒绝购买这本书，而是借了一本来看。我不喜欢她在那本书中给自己安排的角色。

从来不会错失宣传自己的机会的诺曼·梅勒自作主张地充当起了争议裁判员的角色。他表示：“她们都是出色的作家，但是她们的天赋如此不同，她们会厌恶对方是很自然的事。作家们在这一点上与动物很相似。”[11]他还说麦卡锡的评论是“愚蠢的”和“不该说的”。就一个把诉诸武力视为基本美德的人来说，作出这样的表态真是不寻常。不过根本没有人听他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前妻、先锋女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也从退休状态中站出来，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六页的文章抨击莉莲·赫尔曼，并指出后者创作的《没有完结的女人》（An Unfinished Woman）中几乎每一个日期都是错的。盖尔霍恩特别了解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活动，她基本上摧毁了赫尔曼的说法。盖尔霍恩的结论是：“在我对虚伪的非专业研究中，赫尔曼女士是其中一个登峰造极的人物。”[12]

私下里，麦卡锡很担忧。但她担心的不是自己最终能否胜诉，因为她正在悄悄收集能证明赫尔曼谎言的材料。她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确凿的例子。赫尔曼的回忆录《旧时痕迹》（Pentimento）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改编成了由简·方达（Jane Fonda）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朱莉娅》（Julia）。根据赫尔曼的说法，这个“朱莉娅”是她童年时代的朋友，她像是某种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的西力（Zelig）般的人物，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表现英勇，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

事实证明，朱莉娅是一个编造的人物，部分经历参考了一个名叫缪丽尔·加德纳（Muriel Gardiner）的女人的生活，这个人曾就自己和朱莉娅的生活之间的相似之处给赫尔曼写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在麦卡锡参加卡韦特的电视节目时，公众还不了解这些情况。每个人都抱有怀疑，特别是玛莎·盖尔霍恩，她认为赫尔曼的说法大部分都是谎言。

无论有没有证据，诉讼的开销都足以令麦卡锡担忧。自1963年的《她们》之后，麦卡锡再也没有出版过畅销书，而赫尔曼则拥有她不配拥有的财富，更不用说比谁都坚定的要确保取得她满意的诉讼结果的决心。在起初的几次小交锋中她都取得了胜利，一名法官驳回了麦卡锡最初的驳回起诉的请求。

1984年6月下旬，赫尔曼在实现自己的复仇之前就去世了，这对于被告一方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因为去世之人在法律上不构成遭受侮辱、诽谤等侵害的对象，所以谈论损害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8月，这场诉讼就彻底结束了。不过这件事已经成为传奇；在今天，这往往是人们唯一记得的关于玛丽·麦卡锡的事情。在自己的人生晚期，仍然痴迷于这个主题的诺拉·埃夫龙还写了一部关于仇恨的戏剧，并取名为《想象出来的朋友》（Imaginary Friends）。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和赫尔曼做过朋友，而且她觉得自己可以遵循自己一贯的冷酷的公正来提供一些对这场争议的想法：

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怀疑，她给她的朋友们讲的那些精彩绝伦的——姑且礼貌地称之为“故事”的东西真的都是编出来的。几年后，当她起诉麦卡锡时，我并不感到惊讶。那时她已经生病，几乎失明。愤怒成了她最喜欢的配饰，而她的愤怒让那些曾经忠于她的人也感到越来越厌倦。[13]

埃夫龙的这部戏剧于2002年在百老汇上演，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只上演了七十六场。但对于埃夫龙来说，这是一个让她充满激情的项目，一种解脱，一种重回顶峰。在经历了几部电影的连续失败之后，当时的埃夫龙称自己生活在一个电影监狱中。“自从我担任杂志记者以来，我终于可以写一篇关于我感兴趣的题材的文章了：女人以及她们对彼此做的那些事。”可惜她并没有成功地将自己的热情传达出去；到2012年她去世时，这部戏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

[1] 1970年11月1～2日，汉娜·阿伦特发给玛丽·麦卡锡的电报，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2] 1970年11月22日，汉娜·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书信，reprinted in Between Friends。

[3] 指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年10月23日～1923年3月26日），法国舞台剧和电影女演员。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以及圣女贞德之后最有名的法国女人。

[4] “Saying Good-by to Hanna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anuary 22，1976.

[5] 1980年2月26日，玛丽·麦卡锡写给Ben O’Sullivan的书信，in the Mary McCarthy Papers at Vassar。

[6] The Dick Cavett Show，October 17，1979，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3。

[7] Jane Kramer，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4。

[8] Irving Howe，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674。

[9] Dick Cavett，“Lillian，Mary and Me，” New Yorker，December 16，2002.

[10] “Miss Hellman Suing a Critic For $2.25 Million，”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6，1980.

[11] Norman Mailer，“An Appeal to Lillian Hellman and Mary McCarthy，” New York Times，May 11，1980.

[12] Martha Gellhorn，“Guerre de Plume，” Paris Review，Spring 1981.

[13] Nora Ephron，《想象出来的朋友》前言，（Vintage，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