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逃亡

鲁登道夫被捕。希特勒成功逃脱。[1]

——1923年11月11日《每日邮报》（Daily Mail）（布里斯班）

混乱之中，希特勒踉踉跄跄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2]在马克斯-约瑟夫广场的财政部附近，冲锋队医疗队队长沃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tze）医生将一脸茫然的领袖送上在那里候命的汽车。有目击证人称见到汽车载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人迅速离开了。[3]

肩膀剧痛不止的希特勒正处在震惊与困惑之中，此刻他已经没什么选择。他对自己的计划一直胸有成竹，以至于最起码的应急或替代方案都懒得制定。如今游行以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收场，他得临时想一个撤退方案了。

希特勒的手下死伤惨重，而他自己却逃跑了。用前自由军成员、日后知名的反纳粹人士弗雷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的话说：“自大狂阿道夫溜了……把他的人丢在那里不管不问……你难道还指望他能有别的反应？”[4]

后来开始流传一个故事，替希特勒这个有失刚勇的举动找补。据说[5]他是在街角看到一个负伤的小男孩，为了救他而离开现场的。在纳粹日后的描述里，他甚至是背着那个10岁孩子走的（用他那脱臼的肩膀！）。

此外还有一些谣言和半真半假的传闻在解释希特勒的行为。例如，据说他是被迫跑走的，警察在追捕他，他的车被机枪扫射。希特勒跟鲁登道夫比起来肯定是很不堪，后者没有抛弃他的战友，并且普遍认为——尽管不太可信——他是毫无畏惧地迎着枪林弹雨向前走的。

大腿和腹股沟受伤的戈林在王宫外的石狮子边痛苦挣扎。有支持者把他架到了同在王宫街上的一个庭院。尽管伤者是希特勒的冲锋队指挥官，楼里的两个人[6]——皇家巴伐利亚家具厂的犹太老板罗伯特（Robert）和马丁·巴林（Martin Ballin）——还是收留了他。罗伯特的妻子贝拉一战时护理过伤员，她在楼上的会客厅做了急救。

他们的邻居、内科医生埃米尔·纽斯塔特（Emil Neustadt）透过临铁阿提纳街（Theatinerstrasse）的一扇窗户看到了全过程。枪声过后他就出门了，街上没过多久已经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穿着制服的人在跑来跑去。有一堵墙边靠着几个冲锋队队员，“身上挂着彩，衣服扯破了，在痛苦呻吟着”。[7]医生给伤势最重的两人打了针，他们基本上已经失去知觉。他始终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下落。

在阿尔西街，一辆汽车从正在狂奔的“小家伙”身边驶过，急刹车停了下来。车里坐着他的朋友赫尔曼·埃瑟、迪特里奇·艾卡特和海因里希·霍夫曼。他跳上车，前往摄影师的工作室，而后从那里分头出城。“小家伙”在另一个朋友保罗·冯·辛慈（Paul von Hintze）将军的帮助下弄到一本假护照，很快就越过了边境。

一伙政变者逃到了音乐厅广场附近的一间女子学校，躲进了壁橱和床底。还有一些冲锋队队员去了霍滕胡弗点心店，在烤箱下、面粉袋和蛋糕盒里、咖啡机背后藏了武器弹药。[8]汉斯·弗兰克一伙人去了艾勒斯咖啡烘焙公司，把他们的冲锋队装备藏在里屋，装成一伙早晨喝咖啡闲聊的人。

31名政变嫌疑人被警方逮捕，[9]实行“暂时监禁”，等候起诉。很快又有203人被以较轻的罪名逮捕，如攻击当局或散发革命小册子。抓捕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到了下午两点，罗姆已经投降。[10]他的人受命来到战争部大院，被解除武装和徽章，据说还脱掉了制服。在与其他被关押的纳粹头面人物会合时，罗姆的情绪很糟。

警察封锁了音乐厅广场和王宫一带；路面上到处是尸体、丢弃的钩十字旗和臂章。人们赶开尸体上的鸽子，把尸体集中到王宫庭院内。伤者也被运到那里抢救。伤势较重的会用汽车送去医院。

“我快疯了，”管家约翰·艾格纳说，他是靠一个同情他们的警察帮忙才进入禁区的。他看到王宫正门摆着一具具尸体。其中有舒伊勃纳-里希特和他的好友、鲁登道夫的侍从科特·诺伊鲍尔。“我失魂落魄，彻底垮了。”[11]

这场街头战斗的最初报道语焉不详，且时有矛盾的说法。包括柏林《福斯日报》、巴黎《费加罗报》和伦敦《泰晤士报》在内的多家报纸称，[12]希特勒和鲁登道夫据守在战争部，打算战斗到底。《小巴黎报》称攻击地点是在老绘画陈列馆附近的阿努尔夫王子营，[13]报道描述了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是如何被军方抓获的。同期报纸里还有一篇文章却是准确的，称希特勒负伤了，但是已经逃走。

最初的一些传闻说希特勒逃到了罗森海姆、[14]特罗努恩，[15]或是伊萨尔谷的某个地方。据说是聚集在慕尼黑东部的保皇党人[16]在保护他，准备做最后一搏。《小巴黎报》的说法则截然不同，宣称他已经越境抵达蒂罗尔。“结局好，一切都好，”报社驻外记者说，因为希特勒回到了奥地利的老巢。[17]

　　*

在慕尼黑以南约35英里处的乌芬村，汉夫施丹格尔的家族别墅里，“小家伙”的妻子海伦在二楼起居室和儿子埃贡吃晚饭。晚上7点过后不久，女仆进来说，有人在小声敲门。

由于之前听闻“有一些危险团伙在乡下流窜活动”，她已经紧锁大门，合上窗板。她来到楼下，隔着闩住的门和陌生人讲话。“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海伦后来说，“我认出了那个虚弱但确凿无疑的声音，是希特勒。”

她这样描述门廊的情景：“他站在那，面色惨白，没戴帽子，脸和衣服上都是泥巴，左胳膊耷拉着，肩膀歪着的样子有些奇怪。”舒尔茨医生和勤务员在使劲架着他，不过在她看来，他们的情况也没好多少。用她的话说就是“狼狈不堪”。

他们的确考虑过逃到奥地利。通常的说法是希特勒直接否决了这个提议，估计是缘于他对祖国的厌恶，不过据当时在车上的医生说并非如此。和其他许多政变者一样，[18]他们是往奥地利去的，但在去往加米施的路上，大约在穆尔瑙一带，他们的车抛锚了。

考虑到警察在搜捕，希特勒和另外两人判断进镇子里找汽修工风险太大，于是决定进附近的树林等天黑。就在这段时间里，希特勒想到了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宅子。他们让司机负责处理汽车的问题，然后去和戈林取得联系——他们完全不了解他的伤势情况。希特勒、舒尔茨和勤务员[19]随即走小路步行前往汉夫施丹格尔的家。

以希特勒肩膀的伤情，这段路程想必十分艰难，最终他们来到村子里。海伦把众人带到了楼上的起居室。

“Also doch？”她问，意思是，“那么，都是真的？”

希特勒只是低下了头。

海伦询问了丈夫的情况，她从早上到现在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希特勒心想，游行的时候“小家伙”正在报社，于是表示他应该很快就到了。

希特勒的状况很糟糕，情绪低落。经过两个不眠之夜，他已经累坏了。他说起鲁登道夫和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的死，他认为这个消息是真的，并表示他也宁可死掉，好从这痛苦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他还把政变的失败归咎于鲁登道夫将军让三人离开啤酒馆，破坏了计划。接着他的情绪突变，开始发誓“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战斗”。[20]

海伦建议正在发高烧的希特勒休息一下。医生和他的勤务员帮他上楼，进了一间阁楼卧室，在那里处理肿胀的左肩。肩关节脱臼了，关节窝有骨折。在她未出版的手写札记中，海伦写道，从那扇关着的门里传出的痛苦惨呼，在楼下都能听到。

再过一会儿，希特勒已经蜷缩在那间摆满了书的阁楼里，身上裹着“小家伙”去哈佛时用的英式旅行毯，[21]他通常把毯子放在一个木箱上面。勤务员在楼上的另一间客房里睡觉，房间所在的区域是他们去年夏天刚装修过的。[22]与此同时，舒尔茨医生和海伦聊了那天上午游行到音乐厅广场后的种种怪事，对现在手头的选项做了一番权衡。

至于司机能否修好或藏匿抛锚的汽车，他们心里完全没底，更别说联系到戈林了。他们能确定的是，警察会在主要公路、街道和铁路巡逻搜捕希特勒。乌芬的居民相互间关系紧密，有陌生人到来的消息很快会传开。希特勒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1] 1923年11月11日《每日邮报》（布里斯班）。

[2] Dr. Walter Schultze，MA 103476/3，1358-59，BHStA.

[3] 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4] Robert G. L. Waite，Vanguard of Nazism：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 （New York：W. W. Norton，1952），259.

[5] Karl A. Kessler，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Walter，1933），30，以及Die Vorgänge im München am 8. und 9. November 1923，HA 5/116。后来还找出了一个男孩作为希特勒英勇救人的证据，不过有充分理由怀疑此事的真实性，Joachim C. Fest，Hitler，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190。

[6] Tobias Mahl，“Die ‘Arisierung’ der Hofmöbelfabrik Ballin in München，” in Angelika Baumann und Andreas Heusler，eds.，München arisiert. Entrechtung und Enteignung der Juden in der NS-Zeit （München：C. H. Beck，2004）.

[7] Dr. Emil Neustadt，April 24，1934，HA 5/116.

[8] Karl A. Kessler，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Walter，1933），33. 另见Erich Malitius，Der 8. u. 9. November 1923. Die Geschichte von Treue und Verrat der deutschen Jugend （Breslau：Handel，1935），13。

[9] Polizei Direktion an Generalstaatskommissar，1923年11月13日，MA 104221，BHStA.

[10]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82，Anlage 4，511，and testimony of Lt. Col. Theodor Endres in Didier Chauvet’s Hitler et le putsch de la brasserie：Munich，8/9 novembre 1923 （Paris：L’Harmattan，2012），153-54.

[11] 约翰·艾格纳，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18，HA 5/114II。对这一情景的另一个叙述版本可见于未出版的Tatsachenbericht vom 9. November [23] bei der Feldherrnhalle München，HA 5/116。

[12] 1923年11月9日《福斯日报》晚间版；1923年11月10日《费加罗报》；1923年11月10日《泰晤士报》；1923年11月10日《纽卡斯尔太阳报》等。

[13] 1923年11月10日《小巴黎报》。

[14] 1923年11月10日伦敦《每日邮报》和澳大利亚有线新闻服务；1923年11月11日沃尔夫通讯社通过《十字架报》发布报道；1923年11月12日《芝加哥每日论坛》。

[15] 1923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伊萨尔谷，1923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

[16] 1923年11月1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

[17] 1923年11月11日《小巴黎报》。

[18] 例如有个叫格哈德·罗斯巴赫（Gerhard Rossbach）的政变者潜入奥地利，自称是电影导演，Gerhard Rossbach，Mein Weg durch die Zeit. Erinnerungen und Bekenntnisse （Weilburg-Lahn：Vereinigte Weilburger Buchdruckereien，1950），82。

[19] Dr. Walter Schultze，December 10，1923，HA68/1497A，and MA 103476/3，1357-59，BHStA.

[20] Helen Niemeyer，unpublished “Notes，” 307-9，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

[21]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49.

[22] Helen Niemeyer，“Notes，” 297，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