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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7 从慕尼黑到瓦尔哈拉
如今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做噩梦，梦到的是自己在巴伐利亚。[1]
——托马斯·R.伊巴拉，《纽约时报》
3月22日，审判第十二天，辩方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总结了自己对韦伯医生的辩护。这是又一场在欢腾的观众中间激起热烈掌声的民族主义演说。霍尔将啤酒馆政变的源起归结到“所谓的《凡尔赛条约》”。这份在他看来恶名昭彰的文件编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将德国作为战争的唯一责任人，“怀着施虐的恶意”对这个国家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惩罚。[2]
面对柏林那些签署条约、出卖德国的野心政客，被告席上的爱国者们拒绝沉默，他们希望扭转战后“懦弱而腐败”的可悲局面。这是千千万万德国人共同的心愿。“如果这是重大叛国，”霍尔说，“那么牢房得要有好几公里长！”
法官拦住了他，表示不能允许“懦弱而腐败”这样的措辞。
“我已经无法找到任何其他的表述了，”霍尔说，“不管怎么看，这些词都表达了全体德国人的感受。”[3]
几分钟后，霍尔再次开始攻击魏玛共和国，称它是在“背叛与假誓”[4]中诞生的，不存在一丁点的正当性。而后他又称魏玛宪政违宪，同样没人反对。至于音乐厅广场惨案，霍尔说当时在街头的许多人自然心里会想，“什么样的祖国……会下令向这些心系家国的年轻人开枪？”[5]
这番言论让不少旁听的外国记者目瞪口呆。“巴伐利亚是德国的‘讨厌鬼’，”托马斯·R.伊巴拉在他的下一篇《纽约时报》报道中写道。[6]看旁听席的反应就知道，慕尼黑泛滥着足可视同为重大叛国的反共和主义者。
霍尔结束发言后，奈特哈特宣布休庭30分钟。四名辩护律师要求得到更多的时间打磨他们的最终辩词。在被法官拒绝后，罗德表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有三名被告身体状况不佳（珀纳、弗里克和罗姆）。法官接受了这个理由，宣布休庭两天。
与此同时，慕尼黑警方注意到一些迹象，表明如果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被宣判有罪，城中会发生骚乱。巴伐利亚军队和邦警取消了休假计划，布鲁登堡街加强警戒。判决预计于本周内做出。
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庭听取了12名辩护律师的结案陈词。其中许多发言冗长、沉闷而啰唆，并且主要说的是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以外的被告人。旁听席里几周来第一次出现了空座。[7]
连一些被告人都没来。威廉·布吕克纳和克利伯中校据称是生病，得以获准缺席。3月25日星期二，希特勒也缺席了，据说是因为疲劳。慕尼黑审判的名歌手大概是得润润嗓子，《慕尼黑邮报》揶揄道。[8]
每天要在法庭里待上10个小时，被告人很难承受，罗德表示，说得好像这种情况是常态。也许法官可以增加午休时间，减轻一点负担。
“或者辩方也可以缩短抗辩的时间！”奈特哈特的话让其他法官忍俊不禁。[9]
所谓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再次成为结案陈词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另一个主题是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叛国。要想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施哈姆主张，法庭在裁处所有被告人的同时，也应该惩治卡尔、洛索和塞瑟，否则所有人都不应该获罪。如果选择检控，那么出于公平起见，当时在啤酒馆里的几千人也应该起诉。单单把他的当事人恩斯特·罗姆拎出来做出有罪判决太过荒唐。罗姆支持政变的情节，和当晚在负责倒热咖啡的人并无不同。
施哈姆接着又对检方观点提出了另一个挑战。律师援引1916年在最高法院的一个先例：
如果法律与人民的感受不再相符，那就是过时的法律，是立法者玩忽职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法律的诠释纾解不公之感就成了法官最高尚的职责。[10]
本案就是这样一种典型，施哈姆说。他呼吁法官倾听德国民众的声音，怀着义愤对这些指控做出全票否决。
卡尔·科尔按计划要就本次审判给出最终的辩方律师总结。这位有一说一、无拘无束的律师游走于大量的拉丁文箴言、动情的恳求和法律争辩之间，将政变描绘成了一场联合行动，其中一方是像希特勒、鲁登道夫及其他被告这样的实干家，另一方则是卡尔、洛索和塞瑟这样的背信弃义之人。辩方律师用煽动性的言辞总结了一种极端观点：“在多数德国人民看来，魏玛宪法无非就是用来毁灭德意志国的炸药！”[11]
惊人的是，法官和检方都没有表示反对。
在发言的最后，科尔用理查德·瓦格纳歌剧中的古老条顿传奇打比方。希特勒是“新德国的齐格弗里德第二，他手刃马克思主义恶龙，让德国工人免受马克思主义之扰”。[12]而现在，他要为自己的荣誉和自由而战了。考虑到证据一边倒地支持辩方，科尔说，他既不会恳求也不会主张无罪判决。他是在要求。
1924年3月27日上午，记者以及其他有入场资格的人早早地来到前军官学院餐厅，希望能赶在人群聚集起来之前入场，旁听这场跌宕起伏的审判的第二十四天，也就是最后一个常规庭期。控辩双方律师已经做过结案陈词。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在审判团开始审议之前，被告人可以最后做一些补充。
克利伯中校首先起身发言。
鉴于他的军队背景，克利伯说他选择了一种得体的抗辩方式，小心地避免了任何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敏感材料泄露。他承诺自己的供述属实，尽管相当一部分内容只能在闭门庭期中提出，另外他对自己在1923年11月8～9日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接下来是珀纳，他的发言围绕自己第一次作证时提出的问题，即自1918年以来政府及其法律的正当性，或者说缺乏正当性。讽刺的是他指责检方企图夸大他的案子，并拒绝承认有重大叛国行为。这名狂热的君主派还说，他绝不会对国王的正统权力有半点违背，这是在公然侮辱共和国。
真正的叛国，珀纳认为，发生在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国的时候，罪犯是他归为“犹太人、逃兵、为了钱背叛德国人民”的那群人。这些人不具备合法权威，他说道，因为他们是欺骗人民、篡取权力的“异族”。[13]珀纳管德国总统叫“弗里茨”[14][15]，引起了旁听席里的一阵阵笑声。
下一个发言的是与珀纳关系密切的盟友弗里克博士，他依然声称，政变当晚他在警察总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避免了一场灾难。和克利伯一样，他骄傲地表示自己毫无悔意，正满怀信心地等待法庭的裁决。韦伯也强调他和同事是在配合巴伐利亚法定政府行动。他意识到这是在对领导人发起严重指控，但不幸的是，这是他能得出的唯一结论。这些人是可耻的罪犯，在德国“艰难求生”[16]之时背后捅刀子。
下一个发言的是主张“背后捅刀子说”的头面人物鲁登道夫将军，他说他的杰出同事和律师们已经做出陈述，他没什么可补充的。他转而上了一堂简短的历史课。他提醒法庭，他一向以“大战和杰出的战役”[17]为人所称道，但他对国家灾难的预言同样出名。他希望再次敲响警钟，呼吁每一个爱国的德国人支持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在他看来，仅靠这一场运动就可以拯救德国于水火。
假如运动没能成功，鲁登道夫将军说国家将陷入一个无比凄惨的境地：“我们会迷失方向——万劫不复！”[18]德国的下场，会比屈辱与可耻的《凡尔赛条约》的还要可怕。他呼吁法庭听取他的警告，“倾听德意志灵魂的自由呼声”。[19]被告人必须无罪释放。
不过说到底，奈特哈特的法庭如何判决是无关紧要的，鲁登道夫说。“世界历史不会把报效祖国的人送进监狱；他们会被送到瓦尔哈拉，”也就是北欧神话中敬奉阵亡英雄的神殿。[20]
这个不寻常的说法被世界各地的报纸写进了新闻标题。“鲁登道夫自封为神，”《纽约时报》的标题写道。但与此同时，其记者托马斯·R.伊巴拉称赞将军的发言给人“尊贵与雄辩”之感。和此前的陈词不同，将军这次没有“费尽心机去粉饰自己，抹黑其他所有人”。他还说，这段简短的、略显犹豫和磕巴的讲话在慕尼黑法庭里激起了“热烈的喝彩”。[21]
鲁登道夫坐下来，接下来罗姆、布吕克纳、瓦格纳和佩尔内都放弃了向法庭做最后陈词的权利。这样一来，最后一个发言的将是被告人阿道夫·希特勒。
[1] 1924年4月25日《纽约时报》。
[2] NA T84/2 EAP 105/7，2293.
[3] NA T84/2 EAP 105/7，2294，2333-34.
[4] NA T84/2 EAP 105/7，2369.
[5] NA T84/2 EAP 105/7，2382.
[6] 1924年4月25日《纽约时报》。
[7] 1924年3月27日《政治与文学辩论报》。
[8] 1924年4月28日《慕尼黑邮报》。
[9] NA T84/2 EAP 105/7，2570.
[10] NA T84/2 EAP 105/7，2607.
[11] NA T84/2 EAP 105/7，2805.
[12] NA T84/2 EAP 105/7，2838. 这种形象此前也在报章中出现过，比如1923年11月13日《德意志日报》。
[13] NA T84/2 EAP 105/7，2849.
[14] NA T84/2 EAP 105/7，2850，在第2853页和第2855页中也有。在1924年出版的节略版庭审记录中也提到了笑声，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Deutscher Volksverlag，1924），258。
[15] “弗里德里希”的昵称。
[16] NA T84/2 EAP 105/7，2865.
[17] NA T84/2 EAP 105/7，2867.
[18] NA T84/2 EAP 105/7，2870.
[19] NA T84/2 EAP 105/7，2871.
[20] NA T84/2 EAP 105/7，2869.《鲁登道夫以“战神下凡”姿态现身》，1924年3月29日《晚间邮报》，以及他的浮夸演讲，1924年3月29日《时报》。
[21] 1924年4月28日《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