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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68 弗朗茨皇帝的遗嘱：拥有“一个代表皇位的白痴”的制度
1835年3月2日，弗朗茨皇帝在维也纳驾崩，哈布斯堡皇朝陷入了“最严峻的局势”，因为皇朝严格坚持按照法统的继承顺序行事，而如果按此规定，将由第一个出生的儿子——无能力进行统治的斐迪南大公爵——承继大统。梅特涅在发给所有哈布斯堡驻外公使馆的密函中，正式宣布了皇帝的死讯。他说，崇拜他的人民，只能用一个他实至名归、理应得到的称呼来形容他：人民的“父亲”。为了从一开始就排除嫌疑，国务首相详尽地描述了从2月27日深夜到28日的情况，在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位君主部分口述、部分亲笔写下他的最终遗愿，并紧接着还亲自编辑了他所写的内容。在一封特意的、原本是写给 他儿子的遗书中，皇帝用简短的几句话，就为立法机构写成了交到未来政府手中的法典，其核心意思是：“不能挪动构成国家大厦基础的任何东西；执政但不能有改变；……敬畏正当获得的权力；……维护好家族的统一，将其视作最宝贵的财产。”[20]然后，弗朗茨皇帝——显然是冲着斐迪南说的——谈了三条原则，它们明确无误地作为支柱定义了未来的统治架构。
①路德维希大公爵：予朕弟路德维希大公爵以充分信任。重大政务，朕始终以其忠谏之言襄助左右，凡遇重大内政事务，务必听其咨议。
②弗朗茨·卡尔大公爵：保持与汝弟友情，向其通报国务。
③梅特涅：予梅特涅侯爵以信任，此为朕最忠诚之辅臣及友人，历年来朕对其信任有加。凡公事人事，矩细靡遗，悉以咨之，方可决断。朕已托孤其为顾命重臣，对汝忠贞诚信如朕，尽心辅弼，以内外相维、国祚永延。
斐迪南一世皇帝的《我的从维也纳到奥尔米茨之旅日记，1848年10月1日》首页
按照弗朗茨皇帝的最后遗愿，应该组建一个政府机构——国务会议——在这个机构中由三驾马车行使摄政职能，来接替形式上继位的斐迪南皇帝。由于国务首相应当属于所有的部门——对外、对内及所有人事事务——他就应当担负起大臣会议主席的角色，并拥有政策方针的制定权。路德维希大公爵作为血亲［父系亲属（Agnat）］，按资历排序来代表皇朝，优先于弗朗茨·卡尔大公爵，弗朗茨·卡尔只是非正式地加入其中。
斐迪南一世皇帝抄录的《大臣及国务首相梅特涅侯爵的第一次口头讲演：关于外交，1825年1月17日》首页
据说，这个考虑周全的架构可以帮助皇位继承人克服执政弱点，因为斐迪南毫无疑问是个弱势皇帝，他同时身患多种疾病：癫痫、佝偻病以及脑水肿。然而他并非像过去各种不同的历史研究著述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弱智的统治者。他能讲五种语言，包括匈牙利语，他会弹钢琴，热衷于植物学。[21]他父亲很早就目的明确地将他塑造成皇位继承人，并于1830年在普雷斯堡地方议会上加冕他为匈牙利国王。在皇室档案中存有他写给姐姐玛丽-路易莎的令人动情、充满关怀的信：温馨又富于真正的手足之情。[22]在1848的革命之年，他记日记，从一定的距离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他在出行时也喜欢记日记，比如在前往普雷斯堡、因斯布鲁克及奥尔米茨（Olmütz，即奥洛穆茨）的途中。[23]梅特涅对他比较熟悉，因为曾亲自为他授课，如在1825年，给他作了“关于外交”的讲座——下面的插图是这位皇储亲手所画。[24]关于这位皇帝，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皇室内务署总管奥古斯特·塞居尔-卡巴纳克伯爵（Graf August Ségur-Cabanac），了解得更为详细，他发现这位皇帝有许多值得尊重的特点，如不谋私利、积极的责任感、即使在下属面前也友好亲善。当然，这一切特质，并未能有助于提高他的执政能力。[25]
形式上，他要以所谓的最高圣谕，批览所有的需要由君主过目的政府公文，而这些最高圣谕都是他的大臣——梅特涅或者科罗福拉特——事先准备好的。他当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在作出对那些政治上被判刑了的意大利人中间，谁可以享受提前赦免的决定时。[26]但是，他没有能力像他父亲一样使用相同的方式方法，全面自主地掌握政府的运作。梅特涅在与他打交道时，始终充满着尊重——符合他对这一位置的尊重——但是他上呈给皇帝奏折的质量、品质和数量却在持续地下降。在面对先帝时，他会将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政治上的所有可能性，都详解预演一遍，而对斐迪南，他的奏折越来越缩减到只是将公使馆发来的报告，千篇一律地归纳一下。[27]
卡尔·约翰·冯·卡尔 姆-马梯尼茨伯爵（Karl Johann Graf von Clam-Martinitz）是作为侍从武官长为斐迪南效劳的。他在梅特涅面前自称是梅氏的“朋友”，很少有人敢这样说，因为这位思维敏捷的将军——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梅特涅属于一个级别：无论是在智慧还是在个人交往上。国务首相以这种朋友方式获得了大量的，不仅仅涉及皇帝，而且也涉及宫内圈子的有关信息。弗朗茨皇帝死后，这个宫内圈子不仅与梅特涅渐行渐远，而且在立场上与这位大臣也愈加充满敌意。
在出现先帝1827年罹患重病这种严重情况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梅特涅就曾建议先帝对继位问题作出安排，他说，必须防患于未然，为此“建立一种政府机器，借助于它的帮助，可以让您的继任者在皇位上随时发号施令”。[28]他并非从一开始就想以此建议将斐迪南排除在外，但确实是想建立一种可以对执政者可能的缺陷或者弱势，进行弥补的机构性框架。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驳斥后来所谓的梅特涅只是考虑将一份遗嘱硬说成是行将就木的皇帝所作的怀疑。这个决定是当时已经无力贯彻自己意愿的弗朗茨皇帝本人作出的，也是他本人拒绝考虑，是否能将他后来生的儿子弗朗茨·卡尔（Franz Karl，1802～1878）定为继承人。
遗嘱中，在继承人安排问题上只字未提的科罗福拉特，感觉深深受到了伤害，因为他认为自己曾与先帝有着特殊的信任关系，皇帝的许多亲笔文字似乎支持这种说法。[29]因此，他像许多人一样，是第一个站出来诬陷梅特涅耍阴谋的，称梅特涅在病榻前，为行将就木的已无意愿的先帝喋喋不休地口述遗嘱，目的是以自私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一个影子皇帝。
这就夸大了大臣梅特涅的影响力，而且低估了先帝的个人意志。这位先帝有完全的行动能力，虽然存在着一份由梅特涅起草的遗嘱草案，但是这份草稿与最终的版本相去甚远，也正因如此，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皇帝本人具有的决定性意愿。[30]梅特涅只是起草了遗嘱的一般性原则，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他只将信任送给经过考验的正直之人”），并且与弗朗茨皇帝相反，梅特涅也将改变现状的问题列入该考虑的事项中（“始终要注意，给皇帝提出的改善建议，不能威胁构成国家 稳定的基础”）。在结尾部分，梅特涅措辞了一个表达方式，有意地隐去了可托付之人的名字（“作为朕可以推荐给皇储的、忠诚的、值得其充分信任的顾命大臣，朕谨任命……”）。他可能在此处想到的是他自己，但是，将路德维希大公爵的名字放在此处同样也是可以想象的。客观上需要这样一个人，但是梅特涅没有将注意力引到他本人身上，而且最终的结果也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并且远比设想的要具体得多。
为了正确评判国务首相在皇帝的遗嘱中的突出作用，就必须将这位君主的人格构成，以及四十余年的与梅特涅的交集，来仔细地观察一遍。在1794年，从皇帝在比利时的战场上第一次见到梅特涅开始，他就认为，梅特涅所持的政治原则是正确和富有成果的，他发现，即使在最严重的危机和失败的情况下，这位大臣总是能找到一条出路，并且总是将维持皇朝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先帝也观察到，即使在拿破仑或者沙皇亚历山大面前，他也懂得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国家大厦的根基”——他足可以放心——梅特涅肯定不会改动一丝一毫。如果他认为，国务首相会放弃借助变动来推进帝国进化论式的发展，那他显然就错了。对此，国务首相一方面确有许多想法，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帝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缺陷则有着更多的认识。
正是先帝要求忠于皇朝，因此他也让人们了解到，他正是在这个方面预见到会出问题。事实上，在皇室家族的圈子里，也确实为皇位的继承安排争吵得不可开交，从中也因此产生了反对梅特涅的强大的敌对势力，以至于这个体系自此也只能是管理而不是统治。特别是索菲大公爵妃（Erzherzogin Sophie）极为不满，要梅特涅为先帝的遗嘱承担责任，并且对此事不依不饶，一直持续到1851年。这一年的9月24日，梅特涅和夫人从流亡地回到了维也纳，索菲10月6日就邀请梅特涅夫人梅拉妮前往霍夫堡见面，在长时间的谈话中，谈到了皇位继承问题上梅特涅所起的作用。索菲的话明显地说明，她对当时的真实过程一无所知。
“我指责您丈夫的是，他想要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想要领导一个没有皇帝的、仅是一个戴着皇冠的白痴的皇朝。”当问到应该由谁来替换他（白痴）时，索菲回答，应当由一个生来就具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统治的人来担当。她当时想的无疑是先帝的后一个儿子，弗朗茨·卡尔大公爵，她的丈夫，后来的皇位继承人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父亲。《遗存的文件》中对这次会见有所评论，但是奉行的也是当时最流行的做法，为尊者讳，即要保护皇室不受批评，因此文件中也压下了大公爵妃所说的谴责梅特涅的话。取而代之的是，杜撰了一段日记原文中根本不存在的话，并且以一句“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作为结尾。[31]
梅拉妮侯爵夫人日记中对1851年10月6日会见被压下的片段记载：“……仅是一个戴着皇冠的白痴的皇朝。”[32]
实际上，这些做法对合法皇位继承人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他那纯朴的脾气秉性在公众舆论面前无法掩盖，再加上他那不能向外介绍的，却又时常被恶意解读的癫痫病的发作，他几乎没有能力出现在公众面前进行礼仪式代表性的活动，最好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身 着皇帝礼服露一露面，在人们面前展示一下，以便人们向他山呼万岁，因为他还有能力和善地用眼睛看着人们，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善良的斐迪南”的绰号。但是，要他与别人进行任何的交谈，那就会充满了尴尬。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夫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女儿、来自普鲁士的沙皇皇后夏洛特［Charlotte，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Alexandra Fjodorowna）］曾于1835年在特普利采见过斐迪南一面，见面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天啊！我曾经听到过有关他的很多说法，他那矮小、丑陋、猥琐的身体，一个除了愚笨没有任何表情的大脑袋，而实际上的情况，比起别人描述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