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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3 妻子、孩子、家庭纽带与探亲
爱列欧诺拉·冯·考尼茨
在记述梅特涅婚姻的时候，我们已经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夫人，并通过第一任夫人的姨妈爱列欧诺拉·冯·列支敦士登侯爵夫人，对第一任夫人的品性有了了解：不是很漂亮，但绝对是妩媚优雅、活跃、迷人、聪慧，并且是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122]最准确的描写是由梅特涅本人作出的，并且恰恰是在他疯狂热恋着的多萝特娅·冯·丽温面前说的。没有任何迹象可以看出，他有在情人面前贬低妻子的倾向，以便在情人面前装作好像只有她（情人）才是最为重要的，是他唯一的选择。梅特涅所做的恰恰相反，他在多萝特娅面前对他“优秀的妻子”赞不绝口。[123]
在棘手的境遇中，爱列欧诺拉一再证实了她的沉着镇定和刚直不阿，即使是在拿破仑这个努力想表现为一个“健谈者（Causeur）”［话痨（Plauderer）］，却再也没有 比他表现得更不得体和更没有分寸的人面前也是如此。梅特涅的孙女鲍丽娜就曾听祖父讲过这样一段插曲。一次，法国皇帝在爱列欧诺拉面前翻过来、掉过去地讲——他自认为是在讲笑话：“劳拉公主，我们越来越老态，我们越来越消瘦，我们越来越丑陋！”爱列欧诺拉则习惯于对此类饶舌报之以大笑，这让拿破仑喜欢，以至于他补充道：“您绝对比围绕在您身边的这群（所有的）野鸡，具有更多的智慧！”[124]
他说的没错。爱列欧诺拉懂得在尴尬的情况下，要坚定地站在丈夫一边，助他一臂之力。最为突出的，是在撮合拿破仑与玛丽-路易莎的婚姻时，以及在朱诺将军公开地一手导演策划的丑闻中，她表现出来的自立。在不在一起的时间里，梅特涅就像给情人写信一样，非常信任地给她写信，并且积极地参与孩子们的教育成长，参与她持家过程中的忧虑烦恼，以及解决具体事务。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他除了政治性的原则表述之外，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对人物的臧否，对事件的评论，以及他的意图，诸如有关会议的进程和会议上出现的问题，（这可以）让她随时了解《卡尔斯巴德决议》的准备情况。他将他的夫人同时看成他的女君主，想要随时听取她的旨意。第三任妻子梅拉妮·齐希-费拉里斯（Melanie Zichy-Ferraris）甚至可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他念保密的急报，她也是他回忆录草稿的第一个读者。
如果声称爱列欧诺拉过于不善交际，不能开办和主持一个出色的沙龙，那就忽略了她在自己家中——在相府的最上一层，更多的是在跑马路的别墅中——的好客热情。在那里，在星期一会定期举办招待外交使团的晚宴，这还不算出于各种交际原因，在梅特涅家中举行的大大小小的餐宴。在他的房屋住处，梅特涅还建立了很多的温室、猴苑和鹦鹉苑，并从意大利和巴西搞来了不少的各色植物，在那里茂密地生长。他由此制造了一种他可以沉浸其中的家居环境，以便他摆脱日常工作的繁琐和烦恼。在这里，古典主义的氛围围绕着他，在意大利之旅后，他更加喜爱这种古典氛围了。如果去他家做客，直接进入客人眼帘的，是那幅位于房间过厅的卡诺瓦的《丘比特与普赛克》。
在梅特涅的意识里，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世界里面充满着备忘录和议定书，这个世界属于他的职务范畴，是他作为一个国家活动家的义务。[125]他在其中也谈论自己生活中令人厌恶的事情，指的是服务于宫廷、沙皇亚历山大的抵达仪式、50人的晚宴、300人的晚宴、没完没了的招待会、由吹牛说大话而精疲力竭的人组成的无尽的人流、虚假的辉煌、不实的荣誉、空洞的演说和骗人的知名度等。[126]他痛恨一切宫廷的和与之有关的东西：僵化、晚间招待会、长而冰冷的走廊、热得不得了的沙龙、装腔作势、矫揉造作、感情贫乏、只是关于检阅和买卖等内容的谈话等。他将这一切称作“交易的泥潭”。[127]
《跑马路别墅中的“博物馆”》（1836），铜版雕刻：爱德华·古尔克；铜版画：F.德维尔特；印制：约翰·赫弗里希
与此并列的是私人世界，一个相反的世界，“却是我真正的资本，是伴随我的一生，建立我的幸福的所在”。属于这个世界的还包括与妻儿老小一同共进早餐，当然也包括抽空给情人写封情书的闲情逸致，因为他认为，如果人的一生完完全全地受制于其他事务——他指的是公务——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在世界的熙熙攘攘、热闹喧嚣中是找不到个人的幸福的。[128]他将舞会也看成一种义务。如果他不得缺席，那么，他在舞会上最多会逗留1～2个小时，而且是在深夜23～1 点之间。[129]
对于梅特涅来讲，这个私人世界是由少许的欢乐、一个情人以及妻子儿女组成的。一次，他用几句话概括了这个私人世界，并一语道破：“几个非常靠得住的、指望我就像指望自己一样的忠诚的朋友，一个女友，这就是我的幸福的组成部分；一个舒适恬静的家庭氛围，一个优秀的妻子——听话的孩子们的母亲，懂得如何很好地教育孩子，这看起来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130]
《跑马路别墅中的长廊》（1836），铜版雕刻：爱德华·古尔克；铜版画：F.德维尔特；印制：约翰·赫弗里希
与孩子们的亲密关系及克莱门蒂娜的死亡
1820年夏天，在间隔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梅特涅的两个女儿均死于肺结核，这件事也显示了，他经历着一场非人的艰难困境，他是如此眷恋着他的孩子。1819年11月24日至1820年5月24日，德意志邦联各邦的代表齐聚维也纳，讨论扩展1815年《德意志邦联法案》中的基本法，这是维也纳会议预先确定的。梅特涅邀请这些政客到相府的会客厅中共商国是。当他正在那里主持最后的谈判时，他16岁的女儿克莱门蒂娜正在相府的上面一层的闺房里，病入膏肓。她除了患有肺结核和肺炎，还染上了胸膜炎，医生尽了一切努力，接连三天给她放血，使她本已软弱无力的身体雪上加霜，更为虚弱。梅特涅眼睁睁地看到，患病三个月后，超量的失血必将会使她彻底衰竭，并且对医生的工作评论道，他们不能够再自夸说还有能力挽救“我的”女儿：“在有些情况下，医术比疾病更糟糕。”[131]
这种情况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更能让人看到他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比起一个患病的孩子更让我感到压抑了。……仅仅知道我爱着的一个生命生活满意，对我来讲是不够的，我要让她幸福。……悲哀不是我的性格，我不能悲叹哭诉。上天判罚我，让我静默着忍受痛苦。”[132]他不得不在将他绑在谈判桌旁的政治活动，与呼唤他到女儿的病床边的感情之间来回奔波。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困境，要得益于他那种不断地思考着来确定自身处境的方式。将这种困境记录下来并且告诉他人，就像他告诉多萝特娅·冯·丽温那样，有利于对外显示他能够保持镇静的自制力。他知道其他人是如何评价他的，而这种评价现在恰恰正出现在他的眼前：“在困难的时候，就像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比平常之时更多地炫耀我的双重天性，那种使很多人相信我毫无怜悯之心的天性。”[133]
这样的场景，让他几乎无法忍受，但他不得不生活其中。当全体医生将他从谈判厅叫出来，喊他到病房中去的时候，一个不知就里的代表向他提问：“请允许向您再谈一些有关莱茵河上关税的问题。”梅特涅的回答让他的谈话对象目瞪口呆，他说自己现在要马上离开，即使莱茵河倒流至源头，他也无所谓。
1820年5月1日，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为克莱门蒂娜画的肖像画从佛罗伦萨运达。梅特涅决定，在几个月之内先不打开包装箱，但是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克莱门蒂娜已经得知是怎么回事了，并且请求将画像从包装箱中取出，让她看看。她微笑着说：“看来，劳伦斯是为上天画的我，因为他让云彩包围着我。”她想让人把画靠近她的病床，大家虽然没有拒绝，但是梅特涅说道：“这真让我们受不了。生和死不应该这样并列。”[134]
肖像画《克莱门蒂娜·冯·梅特涅》（局部），托马斯·劳伦斯作，1820年
最让人难受的是，克莱门蒂娜称她预感到了死亡。为了给她换洗，在她的病房中还放置了一张床。一天，她让人将那张床调转过来，并对别人的疑问解释说：“我不想总是看着同一样东西，你们看看这张床，你们不觉得奇怪吗，给我一张石制的床？”梅特涅回答道，第二张床是用麦斯林纱（Musselin，一种高级薄纱）床罩罩着的。她回答：“石头和麦斯林纱对我来说都一样，两种东西都是白色的，这我喜欢。”她的脸色让父亲战栗：“她的脸完全变了形，即使是劳伦斯也不会认出她来，只有当她微笑时，她的面容才稍有恢复。但是，这种微笑更多是来自一个超脱了世俗的生物，而不是来自一个人间的女儿。”[135]克莱门蒂娜的不幸早已将爱列欧诺拉彻底击垮，她从未离开过 女儿去世的房间，沉浸在所有属于女儿的物品和环境中。梅特涅也很难保持自制力：“进入她的房间，我不能抑制住眼泪，然后再回到工作中去，这是‘在我与我本身之间（entre moi et moi même）’永远树立着的栅栏。”[136]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梅特涅所表达的与此相关的话语重新表述出来，因为它们表明，他懂得以怎样的感性，同时也是以怎样的敏锐眼光去观察女人——而本章的焦点就是女人——“我说的对，我对过于漂亮的年轻姑娘怀着担心。造成她们美貌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造成她们结局的原因。面部的过于娇嫩、几近完全透明的肌肤、在形体上的某种柔美，等等，都证明她们的身体组织过于娇柔细嫩。而我们这里的气候，就像北海吹过来的春风使鲜花开放一样，滋润着她们。我有幸具有一种即使我的心已经破碎逾半，也能正确保持我的思想意识的天赋，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我已经明显证明了这种能耐。当我发表3～4个小时的演讲，或者口授成百页的文件时，那30多个整天围坐在谈判桌旁的男人，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我脑海里真正在想些什么。”[137]
玛丽之死
梅特涅再一次经历了在迫不得已的政治困境与个人的痛苦之间的分身乏术。1820年6月，在每年一次的回科尼希斯瓦尔特小住之后，梅特涅于7月11日经卡尔斯巴德前往维也纳，并于13日抵达，之后于第二天马上前往巴登与家人团聚。他刚刚在那里过了一夜，15日就得到了在那不勒斯爆发革命的消息（7月2日），并立即返回维也纳。此时，弗朗茨皇帝正在他位于下奥地利的夏宫温茨尔宫（Schloss Weinzierl）逗留。他立即召梅特涅前往，这位大臣于16日抵达。
在巴登他见到了自己最为宠爱的女儿玛丽，她刚刚结婚不久，已经怀孕，但是同时也已显现罹患肺结核的所有症状：“我看到她完全变了，非常可怕，她是那样的虚弱，那样的病态，我简直不敢抱有希望。”[138]在他离开后五天，20日，玛丽去世了。关于玛丽，梅特涅写道：“我是多么爱着我的这个女儿，她也比爱一个 父亲更多地爱着我。多年来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想法不用告诉她，她就会猜到，她比我自己更加了解我，她从未有过不是我的想法的想法，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上不应该说的话。我一直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要去感谢她，感谢这样的她，而且她做得多好啊。我的损失无可替代。”[139]1819年初，在准备意大利之旅时——这次旅行是梅特涅最想躲避的——因为女儿玛丽的陪同，让他有了些许安慰。为此，他再一次描写了父女俩的相同性格：“我在她那里永远会得到理解，比起这一点来，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我游戏世界事务时，安慰我孤独的灵魂。”他在女儿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才能：能使用格言警句将一件事表述得极致的艺术：“不久前，她在母亲生日时写信说：‘我双膝跪地，给您写信，感激您给予我幸福的22年的养育之恩！’整篇信只有这么一句话，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已胜过一整部感伤的小说。”[140]
如果问一问，他的天主教个人信仰在多大程度上会给他以安慰，那么就会碰到一个抽象概念，这个抽象概念符合康德学派的、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精神。但是，他不愿意完全放弃对彼岸的希望，即使是康德，也没有先验地排除这个彼岸：“上天给了我一个严酷的考验。我屈从于祂的意志，并且希望，这种考验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能够作价回报给我。”在这里，任何工作都不能抗拒残酷的上帝：“天意加予我的负担，是如此的沉重，放在别人身上将会压死他们。”而他的应对疗法就是工作：“我埋头于我的任务中，就像一个绝望的战士冲进敌人的炮兵阵地。我活着，不再是为了去感觉，而是要去行动。”[141]
全家在巴黎
到目前为止梅特涅只是有过设想，而现在经过夫人的同意，他将设想付诸现实。他认为，让一家人去躲避一下维也纳的气候的这一步是必要的：“在我的家族中，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八人之中有七个死于肺病。”[142]但是，什么地方比多瑙河畔的大都会更合适呢？梅特涅的考虑显示，他虽然能够客观地对世界局势进行分析，他刚刚将在意大利广布组织的烧炭党的秘密同伙找出来，这个同伙也是那不勒斯革命的头目：“烧炭党，这个制造了一切的邪教的主要特征，就是恐怖。”[143]但是，所有的与这个组织保持距离的智谋，现在都帮不上（梅特涅）任何忙。他本人也被这种有计划策动的“恐怖”所控制，因为当爱列欧诺拉建议在意大利生活几年，并且让儿子维克多在帕多瓦或者锡耶纳完成学业时，梅特涅对这个建议回答道，就他现在的处境和当前的情况，在意大利待下去是不可能的。鉴于不久之前的科策布刺杀案，他马上补充道：“我也不会让儿子迁到德意志，在那里他可能会遭到刺杀。我已过于暴露在所有国家激进分子攻击计划的面前。”[144]因此，就有了对于他来讲非常矛盾的结论，将他的家属送到法国去，即将他们托付给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国家，一个他并非没有理由认识和评价为欧洲革命策源地的国家。
1820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动身出发了，完全不需要想象就可以知道，他离开家庭是如何生活的，即使他是那个坐着通勤马车，来回穿梭于欧洲的、行程最多的大臣——也许涅谢尔罗迭也可以算一个。然而一旦他回到家里，他就会将上午9～10点之间的时光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而现在，家里空空如也。他将相府上层作住房用的整个区域都封了起来。“没有战战兢兢的敬畏心情，他不能跨进”克莱门蒂娜去世时的房间，他也真的没有勇气再跨进他的玛丽的房间一步。
差不多三年之后，1823年5月17日，爱列欧诺拉与女儿莱欧蒂娜和海尔米娜（Hermine）及儿子维克多才返回家中。空间上的距离，应该同时可以使梅特涅夫人再一次踏进这座与如此之多的可怕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房子。梅特涅将屋子的格局改变了许多，将那些可能会使悲伤时刻重新进入人们记忆的物品，全部都清走了。在此处，梅特涅也没有求助于祈祷和宗教式的虔诚，而是感谢“天意”，给予这个进步的时代如此之多的驾驭人们情感的力量，以至于人们学会了去治好创伤。[145]梅特涅又回归到他在家庭的范围内，共进早餐和午餐的“家庭生活气息”之中，并且用他最喜欢的一句箴言 使这样的生活完美无缺，这句与《旧约》十分相似的箴言是这样开头的：“绝不是为了让人孤独才创造了人，而那些声称与此相反的人，他们的精神或者心灵已然抱恙。”[146]
爱列欧诺拉在巴黎去世
家庭幸福的时间持续不长，因为（家属的）身体健康状况又迫使他将家人再次送往巴黎。最终，他所怀有的在巴黎让夫人的健康状况趋于稳定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就如宫廷日历中梅特涅个人所属的那一份所表明的，1824年夏的六七两个月中，他是在约翰尼斯贝格度过的。这期间，爱列欧诺拉由于肺病正在巴德埃姆斯（Bad Ems）疗养。于是，梅特涅在7月21日启程去伊舍尔（Ischl）觐见皇帝。爱列欧诺拉与孩子们则没有返回维也纳，而是在约翰尼斯贝格稍作停留，在9月时直接到了巴黎，就在路易十八于9月去世后的几天，就是说，他们抵达巴黎的时间正好遇到了政治变幻的局势，整个欧洲都在注视着王位转到了查理十世手中。
1825年1月初，梅特涅得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但是他也有理由生气，因为医生和家人都尽可能长时间地不想让他焦虑。[147]他决定，如果爱列欧诺拉的病情确实急剧恶化的话，他将毫不犹豫，立即动身前往法国国都。梅特涅担心并且怀疑，爱列欧诺拉的肺是不是受到了侵害——如今我们知道，是染上了肺结核。如果是这样，他认为等同于对她判了死刑，不确定的消息和不明就里的情况让他几乎瘫痪。
就像1820年夏季的那几个月一样，个人的命运和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当时先是加强邦联的立宪问题，接着是那不勒斯的革命，而现在则是希腊问题在折磨着他，那里的冲突使各国可能会分裂。梅特涅担心的是，伦敦坎宁的外交部会将他纯粹出于私人原因的巴黎之行，当作是他在找借口。在他们的眼里，梅特涅是想与法国政府一道，来破坏各大国所希望建立的、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统一战线，并且利用法国王位更迭之后的局势，为奥地利谋取好处。在这样一件具体的事件上，他证明了自己写给多萝特娅·冯·丽温的、意在英国王室的通知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极为准确地向她描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并且表明，并非出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纯粹是私人原因让他前往巴黎。“世界”对此事的判断于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已经事先预想到了，法国的媒体会写出什么样的评论。
在他动身之前就已经担心会出事，而他处理后来发生事情的方式和方法，再一次证明，他的妻子于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知道，他将“在三十年纯净的共同生活之后，走入可怕的孤独之中。我对我的女儿们该怎么办？把她们交给一个家庭女教师是一种非常不够的补救办法，虽然我绝不会与我的孩子们分开。”[148]他在将家庭遭遇的命运打击，与公众舆论对他得出的“幸福者”的形象加以对比之后，半是绝望、半是挖苦地自问：“所谓不幸福的人过得又如何呢！”
2月8日，梅特涅终于完全下定决心，动身出发。他手中拿着爱列欧诺拉于1月28日给他往维也纳写的一封信。她已经得知丈夫要过来的打算，这封信是她在知道自己行将就木后写的，她在信中虽然仍希望上帝还能够对她假以时日，让她与爱人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她对梅特涅坦白道：“如果告别此生，对我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除去那些将我击倒的可怕的不幸事件，我一直是非常幸福的。这我要完全感谢您，我最好的、尊贵的朋友，您从未给我带来过任何的苦闷。您全心全意地关怀着我是否幸福，而且您成功了，因为我一直非常幸福，再过四十年，我将重新开始我充满幸福欢乐的一生。”[149]去世前，在病榻上的这样一种坦白不容怀疑：她是真诚地说这番话的。
梅特涅不得不将他的旅行计划推倒重来。他曾经计划在米兰觐见弗朗茨皇帝，现在不得不紧急改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他于3月5日从维也纳动身，径直前往法国国都，并于3月14日一早抵达巴黎。他急忙赶到夫人的病榻前，并且看到，爱列欧诺拉挨不过几个小时，或者最多只有几天了。3月19日，她去世了。梅特涅在写给多萝特娅·冯·丽温的信中，再一次说出了他对夫人的极端尊重：“我痛失 亲人的经历是无法替代的，天意要这样安排。在孩子们最好的母亲没有一句怨言离我们而去之后，就不能怪活着的人将他们应有的悲伤一下子恸哭出来。”[150]
安托尼娅·冯·莱卡姆：为何偏偏找一个21岁的？
梅特涅1827年缔结的第二次婚姻，一下子打破了维也纳封闭的高等贵族圈子里的许多禁忌。他挑选的安托尼娅·冯·莱卡姆的母亲，是一位意大利歌唱家，在那不勒斯的剧场里登台演唱，她母亲的娘家姓名是卡普托·德·马奇希·德拉·彼得雷拉（Caputo de Marchesi della Petrella）。她的父亲安布罗斯·冯·莱卡姆男爵（Ambros Freiherr von Leykam），曾经担任巴登的财务总管并且是巴登的奥特瑙州骑士团前成员。[151]多萝特娅·冯·丽温一年前就已经认真地注意到一条流言蜚语，说有人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佳丽，出现在梅特涅的周围。[152]做一个女艺人的女儿就已经够不体面了，足以让人怀疑是否符合严格的风俗风化。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偏偏是梅特涅，竟然会这样轻佻随意地对待贵族的门当户对和合法合规的原则。[153]但是，皇帝却公开宣布支持他的国务首相，并且下诏，加封莱卡姆小姐为拜尔施泰因女伯爵，这位淑女就这样十分受用地得到了晋爵。这还不算，皇后还于12月21日颁旨，准其在宫中“登堂入室”，就是说，给予了她宫廷贵妇的地位。[154]
按照梅特涅的说法，孩子们对此事是感到幸福的，而他本人则对维克多解释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第二次结婚。他向儿子说明，不想变得孤独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地影响着他，让他终于决定走出这一步。[155]但是这个解释牵强附会、软弱无力，远远不能使传播很广的闲言恶语失去迷惑力，这些闲言恶语特别是一些历史学家泼向业已老迈的梅特涅身上的流言蜚语：老牛吃嫩草。多萝特娅·冯·丽温、弗里德里希·根茨，还有维也纳的贵族们，也都把他们的嗓音借给了这场后来由西尔比克和克尔蒂（Corti）定调的、冷嘲热讽的大合唱，并且还掀起了高潮。多萝特娅·冯·丽温还在英国的舆论中，煽起了一场反对这位大臣的运动，并毫不犹豫地讥诮梅特涅的婚姻。据奥地利 驻伦敦公使报告，她还到处散布一句顺口溜：“神圣同盟的骑士，迎娶下九流女士（Le chevalier de la Sainte Alliance finit par une mésalliance）。”这尤使梅特涅感到痛苦，因为多萝特娅·冯·丽温明明知道，他是将神圣同盟作为一个“吵吵嚷嚷、毫无用处”的机构加以拒绝的。同时，她还向卡斯尔雷告密，散布说：“梅特涅的天才和智慧最终变成了什么？他的确很聪明，极其聪明。我还记得，卡斯尔雷勋爵有时将他称作一个‘政治小丑’，这话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并且她还为批评者的大合唱定了调，当这些批评者不赞成梅特涅的政策时，就把他诽谤为一个具有“阴谋家……狠毒心肠、愚蠢笨蛋、不正派”特点的人。[156]
梅特涅试图让这些流言蜚语和对自己的指责失去效力，像“排泄的污泥”一样从他的另一半世界中消失。但是，当这种指责来自于朋友和家庭成员的圈子时，就冲击了他私人生活的核心地带——对他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一半世界。我们在他向多萝特娅·冯·丽温所作的坦白中已经知道，妻子、孩子和可靠的朋友形成了他生活和精神的基本支柱。而现在，他迫不得已要为自己进行辩解。一封写给莫莉·齐希-费拉里斯伯爵夫人（Gräfin Molly Zichy-Ferraris）的、值得思考的信中所列的理由，指出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而且是明显要远远比两性之间的某种强大的性吸引力，要强烈得多的原因。
这位伯爵夫人属于所说的那种由“可靠的”朋友组成的小圈子里的人。在婚礼举行的两个星期之前，梅特涅告诉了她从唯一的一封信中摘录的一段内容，信中他到那时为止只在一个人面前为此次婚姻作了辩解。[157]他没有透露，这封信的女收信人是谁，而这个女人肯定对他来说极为重要，因为现在他的这种神神秘秘的做法，曾经是他平时竭力要避免的。经过调查，（我们）弄清楚了这个神秘人物到底何许人也：他的表妹弗萝拉·富尔普纳（Flora Wrbna），娘家姓卡格内克，伯爵夫人。很久以来，她就在“梅特涅别墅”的家政中起着“幕后实权派”的作用，总揽和操纵着一切，并且组织张罗诸如庆祝聚会、招待会以及照顾所有来访客人等的事务。梅特涅每天接触最多的人中，除了妻子和孩子，就是她了。在家里大家都称呼她为“弗萝（Flore）”。而她（对这桩婚事）的拒绝，则深深地伤害了梅特涅。
梅特涅在给她的信中说，他经过“明智的思考和冷静的深思熟虑（avec la raison et avec le calme）”，才作出了结婚的决定：在作重大的决策时，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他已经不再是25岁了——在现在这个年纪，他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必须做什么。然后，他在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中表示：“人的方向定位可能受到人所处的境况的影响，而这种境况，有时又确定着人所置于其中的范畴。”[158]在此处，他没有让人们听到那些爱情誓言，而是指向了需要经过明智思考算计的情况。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可以从他所处的1827年的局势和他家族传统的影响中来寻求解释。
一系列可怕的命运打击形成了这件事情的出发点，而这些命运打击并非来自于他的公职生涯，它们来自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私人生活领域。他对莫莉抱怨道：“我已经失去了能够使一个人幸福的一切。”[159]到他举行第二次婚礼为止，他的痛苦已经积累到了非常深的程度，一张如实记录的表格，罗列了他三次婚姻中失去的所有孩子。
到举行第二次婚礼的1827年为止，他经历了他的夫人和到那时已经出生的七个孩子中的四个的不幸去世，去世的孩子中有两个儿子。我们已经在梅特涅家族长期的历史延续中得知，对于他们家族传宗接代的链条不可或缺的是，至少要生一个男性“香火传嗣人”。从梅特涅家族的先祖希波多（Sibodo）开始，香火就一直成功地传续下来。到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为止，已经传承了14代，他 作为家族的长子继承人，感到对这个家族的延续具有同样的义务。而在1827年，他看到了威胁家族续存的灾难性的征兆。
对他写给24岁的儿子、家族唯一活在世上的香火传嗣人维克多的信，必须正确解读，信中他向儿子告知了他将结婚的消息。[160]有关结婚的消息听起来干巴巴的就像一纸公文记录，父亲在信中没有渲染粉饰对他来讲应该高兴的这件事，而主要是关于儿子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他给出的建议听起来也似曾相识：注意你的健康，因为你的健康正在衰弱，如果超过两个星期还不见好转的话，一定要去看大夫。初冬时分一定要躲开这恶劣的季节；离开巴黎，到南方去；去热那亚，去尼斯，去耶尔［Hyères，在蔚蓝海岸（Côte d’ Azur）边］。梅特涅这里所说的都是一些预防措施，应该更准确地说，他已经有了可能会再次发生不幸事件的预感，也是因为“虚弱的胸肺”，他或许会再丧失掉最后的一个儿子。这对他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八年之前他就已经写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了。……可能要失去他的想法，或者看到他会长年卧病的想法，会要了我本人的命。”[161]他于1790年代末在维也纳大学学得的医学知识，使他几乎可以确定，或早或晚，他都将看到这个儿子也会去世，因此，得出的唯一可以想象的结论必然是，不能与威廉米娜·冯·萨甘或多萝特娅·冯·丽温这样的对象结婚，而是要找一个尽可能年轻、没有感染那种致命的疾病、可以保证生产男性继承人，并且能够像一开始描述的那样有助于“加强家族实力”的女人。此外，1827年之所以看来是个好机会，还因为梅特涅在一年之前，已经将等级贵族领地奥克森豪森出售给了符腾堡国王，并且利用出售所得购置了位于波西米亚普拉斯的西多会修道院的一块古老领地。以波西米亚为中心，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机已然成熟。
婚礼于1827年11月5日在皇室的赫岑多夫宫（Schloss Hetzendorf）举行，这里是梅特涅的妹夫斐迪南·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符腾堡公爵与妹妹鲍丽娜的府邸。婚礼庆典举行得并不顺利，因为11月的一场寒风刮过婚庆仪式，而就在婚宴期间，一名皇室侍从武官给新郎送来一个消息说，俄国、法国和英国的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港（Hafen von Navarino）击溃了土耳其人的舰队。梅特涅在消息中看到了坎宁政策结出的硕果，对动摇奥斯曼帝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安托尼娅没有辜负她丈夫的期望，于1829年1月7日生下了强壮而健康的儿子理查德，这个儿子是在维克多于同一年去世后，成为活着的家族香火传嗣人中的唯一希望。他的全名是：理查德·克莱门斯·约瑟夫·罗塔尔·赫尔曼（Richard Clemens Joseph Lothar Hermann）。[162]梅特涅的弟弟约瑟夫当了他的受洗教父。但是罗塔尔这个名字让人回忆起，这位国务首相仍然一直在传承着那位总主教的遗产，也正是这份遗产奠定了家族统治的根基。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死亡的打击又完全来自另一方面。在儿子出生仅仅五天之后，1829年1月12日，安托尼娅就死于产褥热。
维克多之死
现在，一家之主的父亲，只剩维克多一个完全成年的家庭成员了，他可以向儿子诉说他那不可名状的悲伤，他知道，他只能无助地听命于上帝了：“上帝赐予的一切，可以收回，人则应该低头，而不是向祂要求自己的权利。我的信任属于祂，我尊崇祂的旨意。我的生命已经快到尽头，而这条生命中还剩余的东西，则属于我的孩子。这个想法支撑着我，并且给我力量存活下去。”[163]
父亲清楚他所寄厚望的维克多的所有禀赋：思维敏捷、无所不在的幽默感、知书达礼、无忧无虑的爱、是女人崇拜的对象，等等。然而，维克多也未能免遭不幸，他要忍受折磨，因为时间长得就像受难一样，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几乎不让父亲离开病床一步。1829年11月30日，他听到了儿子说的最后的话——讲的德语——“你现在马上就可以轻松了！”整座房子的上方好像悬着这样的天命，它最后都要以灭亡来威胁人们，这是梅特涅之前的成千上万的贵族家庭已经经历过的同样的命运。
梅拉妮·冯·齐希-费拉里斯
国务首相的第三任妻子，是曾任奥地利国务大臣、会议大臣、外交大臣，以及从1813～1814年任内政大臣的卡尔·齐希-瓦佐尼科伯爵的孙女。在解放战争中，他曾一直与 梅特涅有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关系。他的儿子弗朗茨·齐希-费拉里斯伯爵，曾作为上校在奥地利军队里作战。这位上校与夫人玛丽·［亦被称为“莫莉（Molly）”］费拉里斯在维也纳举办有一个沙龙，梅特涅夫妇经常光顾那里。在安托尼娅去世后，梅特涅更加为就职于驻巴黎公使馆的维克多担心，当维克多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之时，梅特涅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他所唯一信任的莫莉·齐希-费拉里斯女伯爵，因为他最近愈加经常地拜访他们家。
1805年出生的年轻女儿梅拉妮与她的母亲，早在1825年就看上这位鳏夫了。梅拉妮曾在爱列欧诺拉去世时，写了一封令人动情的吊唁信，并因此留在了国务首相的记忆中。自1827年以来，她非常认真地收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梅特涅的信。他们的通信一直用法语书写，但是1830年10月2日梅特涅的来信却是以几句德语作结：“在这一切之后，多多地爱我吧，要更多，特别多地爱我，因为我完全不惧怕太多的爱。”[164]10月22日的信又是以德语收尾，只不过多了一句表白，“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而10月31日的信就像是一封求婚信，以非常严肃的方式，包括发誓绝对忠诚：“志同道合似乎更加符合我的口味。与你可以；与其他人不行！”[165]1831年1月30日，婚礼隆重举行，一切如仪，婚约内容详细而全面。25岁的新娘无限景仰57岁的新郎，并将其紧紧地拴于己侧，使他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和机会继续再与其他特殊的情人调情。梅特涅的私人医生耶格尔（Jäger）则劝阻梅拉妮，对丈夫要尽可能地悠着点，以表示对她在那方面的嗔怪，他指的是她在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怀孕。然而，她这样的表现，却给了丈夫一颗定心丸，家族的男性香火传嗣得到了保证。
梅拉妮在她的周围招致了相互矛盾的评价：热情、执拗、专横、活泼。关于她大量的负面说法来自于根茨，他认为一个女人干涉政治的核心事务，对于梅特涅的角色来说有损其尊严，并且简直就是危险的：“她什么事都想知道，发出的所有急件她都要看看，收到的文件她甚至也要打开。”[166]根茨 后面说的这句话可能是对的。1831年2月17日，梅拉妮在她的自从1819年以来直到她去世一直在写的日记中，坦率地吐露道：“自结婚以来，今天是我第一次与克莱门斯单独共进早餐，他谈论了很多工作上的事，向我透露和解释了他的观点和计划，而我却对于自己的无知深感吃惊和震动。我想要使自己做到，他的话一说出口，我就能理解他的意图，使自己在一切事务上，以及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够帮助他，能够跟上他的讲解，并使自己能够与他一起，参与这样的讨论。简单说就是，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做一个爱着他的妻子，的的确确不是只做一个过于随意的工具。”[167]梅特涅在伴侣的选择上，始终秉承着要为自己选一位能够独立思考的夫人的宗旨，绝不能仅仅是“她的先生的传声筒”。
有两件事可以清楚地显示梅特涅与他年轻的夫人是如何相处的。梅特涅出于坚定的信念，对顺势疗法（Homöopathie）采取批评态度，为反对这种疗法，他甚至可以在宴会桌上开一堂讲座课。而普罗克什·冯·奥斯滕伯爵（Graf Prokesch von Osten）则在此事上谈到梅拉妮时说道：“侯爵夫人与他之间，在关于顺势疗法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顺势疗法对于她来说几乎成了一种宗教，她以一个异教徒对这种疗法狂热的盲信而激情满怀。”[168]她甚至因此与整个医生界论战，而她的丈夫则对发生这样的事泰然处之，也就是说，如果梅拉妮与他在公众场合，对某件他认为完全是瞎胡闹的事情发生争论，他会爽快地容忍。
第二件事的开端，起源于梅拉妮在日记中描述的这样一个情节：在1834年新年的一次晚宴上，她盛装出席，头发上戴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类似王冠一样的钻石冕状头饰。在她旁边就座的法国公使圣奥莱尔伯爵（Graf von Saint-Aulaire）想要恭维她，对她说：“侯爵夫人，您的头是用皇冠装饰的。”她答道：“为什么不呢？它是属于我的。如果它不是我的财产，我就不会戴它。”[169]她的这句话，是以她众所周知的对法国七月革命的反感，来隐喻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王冠，并且间接地暗指这位“平民国王”的统治根本不合法。这句话被传了出去，最终让法国新闻界以及法国外交大臣维克多·德·伯格利（Victor de Broglie）得知，并且作为一桩丑闻，伯格利向维也纳宫廷提出了抗议。公使想找梅拉妮交涉，而她则坚持一定要丈夫在场才与他见面，圣奥莱尔最后不得不起草了一份正式的照会，要求梅拉妮改正错误。梅特涅则坚决反对这种所谓梅拉妮对法国政府怀有敌意的说法，以保护他的夫人。他所说的理由值得在此展现出来：“一个女人完全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拥有她自己的观点。”[170]
通过梅拉妮不厌其烦地大量张罗，梅特涅在跑马路的房子又成了社交中心。在这里，规模庞大的舞会可以招待800人，几乎每天都有客人前来此处赴宴，20人的宴会不在少数。这个富于艺术鉴赏力的匈牙利女人留下的一套收藏品，讲述了几年来有哪些名人出入过梅特涅的府邸，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套贵宾相册，那些声名显赫、影响巨大，以及至少是被社会承认的人物——全都是男人——被制成象牙微型肖像画而永存于历史。莫里茨·米歇尔·达芬格（Moritz Michael Daffinger）或者约瑟夫·克里胡贝尔（Josef Kriehuber）等艺术家创造了这些微缩的艺术精品。[171]
《梅拉妮·冯·梅特涅侯爵夫人》，象牙微型肖像画，莫里茨·米歇尔·达芬格作，约1836年
1833年6月3日，梅拉妮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在出生六个星期之后夭折，这是梅特涅重新又遭受的沉重打击。夫妇二人曾于4月21日给孩子取名为克莱门斯·弗朗茨·费迪南·罗塔尔·格雷格尔·伯尼法茨（Clemens Franz Ferdinand Lothar Gregor Bonifaz），并且以这些别名列入家族族谱长长的旗手行列。那么，儿子死亡的故事要继续演绎下去吗？这种不安促使他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他安排了一次医学解剖，以便彻底搞清楚原因，而且要从源头上杜绝这种家族遗传病重又曼延。病理检查的结果是：这个六个星期大的婴儿“死于一种源于与生俱来的病态双肺的后果——神经周期性肺痉挛（suffocatio periodica）”。[172]这种可怕的景象，在后来出生的孩子身上没有再出现。
作为家族纪念地的普拉斯家族陵墓
每当梅特涅面对自己家族中的死亡事件时，他总是从留存在世的孩子们身上，汲取最后的生活勇气。在安托尼娅过世后，他曾向维克多承认：“我的现在的生命还能留给我的东西，就是我对我的孩子们的爱，这是我生命中最有用处的东西，用于最重要事情上的感觉；最终就是这种我不是一件世界上毫无用处的旧家具的感觉！”[173]由于生命和死亡是这样如影随形、紧密相连地出现在家里，并且由此将可能最终决定梅特涅家族的未来，长子继承人梅特涅萌生了为他们家族建立一座自己的陵墓的想法，就像在他看来贵族等级本应拥有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有伯爵爵位的祖先们，被分散地葬在各地，17～18世纪去世的，则部分葬在科尼希斯瓦尔特的圣马加雷塔（St.Margaretha），以及位于波西米亚埃格尔河畔的科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 an der Eger，即奥热河畔的金什佩尔克（Kynšperk nad Ohří）］的圣乌尔苏拉（St. Ursula）。[174]
但是，他想要一个新的开始，为家族建立一个中心纪念地。他早就有这样的意图，而1820年亲人的相继去世，使他这个考虑更加积极起来。他曾中意于自己科尼希斯瓦尔特领地上的米尔提高宫废墟，但是这个废墟于1820年4月与整个村子一起，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对于他来讲，计划中的建筑不能仅仅作为墓室，而是要作为他的家族可以看得见的标志：“应该建一座这样的陵墓，它在波西米亚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在欧洲也找不出第二个。”他想象的是类似于“埃及的陵墓”的样子，但是不要金字塔那样，而是要一座带有“埃及风格”的墓室小教堂。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背离了他喜爱的古典主义风格，并将这种风格定性为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说，“埃及风格”是唯一的能与时代和季节相抗衡的因素。梅特涅以这种回归到复古的、前欧洲式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主义的建筑形式，预先抢了布鲁诺·施密茨（Bruno Schmitz）1913年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纪念碑实现的创作理念的风头。[175]
位于普拉斯圣温采尔的梅特涅家族陵墓
购置普拉斯，带来了一个完全新的机会。这所前西多会修道院经营着一块墓地，并有一座叫作圣温采尔（St. Wenzel）的墓地教堂。梅特涅让人将教堂地下的一个穹隆型地下室，改建为存放家族棺椁的墓穴，并将整座建筑确定为家族的陵墓。他将建筑的正立面改建为完全像科尼希斯瓦尔特和约翰尼斯贝格一样的古典帝国风格，属于“非埃及风格”。
为圣温采尔新的墓地教堂及梅特涅家族陵墓落成而作的赞美诗（德语和捷克语），阿达贝尔特·赛德拉切克作，1828年8月10～11日
由于教皇利奥十二世（Leo XII）曾多次获得过梅特涅所给予的支持，作为对他的感谢，教皇遂亲自将圣徒瓦伦蒂娜[176]的遗骨托付予他，因此，陵墓落成典礼的宗教荣誉规格超乎寻常。[177]1828年7月4日，当地的大量民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迎接瓦伦蒂娜圣徒的遗骨抵达，并观瞻了石制棺椁奉安于陵墓的祭坛之中，盛况空前。而家族成员——父亲弗朗茨·乔治、妻子爱列欧诺拉以及女儿玛丽和克莱门蒂娜——的灵柩正式移至普拉斯安置（以隆重的宗教仪式进行）。墓地教堂的落成典礼则于8月10日和11日举行。[178]阿达贝尔特·赛德拉切克（Adalbert Sedláček）特意创作了一首赞美诗。当地所有的文化潜质，集于赛德拉切克一身：他是哲学博士，是皮尔森地区（Pilsen）的数学和语言学教授，他还曾是特普尔（Tepl/Teplá）修道院修士会成员，并且是波西米亚国家博物馆馆员。
位于普拉斯的家族陵墓，中间是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灵柩
小教堂的落成典礼彰显了梅特涅民族平等的理想。因为他尊重在场的民族的不同一性，所以，所有参加落成典礼的人都拿到了一份德文的和一份捷克文的赞美诗诗词。以颂诗风格写成的这首赞美诗，唤起了人们对一位守卫着祭坛和皇位的侯爵形象的想象。
通过侯爵你虔诚的思想和神圣的教会精英，
已看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为你的教堂热血沸腾，
听到四面八方响起的赞美、颂扬和歌声，
山呼万岁，为教堂祈福，为人的虔诚，
是他让这个寂静的山谷沉浸在幸福之中！
他用父爱培育普拉斯，渴望虔诚的道德民风，
他用他的身躯让他的孩子安息其中，
他完成了这座华美的作品——先祖圣陵，
四位已安然睡去的灵魂，在这里寻求安宁。
赞美诗就像赞赏一位列祖列宗排序中的臣民族长，以及像赞赏一位领主权利的当权者——一位仍然在认真地对待教会资助人权利和义务的当权者——一样，赞赏着这位统治者。然而梅特涅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发思古之幽情的人，由于仪式的举办地有高度现代化炼铁厂的产业工人，因而同时也代表着现代的时代精神。即使这座1828年落成的家族陵墓的外观不是“埃及风格”，而是古典主义式的，它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直到今天，来访的客人仍然可以参观梅特涅家族的墓室。我们看到，他当时的一句话已经得到证实：“我热爱一切能与时间抗衡的东西。”[179]
[1] Srbik，Metternich，1，185.
[2] Gentz，9.4.1815，an Wessenberg，in：Fournier，Gentz und Wessenberg，86；vgl.Erbe，Dorothea Herzogin von Sagan，27-29.
[3] Corti，Metternich，ist wegen der Fülle zuverlässig wiedergegebener，zuvor unbekannter Briefzeugnisse aus dem Prager Familienarchiv unentbehrlich，seine zeittypischen Klischees sind verzichtbar.
[4] Vgl.Mattl-Wurm，Politisierende Frauen.
[5] So Schremmer，Kavalier & Kanzler，277.
[6] 此处特指西方研究和解释古代绘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学问。
[7] 阿贝拉尔（1079～1142），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和逻辑学家，在法国出生和去世。一般认为他开创了概念论的先河。阿贝拉尔不仅在上述领域的学术上备受关注，他与海萝莉丝（Heloise）的恋情也广受瞩目，这构成了他的不幸遭遇。在巴黎主教座堂任讲师时，他认识并爱上了教士富尔贝尔的侄女海萝莉丝，两人秘密结婚并生有一子。出于对阿贝拉尔学术研究及前途的考虑，海萝莉丝否认了这段婚姻，遭到富尔贝尔误会，认为阿贝拉尔欺骗了侄女的感情，于是设计陷害，派人对他施予宫刑，致使他们不能组成正常家庭。最终，海萝莉丝遁入修道院，阿贝拉尔也前往另一座修道院做了修士。
[8] Vgl.Jørgensen，Aufklärung，Sturm und Drang，157f.
[9] http：//151.12.58.213/index.php？page=default&id=6&lang=de&item_id=62247&schema Type=S&schemaVersion=2.00.
[10] Die Charakterisierung folgt J.T.Herbert Baily：Francesco Bartolozzi.A Biographical Essay.London 1907，Ⅹ.
[11] 典出阿普列乌斯的童话。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约124～约170），罗马柏拉图派哲学家、修辞学家及作家，主要作品为《金驴记》。
[12] Metternich，10.2.1822，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9；Auszug in NP 3，503.
[13] Briefzitate in：Ullrichová，Metternich，21，35，36.
[14] Metternich，31.12.1818，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04.
[15] So Zamoyski，1815，104.
[16] Vellusig，Schriftliche Gespräche，61.
[17] Reinlein，Der Brief als Medium der Empfindsamkeit，53.
[18] Metternich，14.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74.
[19] Vgl.Jørgensen，Aufklärung，Sturm und Drang，172f.
[20] Carl Friedrich Pockels：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und Mischung der Charaktere，in：Sauder，Theorie der Empfindsamkeit，82.
[21] Sophie von La Roche，1731～1807，德国小说家、散文及游记作家，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情人，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感伤主义作品《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
[22] http：//www.rheinische-geschichte.lvr.de/persoenlichkeiten/L/Seiten/SophievonlaRoche.aspx（23.3.2015）；vgl.Nenon，Salongeselligkeit，282-296.
[23] Daniel Jenisch：Geist und Charakter des 18.Jahrhunderts，in：Sauder，Theorie der Empfindsamkeit，135f.
[24] Metternich，3.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07f.
[25] Metternich，1.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62.
[26] Metternich，20.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79.
[27] Metternich，2.2.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61.
[28] Metternich，3.2.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68.
[29] Vgl.Nenon，Salongeselligkeit，285.
[30] Metternich，1.12.1818，in：Mika，Metternichs Briefe，58.
[31] Metternich，20.12.1818，in：Mika，Metternichs Briefe，79.
[32] Metternich，1.12.1818，in：Mika，Metternichs Briefe，64.
[33] Nesselrode，25.4.1806，an seinen Vater，in：Nesselrode，Lettres et Papiers，3，132.
[34] Metternich，15.1.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174.
[35] Metternich，1.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59.
[36] 古希腊神话中司掌青春的女神。
[37] Bouillé，Souvenirs et Fragments，44-46.
[38] Metternich，1.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62f.
[39] Edouard-Marie Oettinger：Moniteur des dates.Bd.6，Dresden 1868，32.
[40] Varnhagen，Denkwürdigkeiten，3，234f.
[41] Mikas Ausgabe folgte der französischen von Jean Hanoteau und reicht wie diese nur bis zum 30.4.1819.Ab hier beginnt die Prager Überlieferung，nur teilweise in Auszügen in den NP und bei Corti publiziert；der Verf.plant eine komplette Edition.
[42] Adam Jerzy Czartoryski，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作家。他是亚当·卡齐米日·恰尔托雷斯基与伊莎贝拉·恰尔托雷斯卡之子，虽然有传言称他是伊莎贝拉与沙俄驻波兰大使尼古拉·莱普宁（Nikolai Repnin）的私生子。恰尔托雷斯基因是沙俄的外交大臣而知名，他曾先后担任两个敌对国家的政府首脑：他曾是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主席，即沙俄首相，也曾是反抗俄国的十一月起义的波兰临时政府总理。
[43] 这位彼得亲王于1800年获得了沙俄的公爵爵位。
[44] Vgl.oben，208f.
[45] Stella K.Hershan：Der nackte Engel.Wien，München 1972；vgl.auch Corti，Metternich，1，69-71；er verwechselt Vater Adam Kazimierz und Sohn Adam Jerzy Czartoryski.
[46] Thürheim，Mein Leben，2，100f.，Anm.；das Todesjahr 1856 bei Mattl-Wurm，345，trifft nicht zu.
[47] Die Daten zu der unehelichen Clementine gehen stark auseinander，darunter das falsche Geburtsjahr 1810；im Hausarchiv finden sich keine Nachrichten；am meisten findet sich noch bei Corti，Metternich，1，68-72.
[48] NP 8，127.
[49] Metternich aus Wien，5.6.1857，an Sohn Richard，NA Prag A.C.12，Krt.4，32，in：Corti，Metternich，2，460.
[50] Die Charakterisierung von St.Cloud folgt 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77.
[51] P.[aul]-A.[rthur]Chéramy，Hg.：Mémoires inédits de Mademoiselle George.Paris 1908，160.
[52] Giacomo Giroramo Casanova，1725～1798，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18世纪“享誉”欧洲的“大情圣”。
[53] Vidal，Caroline Bonaparte，65.
[54] Vidal，Caroline Bonaparte，75.
[55] Bertier de Sauvigny，Metternich et son temps，91.
[56] NP 1，311.
[57] Vgl.Bertier de Sauvigny，Metternich et son temps，91f.
[58] Bertier de Sauvigny，Metternich et son temps，92.
[59] Vgl.Corti，Metternich，1，215-219.
[60] Vgl.oben，131.
[61] Vgl.oben，333.
[62] Metternich，14.2.1810，an Eleonore in Paris，NA Prag，A.C.12，Krt.1，6；vgl.Corti，Metternich，221f.gekürzt；nicht in NP.
[63] Abrantès，Mémoires，Bd.23，28.
[64] Abrantès，Mémoires，Bd.23，27.
[65] Abrantès，Mémoires，Bd.23，27f.
[66] Vgl.Missoffe，Metternich，125f.
[67] James Mayer Rothschild，1792～1868，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是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五个儿子中的幼子。1815年，他们在拿破仑执政时期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在法国军事战败后，詹姆斯兄弟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他们的银行也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金融机构，罗斯柴尔德家族因而也控制了法国的金融。随后几年，詹姆斯的兄长先后去世，他成了家族的中心，并为家族创造了无尽的财富。
[68] Der ganze Vorgang ist dokumentiert in NA Prag A.C.2，Krt.1，002-A-Apponyi.
[69] Vgl.den exzellenten Essay von Erbe，Wilhelmine von Sagan.
[70] Vgl.oben，394.
[71] Vgl.Erbe，Wilhelmine von Sagan，229f.
[72] So in einem Brief an Alfred von Windisch-Graetz，vgl.Erbe，Wilhelmine von Sagan，232.
[73] Metternich，19.8.1813，an Wilhelmine，in：Ullrichová，Metternich，41.
[74] Wilhelmine，27.8.1813，an Metternich，in：Ullrichová，Metternich，51.
[75] «Adieu，mein Geliebter，mein lieber Clemens，Adieu-ich weiß nicht，warum ich Ihnen auf Deutsch geschrieben habe；ich bin mir dessen nicht bewusst gewesen.» Wilhelmine，31.8.1813，an Metternich，in：Ullrichová，Metternich，53f.
[76] Wilhelmine，12.9.1813，an Metternich，in：Ullrichová，Metternich，60.
[77] NA Prag RAM Krt.404，2812.Sie ist in einem Umschlag zwischen der Korrespondenz erhalten.
[78] Metternich，17.9.1813，an Wilhelmine，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64.
[79] Metternich，7.11.1813，an Wilhelmine，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101.
[80] Wilhelmine，2.11.1813，an Metternich，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97.
[81] Metternich，13.1.1814，an Wilhelmine，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165f.
[82] Wilhelmine，20.1.1814，an Metternich，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186.
[83] Wilhelmine，26.1.1814，an Metternich，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194.
[84] Wilhelmine，1.3.1814，an Metternich，in：Ullrichová，Metternichs Briefe，223f.
[85] Gentz，24.4.1814，«Privatissime» an Metternich，NA Prag A.C.5，Krt.1，3.
[86] Gentz，5.4.1814，«Privatissime» an Metternich，NA Prag A.C.5，Krt.1，3.
[87] Gentz，11.4.1814，«Privatissime» an Metternich，NA Prag A.C.5，Krt.1，3.
[88] Varnhagen，Denkwürdigkeiten，3，235f.
[89] Metternich，im Juli 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58.
[90] Vgl.McGuigan，Metternich，308f.
[91] Vgl.McGuigan，Metternich，208f.
[92] Vgl.McGuigan，Metternich，364-367.
[93] Metternich（März 1815），in：Ullrichová，Metternich，278f.
[94] Metternich，5.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14f.
[95] 波罗的人，生活于波罗的海东南沿海一带的民族，主要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居民，也指来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德意志人。
[96] Vgl.zur Biografie insgesamt Cromwell，Dorothea Lieven.
[97] Temperley，Das Tagebuch der Fürstin Lieven，39f.
[98] Mika，Metternichs Briefe，96.
[99] Cromwell，Dorothea Lieven，57.
[100] Vgl.die genauere Beschreibung bei Cromwell，Dorothea Lieven，58f.
[101] 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著名的雕塑家、金银器工匠和作家，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风格主义的代表人物，长期为美第奇家族服务，因自传《致命的百合花》而闻名。
[102] Die Übersetzung folgt dem bei Hanoteau，Lettres de Prince de Metternich，1f.，publizierten französischen Original，weil die Wiedergabe bei Mika，Metternichs Briefe，31f.，die zeittypischen sprachlichen Wendungen der Empfindsamkeit durch stilistische Umformulierung verfälscht.
[103] Vgl.Quennell，Vertrauliche Briefe der Fürstin Lieven.
[104] 指英国斯宾塞俱乐部1820年策划的第二次暴动，史称“卡托街阴谋”。英国政府因此查封了斯宾塞俱乐部，逮捕了参加暴动的成员，俱乐部从而瓦解，但是托马斯·斯宾塞的思想并未因此而消亡。
[105] Erster Brief in der Sammlung，ohne Datum，in：Hanoteau，Lettres du Prince de Metternich，2.
[106] Metternich，3.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08.
[107] Metternich，17.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36f.
[108] Metternich，21.2.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92f.
[109] Metternich，29.11.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129-131.
[110] Metternich，9.5.1821，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7；Teilabdruck in Corti，Metternich，2，173；in NP weggelassen.
[111] Vgl.Corti，Metternich，1，323.
[112] Metternich，6.5.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4.
[113] 又译《爱在身旁》或《爱人之旁》。
[114] 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715～1769，德意志启蒙运动作家、剧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是宣传理性，劝人弃恶从善。他是德意志启蒙运动从戈特舍德（John Christoph Gottsched）阶段向莱辛阶段发展的重要过渡人物。
[115] Nach Reinlein，Der Brief als Medium der Empfindsamkeit，69-77；vgl.zu Metternichs Aussage über seine Brieflust den Brief，21.2.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94.
[116] Metternich，2.2.1819 und 22.3.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61，231.
[117] 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一生凄惨，因未受赏识而深为痛苦，终以自杀了结。其作品简洁明了、风格多变，表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代表作品为《破瓮记》和《彭忒西勒亚》等。
[118] Heinrich von Kleist：Über die allmähliche Verfertigung der Gedanken beim Reden（1805），in：Kleist：Sämtliche Werke，hg.v.Paul Stapf.Regensburg 1964，1032-1037，Zit.1032.
[119] Metternich，3.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07.
[120] Dorothea von Lieven，16.5.1826，an Metternich，in：Quennell，Vertrauliche Briefe der Fürstin Lieven，348.
[121] Dorothea von Lieven，22.11.1826，an Metternich，in：Quennell，Vertrauliche Briefe der Fürstin Lieven，352.
[122] Vgl.oben，176.
[123] Metternich，3.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07.
[124] Pauline Metternich，Erinnerungen，36.
[125] Metternich，15.11.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32.
[126] Metternich，14.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73f.
[127] Metternich，24.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89f.
[128] Metternich，15.11.und 24.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32，90.
[129] Metternich，3.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09.
[130] Metternich，3.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07；Quennell，Vertrauliche Briefe der Fürstin Lieven，102.
[131] Metternich，22.4.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Auszug in NP 3，326.
[132] NP 3，320，321，327，Original von Metternich 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
[133] Metternich，22.3.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Auszug in NP 3，321.
[134] Metternich，2.5.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Auszug in NP 3，326.
[135] Metternich，5.5.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Auszug in NP 3，327.
[136] Metternich，16.5.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Auszug in NP 3，329.-Er trennte zwischen seiner geschäftlichen und privat-persönlichen（moi même）Hälfte，vgl.oben 586.
[137] Metternich，12.5.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5，Auszug in NP 3，328.
[138] Metternich，17.7.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Auszug in NP 3，339f.
[139] Metternich，25.7.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Auszug in NP 3，341.
[140] Metternich，28.1.1819，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150.
[141] Metternich aus Weinzierl，17.Juli，aus Wien，25.Juli 1820，Auszug in NP 3，340f.
[142] Metternich，28.7.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Auszug in NP 3，343.
[143] Metternich，29.7.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Auszug in NP 3，343.
[144] Metternich，28.7.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Auszug in NP 3，342.
[145] Metternich，17.5.1823，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10，Auszug in NP 4，10.
[146] Metternich，27.5.1823，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10，Auszug in NP 4，11；vgl.1.Buch Mose 2，18：«Es ist nicht gut，dass der Mensch allein sei».
[147] Metternich schilderte die näheren Umstände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12；darauf stützt sich die folgende Darstellung. Die NP versuchen aus unerfindlichen Gründen，die Adressatin zu kaschieren，und sprechen nur von «Privatkorrespondenz»，aus der auszugsweise abgedruckt wird，vgl.NP 4，147-157.
[148] Metternich，14.2.1815，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 19.12；in NP 4，149.
[149] Eleonore，28.1.1825，an Metternich，A.C.14，Krt.2，18；in freierer Übersetzung bei Corti，Metternich，2，257f.
[150] Metternich，29.3.1825，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 19.12，in：NP 4，149f.
[151] Nach dem Trauschein NA Prag RAM Krt.8，1795；die Taufurkunde（10.August 1806）Krt.1，1728.
[152] Vgl.oben，584.
[153] Vgl.Corti，Metternich，2，289.
[154] Dekret des Oberhofmeisters，21.12.1827，NA Prag RAM Krt.28.
[155] Metternich，21.1.1829，an Victor，in：NP 4，532.
[156] Urteile Dorothea von Lievens，vgl.Corti，Metternich，2，292f.
[157] Metternich，20.10.1827，an Gräfin Molly Zichy-Ferraris，NA Prag A.C.12，Krt.4，26，Auszug in NP 4，337.
[158] Metternich，16.10.1827，an Gräfin von Wrbna，das Original NA Prag A.C.13，Krt.5，89b.
[159] Metternich，25.10.1827，an Molly Zichy-Ferraris，A.C.12，Krt.4，26.
[160] Metternich，7.10.1827，an Victor，NA Prag A.C.12，Krt 3，17，im Auszug NP 4，336f.
[161] Metternich，28.2.1819，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204.
[162] Taufurkunde NA Prag RAM Krt.1，1729/1730.
[163] Metternich，17.1.1829，an Victor，NA Prag A.C.12，Krt.3，18，Auszug in NP 4，530.
[164] Metternich，2.10.1830，an Melanie Zichy-Ferraris，NA Prag A.C.12，Krt.3，19.
[165] Metternich，31.10.1830，an Melanie Zichy-Ferraris，NA Prag A.C.12，Krt.3，19.
[166] Prokesch von Osten，Tagebücher，84.
[167] Eintrag 17.2.1831，in：NP 5，91f.
[168] Prokesch von Osten，Tagebücher，118.
[169] NP 5，539.
[170] NP 5，548.
[171] Vgl.den aufwendigen Nachdruck von Kugler，Staatskanzler Metternich und seine Gäste.
[172] «Leichenbefund des Hochgeborenen durchlauchtigsten Fürsten Clemens von Metternich»，Wien，5.7.1833，NA Prag RAM Krt.55，3063.
[173] Metternich，4.2.1829，an Victor，NA Prag A.C.12，Krt.3，18，im Auszug in NP 4，536.
[174] NA Prag RAM Krt.55，3049（St.Margaretha），3055（St.Ursula）.
[175] Metternich，29.6.18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Auszug in NP 3，336.
[176] Santa Valentina Vergina，于公元308年在巴勒斯坦殉道，7月25日封圣。
[177] Eine Abbildung in：Die Reliquien der heiligen Valentina in der fürstlich Metternichischen Gruftkirche zu Plaß. Prag 1829.
[178] Alle hier beschriebenen Vorgänge sind dokumentiert in NA Prag RAM Krt.132，5022-5027.
[179] Metternich，29.6.18120，an Dorothea von Lieven，NA Prag A.C.6，C19.6，Auszug in NP 3，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