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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0 《普雷斯堡和约》及帝国终结的临近
强迫而来的和平与梅特涅从中得出的结论
在遥远的柏林，梅特涅关注着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1805年12月2日摩拉维亚附近奥斯特利茨会战灾难性的结局，以及拿破仑的军队于11月13日开进维也纳，还有12月26日签署的《普雷斯堡和约》（Frieden von Preßburg）[59]，这是经过突然袭击得来的。奥地利因此失去了它在南德、蒂罗尔及意大利（威尼托）的权利，并且不得不承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选帝侯的国王头衔，以及拿破仑新创立的意大利王国，此外，还要加上和约中没有明确数目的、成百万上千万的战争赔款。旧帝国的终结虽然还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亡国之门已然敞开。这一切使得外交大臣约翰·路德维希·冯·科本茨伯爵以及内阁和会议大臣卡尔·冯·科洛雷多伯爵不能再干下去了，他们必须让位。即便在这种危急时刻，皇帝和帝国还是能够依仗点子多得要命的帝国伯爵、帝国男爵以及帝国骑士中奉行世界主义的那些精英们。接替科洛雷多和科本茨的，是帝国伯爵约翰·菲利普·冯·施塔迪翁（Reichsgraf Johann Philipp Graf von Stadion），他出身于上施瓦本地区的瓦尔特豪森（Warthausen），时年42岁。作为梅特涅在柏林的前任，他同样也曾有机会研究普鲁士的特殊状况。他也像梅特涅一样，思维具有系统性和前瞻性，并因此收到发自柏林的更多的报告，而这些报告一再由通常的紧急公函扩展为要求极高的纲领性方案，即奥地利将要对德意志及欧洲实行的政策。
梅特涅甫一收到和约的全文，他的思维立马就朝着帝国的，首先是欧洲的方向转动。作为另行的单独和约，这个与法兰西帝国签订的协议并没有结束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对梅特涅来说，其后果看来是不可预测的：俄国将会站在哪一边？普鲁士与法国的谈判结果将会如何？奥地利皇朝的安宁和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60]对当时来说，梅特涅目光所及皆是疮痍，一切事物都不在原位，整个欧洲的命运掌握在唯一一人的万能之手中，人们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梅特涅感到，他的国家被普鲁士出卖了，因为普鲁士利用强加于奥地利的和平谈判作为借口，拒绝向奥地利提供任何军事帮助。
由于涉及全欧洲的和平方案的缺失，拿破仑对这种事也根本就不重视，梅特涅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项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失败及《普雷斯堡和约》签署之后，应如何重建欧洲的政治计划，以达到大国之间还算说得过去的、稳定的力量均势。这也再次表明，他不仅想要，并且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公使的职位上。那时，一名大使通常仅起到媒介的作用，他所属的宫廷通过这种媒介传达己方意愿，驻在国则通过他转达答复，而最好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能够发回有关其周围的社会舆情或者人物性格的报告。相反，梅特涅则试图积极参与政治构建：以他发给政府的呈文——又被称作“计划（Plan）”或“备忘录（Memorandum/Promemoria）”——并附上数据、图表和草图等。同时，他也以此种做法，为克服可能再一次出现的新“灾难”而毛遂自荐，即作为外交大臣命中注定的继任者，最终他在1809年获得了任命。
他1806年1月提出的这项计划的基本要点，就是回答《普雷斯堡和约》没有回答的问题，梅特涅想以此为奥地利的政治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他真正起到的作用还真不好估计。他也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因为在现场，在维也纳相府内，还有一个参与制订计划的人——弗里德里希·根茨，此人薪水不少，有4000古尔登之多，却是一位不在编的工作人员。两个人在目标及准则上有着广泛的一致，而且将来也会继续保持下去。根茨在相府为梅特涅的入住做着准备工作，只是这位普鲁士人论证起来更有书卷气，语气更强烈、更富感染力，相反，梅特涅则更理智、更务实，并且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保持着距离。
公使从柏林分析旧的同盟伙伴奥地利、沙俄和普鲁士如何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三方必须组成一个纯粹的防御联盟。他建议，从威悉河（Weser）入海口到位于上意大利弗留利（Friaul）的塔利亚门托河（Tagliamento）三角洲，建设三条要塞链。这条线以西的西部欧洲，全部出让给法兰西，因为目前想要摧毁法国是不可能的。此外，缘于拿破仑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要确保日益陷入危险的奥斯曼帝国融入进来。同盟会在法国与英国之间进行调停，目的是缔结和约。俄国也将与法国缔结和约，并承认拿破仑的皇帝和国王头衔，以及其他法兰西的国王头衔。三大国，奥地利、普鲁士及沙俄的军事体系将分为三个区域：右翼由普鲁士和萨克森陆军组成；中部及左翼由奥地利陆军构成；一个10万兵力的沙俄军团在占领地波兰组成后备军（Reserve）——俄军的其他部队则按梯队阵容排列其后，并随时准备听命开拔。
按照这个方案，有东西两个联盟相互对立；而东部联盟应当通过一个宣言来宣示其目标及赖以建立的基础。梅特涅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划分开的均衡体系，将法国的优势束缚其中。拿破仑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自愿进入这样一个协议框架，他那狂妄不羁及业已显露的全球扩张意愿，不会让他甘于受驯。尽管这个草案仅仅只是个计划，但是也透露了梅特涅未来的思考方式：他始终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寻求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要将这种平衡通过持久的、由协议固定下来的和平体系连接起来；作为和平体系的支撑，同样要通过协议来确定军事预防措施和势力范围。
德意志问题和旧帝国的存续
梅特涅的欧洲计划虽然也暗示要放弃罗马帝国皇帝的皇位，但是并没有涉及应当如何解决德意志问题。《普雷斯堡和约》将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作为拿破仑的盟国”纳入其条款中，这对行将就木的帝国而言，意味着“最后一次加注润滑油”，但是，它还没有死亡。因为虽然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侯爵被升格为国王，以及巴登边境伯爵（Markgraf von Baden）被升格为大公，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是就像协议书中规定的，它们“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或者用法语表述：“但是，并没有停止属于德意志邦联（sans néanmoins cesser d’appartenir á la Conféderation Germanique）。”虽然已经不再称神圣罗马帝国，尽管如此，协议书文本始终称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者为“德意志和奥地利的皇帝陛下”。[61]
梅特涅必须从他在柏林的视角解释清楚，《普雷斯堡和约》之后，普鲁士对德意志问题持何种态度。对此，他只能指望哈登贝格，因为在与豪格维茨的秘密谈判中，他是唯一一个对豪氏政策保持距离的人。而恰恰在这几个星期中，哈登贝格通过自己的一个计划让人们知道，他认为德意志帝国需要一部新的宪法，将普鲁士的利益、法国在南德的统治地位，以及帝国的传统在一个联邦性体系中结合起来，并将旧式的帝国纽带转变为一种联邦性的联合体。[62]
在关于波茨坦联盟的冒险的谈判进程中，据说哈登贝格自称生病而卧床不起。于他而言，挑衅的高潮是建立进攻性或防御性联盟，这是豪格维茨于1805年12月15日擅自与拿破仑在申布伦宫达成的协议，从而使还在进行的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的联盟解体。因此，哈登贝格再一次向国王递交了辞呈，而国王也再一次没有批准。腓特烈·威廉三世同样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因为他一直相信还能够保持走“武装中立”的道路。无论巴黎还是柏林，都严格保持着对协议的沉默。梅特涅认识到，与法国达成的这种谅解，使普鲁士在联盟体系中的地位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在“欧洲安定和稳定”的问题上，再也无法指望普鲁士了。与此相关，普鲁士对汉诺威的占领，必然会导致一场与英国的军事战争，同时还将进行一场贸易战。1806年初，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顺便获得普鲁士价值60000塔勒（Taler）的钻石黑鹰勋章一事，远远不只是象征意义那么简单。[63]
当梅特涅惊悉普鲁士与法国秘密结盟时，他正准备告别柏林，接受去圣彼得堡担任公使的任命。无论如何他也要先澄清此事，于是推迟了启程时间，并于1806年3月7日约见哈登贝格交涉此事。梅特涅在谈话中向他表明，“如果普鲁士将自己拴在拿破仑政治毁灭的进程上，那它会变得完全孤立，并丧失自己的独立”，他说，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不久将会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梅特涅确信无疑哈登贝格会回避或迂回回答他的问题，于是，他使用了一个时髦的方法提问，就像现在记者们就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采访谈话对象时 常常使用的方法一样：他事先向哈登贝格提交了一份问题清单。他想用这种方式直接逼迫哈登贝格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表态，哈登贝格的答复将构成他给施塔迪翁撰写备忘录的基础。就因为要写这份报告，他还要在柏林逗留到4月中旬。[64]
帝国未来的命运组成了这份问题清单的核心。梅特涅想知道，新的局势是否还能允许与奥地利的密切联合存在下去，通过这个联合，两个大国能够抗衡外来威胁——即法国的威胁——的压力；与法国的协议，是否还允许普鲁士同时与奥地利处在一个同盟中，在被占领的情况下相互提供保障；最后他还想知道，普鲁士是否准备在德意志帝国“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的意义上，达成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议。对所有这些问题，哈登贝格的答复都是一样的，他先是指出，梅特涅已经熟知自己的想法，然后话头一转，又回避性地指出这位未来大臣的想法。这些用“同上”反复重复的答复，对梅特涅来说毫无价值。由于梅特涅是将帝国还能存在下去作为谈话的前提，当然这也没错，因此他揪住问题不放，并具体问道，在帝国国会中，普鲁士的代表们是更支持皇帝进行表决的倡议，还是更支持豪格维茨式的法国利益。哈登贝格解释道，“国王本人会非常倾向于任何一种联合”；而豪格维茨此时做何想法，哈登贝格则说无从知道，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答复仍旧是含含糊糊的。
梅特涅是一位由原则指引的务实政治家，始终关注着军事问题，所以，他也问到关于“帝国防御体系”可能性的问题。他提到在自己设计的欧洲计划中涉及建立防御要塞链的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从北海直到克罗地亚拉一条线，用这条线组成奥地利、普鲁士及萨克森参加的联合强国，必然对帝国的这一部分有极大的好处，并且如此一来，就不那么容易受到法国的威胁了”。在这个问题上，哈登贝格也暴露了普鲁士外交政策瘫痪式的分裂，因为他完全同意梅特涅的想法，并竭力申明，他本人也奉行这样的原则——上文提到的他的计划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豪格维茨伯爵是如此深深地钟情于自己的杰作，以至于他误认为自己已经为普鲁士作好了一切保障”。梅特涅用最后一次提问证明了他是多么的坚忍不拔、坚持不懈。他问道，普鲁士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法国军队穿越它的各邦，去实行对英国的贸易制裁。哈登贝格仅仅重复了他的政治宣示，即这个问题“只能用到目前为止业已证明的衡量普鲁士弱势的标准”来回答。所有这些探寻的结果向梅特涅表明，目前已经无法与霍亨索伦王朝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了。
柏林的公使任期，使他的职业生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获得了在最高层面去谈判事关奥地利命运问题的机会，可以通过政策性建议以及深思熟虑的谈判技巧，来证明其作为外交官或者政治家的专业水准，而且同时还能够与欧洲未来的领导人物——沙皇亚历山大或者哈登贝格——建立关系。当然，最大的考验还在前面等待着他，而这个考验可能不会与和拿破仑的对峙有很大的不同。而此事比预想中来得还要快，因为法兰西皇帝确定了事态的发展方向，使梅特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作为公使轮任圣彼得堡，填补因施塔迪翁的离任而出现的空缺。他的职业生涯之路直接指向了巴黎。
[1]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后，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签订的停战条约，法方由约瑟夫·波拿巴，帝国一方由路德维希·冯·科本茨于1801年2月9日签署。《吕内维尔和约》承认法国对莱茵河左岸的占领，承认法国对比利时和意大利北中部地区的统治。意大利境内的争议边界被重新划定，托斯卡纳大公国并入法国，当地大公将在德意志取得土地作为补偿。帝国接受法国组建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奇萨尔皮尼共和国、赫尔维第共和国；法国则承认帝国继续占有威尼斯。上意大利的两个半独立的政权特伦托及布雷萨诺的主教领地均世俗化，并划归奥地利所有。《吕内维尔和约》的签署标志着第二次反法同盟的解体。
[2] 1802年3月，约瑟夫·波拿巴代表法国、康沃尔公爵代表英国签署《亚眠和约》。和约规定，英国从马耳他、直布罗陀、埃及等占领地撤军，将管治权交回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及直布罗陀殖民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同时，法国从那不勒斯王国及教皇国等地撤军。实际上，《亚眠和约》签订后，双方均未认真遵守。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1805年各国再次组成同盟，即第三次反法同盟，战火再开。
[3] 又译《帝国特别代表权决议》或《帝国代表权总纲》，是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前最后一次宪法修改性质的法律决议，由帝国特别代表团于1803年2月25日在雷根斯堡老市政厅通过，弗朗茨二世皇帝于4月27日批准生效。所谓“帝国特别代表团”，是《坎波福尔米奥和约》及《吕内维尔和约》签署后，法国出于欧洲地缘战略的考虑及进一步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目的，要求帝国尽早履行和约及附加秘密条款的规定，即莱茵河左岸世俗诸侯被法国占领的领地，由莱茵河右岸教会土地的世俗化，以及帝国等级中较小领主的领地来进行补偿（法俄方案），进而逼迫弗朗茨皇帝让帝国国会尽快就补偿方案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也即在实质意义上将法俄的既定方案通过法律来确定。帝国国会则建议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即由一些选帝侯区（国）的代表、帝国诸侯议事会的地区代表及骑士团的代表组成的“帝国特别代表团”，来讨论决定，结果即是《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决议导致了2个选帝侯区（国）解体，9个帝国主教区和44座帝国教堂解散、领地被世俗化，以及45个帝国直辖城市失去帝国地位，涉及莱茵河右岸4.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00万人口。决议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结束了自公元10世纪起一直在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政府职务由教俗共任的特殊现象，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帝国中为数众多的教会选帝侯区、总教区和教区的行政主权、特权以及领地经济收入方面。决议使亲法的符腾堡、巴登、黑森获得了之前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选帝侯地位，形成了法国对于帝国的缓冲地带和对帝国的制衡。对教会财产的世俗化和剥夺，彻底改变了帝国。教会诸侯和传统上忠于帝国的直辖城市的丧失、帝国教会的不复存在，使帝国的凝聚力失去了主干。《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加速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走向终结。
[4]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228-230.
[5] NP 1，152.
[6] Ludwig von Cobenzls verschlungene，zwischen diplomatischer und ministerieller Tätigkeit pendelnde Karriere ist detailliert dargestellt bei Hermann Hüffer：Cobenzl，Ludwig Graf，in：ADB 4（1876），355-363.
[7] Cobenzl，24.2.1801，«Lettre particulière»，an Metternich，NA Prag RAM A.C.2，9-A.
[8] NP 1，32.
[9] Vgl.oben，189f.
[10] NP 1，29.
[11] Srbik，Metternich，1，80.
[12] Aretin，Das Alte Reich，3，461，470，472，474，477.
[13] Vgl.oben，80f.
[14] NP 1，32.
[15] “我们出身高贵的、尊贵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的侍从参议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温纳布尔格侯爵所遵循的指令，1801年11月2日。”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更为详尽的、上述引文据为基础的草稿，由梅特涅1801年7月11日提供，仅为摘录的第三部分，并经多次编辑、修订、印刷；而下述的解释则根据原始草稿Fol.2-54。
[16] NP 1，40.
[17] Aretin，Das Alte Reich，3，490.
[18] 即第二次北方战争。
[19] 16～18世纪欧洲人穿着的一种用鲸骨圈或藤圈撑起来的裙服。
[20] Zu den Salons und den Frauen vgl.Corti，Metternich，1，68-78.
[21] Mémoires du Maréchal Marmont Due de Raguse de 1791 à 1841.Paris 2.Aufl.，Bd.6，1857，375.
[22] NP 1，37.
[23] NP 1，36f.
[24] NP 1，38.
[25] Gentz，Fragmente，ⅩLⅤ.
[26] Gentz，Fragmente，16f.
[27] Gentz，Tagebücher，1，25.
[28] NP 1，39.
[29] NP 1，39.
[30] Vgl.Arndt，Reichsgrafenkollegium，141-145.
[31] 中世纪城堡的贵族亲属间关于在城堡周边不进行战斗的协议区域。
[32] «Beschreibung der reichsgräflich Metternich-Winneburgschen Besitzungen auf dem linken Rheinufer nebst erläuternden Anmerkungen zu dem desfalsigen Rentenetat»，NA Prag RAM Krt.141，5298.
[33] 1普里等于7.5公里。
[34] «Ueber Länderverlust und Zusage neuer Länder für die erblichen Regenten.Eine geographisch statistische Noth-und Hülfstafel zur richtigen Beurtheilung des Lüneviller Friedens vom 9.Februar 1801»，NA Prag RAM Krt.294，1，2255；hier werden als Einkünfte 46000fl.verzeichnet.
[35] Z.B. «Generalliste des sämtlichen zur Entschädigung judizierten Revenuenverlustes der katholischen Mitglieder des westfälischen Grafenkollegiums»，NA Prag RAM Krt.329，2321，1.
[36] Alle hier genannten Schreiben：NA Prag RAM Krt.263，2194.
[37] Talleyrand，4 Germinal Ⅺ（25.3.1803），an Franz Georg von Metternich，NA Prag RAM Krt.263，2194.
[38] NP 1，40.
[39] Vgl.oben，51-57.
[40] Vgl.Andreas，Das Zeitalter Napoleons，316-319.
[41] Raumer/Botzenhart，Deutschland um 1800，176.
[42] HHStA Wien StK Instruktionen，Krt.6，«Instruktion für den Kaiserl.Königl.Bevollmächtigten Minister am Berliner Hofe Herrn Grafen von Metternich，5.Nov.1803»，Fol.1-16（Abschrift）；bei Fournier，Gentz und Cobenzl，203-233，leider am Anfang und Ende gekürzt；deshalb wird hier aus dem Original zitiert.
[43] 在罗马神话故事中，门户守护神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孔。
[44] Metternich，16.3.1804，an Colloredo，HHStA Wien Preußen Korrespondenz，Krt.85，Fol.108-111.
[45] Metternich，24.9.1804，an Colloredo，NP 2，20-25.
[46] In einem Randkommentar zu einem an ihn gerichteten Traktat Schulenburgs aus dem Winter 1809/10，NA Prag A.C.8，Krt.5，34，1.
[47] NP 2，72.
[48] Vgl.oben，126-128.
[49] Vgl.Raumer/Botzenhart，Deutschland urn 1800，151.
[50] Metternich，29.10.1805 und 31.10.1805，an Colloredo，in：NP 2，69-74.
[51] Bemerkungen Metternichs zu seinem Zusatzartikel，in：NP 2，79.
[52] So das Urteil bei Andreas，Das Zeitalter Napoleons，330.
[53] Nicht datierte Anlage zu einer Depesche Metternichs（Nr.99），NA Prag A.C.8，Krt.4，28（nicht in NP）.
[54]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s affaires relativement à la Prusse»，NA Prag A.C.8，Krt.4，28；im Einzelnen：193 000 Preußen，25 000 Sachsen，16000 Hessen，8000 Darmstädter，3000 Braunschweiger，1000 Weimarer，24000 Engländer und Hannoveraner.
[55] «Note sur la marche à suivre pour déterminer la Prusse à se joindre à la Russie»，Depesche Nr.99，NA Prag A.C.8，Krt.4，28（nicht in NP）.
[56] Vgl.Metternichs Darstellung in NP 1，50.
[57] Schroeder，Transformation，227.
[58] Gemeinsame Note Metternichs und des russischen Gesandten in Berlin Alopäus，13.12.1805，an Hardenberg，in：NP 2，89-91.
[59] 普雷斯堡即今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
[60] Metternich，10.1.1806，an Stadion，in：NP 2，102-105.
[61] Oer，Der Friede von Preßburg，196 u.271ff.französische Fassung，deutsche Fassung RegBl.für das Königreich Bayern 1806，Nr.7 u.8，49ff.u.64ff.
[62] 3 Hardenbergs Plan vom 5.2.1806 ist genauer beschrieben bei Angermeier，Das Alte Reich，478.
[63] Metternich，7.3.1806，an Stadion，in：NP 2，110-114.
[64] Die Denkschrift Metternichs vom 12.4.1806：in：NP 2，114-118；der Fragenkatalog mit Hardenbergs Antworten：NP 2，118-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