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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6章 征服
枢机主教们的心情现在好多了，他们越来越相信罗马共和国的渎神统治已经快要落幕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避开了加埃塔附近的朴素住宅，而是在那不勒斯安家落户。他们在那里积郁着心里的牢骚，怪罪庇护九世欠缺周全考虑就为了寻求公众支持从而让他们落到了这番境地，他们也因为教宗很少寻求他们的建议而闷闷不乐。
6月底，庇护九世感觉到了枢机主教们的牢骚，他给枢机主教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写了一封信，这个人就是前任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臭名昭著的强硬派圣座国务卿鲁伊吉·兰布鲁斯齐尼。“从那不勒斯传来了一些消息，”教宗这样开头，“令我实在难过，我听说有些枢机主教正在抱怨他们被加埃塔抛弃了，被丢在了黑暗之中……这些牢骚，”庇护九世警告说，“可能也证明了那些常常满口怨言之人所持有的偏见。”
教宗告诉兰布鲁斯齐尼，他正在筹划一个重回罗马之后的计划，他许诺将会听取枢机主教们的建议。他大致列出了他想要的指导原则。“立宪制政府，”他写道，“绝不。”他用大写字母强调了这一点，这大概会让枢机主教们踏踏实实地将心中悬着的大石落下。“但是，”他补充道，“也要必不可少地做出一些举动，因为……人民正处于如此愤怒的状态，否决他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1]
当教宗给身在那不勒斯的兰布鲁斯齐尼写信时，埃斯特哈齐正在草拟他发往维也纳方面的最新汇报。奥地利总理最近才给埃斯特哈齐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表达了自己有多么高兴，因为教宗坚定地拒绝了法国提出的采纳改革的劝说。“庇护九世面对法国压力所展现出的智慧，”施瓦岑贝格写道，“看起来已经结出果实了。”[2]
“到现在为止，”埃斯特哈齐回答，“我所有的努力都在于鼓励和帮助罗马教廷在面对法国的傲慢要求时，能够坚守己方合法、合理的拒绝。”他恰好找到了一个好听众。
安东内利并不需要什么鼓励就会不顾一切地反对法国。在7月初给教廷大使的通报中，他再次批评了乌迪诺过于避免流血冲突。“这种有害的拖沓速度，”他写道，“和奥地利军队相比，更为险恶……奥军已经占领了教宗国的大部分领土，战胜了在博洛尼亚和安科纳遇到的顽强抵抗。”[3]
教宗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为什么，庇护九世问道，法国为什么不在占领的地方升起教宗国国旗？在加埃塔和罗马城外的法军阵地之间来回奔波的哈考特给了教宗一个并不会让自己得到好感的回答。“他们很想要升起教宗国国旗”，哈考特解释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的政策都是不对人民强加任何事情。我们已在等待一些支持教宗的情况出现，然后就会做出行动，我们甚至在尝试用各种方式促成这样的结果。”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哈考特说，目前仍无法激起人民对恢复教宗统治的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忱。[4]
在罗马城外，新来的法国公使已经对军队的推进速度越发失去耐心。“想象一下我的惊讶吧，”科瑟尔勒在6月25日告诉托克维尔，在乌迪诺将军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我得知他们估计还要再过15～20天才能拿下台伯河右岸。”科瑟尔勒认为，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为他们什么就不能立刻取得突破呢？[5]
托克维尔则更加小心翼翼，他力劝对罗马城的炮轰只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做出。那种可以迅速征服罗马的全面进攻会破坏建筑物和古迹，这会引发整个文明世界的惊骇与厌恶。“你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外交部部长说，“全欧洲都会听见我们的炮弹声，而且没有任何事会比破坏罗马的古迹更有损于我们远征的荣誉。”“罗马，”他补充道，“和任何其他一座城市都不一样。”[6]
托克维尔也为罗马被攻占之后的境况感到紧张。他告诉科瑟尔勒，他们必须让圣父宣布他有意愿建立“开明且自由的政府”。法国还有任何别的理由可向自己的人民以及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军队在罗马的所作所为吗？[7]
法国外交部部长还有另一件无法让他放心的事情。拉德斯基将军，这位在意大利的奥军总指挥刚刚宣布，教宗想要在回归罗马以前先移驾奥地利控制下的博洛尼亚。“我并不是非要向你说明，”托克维尔写道，“这样的决定将带来十分有害的影响，从欧洲自由的角度观察，这将是对圣父的沉重一击，而且我必须说，这将给我们造成巨大的灾难！它会让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无比的荒谬。”[8]
随着法军巩固了他们在不久前推进到罗马城墙之内的位置，炮轰仍在继续。“一整个晚上，炮弹继续在城中倾泻，”罗马的尼古拉·隆考利（Nicola Roncalli）在日记中写道，“在短短的45分钟里，就有47发炮弹被法军发射。总共，估计有超过150发……大多数落在通向卡比托利欧山的一条战线上。”[9]
为了让罗马免于遭受更进一步的破坏，一群罗马的外国外交官聚在了英国领事约翰·弗里伯恩（John Freeborn）的家里，起草了一份给乌迪诺将军的抗议信。落款处有10位外交官的签字，包括美国领事尼古拉斯·布朗，以及普鲁士、荷兰、丹麦和瑞士领事在内，他们信上“深感对过去几个日夜针对永恒之城的炮轰行动的担忧”。他们指控说，这场进攻“置生命和财产于不顾，将居民至于危险中，而且还伤及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他们进一步补充道，炮弹已经摧毁了许多价值不可估量的艺术品。“我们相信您，”领事们劝说道，“以人类和文明国家的名义，请停止更进一步的炮轰，放过城市中的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处于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道德保护之下。”[10]
乌迪诺的回复相当迅速。“对罗马的炮轰，”他承认，“将导致无辜的人喋血并让本应该永恒矗立在这里的伟大建筑遭到毁灭。”但他提醒各国领事，他已经在6月12日对罗马政府的最后通牒中说过了，“罗马城投降的时间越拖延，”将军警告道，“你们对伤亡的恐惧就会越严重。但是这一灾难的责任并不在法军身上。历史将会让我们免于任何的类似指控。”[11]
科瑟尔勒已经知道，如果托克维尔听说了外国领事们的抗议后会有多不高兴，他匆忙地大致描述了一些事情的原委。如果乌迪诺决定不否认外交官对他破坏罗马的指控的话，那并不是因为这样的指控具有效力。在整个围城期间，科瑟尔勒提出，“没有一颗炮弹是瞄准罗马城内发出的”。所有的法国炮火都是要打破城墙，即便有一些确实可能偏离了轨道，无心地炸到街区中的住宅。“有一颗甚至击中了制宪会议，”他补充说，“但那是例外。罗马城本身并没有遭到炮轰。”
可乌迪诺为什么好像接受了这样的指控呢？法国公使认为，这是为了故意助长罗马人内心的恐惧。如果他许诺不会炮轰他们，那他就是在鼓励市民作更进一步的抵抗，那样会造成更多的无谓流血。[12]
虽然科瑟尔勒否认了炮轰行为，但是炮弹仍继续落在罗马城中。临时医院里挤满了伤患和死者，此时连续不断的炮火正在试图穿透罗马城厚重的城墙。
“除了为加里波第而死，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适合我了”，乌戈·巴希说道。这位蓄着大胡子的修士看起来很快就能得偿所愿，因为他正在贾尼科洛山上持续激战，帮助着伤者和奄奄一息的人们。他骑着白马，在黑色教士长衫外套着一件红衣，黑色长发不断地在他醒目的宽边黑帽之下飘动，他所有的武装只是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意大利，”巴希告诉人们，“需要烈士，需要许多的烈士，只有这样才能自由和伟大。”[13]
6月26日，加里波第惊讶地见到了27岁的南美洲妻子阿尼塔（Anita）出现在他指挥部的门廊上。虽然他已经吩咐过妻子不要来，但她还是安全地离开了尼斯前来这里找他。第二天，虽然加里波第和阿尼塔都毫发无损地逃脱了，但炮火还是把指挥部轰成了废墟。
随着形势越发无望，两个世界的英雄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他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应该放弃罗马，转移到周围的山区中继续作战。马志尼否决了这个主意。他坚持罗马是他们所需的最后立足点。他们的殉难将会成为他们高贵志业的见证，也成为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后继者们的精神灯塔。面对自己的提议遭到断然否决，加里波第深感愤怒，他命令他的军团离开贾尼科洛山并跟随他越过台伯河去往城市的东侧。这对那些被留在身后独自面对法军攻势的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伦巴第志愿军的年轻领袖卢西亚诺·马纳拉情绪激动地劝说加里波第要在次日回到前线。[14]
6月29日是罗马的两位保护圣徒彼得和保罗的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里，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罗马市民上街庆祝。在傍晚8点，一阵暴风雨从天而降，最初的几声雷鸣让人分不清是打雷还是炮火在轰鸣。但瓢泼大雨很快就消散了，节日的欢腾仍在继续。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上空，意大利的三色烟火照亮了教堂的巨大穹顶。火把随即在穹顶上被人点亮。在城市各处，罗马市民把蜡烛放在窗台上。在广场上，军乐团演奏着乐曲，尽管只有寥寥数人还在街上走动。[15]
罗马市民不顾一切地想要相信任何使他们或许可以获救的传言。比如，有一支英美联合舰队已经抵达了奇维塔韦基亚，他们的目标是切断法国的运输线。另外，还有小道消息说法军中暴发了霍乱，甚至连乌迪诺将军也生了病。漫长无休止的夜间炮轰让入睡成了不可能的事。一个接一个的战士中弹倒下或是被弹片所伤。载着最新尸体的手推车吱吱呀呀地穿过街垒。法军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和源源不断的增援在天亮时已显得格外清晰，同样一目了然的是，罗马守军的弹药、食物和饮用水已濒临枯竭。[16]
凌晨2点，当节日后的夜晚降临罗马，法军终于像潮水一般顺着城墙的裂口涌入城内。端着上了刺刀的火枪，他们向疲惫不堪的罗马守军发起了冲锋。在夜色中，在泥泞和浓烟弥漫的空气中，很难真正看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加里波第带着他的人挥舞着马刀，很快就让刀刃浸染了血迹。法军包围了伦巴第志愿军的指挥所斯巴达别墅。被包围在里面的人站在窗口向外射击，许多人也中弹倒下。很多人被头顶上塌下来的砖石击倒，也有人被法军炮火轰得粉碎。在此前的一天，伦巴第军团充满理想主义的领袖卢西亚诺·马纳拉才刚给朋友寄出了一封信。“他们会赢的，”他写道，“因为在配给方面，他们能用40门炮瞄着一个小目标猛轰。但是每一寸的断壁和碎石都会被保卫到底。每一个掩埋着尸体的废墟上都有我们宁死不屈的志士。”他在结尾时说：“此时的罗马是伟大的，如同罗马的记忆，和那些被野蛮人炮轰的伟大建筑一样伟大。”后来，他在遭到敌人血洗的空当中写了第二封信：“我们必须牺牲，这是带给1848年的严肃终章。为了让我们树立下的榜样能够垂范后世，我们必须死！”[17]
6月30日，当留着大胡子的马纳拉站着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时，一颗子弹在他的胸口打穿了一个洞。当他倒在地上时，他嘴里嘟囔着：“现在，我成了离魂异客。”
加里波第领导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冲锋，他带着军团杀入法军阵线，并奇迹般地毫发无伤，而且还杀出了重围，但是长久以来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却没有那么走运。一颗爆炸的弹片钻入了安德里亚·阿古雅尔的头。加里波第的这个黑人侍卫、伙伴即将在几小时后死去，他的身体被安放在马纳拉的旁边，停放于罗马过于拥挤的医院里。第二天早上，暂时休战了，双方都将趁机收敛尸骨和伤员。[18]
*
卡比托利欧山山顶，在制宪会议代表们的注目下，马志尼走上了发言台。如果以头衔来看，马志尼并不比三人执政团中的另外两人拥有更大的职权，但是就如众所周知的，马志尼才是那个拿主意、领导共和国事务的人。夏尔·拿破仑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而他堂弟的军队正在步步紧逼，征服罗马。虽然马志尼的脸通常面无血色，但他并不掩饰任何的焦虑。罗马守军所展现的英雄气概，他告诉听众们，已经赢得了世人的赞赏，但是，他承认，他们将无法再挡住法军了。
他们有决定命运的抉择要作，马志尼说，因为只有三个选项可供选择。第一个，他告诉大家，是投降，这个选择他将不予考虑，因为他无法忍受这样的耻辱。第二个是继续战斗。毕竟，他们已经花了好几周的时间修筑街垒，等的就是这种局面。在罗马狭窄的街道上，法军没法使用火炮，他们必须挨家挨户地从得到武装的人民手中抢下罗马。这是一种光荣且值得敬佩的选择。剩下的还有一个，他告诉制宪会议，是他希望得到采纳的，也就是加里波第几天之前即已极力劝说的方案。大会，连同政府和军队，将转移到其他省份重整旗鼓。在别的地方，他们可以从当地人口中补充兵源，进而继续为自由奋战。
不安的杂音和不满的声音开始迎接这位领袖的发言。有人建议把加里波第叫上来向大家解释他的想法，于是有一个传话的人跑去找他。没过多久，两个世界的英雄在人们的欢呼和长时间的掌声中迈着大步走上前台，他沾满泥污的衣衫已经破碎，斗篷上也沾满了血，脸上则混杂着泥土和汗水。“他抖了抖浓密的金发，”一个在场者回忆道，“就像是一只发现自己受了伤的狮子……他的外表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勇猛。”人们问他要如何继续战斗，加里波第回答说，他们将疏散到特拉斯提弗列，也就是法国人的河对面，炸掉河上的桥。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是让无可避免的事情拖延了几天而已。在被问及继续在罗马打街垒战的可能性时，加里波第回答说，街垒战的计划绝对没有胜算，法国人才不会冒着巷战的危险来抢夺街道，他们只需将大炮越发靠近市中心，给城市带来更血腥的杀戮，直到罗马投降为止。罗马人，加里波第说，已经尽了英雄主义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补充了对马志尼所提方案的支持：政府和军队应该撤到山上去。[19]
马志尼对制宪会议的影响已经令人惊讶地削弱了许多。他太愿意牺牲别人的生命以实现自己宏论，这样的印象已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撤到山上去——谁知道具体是哪座山呢？而且在四国军队的追踪下，带着垂头丧气、消耗殆尽的军队，缺医少药、弹药不足、没有食物、没有财资，靠着已经陷入赤贫的农民供养，如果说这还不算自杀，那就是愚蠢透顶了。
28岁的恩里克·塞努奇尼——来自皮埃蒙特的一个富裕家庭，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也是负责街垒防御的人——站起身来发言了。“你完全了解我是多么全身心地保护着这块不幸的土地和这里的人们。但是现在，”他的嗓门开始提高并愈发难以自抑，“由我来当那个人，宣布法军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城，罗马和这里的善良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的努力，现在必须得接受占领。”当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的时候，许多代表也开始和他一同抽泣。“那几分钟里，”一个亲历者后来回忆，“除了抽泣以外，大厅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20]
城中各处都贴上了制宪会议通过的方案，措辞十分简单：
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
罗马制宪会议即将停止已经愈发无谓的抵抗，并命令所有人各安其位。此决议系三人执政团所作，望遵照执行。[21]
罗马人不会投降，但是他们将不再战斗。几个小时之内，另外一份通告出现在城墙上，宣布三人执政团已经辞职。在赞扬了罗马市民为自由而战的勇气后，他们的新讯息以典型的马志尼风格结尾。
今天，一片乌云遮住了你。它将不会停留很久。你们之中那些最优秀的人，那些拿起武器的学生已经捐躯，请为了他们而牢记你们的权利和信仰。上帝已经将他们的鲜血聚集起来作为对你们的保证。上帝要罗马自由，上帝要罗马辉煌；这一切终将到来。你们没有被打败。这是烈士的胜利，他们的陵墓是通向天国的阶梯。[22]
为保卫罗马并抵抗法军进攻而捐躯的人数将一直是未知数字。可能有几千人，尽管法军负责进攻的将军引述的数字是1700～1800人。而负伤者就更多了。法国渴望将自己的损失缩到最小，其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62人阵亡，842人负伤。[23]
马志尼辞职后，通知乌迪诺罗马制宪会议停止抵抗决定的责任落到了罗塞利将军身上，他是罗马共和国军的首领。罗塞利给乌迪诺发去了一份简短的通告并附上了大会决议的副本。“我方将立即放下敌意，”罗塞利写道，“希望你们也一样，将军，也作同样的决定。”他还补充说，罗马政府的代表将会在傍晚前往法军指挥部讨论相关事宜。[24]
四人代表团在午夜过后抵达了位于城外的法军指挥部。乌迪诺赞扬了罗马市民的英勇战斗，并表达了对造成的人命损失和城市破坏的遗憾。他说，他的要求十分简单，法军必须和平地进城，并占据有利的地点。代表团回答说，他们将和城市委员会讨论并在明天傍晚返回。[25]
第二天，城市委员会仍然怀着一些希望认为法国有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确保奥地利等国的军队不会进入罗马，他们将这一点加入到了投降的附加条款中。罗马将得到允许保有自己的军队，它将同法军一道确保公共秩序的平稳运行。国民卫队也将得到保留。另外，法国将保证“个人自由和所有人的财产”，并且不会介入罗马的“内部行政事务”。[26]
那天傍晚，当四人代表团把提案呈现出来时，乌迪诺回答说他需要和他的同僚们商议，并在明天早上回复。后来，在当天夜里，科瑟尔勒抵达了军事指挥部，他发现乌迪诺正要签署罗马城市委员会拿出的提案。科瑟尔勒惊讶得目瞪口呆。乌迪诺怎么能支持推翻教宗的那些人继续保有影响力，怎么能让共和国创造出的军队继续存在呢？罗马的制宪会议已经宣布了放弃所有的抵抗，为什么还要跟罗马人讨价还价呢？在片刻的犹豫之后，乌迪诺同意了提案。
7月2日，当法军准备进入这座被征服的城市时，罗马的街道上演了令人难忘的场面。男男女女都跪在卢西亚诺·马纳拉的送葬队伍旁，这位24岁的伦巴第志愿军领袖，穿过洒满花瓣的街道。他的那些幸存下来的同袍，经过几个星期不曾停歇的战斗，穿着沾满了脏污的军服走在送葬队伍的后方，有些人一瘸一拐地架着拐杖，许多人头上还缠着纱布。马纳拉沾满血渍的长衫被平铺在棺材上，当它抵达目的地卢西纳（Lucina）的圣洛伦佐圣殿（Basilica of San Lorenzo）时，棺材的盖子被打开了，人们看到马纳拉穿着军服，手里仍握着剑。“这是那些难忘的情景之一，”一位亲历者回忆道，“给我留下了永生不灭的印象，每次想起来都仍会浑身颤抖。”[27]
当法军随时都有可能大摇大摆地进城时，美国外交临时代办刘易斯·卡斯找到了加里波第，并告诉他美国已经派了一艘船在奇维塔韦基亚准备将他接走。他和那些在法国人到来后可能面临威胁的人都可以逃离。加里波第不为所动，他在圣彼得广场召集了剩余的共和国军。在这里，他骑着白马，在几千名军人中间还有一些女人、小孩和老人，两个世界的英雄困难地穿过人群，来到广场中央的方尖碑前，在这里抬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对那些跟随我的人，”他大声喊道，让巨大广场上的人都能听到，“我要求对祖国的热爱……我不能保证会有回报，我只能承诺会有艰难、饥饿和各种战争的危险。”头发斑白的人们举起手中的枪作出回应，喊着：“我们跟你走！你就是意大利！加里波第万岁！”至于他具体要到什么地方去，没人知道；他本人看似也没有答案。[28]
那天晚上8点，有4000人聚集在罗马东侧的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前的广场上等着追随加里波第。对于他的红衫军来说，跟随他并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是对大量的其他人来说，他们不知道要如何抉择。他们担心一旦到了山上，在敌人的追赶之下，他们要被迫从当地农民手里要吃的，他们会被当成比土匪强不了多少的人。但是如果留在罗马，他们想要知道，法国人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29]
当时，玛格丽特·福勒也在人群中，她是这样描述这种场面的：
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场面，如此的浪漫，也如此的悲伤……太阳缓缓落下，新月正在升起，意大利年轻的花朵正在这里整装待发。他们从各地会集于此，把他们的心交给了意大利的独立志业……他们现在必须离开，不然就要成为俘虏或奴隶……我看到那些受了伤的人，他们只要还能走，就把行李放在推车上……很多年轻人，出身富贵之家，挥着手绢跟他们的世俗财富道别。
她对加里波第的印象仍然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大英雄：“加里波第的妻子骑着马跟在后面。他本人则穿着一件醒目的白色长衫；他的样子完全就是中世纪时的英雄人物……在他的眉毛或是脸颊上，看不到一丝疲惫。”
他们的车队就要起程了，37头骡子拉着他们卑微的补给。“雄辩者”，意大利的民众英雄，陪伴在他的两个儿子身边，把他们带出了城。加里波第的南美洲妻子阿尼塔皮肤黝黑，身材瘦小，骑着马，吸引了许多目光，她的眼神如钢铁一般坚定。当加里波第走到城门口时，她停了下来，纵身下马，走向那些来向他致意的制宪会议代表，和他们拥抱致意，那些人胸口上佩戴着象征意大利的三色饰带。“人心坚定，目光如炬，”玛格丽特·福勒观察说，“无人流泪。”[30]
*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罗马的制宪会议了，但是在法军涌入罗马之前，他们还渴望要完成一件事。好几个星期以来，一个委员会正在忙着制定一部共和宪法，这部宪法将会明确自由人民的权利，为全意大利作出示范。它的最终细节在几天前才刚刚敲定。
7月3日中午，在法军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情形下，代表们聚集在位于卡比托利欧山山顶的由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广场上。在几百名支持者的注视下，大会主席大声地朗读出新宪法的内容。就像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人们纷纷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他读道：“民主政府的最基本规则，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它不承认贵族头衔，也没有出身或门第的特权。”接下来的内容是不分宗教，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教宗将享受“各种必要保证以独立地行使其精神上的权力”。绞刑被废除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得到了保障，隐私受到了保护。由所有男性选民选出的大会将会制定法律。[31]
当这份宪法在卡比托利欧山上被大声宣读出来时，第一支法国部队进驻了人民广场。几个小时后，由乌迪诺将军带领的法国大部队进城了，他身后跟随着高级军官和法国骑兵师，法军行进在科尔索大道上。商店大门紧闭，整个城市都在哀悼。法国军乐团开始奏乐，却被愤怒的人群弄得兴致低落，很快就放弃了演奏。路上有人喊了起来：“罗马共和国万岁！”“庇护九世去死！”“教宗的无耻士兵！”骑在马背上的乌迪诺将军受尽了辱骂：“枢机主教乌迪诺！”“骗子！”“罗马刽子手！”有一小群教宗的忠诚支持者不合时宜地在向法军致意，他们的下场是成了人民发泄愤怒的遇难者。死者中至少有一名圣职。[32]
那天晚上，乌迪诺在罗马的城墙上贴出了用意大利语和法语书写的《致市民通告》。“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军队已经派遣至你们的国土上，”开头这样写着，“其目标，是重建人民所期许的秩序。一群狭隘的、腐化的少数人让我军被迫攻破你们的城墙。我军现在控制住了城市并意在完成我们的使命。”制宪会议被解散了，各种俱乐部也被查禁，街垒被拆除，罗马共和国的旗帜被扯了下来。在获得军事当局的许可之前，任何内容都不可以发表和出版。[33]
虽然加里波第已在前一天带着他的人马出了城，但是还有超过10000名罗马共和国军老兵留在了罗马，他们仍然保持着武装。在没有正式投降的情形下，他们得到指令不要抵抗，这些前几天还在跟法军浴血奋战的人们正在军营中等待，很多人都待在巨大的圣天使堡中。第一天夜晚，当罗马的士兵们在营房中睡觉时，法军被迫在户外就寝。
关于一切进展的报告在7月5日交到了托克维尔手中，科瑟尔勒并没有在报告里掩饰他的愤怒。他们已经征服罗马好几天了，然而大量有武装的人仍然待在城里，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人已经暗杀了20人，只因为他们表达了对教宗的支持。三色旗仍然出现在街道上。“投降的人，”科瑟尔勒写道，“已经因我军的胜利而真的失败了。”他强烈地批评了乌迪诺。科瑟尔勒说，要是法军在刚进城的时候能让罗马守军彻底投降并解除他们的武装的话，事情就将容易得多了，但是这位将军却想要避免流血冲突。[34]
法军士兵
对马志尼来说，失败极为苦涩。“罗马已经放弃了，”他在法军进城当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它的位置，以军事角度看，十分脆弱，但是城市里已经准备好了街垒，已经准备好了让世界大吃一惊。但是制宪会议不想要这么办，在恐惧的刹那间，一切都丢了。”他回顾了当初他是怎么力劝大会能和军队一同离开，换个地方继续作战，但是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反对。“所以现在，”马志尼下结论说，“恢弘的戏剧以最悲伤的方式谢幕了”。
玛格丽特·福勒前去拜访了这位被打败的领袖并惊讶地发现了他的巨大变化。“在短短两个月里，他变得衰老了很多。貌似一切生命的源泉都枯竭了。他的眼睛里都是血丝，皮肤蜡黄，身形消瘦。”然而这个已被福勒偶像化的人依然待在那里。“善良、平静，但是充满了比以往更炽烈的目的，在他身上，我仍能感到这位英雄虽然疲惫却依旧深得我心。”[35]
*
7月4日，也就是法军进入罗马的第二天，乌迪诺让他的私人使者、法国工程兵部队上校阿道夫·尼尔（Adolphe Niel）动身前往加埃塔，带去了法军进城时所获得的城门钥匙。“庇护九世的脸上笑逐颜开，”尼尔在一封写给他身在法国的哥哥的信中回忆了和教宗见面的场景，“你可以从他脸上读出最动人的善良。他的声音安详、举止简单，而且带有巨大的威严。”为了表示感激，庇护九世给法国将军写了一封信。他想要祝贺乌迪诺，“不是为流出的血——流血让我憎恶——而是为终结无政府主义状态的胜利而向你祝贺，也为恢复正直的基督教人民的自由而向你祝贺。”教宗总结道：“法军战胜的是人类社会的公敌，出于这个原因，法国应该赢得全欧洲正直之人的感激。”[36]
庇护九世在收到罗马城门钥匙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封来自高级教士中的强硬派枢机主教兰布鲁斯齐尼的信，这是给教宗一周前的信函的回信。他赞扬了庇护九世拒绝了那些曾劝他保持改革的要求，兰布鲁斯齐尼尤其强调了他对教宗拒绝宪法的态度的拥护，他把宪法贬斥为“和圣座的政治特殊性完全不相符”。枢机主教还催促教宗拒绝用世俗信徒替换圣职在政府和法庭任职的要求。他警告说，如果让步的话，那就是确保让最近的灾难再度死灰复燃。“必须让这些人有所节制，”他建议道，“也许可以用某种温和的方式制动，但制动是一定要做的……人民必须认识到他们已经犯了多么大的滔天之罪，他们应该用一些办法来赎罪。”[37]
没有谁比哈考特更警觉枢机主教们给教宗施加的压力了，几个月来，他在加埃塔一直敦促庇护九世能够摒弃他们的建议。在罗马被攻陷的那天，他在罗马的法军指挥部里给托克维尔发出了一份紧急报告。他告诉外交部部长，跟仁慈的圣父打交道会让法国一无所获。教宗庇护九世只是会一再表达他模糊的善意。他之所以会闪烁其词，就是对真正需要的事情避而不谈，然后再保证说他会给人民“真正的权利”。他和雷内瓦尔已经使尽各种努力苦口婆心地规劝教宗，但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当受到压力的时候，教宗只会重复一句话，说他的良心无法允许他像法国人所期待的那样行事。庇护九世甚至威胁说他可以不回罗马，而是改去别的地方，“甚至是美洲，”哈考特汇报说，“如果我们逼迫他的良心的话。”
哈考特已经丧失了他的一切耐心。他相信，只有两条路能让法国避开灾难。这两条路都意味着法国必须要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能劝说奥地利加入，法国和奥地利可以一起要求教宗公开申明他保持立宪制政府的意愿。他要是拒绝的话，法国和奥地利可以撤出军队“抛弃他，让他独自面对，而他们则可以卸下所有未来的责任”。如果，按照更有可能的情形推断，奥地利是不会同意这个计划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法国将不得不单独行动并告诉教宗如果他不“重建之前所允诺的制度的话”，他们将不会让他回到国都去。[38]
法军现在占领了罗马，但是不得不在城市中升起教宗国国旗。庇护九世仍旧待在加埃塔简朴的房间里。一场心理上的战争即将开始，身陷其中的是《论美国的民主》的著名作者和流亡中的教宗—国王。究竟谁能赢得这场胜利仍然扑朔迷离。
[1] The text of the pope’s letter from Gaeta to Cardinal Lambruschini in Naples，dated June 26，1849，is reproduced in Manzini，Luigi M. 1960. Il cardinale Luigi Lambruschini.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p.405-6.
[2] Schwarzenberg à Esterházy，Vienne，16 juin 1849，doc.99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282.
[3] 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27 juin 1849，doc.103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88-90；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47. “教宗和枢机主教，”在6月底才见过他们的撒丁尼亚大使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固执地不想要谈论立宪，至少现在是这样。”Balb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Mola di Gaeta，28 giugno 1849，doc.133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515.
[4] Harcourt à Tocqueville，Quartier général Santucci，29 juin 1849，n.53，MAEN，RSS 410. 在6月29日同哈考特和雷内瓦尔的一个讨论如何重建教廷权威的长时间会议后，科瑟尔勒向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在他口中的“敏锐问题”。要升哪一面教宗旗呢？1847年教宗采用的那一面是可以接受的吗？连同庄严的白色教宗牧徽，搭配象征意大利统一的三色旗。Corcelle à Tocqueville，Civitavecchia，25 juin 1849，doc.113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291.
[5] Corcelle à Tocqueville，Civitavecchia，25 juin 1849，n.5，MAEN，RSS 411.
[6] 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23 juin 1849，MAEN，RSS 411；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26 juin 1849，doc.111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284-85.
[7] 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23 juin 1849，MAEN，RSS 411. 他单独给乌迪诺和哈考特下达了同样的指令并补充说，“采取必要行动来启发大多数人对圣父回归的渴望，有勇气组织起明确的示威，但是要预防局面失控”。Tocqueville à Harcourt，Paris，26 juin 1849，MAEN，RSS 274；Tocqueville à Oudinot，Paris，26 juin 1849，MAEN，RSS 537 bis.
[8] 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24 juin 1849，doc.111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280-81. 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一封来自罗马的信，上面的日期是26日，提到了有博洛尼亚的代表团已经出发前往加埃塔劝说教宗转移到博洛尼亚，直到罗马的形势足以让教宗回归为止。“Rome，” TL，July 5，1849.
[9] 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79；波里多利（Polidori）6月23日的日记对法军当晚炮轰城市也作了类似的观察。Severini，Marco. 2002a. Il diario di un repubblicano：Filippo Luigi Polidori e l’assedio francese a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205.
[10] 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61-62.
[11] Oudinot’s text，dated June 25，is found in Torre，Federico（General）. 1851—52. Memorie storiche sull’intervento francese in Roma nel 1849. Turin：Progresso，vol.2，pp.253-54.
[12] 如果有任何人应该受责备的话，科瑟尔勒说，那也不是法国人的错，而是罗马“敌人团伙”的错，他们在城门外挖沟来抵抗法军，他声称，这已经让位于圣庞加爵门处著名的圣庞加爵圣殿受到了破坏。野蛮人已经“破坏了圣庞加爵的所有部分……让画作受损，坟墓被掀开，打翻了祭坛并且在地下墓室的入口处造成了破坏，这实际上正位于教堂的中间，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是圣徒殉难的地方”。在科瑟尔勒看来，顽固抵抗着持有高尚原则的法国军队的人身上的邪恶好像无远弗届。他在同一天里给托克维尔寄了两封关于这件事的信：Corcelle à Tocqueville，Civitavecchia，27 juin 1849，n.6，MAEN，RSS 411；Corcelle à Tocqueville，Civitavecchia，27 juin 1849，doc.112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285-88. 科瑟尔勒指责是英国领事弗里伯恩挑起了抗议。弗里伯恩和其他领事，科瑟尔勒宣称，是从当前的罗马政府身上获利的商人并且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动机。
[13] White Mario，Jesse. 1888. Agostino Bertani e i suoi tempi. Vol.1. Florence：Barbera，pp.141-43；Severini，Marco. 2002a. Il diario di un repubblicano：Filippo Luigi Polidori e l’assedio francese a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p.214-15；Clough，Arthur. 1888. Prose Remains. London：Macmillan，p.159；Paladini，Leone. 1897. La difesa del Vascello o Villa Giraud—fuori Porta S.Pancraʑio fatta dal Comandante Giacomo Medici e la sua legione durante l’assedio di Roma. Rome：Stamperia Reale，pp.86-87；Dandolo，Emilio. 1851. The Italian Volunteers and Lombard Rifle Brigade. London：Longman，p.263. 加里波第本人也被巴希的无畏震撼了：“你想象不到这个人让我有多么悲伤，”他告诉一个身边的同伴说，“因为我看到他想要舍生取义。”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271-72；Facchini，Didaco. 1890. Biografia di Ugo Bassi. 2nd ed.Bologna：Zanichelli，p.180；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31；Beseghi，Umberto. 1946. Ugo Bassi. 2 vols.Florence：Marzocco，p.87.
[14] 有故事说加里波第军团进城只是为了能够把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衫换成色彩鲜艳的崭新的红衫军服。Loevinson，Ermanno. 1902—4. Giuseppe Garibaldi e la sua legione nello Stato romano 1848—49. Rome：Società Editrice Dante Alighieri，vol.1，pp.258-59；Trevelyan，George Macaulay. 1907. Garibaldi’s Defence of the Roman Republic（1848—49）. 2nd ed. London：Longmans，Green，pp.212-16；Dandolo，Emilio. 1851. The Italian Volunteers and Lombard Rifle Brigade. London：Longman，p.263.
[15] 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180；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485；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132；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86.
[16] Severini，Marco. 2002a. Il diario di un repubblicano：Filippo Luigi Polidori e l’assedio francese a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p.217-19.
[17] Monsagrati，Giuseppe. 2014. Roma senʑa il pap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ome：Laterza，p.184.
[18] Loevinson，Ermanno. 1902—4. Giuseppe Garibaldi e la sua legione nello Stato romano 1848—49. Rome：Società Editrice Dante Alighieri，vol.2，pp.227-28；Trevelyan，George Macaulay. 1907. Garibaldi’s Defence of the Roman Republic（1848—49）. 2nd ed. London：Longmans，Green，pp.217-24；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292-306；Vaillant，Jean-Baptiste（General）. 1851. Siège de Rome en 1849 par l’armée français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pp.132-44；Balbiani，Antonio. 1860. Storia illustrata della vita di Garibaldi. Milan：Inversini e Pagani，pp.430-33. 关于阿古雅尔死亡的情形，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记载，其中有极富戏剧性的记录。在安德里亚·阿古雅尔死后的第一天，加里波第在公开声明中对他大加颂赞：“昨天，美洲的勇敢儿子，安德里亚·阿古雅尔把他的血抛洒在意大利的土地上，这是来自所有国家的自由人对我们美丽又不幸的意大利的爱的证明。”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244-45.
[19] Paladini，Leone. 1897. La difesa del Vascello o Villa Giraud—fuori Porta S.Pancraʑio fatta dal Comandante Giacomo Medici e la sua legione durante l’assedio di Roma. Rome：Stamperia Reale，p.98.
[20] Rusconi，Carlo. 1879［1850］.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3rd ed.Rome：Capaccini & Ripamonti，pp.199-202.
[21] 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238.
[22] 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239-40.
[23]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3，pp.676-81；Delmas，E.1849. “Relation du siège de Rome en juin 1849.” Spectateur Militaire，p.33；Severini，Marco. 2011.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Venice：Marsilio，p.151.
[24] Pisacane，Carlo. 1849. Rapido cenno sugli ultimi avvenimenti di Roma，dalla salita della breccia al dì 15 luglio 1849. Lausanne：L’Unione，p.13. 关于这个部分，城市委员会在7月2日投票决定了一个方案“以冷峻态度接待法军入城，表明我们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放弃的立场”。Beghelli，Giuseppe. 1874.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2 vols.Lodi：Società Cooperativa—Tipografica，p.403.
[25] Giuntella，Vittorio Emanuele. 1949. “Il municipio di Roma e le trattative col general Ouidnot（30 giungo—2 luglio 1849）.”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72：121—37；Del Vecchio，B.1849. L’assedio di Roma. Racconto storico. Capolago：Elvetica，p.193.
[26] “Capitulation qui M.r de Corcelles n’a pas acceptée，” MAEC，PAW，ff.99 bis r-99 bis v.
[27] 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446-47；Dandolo，Emilio. 1851. The Italian Volunteers and Lombard Rifle Brigade. London：Longman，pp.282-83；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91. 在悲伤的气氛和对未来的迷惑中，一时的权力真空也导致了一些人将失去希望的感受发泄在城市中的犹太人身上。一小群散兵游勇和其他人开始抢劫犹太聚居区中的店铺。城中的警察还没有放下职责，因此能够止住暴力，让情势没有继续扩大。Giuntella，Vittorio Emanuele. 1949. “Il municipio di Roma e le trattative col general Ouidnot（30 giungo—2 luglio 1849）.”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125.
[28] Garibaldi，Giuseppe. 1888. Memorie autobiografiche. Florence：Barbèra，p.239；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323-26；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453；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97. 加里波第在圣彼得广场上的发言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存世，这部分缘于人群并不容易听清他的声音，有一些人毫无疑问地在回溯的时候将内容变得更加雄辩有力。卡斯在7月2日用法文写的信是要求加里波第来见他，重制的信件可参考：Marraro，Howard R. 1943. “Unpublished American Documents on the Roman Republic of 1849.”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483。
[29] Paladini，Leone. 1897. La difesa del Vascello o Villa Giraud—fuori Porta S.Pancraʑio fatta dal Comandante Giacomo Medici e la sua legione durante l’assedio di Roma. Rome：Stamperia Reale，pp.100-101；Dandolo，Emilio. 1851. The Italian Volunteers and Lombard Rifle Brigade. London：Longman，pp.284-85.
[30]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p.412-13；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489；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453；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326-41；Trevelyan，George Macaulay. 1907. Garibaldi’s Defence of the Roman Republic（1848—49）. 2nd ed. London：Longmans，Green，pp.229-34. 在加里波第带人撤出罗马后的第一天，马志尼并不知道“雄辩者”已经跟着加里波第离开了，他写信给玛格丽特·福勒要求她帮忙联络美国外交临时代办卡斯给“雄辩者”和他的一个儿子提供化名的美国护照。Humphreys，Sexson E. 1956. “Lewis Cass Jr. and the Roman Republic of 1849.” Michigan History，p.44.
[31] 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84-95；Giuntella，Vittorio Emanuele. 1949. “Il municipio di Roma e le trattative col general Ouidnot（30 giungo—2 luglio 1849）.”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135；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3，p.476. 6月底，大会开始争论推荐人的人选。最后的争论是对关于宗教的提案。草案已经宣布“天主教乃国家宗教”，尽管草案也特别说明了“民事和政治权利的行使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但是在永不停歇的夏尔·波拿巴的力劝之下，大会全体投票决定拿掉第一句话，只采用第二句话。罗马共和国中没有哪个宗教对其他人有任何特权。Grilli，Antonio. 1989. “Riflessioni in tema di rapporti tra stato e chiesa ne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288-96. 大会全体一致地在7月1日的会议上同意了宪法内容的文本。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247-57.
[32] Thiry，Charles-Ambroise. 1851. Siège de Rome en 1849，par l’armée française.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e l’artillerie et du génie，publié avec l’autorisation du Ministre de la Guerr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pp.152-53；Paladini，Leone. 1897. La difesa del Vascello o Villa Giraud—fuori Porta S.Pancraʑio fatta dal Comandante Giacomo Medici e la sua legione durante l’assedio di Roma. Rome：Stamperia Reale，pp.104-5；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460-69；Clough，Arthur. 1888. Prose Remains. London：Macmillan，pp.162-63；Del Vecchio，B.1849. L’assedio di Roma. Racconto storico. Capolago：Elvetica，p.119；Rusconi，Carlo. 1879［1850］.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3rd ed.Rome：Capaccini & Ripamonti，pp.286-87. 在他给托克维尔和与乌迪诺一同骑着马进入罗马城的科瑟尔勒的报告中，他承认人民的反应是“敌对的”事实存在，但是他将此归罪于外来者，而不是罗马人。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4 juillet 1849，n.8，MAEN，RSS 411.
[33] The text of Oudinot’s proclamation is found in ASV，ANN，b.392，f.90r.
[34] Corcelle à Tocqueville，Rome，5 juillet 1849，n.9，MAEN，RSS 411. 在占领的首日，两个法国大使，哈考特和雷内瓦尔与科瑟尔勒组成了一个某种像是智囊团一样的团体，给乌迪诺的行动提供建议。哈考特目前正前往加埃塔去告诉教宗罗马发生的事，并试着说服他采取法国所渴望的方案。雷内瓦尔也渴望能回到教宗那里，但是科瑟尔勒还要靠他来了解意大利的情形并要求他留在身边。科瑟尔勒让雷内瓦尔，而不是哈考特留在身边并不是巧合。他把雷内瓦尔看作有相似意见和个性的人。科瑟尔勒认为哈考特不仅过于情绪化，而且过度热衷于共和原则。
[35] 马志尼给他母亲的信可参考：Severini，Marco. 2011.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Venice：Marsilio，p.153。福勒在他给威廉·亨利·坎宁（William Henry Channing）的信中描述了和马志尼的见面，她的描述被摘录于：Deiss，Joseph J. 1969. The Roman Years of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Crowell，p.270。
[36] 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76n；Antonelli al nunzio Vienna，4 luglio 1849，Gaeta，ASV，ANV，b.330，f.171r；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48.
[37] Lambruschini a Pio IX，Napoli，2 luglio 1849，in Manzini，Luigi M. 1960. Il cardinale Luigi Lambruschini.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p.406-8.
[38] Harcourt à Tocqueville，au quartier général，n.54，3 juillet 1849，MAEN，RSS 410. 在一份报告中，哈考特还补充，一个来自博洛尼亚的重要公民代表团来到了加埃塔邀请教宗移去博洛尼亚，但条件是他要保留宪法。这一点，哈考特报告说，教宗将会予以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