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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 海因里希·冯·西尔比克所著梅特涅传记的风险和局限
综上所述，这位维也纳历史学家1925年出版的著作，从到那时为止所有的传记中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追根溯源、旁征博引，的确可被称为他毕生的伟大成就。西尔比克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专业领域，而且在知识界简直与梅特涅的名字紧紧绑在了一起，以至于从他那里获取的信息被认为是绝对不会有错，即便新的研究已经无疑驳斥了那些信息的正确性。
我只想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举一反三。为纪念维也纳会议200周年，不久前出版了一套豪华版纪念册，[46]其中包括一篇梅特涅的简介，这篇文章有着一个恰如其分的标题《一个率直人物的一生》（Das Leben eines Geradlinigen）。作者重点讲述了梅特涅任驻巴黎大使时的故事，并断言，梅特涅研判1809年的政治时局时，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误判，而且“主要是”根据他发自巴黎的报告以及他赞成进行一场人民战争，才导致奥地利作出了参战的决定。1968年以来，经过对维也纳和布拉格档案极其缜密的研究，这一论断早已被明确地驳倒了。[47]这位作者早已过时的判断出自西尔比克的解读，而西尔比克并没有去查阅相关的史料来源，也即信口雌黄，因为这些原始史料“简直太过庞杂”。西尔比克将梅特涅看作1809年那场“辉煌的、不幸的战争的始作俑者”。[48]而那位年轻的作者则不知道这一论断已被修正，反而简单地采用了西尔比克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西氏的传记“像以往一样……不可超越”。[49]
但这并非唯一需要更正的细节。按照我们现已知道的各种情况和认知水平，西尔比克著作的整体写法，以及构成他那部著作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都存有很大的问题，而这些又直接对书中主要人物的重要意义产生了负面影响。
每一位专注于梅特涅生平和政治的人，都要面对这部分为两卷、共计1431页的大部头著作，而其实几乎没有人真的把每一行字都认真阅读过。正因为我所著的这本传记要通过西尔比克曾有意识绕过的，或者说封锁他前行的途径去探寻原始资料的来源，所以，在此非常有必要对评价1925年出版的这部著作可能会面临与暗藏的风险作下解释。为排除所有可能的怀疑起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1925年至今已经过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本人也实在）没有兴致再去“热衷于谋杀祖父”的勾当。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当年主张“历史叙事应当去民族化”时，使用过上一句中的引语，而如今，这一号召一如既往地有着现实意义。[50]
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
鉴于西尔比克所享有的声望，强调其著作的基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可能令人震惊。然而可惜不容隐瞒的是，种族主义的确在实质性地、全过程地指导着西尔比克对梅特涅的基本评价。对这个论点以及下述的所有论点，我都将破例让西尔比克用自己的说法和措辞来回应，因为要确保这些现实证伪的文献资料不被指责成是要把一些原本错误的东西，不恰当地甚至恶意地强加在西尔比克身上。
在探寻梅特涅“体制的思想内容”时，西尔比克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对梅特涅来说，高于一切的理念是种族理念。”（第一卷，第389页）这是完全错误的。[51]如果我们寻找一下对梅特涅来讲关键性的重要理念，那么这些理念应当是梅特涅所理解的“法理”和“民族”，并且首先应是“社会”，而他恰恰完全是在现代意义上将“社会”这一概念理解为“集体单数（Kollektivsingular）”（莱因哈德·科塞勒克语）。[52]仅凭这一点，就使梅特涅处于一个不像西尔比克强加给他的，而是完全不同的坐标系中。我引用的这个论点绝非一个个别的意外错误。西尔比克进一步评价梅特涅说：“他认为，德意志的部族、国家以及地域的自我优化分类的动力，已经作为不可改变的种族特质，深深地扎根于德意志的天性和历史中。”（第一卷，第406页）西尔比克将从梅特涅身上认识到的“精神特质”与“伟大部族的性格”，在“种族（Rasse）”这个总括的概念下融合在一起，而19世纪的欧洲也的确是经历了种族分化。（第一卷，第355页）这些专有名词的汇编是成体系的，就像西尔比克对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Vertrag von Tilsit）所作的评判一样：“罗马语民族与斯拉夫语民族在占有和瓜分土地，以及在欺压德意志和英格兰的问题上，是合为一体的。”（第一卷，第115页）
在国家概念上，遵循种族的（völkisch，纳粹用语）文明批判的西尔比克，将旧国家看作正常工作的机器，以及可以被合理理解的、为达到共同目的的协作组织，并将它与新国家对立起来，而新国家对他来讲不过是个“充满血腥的自然体”（第一卷，第374页）。这样一来，他就与纳粹的民族学挂上了钩，把确保“德意志政治体的领导地位”（第二卷，第391页）定义为根本的政治任务，所以在他看来，梅特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与此相反，西尔比克认识到“奥地利的欧洲国家身份”（第一卷，第198页），且他完全接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将民族和文化看作“赋有个人色彩的组织”。[53]
西尔比克非常关注“种族（Rasse）、人民（Volk）和民族（Nation）的分别”（第一卷，第406页）。在他看来，“德意志人民”是由生活在一个“血缘共同体”中的“各日耳曼族部族组成的架构”（第二卷，第391页）。这让人有时感觉西尔比克好像是在引用历史课文，但实际上那是他原本的真实信念。1951年他曾再一次明确强调过这种坚信，他“尽可能不带偏见地评价种族意识形态”，[54]并说出这个字眼，而且还主张要正确地理解“德意志的种族学说”。[55]
作为武器的民族主义
给梅特涅塑造这种形象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贯穿于整个贬低性评价的链条中，但这位历史学家原本则期待着通过对历史的编排整理来作出阐明。他对梅特涅这样评论道：“对待唤醒人民中间蕴藏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能够真正成为救命药这一点，梅特涅的内心其实既陌生又抵触。”（第一卷，第124页）西尔比克虚构并演绎推理式地解释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历史概念：“人民”；而对这个意思，梅特涅则用了不同理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民族”。遵循这一标准，西尔比克推断出，梅特涅的本性中缺少“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英雄主义天赋”，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民族的文化财富和自治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也不明白君主的军队可以转变为人民的军队”；西尔比克认定梅特涅没有认识到“国家与人民以及国家与文化的统一”（第一卷，第127页）。
梅特涅在“他对民族和国家陌生的思维方式中，与生俱来地对德意志人民的国家或文化共同体，缺乏或者只存有模糊的想象力”（第一卷，第85页）。1813～1815年，“德意志民族国家意识的标准”（第一卷，第180页）对梅特涅来讲是陌生的，并且“他对民族意愿非常的冷漠”（第一卷，第197页）。西尔比克否认梅特涅拥有“祖国情感”（第一卷，第125页），而且，即使梅特涅在拿破仑面前表示将自己看作一个德国人，西尔比克也大唱反调：梅特涅的“德意志民族特性完全属于那种正在消亡的19世纪的、非现实的、无所不包的德意志民族特性”（第一卷，第407页）；他想以此最终证明梅特涅是“非德意志的”：他这样断定梅特涅的欧洲的，即按照如今的看法已是非民族的信念，“将梅氏从内心上与奥地利的非民族的国家身份连在了一起”（第一卷，第193页）。他接着写道：“在梅特涅的精神和心灵深处，没有一块是属于德意志民族帝国或德意志民族国家邦联崇高价值的地方。”（第二卷，第378页）虽然梅特涅在谈到德意志邦联时就是在表达“德意志”和“祖国”，可西尔比克仍旧如此断言。这样就从根本上批判了梅特涅所希望的联邦制，因为国务首相“是一位奥地利实际上需要的那种联邦制所设想的代表。他不想将这种联邦制建立在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各（小）邦国历史形成的国家法统政体的基础上，并且不允许超出所谓的法定管辖范围”（第二卷，第189页）。
失缺的德意志文化帝国主义意愿
梅特涅曾多次明确表示，应与奥皇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日耳曼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设想保持距离，并主张奥地利全帝国范围内的所有民族一律平等。这一主张也受到西尔比克的指责，因为他认为梅氏从内心深处就失缺德意志人的文化帝国主义理念，对西尔比克来讲，这一理念是非常需要的。“在充斥于这个国家空间里的众多民族中，应当给予德意志民族以首要地位，因为追根溯源，皇室本就属于德意志民族，而且因为在这个多民族的无比巨大的联合体中，德意志民族才是真正的文明因素。凭借其文化的优越性，只有德意志民族才在这个国家中负有实施统治的使命。”（第一卷，第431页）
西尔比克对梅特涅的基本理解，导致他从一开始就将梅氏基本的、防御性的对外政策，亦即着眼于维护和平的对外政策判定为错误。因此，当“德意志的灵魂”于1848～1849年革命期间，在东欧和南欧“被深深重创”之时，国务首相未能完成他所谓的使命。（第二卷，第372页）西尔比克描绘的革命时期的危险在于，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的领导地位会在这个多语言国家中作为少数被外来民族排挤、制服，从而没有能力完成用德意志文化去占领其所处的自然空间的任务”；他看到了“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特性面临着被斯拉夫化的危险”，并主张在欧洲的远东地区“扩大德意志物质的、精神的以及强权政治的影响”（第二卷，第373页）。西尔比克坚信，“泛斯拉夫主张从一开始就针对着德意志先进文化，是那个民族本能的、彻头彻尾的忘恩负义”（第二卷，第188页）。一切都很清楚：西尔比克给梅特涅有关国家、法理、联邦制以及民族性的设想套上了一个阐释模式，导致的结果不是对这些设想进行历史的解释，而是予以批判。在西尔比克看来，梅特涅的错误在于，他不想为了德意志人去征服欧洲东部。
嗜权成性与政治领袖神话
对于一个传记作者来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出自己人物形象的某种标准，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本着科学精神工作的历史学家，恰恰在这方面必须小心谨慎且有着自我反思的意识。与此相反，西尔比克的读者们将面对另外一些不容争辩的理想形象，在这些形象面前，就连梅特涅也要脱帽躬身致敬。对西尔比克来说，下述人物才具有榜样性：马扎林（Mazarin）、黎塞留（Richelieu）、施泰因（Stein）、拿破仑（Napoleon）以及最为重要的施瓦岑贝格的费里克斯侯爵（Felix Fürst zu Schwarzenberg）——从1848年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奥地利总理。西尔比克的价值标准包含以下一些判断：梅特涅“始终缺乏伟人气概：诸如政治激情、铁一般的能量以及创新能力”（第一卷，第316页）；他“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不是黎塞留，也不是马扎林”（第一卷，第319页）；相反，拿破仑才具有“一个征服世界的人物所要具备的威力”和“巨大的追求统治的欲望”（第一卷，第347页）。对1848年的事件，西尔比克认为，那个时代“缺少创造新的世界秩序的伟大人物”；梅特涅在他的“普罗米修斯之火政策中并不具有真正的创造力”。（第一卷，第229页）“他从来就没成为一个进行伟大的、决定性的和创造性行动的人。”（第一卷，第113页）
西尔比克认为施瓦岑贝格代表了与之相应的正面形象：一个“行动迅速果敢的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一个天性使然的威权主义者，却具备为了实现其伟大的国家理想可以与宪法、资产阶级以及老百姓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能力；一个精于权力关系、能当机立断、有胆量却又冷血的算术家，可以不顾合法性和历史传统与其他国家娴熟博弈的人……一个天生的政治统治者、一位斗士”。（第二卷，第391页）西尔比克把施瓦岑贝格赞美成一个“具有政治领袖天赋”的“令人敬仰的、意志坚强的人”。（第二卷，第450页）在这位传记作者看来，梅特涅最没有能力做到的是：“施瓦岑贝格将德意志问题推向了解决的方向。”（第二卷，第392页）
将西尔比克的唯强权是举的意识形态凸显出来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理念深植于一个坐标系中，这个坐标系把强调国际法和立宪主义的西欧法制思维宣布为过时之物。西尔比克所著传记的结论是：它让梅特涅以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国务活动家形象出现，即虽然想把奥地利引向更强大的统一，却在按照国际法和德意志邦联认可的标准去实现。（第二卷，第391页）非理性的行为被置于理性的政治行动之上。“一个领袖式的国务活动家的特质从不应该仅仅因局限于其政治理论而被消耗掉。……他所有的行动都应心无旁骛，以便紧紧围绕那自私的一刻、围绕权力的欲望以及事业的虚荣心来展开。”（第一卷，第414～415页）梅特涅的胸中缺少“热血沸腾的生活动力”，能使他像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即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那样“英雄般勇敢地去行动，不择手段地[56]推行既定政策”，而并非去运用“无足轻重的、小家子气般的国家管理技巧”。（第一卷，第415页）
按照西尔比克的标准，他对梅特涅1813年年中推行的、对世界大战是否开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斡旋政策的批评还算温和：“这一政策毫无英雄光彩，而是冷酷无情的，比哈登贝格（Hardenberg）[57]的阴谋更诡计多端；不辨仇恨与崇高的思想。”（第一卷，第149页）当西尔比克在作了除他那些没有商量余地的谴责，以及完全自相矛盾的评价之后，又偏偏把梅特涅的斡旋政策宣布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之时，他下面的这个温和评价能起到什么样的帮助作用呢？“这一政策虽然考虑出色，但充其量也仅是能将奥地利这艘破船重新开动起来，为狭隘的国家利益，亦即为旧国家共同体服务，却无法将一切都押在这张牌上。”因而过去的判断并没有变化：“他的政策还是干巴巴的清醒却平淡无奇，缺乏激情的想象力。”（第一卷，第164页）梅特涅虽然保留了布吕歇尔（Blücher）[58]那专横武断且充满风险的作风——这种作风曾导致一些战役的失败——但“从伦理道德上讲，对梅特涅所持的保留态度不能评价过高”（第一卷，第167页）。
为了能准确定位，在此有必要对西尔比克描画的梅特涅性格形象作连贯的完整引用。他总结道：“梅特涅不属于最伟大的人物行列，这些伟大人物由于他们的个人特质，由于他们个人富有特色的人生，而重新塑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并给那些时代深深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梅氏也不是一个深刻的、充满活力的思想家，他缺少铁一般无情地、可集中能量采取行动的天赋。梅特涅在本能上没有强烈的权力欲，就其总的天性来说，他不是一个行动迅速果敢之人，他害怕断然的、明显的对立，也害怕大规模的争斗……他那文雅、心慈手软、逆来顺受的天性就男人的冒险精神而言，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第一卷，第257页）不言而喻，西尔比克所作的这幅性格描画，恰好要归因于痛恨梅特涅的霍尔迈耶。
如若将西尔比克所有有关梅特涅性格描述的做法进行整理，则会看出，这里嗜权成性的意识形态与领袖神话的意味已越来越浓，一如他在精神史上主要是在尼采那里所发现的那样。关于这一类人，西氏介绍起来从不保持任何的距离感：“以强人或新超人[59]这些完全醉心于现时尘世、按照其个人规律、英雄般地单独生活着的统治者的道德，而全然不理会通常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这位新超人（neue Übermenchen）是从贵族中挑选出来的领袖，奴仆们必须顺从他，追求权力的欲望始终置于其价值观排行的最顶端，他超然于法理之上，他是还在实行丛林法则的人类之中的勇士、斗士和胜利者。”[60]西尔比克这段激情洋溢的文字，同样是受尼釆的学生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启发，而在这样慷慨激昂的描述面前，梅特涅这样的理性政治家毫无胜算。[61]在这里，标准战胜了历史现实，因为它忽视了梅特涅所能具有的政治运作的回旋余地。而且西尔比克还隐去了奥地利皇帝以及皇室其他部门，特别是宫廷财务署（Hofkammer）对“做事之人”作为的强烈限制。
个人回忆的误导
实际上，损毁西尔比克所塑造的梅特涅形象的不仅仅缘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过量的原始回忆资料来源可能也对他客观地看待问题造成了危害。因为西尔比克在导言中曾承认，“要让一个人对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浩如烟海的馆藏，以及位于普拉斯（Plaß）的梅特涅侯爵家族档案的不计其数的文件、书信进行系统仔细的研究……简直是不可思议”（第一卷，第12章）。他只是抽阅了部分文献，因而使梅特涅所表达的希望正好落空，即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不依靠其同代人的个人意见、谣传与情绪，而根据国家档案所保存的事实和事件的整个过程来进行研究。举例来说，如果能系统地仔细查看1809～1848年间维也纳馆藏档案中梅特涅向奥皇呈送的所有“报告”，具体来说比如截止到1835年弗朗茨一世皇帝（Kaiser Franz I）[62]去世时的报告，而不仅仅是抽阅其中三年的，那将会得到什么样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抛开同代人那些一时的主观印象，而设身处地地作出想象：坐在首相府梅特涅的办公桌前，然后计算一下，在他任期内有多少以及什么样的问题和任务，曾在这张桌面上被一一处理过。
西尔比克喜欢优先引用私人资料，当然这些来源也颇具价值，但这样做也非常冒险，因为它们没有向你透露除去主观印象以外，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少是可信并算数的东西。如果去参照愤世嫉俗的霍尔迈耶的看法，一个关于梅特涅性格和品格的判断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西尔比克常常屈从于权威人士的判断，或者更糟糕的是——去迎合他自己的那种分类标准。如果弗里德里希·根茨某天灵机一动，发现梅特涅有某些“懒散的倾向”，那么，能因为他有时“要满足个人嗜好”，就以此说明他忘记义务、不专心致志、不会合理分配时间吗？（第一卷，第255页）如此一来，西尔比克又一次操弄起关于一个耽于享乐的廷臣的那些坏毛病的陈词滥调：肤浅、虚荣、轻浮（第一卷，第143页），以及滑稽可笑的自负（第一卷，第270页）。这样的人怎么会留下如此多的文献，以至于西尔比克本人在维也纳和普拉斯的“简直不计其数的馆藏档案”面前也宣布投降了呢？
梅特涅的矛盾形象
即使不考虑上述的所有指责，想正确评价西尔比克的成就，对广大读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他的所谓公理之下，他所做的太多有针对性的性格刻画，也与他意识形态层面的上层建筑针锋相对。按他的说法，梅特涅一方面把“19世纪寻求民族和自由的趋势，绝对地仅仅看作破坏性的力量”（第二卷，第312页）；另一方面，他又促使“国家通过宽容的政策，使民族的多样性得到稳固”；因为他要求“促进各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发展”（第二卷，第184页）。
在贬低梅特涅精神气质的问题上，西尔比克通篇都不惜笔墨：“他从未认识到，在他那遵守原则的说教中充满着多少空想。”（第一卷，第322页）与此完全相反的是，西尔比克认为：“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但是，在纯粹经验主义之上，是对真实发生之事进行建设性总结的理论。”（第一卷，第306页）“从梅特涅出生的那个时代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位‘哲学家’；信仰一神论，崇尚理性，这种理性可以使人在一个非常远的边际内认识到永恒的真理。”（第一卷，第307页）
一方面，梅特涅以一个反动派和“维护宗法等级制专制主义”稳定的政治家（第二卷，第446页），以及一个纯粹的君主制封臣的面貌出现（第二卷，第303页）；另一方面，西尔比克又在其他地方证明，在1842～1844年间，梅特涅想改组整个国家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整顿方案（第二卷，第198页），而且在应对匈牙利事件时，“为取得积极的成功，显出了果敢的意志”（第二卷，第200页）。
这位传记作者的种种说法统统无法自圆其说、自行解释。它表明，书稿中不同阶段的著述方式已然互相嵌入，或者说，作者为形势所限，而被其面前由各种资料来源造成的、占压倒性优势的印象所蒙骗。至少他还没有将其海量的观察所得与大量信息，完全屈从于由自己所制定的标准——人们可以说，谢天谢地，因为如此一来，他的那些不容置喙的判断有时候也被相对地弱化了。在此，为了能确定他的哪些判断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读者们也必须用应有的怀疑态度来武装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早已被列入经典名录的传记，由于其自相矛盾的评价和取材，的的确确达到了与圣经相似的维度：人们可以从中读出一个“好的”梅特涅，也可以读出一个“坏的”梅特涅。
总而言之，这一要点已经到来，即现代的传记作者要完全符合新的同代精神，这是哪一个作者都无法绕过的。这样一种同代精神也为历史人物的生平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这种同代精神早已不是世界大战时的，而是1945年之后第四代作者的精神：是1989～1990年世界政治剧变的精神。这样一种同代精神可能同样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经验，而且直到今天，它的确就像对“德意志问题”那样，对欧洲产生着最大的结果。1945年以后出生的几代传记作者所关注的主题，已经不仅仅是《梅特涅与奥地利——一个评价》（Metternich and Austria. An Evaluation），[63]而且从广义上讲还应该是——用我的说法——《梅特涅与欧洲：修订本》（Metternich and Europe：revisited）。一个大有希望的信号是，不久前意大利人路伊吉·马斯切里·米格里奥里尼（Luigi Mascilli Migliorini，生于1952年）出版了意大利第一部关于梅特涅的传记，书中国务首相梅特涅是以“欧洲的建筑师”，而非以意大利之敌的形象出现。[64]
[1] 指1789年之前法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不再说明。）
[2] Vgl.Externbrink，«Generation Metternich»，69-77；Savoy，Napoleon und Europa，155.
[3] 指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前莱茵河、马斯河、埃斯考河下游一带的低地国家，约为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东北部。
[4] 反法同盟和法国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第一和第二次反法同盟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即所谓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后五次反法同盟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战争即拿破仑战争。
[5] 原书中涉及梅特涅职务的称呼，一直沿用的是“Staatskanzler”，译成中文应该是“国务首相”，是弗朗茨皇帝于1821年5月25日在写给梅特涅的亲笔信中任命的，正式职务的全称是“Haus-，Hof- und Staatskanzler”，直译成中文即“皇室、宫廷和国务首相”，以示对他在维也纳会议前后，为奥地利国际地位的重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予以表彰。然而，“国务首相”的名称虽然与他之前的职务有所不同，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多少，他负责的只是外交事务和部分对外安全事务，并不负责内政与财政事务等，所以，他尚非真正意义上的总理，只不过由于当时奥地利面临的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割地赔款、国体变更（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地利帝国）以及国际地位的重建，从而因外交优先，使主管对外交往的梅特涅在与皇帝的关系上，虽不能说是冠绝百僚，但深得皇帝信任，为其股肱之臣，拥有比较优越的地位。此外，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地利皇朝，始终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内阁，梅特涅领导的国务府（Staatskanzlei）并非内阁，因而也难以算作中央政府，其职能类似于中国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者美国的国务院，而身为“Staatskanzler”的梅特涅，则相当于美国国务卿的地位。再加上奥地利皇朝的各主管大臣均直接向皇帝负责，诸事不经过“Staatskanzler”，而各位皇帝，特别是弗朗茨皇帝又反对设立内阁，将大权独揽，尤其擅长利用矛盾辖制群臣、防其做大，对梅特涅（建立和扩大内阁）的机构改革建议，则束之高阁，十几年不闻不问。即使后来在斐迪南皇帝治下，成立了帝国国务会议，并一度由梅特涅担任主席主持会议，但为时短暂，且由于斐迪南是位智障皇帝，因此，帝国国务会议具有摄政性质，其中各大公爵和其他大臣的发言权远大于梅特涅，而且他们还联合起来针对梅氏，不久，梅特涅会议主席之职即被取代。综上所述，“Staatskanzler”实质上是美国国务卿权限意义上的“国务首相”，或者如我在翻译时曾欲直接译成的“国务卿”，以示此“国务首相”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总理”。这样就可解释读者难以理解的问题，即为何梅特涅被称为“首相”，却鲜见他全面主理内政、经济、财政、教育、军事等事。涉及梅特涅的有关文献，绝大多数也是围绕“梅特涅的外交实践”在做文章，仅在涉及国家的安全稳定时，才提到他于内政上的保守主义。由此可知，“首相”其实并非确切的翻译。然而，在百多年来的中文文献中，梅特涅一直被称作“首相”，已然约定俗成，故而在本书中，凡遇到“Staatskanzler”一词，亦约定俗成地一律译作“国务首相”，特此说明。
[6]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也体现在“德意志（Deutsh）”一词的含义与来历中。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前，只存在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其中包括奥地利、普鲁士等，又由于这种国土与国家的不相一致，此一时期的“德意志兰（Deutshland）”更多是一种历史、地理和文化层面的概念，而并不指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因此尚不具备民族国家所谓的国家政治范畴内的意涵。正如席勒所言：“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从何处结束。”
[7] 科塞勒克的“鞍形期”指欧洲从近代早期走向19世纪和20世纪、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
[8] 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等。
[9] 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希腊断代史专家。
[10] Droysen，Historik，8.
[11] Evans，Nipperdeys Neunzehntes Jahrhundert，137.
[12] Vgl.NP 1，138-141.
[13] NP 1，32.
[14] NP 1，142.
[15] Metternich，28.12.1850，an seine Tochter Leontine，in：NP 8，239.
[16] «Herr von Radowitz mein Biograph（1851）»，NP 8，553.
[17] Metternich，31.12.1849，an den späteren österreichischen Reichsratspräsidenten Kübeck，in：NP 8，488.
[18] Pertz，Stein（Bd.1 erschien 1849）.
[19] 所谓的“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方案最早出现在法兰克福制宪会议上。当时的“大德意志方案”主张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全部领土纳入统一的德国；而“小德意志方案”则主张将哈布斯堡帝国分裂成多个民族国家，只有讲德语的奥地利加入新的统一的德国。但是起初，两派都主张继续由哈布斯堡家族领导德意志，只是后来因哈布斯堡家族对制宪会议的敌对态度，大德意志派开始逐渐失去影响力，而小德意志派则修改了主张，将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在内的整个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全部排除在新德国之外，而由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领导德意志。法兰克福会议根据这一方案选举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但是威廉四世表示，他只能从合法君主和王公贵族手中，而非从人民手中接过皇冠。威廉四世皇帝的这种态度标志着法兰克福制宪会议的彻底失败。此后，“大德意志方案”与“小德意志方案”又不断发生了各自的变化。
[20] Treitschke，Deutsche Geschichte，vgl.insbesondere 1，590f.
[21] Bibl，Metternich，27.
[22] Vgl.Grunwald，La vie de Metternich；diesem ist auch das Werk des 1911 geborenen Bertier de Sauvigny，Metternich et son temps，zur Seite zu stellen.
[23] Cecil，Metternich，45.
[24] Vgl.im Folgenden Palmer，Der Staatsmann Europas；Seward，The First European；Zorgbibe，Le séducteur diplomate.
[25] Schroeder，Transformation.
[26] 又译《修复了的世界——梅特涅、卡苏里及和平问题，1812～1822》。
[27]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
[28] Vgl.Rumpler，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29] Schmidt-Weissenfels，Fürst Metternich.
[30] Beer，Fürst Clemens Metternich.
[31] Malleson，Life of Prince Metternich.
[32] Strobl von Ravelsberg，Metternich und seine Zeit.
[33] Sandeman，Metternich.
[34] Auernheimer，Statesman and Lover.
[35] Missoffe，Metternich.
[36] Vallotton，Metternich.
[37] Béthouart，Metternich et l’Europe.
[38] Hartau，Metternich in Selbstzeugnissen.
[39] Herre，Staatsmann des Friedens.
[40] Cartland，The passionate diplomat.
[41] 四七社，又称“47德国作家聚合体”，由里希特、安德施等于1947年发起成立，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德国及欧洲的最具实力的作家和评论家，其中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几人获毕希纳奖；四七社成为战后德国及欧洲的文学摇篮和思想重镇，1977年解散。
[42] Fink，Staatsmann，Spieler，Kavalier.
[43] 又译“主业社团”，拉丁语为“天主的事工”，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Sanctae Crucis et Operis Dei/Prelature of the Holy Cross and Opus Dei）”，系天主教自治团体，于1928年由巴拉格尔的圣若瑟玛利亚·施礼华（Saint Josemaria Escriva de Balaguer）在西班牙马德里创立。
[44] Berglar，Kutscher Europas.
[45] Schremmer，Kavalier & Kanzler.
[46] Vgl.Just，Wiener Kongress.
[47] Vgl.Botzenhart，Botschafterzeit，262.
[48] Srbik，Metternich，1，117.
[49] Vgl.Rauchensteiner，Das Leben eines Geradlinigen，101 u.99，Anm.1.
[50] Vgl.Nipperdey，Historismus und Historismuskritik，65.
[51] 西尔比克仅仅援引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847年7月10日对梅特涅进行的采访，英文稿中出现的“race”概念，与西尔比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没有任何关系。1852年梅特涅再次谈到“race”。《遗存的文件》第八卷，521页。
[52] Koselleck，Einleitung，ⅩⅦ.
[53] Srbik，Geist und Geschichte，2，329.
[54] Srbik，Geist und Geschichte，2，349.
[55] Srbik，Geist und Geschichte，2，353.
[56] 原文为“machiavellistisch”，意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狡诈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Nicol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主张国家至上主义，其政治理论是：为取得和巩固政权可以不择手段。代表作《君主论》。
[57] 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1810年作为普鲁士首相曾推行重要的改革，主要包括：企业改革与自由经商、解放犹太人并给予其平等权利、完成农民解放等。后代表普鲁士出席维也纳会议。
[58] 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瓦尔施塔特侯爵，绰号“冲锋元帅”，分别在1813和1815年于莱比锡和滑铁卢两次打败拿破仑。
[59] 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釆用语。
[60] Srbik，Geist und Geschichte，2，248.
[61] 关于斯宾格勒他写道：“这是何等的权力崇拜，这是对暴力何等的美化，对强势者权利何等的美化，对血腥的胜利者何等的美化！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这是何等的激情，为了成功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在这个预言中，这是何等的生物学上的自然主义！”西尔比克：《精神与历史》，2，322。
[62] 即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系神罗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与西班牙的玛丽娅·路易莎之子，奥地利帝国的首任皇帝。
[63] Vgl.Sked，Metternich and Austria.
[64] Mascilli Migliorini，L’artefice dell’Euro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