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干涉的双刃剑与“欧洲协调”——意识形态化

有保留的干涉

不仅仅是在梅特涅的头脑里，而且在许多1815年时的前政客们的思想中，一个问题总是萦绕其间、挥之不去，即“革命”是否由于新建立的维也纳秩序，已然到头。不久即将爆发的涉及全欧洲的动乱以及起义的尝试，说明革命还在继续。在与社会动乱和刺杀行动的对峙中，英国政府认识到，也要像哈布斯堡皇朝一样，进行坚决的干涉，即便是限制个人自由、集会和新闻的公民权利，也在所不惜。奥地利的那位大臣并非在随心所欲地将局势与卡尔斯巴德作对比。

自1814年四国同盟签订《肖蒙条约》以来，干涉原则就属于强迫约定的内容，但是，如果欧洲的和平受到威胁，该如何履行这一原则呢？在这 个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见在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之间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英国的角色，也就是卡斯尔雷的角色，是被正确地描述了吗？即大不列颠在亚琛会议之后对“反对革命的自动干涉机制”持有反对立场？人们是要捍卫“国家的独立，从而捍卫国际法的支柱”吗？[176]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评价卡斯尔雷。实际上，鉴于卡尔斯巴德和维也纳会议的召开——也将俄国包括在内——他已经肯定断言道：“普奥两国宫廷都同样担忧，任何一种对德事务的干涉，都会不起作用，无果而终——这种干涉可以视为对德意志邦联权利和独立的强奸。”[177]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哈夫纳（Hafner）为修正卡斯尔雷的形象，作出了决定性的辩护：[178]英国大臣的立场是反对干涉，这是对的，但这也只是半个真相，因为他这样做不是先验的，就是说，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于他而言，干涉首先意味着大国在一次大的行动中——结合成同盟——进行武装干预。这种做法对于卡斯尔雷来说，应该是极其例外的情况。相反，他认为个别的、单一的行动更为合适。只要那些国家——比如德意志各邦——自己能够用其保护国家的法律来解决它们内政上的问题，大国就不要插手。如果那些国家过于弱小，那么，他也认为干涉是合适的手段。他完全赞同梅特涅的意见，并非在欧洲所有的冲突中都要像过去的反拿破仑战争时那样，必须由大国抱团动用武力来进行帮助。在梅特涅看来，那样一来，就会允许沙皇在欧洲拥有过大的发言权。“梅特涅不想看到由哥萨克来恢复德意志的秩序。”（哈罗德·坦普利语）[179]按照卡斯尔雷的意见，只能根据每一个国家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进行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在有一种情况下——比如针对那不勒斯——只能交给奥地利来实施；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比如针对西班牙——干涉的角色就要由法国来扮演。当卡斯尔雷在仔细地区分能否运用干涉这把双刃剑之时，他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对邦联内政的意见。这个自称是梅特涅朋友的人，完全同意邦联的内部政策。

当然，这位英国外交大臣也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不得不去应付议会”，这就迫使我们要有所顾 忌，发言时，有时也要违心地将说法缓和。他认为，各国君主和大臣的会晤是大有裨益的，这是一种新的发明，会晤中，“欧洲政府（European Government）”把外交用来遮挡视野的蜘蛛网摧毁了。如此一来，这个制度也进入了正确的光照之中，使得大国的建议简单且富有成效，就好像它们是出自一个国家一样。[180]

由于坎宁和巴麦尊而意识形态化

而在卡斯尔雷的后继者坎宁和巴麦尊那里，何时进行干涉的问题则变得模糊不清。乔治·坎宁于1822年接任了卡斯尔雷的外交大臣职务，他宣布奉行不干涉政策，并将其作为宣传的武器，也因此与前任划清了界限，并偏离了服务于大陆和平的、更高的欧洲共同利益政策。坎宁将英国的政策，再一次并且更加强烈地瞄准了进行世界贸易的利益，从而将欧洲大陆视作在迈向强国的竞争中，赢得结盟伙伴的舞台。他解释说，内阁必须在国际上施以援手，让自由的和符合宪法的政府的原则发扬光大，从长远看，民主的精神必定摧毁王朝。[181]说这话的时候，他当然已将本国的王朝排除在外。他构造了两个相互争斗的阵营，他的传记作者哈罗德·坦普利则信以为真，将其当作了“东方三个专制君主”与“西方代议制国家”的战争。[182]实际上，1770年出生的坎宁属于梅特涅的同代人，但是，他的社会根基却并非根植于高等贵族，而是伦敦的商人阶层。他懂得，在英国的体制内受人欢迎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将许多的话直接说给平民院和新闻舆论听。[183]

裂痕已然出现，而在巴麦尊自1830年开始影响国际政治进程之后，分裂更为加剧。[184]梅特涅甚至称其为赞同希腊起义以及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革命宣传的传声筒。[185]梅特涅尖锐地谴责其在内政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矛盾。对内——恰恰是在对待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上——无论是托利党人还 是辉格党人，均毫无差别地保守行事，并且忘记了实行他们向大陆上的大国所建议的原则。“政府刚刚在与议会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为维持爱尔兰［！］的秩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政府与议会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它们不对的地方是，在那个时候（卡尔斯巴德会议时）对大陆上的政府为了保障公共利益作出的决议大为光火。合情合理的事，不能因为地理上的分界就要受到限制，而那句‘一切为我，毫不为你’的、有己无人的话，在原则上是错误的。”[186]梅特涅发现，在卡斯尔雷之后，英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巴麦尊的领导下，英国的政策对内是保守的，“供内部消费（for home consumption）”；对外则是革命的，“供出口（for exportation）”，这是一种对英国工业，而不是对英国政治更适合的制度，[187]从而摧毁了欧洲的国际法。他将之归罪于巴麦尊，并且还公开了之所以这样做的更为深层的动机：“英国的政策变得完全围着目的转。而巴麦尊勋爵是这种可疑政策的突出代表。”[188]

受伯克的“法国革命的社会分析”训练出来的梅特涅，始终在考察着如何将经济的和政治权力的利益，与悦耳动听的政治原则结合起来。他也见识过人们如何作为一个个人和国家公民，嘴上呼唤着“自由和平等”，同时又作为一个商人或者地主，去主张自己的利益好处，去图谋贵族和神职人员的财产。在他看来，坎宁的政策就是这样的，他是从1817年2月坎宁在平民院的演讲中，得出他在内政事务上保守的、反对革命的基本信仰这一结论的。[189]

因此，历史叙事应该彻底告别那种解读模式，好像有一些进步的大国与“神圣同盟”斗争过，再加上“神圣同盟”这个概念反正只是在一些批评者的头脑中，以及在沙皇亚历山大的头脑中，看来是有道理的。“立宪制的西方”与“反立宪专制的贵族”的对立，硬赋予了西方政治道义以优势，这与谈论“恐怖幻觉”一样，同样是陈腐过时的。而事实上，这只是利益政策的另一种解释。安塞姆·多林-曼托菲尔（Anselm Doering-Manteuffel）将坎宁的这种“立宪式”的自我表现评价为一种自由派的宣传，他的说法是没 错的：“自由这个理由将‘坎宁的沙文主义’包装了起来。”[190]而实际上，则是（英国）政策走向的彻底改变。卡斯尔雷与梅特涅还都认为，自己有义务为欧洲的“共同利益（general interest）”、为“欧洲公法（public law of Europe）”而努力。梅特涅一直在强调应该尊重国际法，而坎宁及其继任者，则将其替换为“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他们将“民族利己主义变成了英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评分”。[191]

法国是最好的例子。人们将其算在立宪和反干涉阵营中，却隐瞒了法国军队经维罗纳会议（1822）[192]授权对西班牙进行的入侵。七月王朝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就是利用自由的意识形态，挺进到了莱茵河边。他们还以此为托词，侵占北非、尼斯和萨伏依。沙皇俄国呼喊着“基督—东正教信仰自由”的口号，进行对“异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以这种方式扩张到了欧洲东南部，并一步步占领了巴尔干的重要地区，而且试图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说到结成集团，也忽略了“西方强国”英法与“东方强国”俄国的联盟，他们为了希腊而联合起来，入侵了奥斯曼帝国。英国将他们海外的殖民地和贸易政策的扩张，也宣传为是向着自由的胜利进军。三大强国还在地中海领域争夺势力范围，而哈布斯堡皇朝则从没有追求这样一种扩张趋势，哈布斯堡皇朝太柔弱，做不到，而且对它来讲也过于昂贵。但是尽管如此，皇朝的统治者仍然坚持要求亚平宁半岛隶属于他的势力范围。普鲁士正走在对内进行殖民扩张的路上，它试图在领土和“道义占领”方面（威廉一世），于德意志内部实现突破。它企图吞并（汉诺威、萨克森）或者在经济政策上（德意志关税同盟）实现突破。

尽管出现过很多时代断裂，但是自1789年以来，有一种现象却一直延续下来：由于自此以来外交与内政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一个大国势力范围之内的革命起义，会对整个欧洲产生影响。为了防止欧 洲大战，战争年代过来的“梅特涅一代”，建立了国家之间的国际谅解体系，规定了要定期召开进行战争管控的会议，它的产生，要归功于梅特涅—卡斯尔雷这辆双驾马车。然而，当一个大国在扩张的道路上走得过远，就像在1839～1840年由于其他四个大国联合反抗，法国在埃及遭到失败后，又在莱茵危机中进行挑衅，战争管控这个崇高的想法因而一再被搅乱。当出现了战争卡特尔时，就无法进行谈判和调解，就像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这是在1815年之后第一场可能波及欧洲的战争，当时英国和法国与沙皇俄国结盟对付土耳其，这场战争使这个体系遭到了破坏。

欧洲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在拿破仑体制完蛋之后变得如此脆弱，占有财产、受过教育、具有手艺的市民精英以及被遣散的军人，是如此易受煽动，使抗议和起义运动以及政变的尝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20、1830以及1848年——形成了波浪一样的连锁反应。乐观的反对派，如受过黑格尔历史哲学训练的历史学者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通向更多自由时代的伟大趋势。而更为悲观的同时代人如梅特涅，则将这一浪潮解释为“再次肇始”的不祥之兆，他们所指的是革命的再次爆发。法国革命变成了神话，这可以从法国革命的象征物、仪式和媒体，直到雅各宾党人的红色帽子及断头台，来想象它在继续进行。

对于梅特涅而言，当他说到“雅各宾党人”时，并非像对其他许多人一样，只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这个浪潮的第一波，是按照“传声筒模式”于1820年从一些没有得到军饷给养的士兵中爆发的，他们在西班牙殖民帝国崩溃之后，回到西班牙，并且在陆军元帅拉斐尔·德尔·列格雷戈（Rafael del Riego）的率领下起事。他们起义的征兆，是1812年在加的斯产生的著名的《科尔特斯宪法》，按现代历史叙事的手法，可以将其视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在西西里、那不勒斯和都灵，起义者将这个文件作为榜样，并 要求成立自己的宪政国家。而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新鲜而又让它们迷惑不解的是，市民精英，加上自由派的贵族，在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通信网络中，竟然能够迅速地就共同目标达成一致。

受到西班牙的鼓舞，1820年7月2日，位于诺拉（Nola）、阿韦利诺（Avellino）和萨勒诺（Salerno）的秘密组织烧炭党也开始起事，然后就波及了那不勒斯，之后是西西里岛。[193]此外，运动还于1820年8月和9月蔓延到了葡萄牙，最后于1821年3月到达了上意大利的皮埃蒙特。起义的中坚是烧炭党，他们在军队中立住了脚，因此，起义的开端是一场“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拿破仑帝国作为这一事件的助产士，也一直阴魂不散，因为1816年遍及欧洲的农业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贸易危机，原因是新政府偏离了到那时为止的生产机制，向外国的粮食竞争者开放了国内市场，从而严重地损害了本国地主的利益。在拿破仑时代获得了土地资产的人，抗议生产过剩、外国产品的涌入以及价格下跌。这些“农业资产者型的各省精英”［维尔纳·道姆（Werner Daum）语］，作为暴动的主力突显出来。也就是说，地主、官员、高级军官、文学家以及科学家，他们在拿破仑时期，在缪拉的统治下，拥有了财产，升了官，封了贵族头衔，获得了名望。

这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矛盾，因为南欧的“革命”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也是从本地区出发来反对新的中央集权管理，但实际上却产生了对外的影响，成了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其原因主要在于，将西班牙的宪法榜样当作了一项共同的使命，它代表的是一院制，限制的只是具有延期否决权的君主权，并且主张主权在民。欧洲在短期内分裂成为两种“宪法区域”，[194]原因是，因为《法兰西一八一四年宪章》是一种相反的模式，它建立在两院制以及君主原则基础之上。对于梅特涅而言，这期间真正的挑衅在于人们接受了1812年的《科尔特斯宪法》，以及有一个被禁的秘密社团参与其中。由于他是从南欧革命链条所产生的对外影响出发，而不是从其内部情 况出发看待问题，因此，于他而言，这是个危及欧洲和平，以及对五国共治体系构成挑战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