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为什么不要充分就业

威廉S.维克里^[1]

不必要的高失业率是造成许多社会弊病的重要因素，将失业率降低到1.5%左右的低水平，就可以大幅减少各种社会弊病。而这需要大幅增加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

最近，虽然合意的私人财产与GDP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但私人寻求利润的投资资本与GDP的比例趋势趋于稳定或有轻微的下降，如果GDP快速增长到充分就业水平，那么我们就需要不断扩大政府债务，来填补私人寻求利润的投资资本与GDP之间的缺口。

相应的赤字是实现下述目标的方法：收入支付的流动性得以增强，市场需求得到增加，充分就业得以实现，诱致性私人投资得以扩张。其结果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享有更多的资本遗产以及更加熟练的劳动力。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中，要想偿债并不难，而在一个萧条的经济中，偿还当前的债务会困难得多。

如果通货膨胀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应对以免造成失业，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可交易的总加价权利市场。（JEL E6）

在此，我不打算讨论纯理论方面的进展，我想强调的是成熟工业经济体当中某些特征的变化，这就需要对凯恩斯主义的相关模型进行新的思考。

在我看来，和平时期当中，最后一个失业率可接受的年份是1926年，根据当前对失业的定义，估计1926年全年的失业率为1.8%。除了战争时期之外，我们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失业率水平。在二战期间，失业率降低到1.2%，这可能是因为大量妇女也加入了就业队伍。从那以后，虽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失业率曾降低到2.9%或3.0%，但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隔期，失业率从未降到4.0%，有时失业率高达10%，而当前的失业率约为7%。

目前，在某些领域，人们将4%~6%的失业率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甚至把这一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这是人们所创造的最邪恶的表述之一）。如果5%的失业率意味着每人需要额外无偿地工作两个星期的话，那么这一失业率水平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如果5%的失业率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将达到10%、20%甚至40%，并加剧贫困、流离失所、卖淫、药物滥用以及犯罪活动等社会问题时，那么5%的失业率水平就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更不用说，这么高的失业率会让反对贸易自由化、国防支出合理化以及保守方法的倾向不断增加。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为什么我们无法将失业率降低到1.5%，从而一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责任感，同时对工作类型又不十分挑剔，总能够在48小时内找到一份足以谋生的工作？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在错综复杂的“资本市场”中并不存在内在的自动机制，能够使利率收敛到充分就业水平下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均衡点。而近来的发展表明，资本市场中甚至不存在能够调整利率的状态。

有人可能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工业革命的高峰时期，那时或许有望见到在充分就业水平下使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市场利率，其运作方式就像土豆的价格调整一样，均衡水平之上的土豆价格会随着未售土豆存货的增加而下降，而土豆价格会随着对土豆需求的上升而上升。但是，在所谓的资本市场中，不存在相应的未投资储蓄的存量。虽然计划储蓄未必等于计划投资，但从实际实现的角度来看（即“事后”），实际储蓄和实际投资总是相等的。

如果受到个人退休账户计划（IRA）或国家为经济增长而鼓励储蓄的其他激励方案的诱导，我打算这个月少去理一次发来增加储蓄，那么我的银行账户就会多出8美元，但是理发师的账户就会减少8美元。然而，银行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没有任何增加，利率也不会下降，也不会吸引任何投资者增加额外的资金投入来创造资本，总之，没有任何因素来抵消理发师的部分失业。事实上，如果理发师的进一步反应是减少他自己的支出，其结果就是总的支出和收入都减少了，最终总的储蓄也减少了。我可能成功地增加了储蓄，但却只能以减少其他人的收入和储蓄来实现。计划储蓄和计划投资相等，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也只能通过价格水平、总体经济活动或二者同时的漫长的变动过程来实现，而无法通过利率的即时变动来实现。

从原则上讲，在当时的年代里，货币当局充当解围者的角色是有可能的，即通过对利率的调整，使计划储蓄和计划投资在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下相等。不幸的是，不知是出于必要的无知还是其他原因，货币当局总体上的目标更多地体现为维持汇率或货币价值，而不是实现充分就业。其实，货币当局仅和某些圈子里的人保持直接的联系，而在这些圈子当中，几乎很少有人担心自己会失业。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维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失业后备军”，并将其作为一种增强劳动力纪律的方法，是很受欢迎的，同时这也被认为是抑制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代价。结果便是充分就业就算能够实现，也只能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才能实现，而既然是周期，就总会有经济萧条、“艰难时刻”和经济危机。

虽然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追求利润的私人投资可能十分庞大，从而足以吸收充分就业水平下稳步增长的收入当中的个人储蓄，但是，在过去的50年里，各种变化一直在发生，使得资本市场不可能实现这种平衡。投资并非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能够随着利率的降低而无限扩张，相反，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已经下降了，净投资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这一比率约为2.1年，而且可能还有轻微的下降趋势。

上述结果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本节约型创新的普遍盛行，比如光纤代替了铜，于是原本填充铜线的电缆就报废了；电子交换系统不仅比机电系统更便宜，而且需要的空间也更少，但是由此却给电话公司留下了大量难以处置的空闲设备空间；与之前同侧的两条线运转相比，中心化的交通控制能够让更多的车辆在单轨长侧线上行驶；与毛里塔尼亚号（the Mauretania）邮轮相比，波音747系列客机更高的运输速度，使其能在每年每单位投资上运载更多的乘客，行驶更远的距离，更不用说让波音747客机与玛丽女王号（the Queen Mary）相比了；此外，还有即时存货管理和计划之类的创新等。此外，就投资而言，一直存在着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比如当政府融资的高速公路替代了被遗弃的私人所有的铁路时，就意味着公共投资替代了私人投资。而在需求模式中，也存在着一般性的转移，即从重工业产品向轻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转移。由于技术创新导致的快速报废，降低了过去投资的净现值，同时产生了大量的折旧备抵，在投资开始回流新的净储蓄之前，这些折旧必须由总投资所吸收。

不仅是净投资的需求受到了限制，而且净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也在降低。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1台在3年之后贬值80%的电脑，那么利率因素对你的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在考虑对住宅进行多少投资时，按揭利息也只是房屋总价很小的一部分，投资决策还必须考虑摊销费用、税收、供暖费、维修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另外，为了供养自己的退休生活以及其他意图，个人持有资产的愿望在逐渐上升，目前这一资产大概相当于3.2年的GDP，而且有显著的增长趋势。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对退休设施更高的期望以及家庭关系的疏远，其结果就是养老更多地要依靠个人积累的储蓄，而不是依靠年轻家庭成员的赡养，与工业帝国建造者的积累倾向相比，储蓄对中产阶级越来越重要，从而使储蓄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一方面，利率的变动如何影响总积累，仍然是不确定的。由于较高的利率会降低未来确定年金的现行成本，其结果很有可能是降低而不是增加当前储蓄，除非人们对退休资金的需求弹性大于1。另一方面，最终的积累可能会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并且，利率的增加和有竞争力的利润率的上升，会使收入分配更有利于贷方和富人，而富人的储蓄倾向可能更高，其储蓄将直接用于工业帝国的建造和高风险的金融游戏。

因此，这就存在着相当于1.1年GDP的缺口，这一缺口应该由政府债务来填补，而不可能由利率的灵活变化而显著地缩小。如果政府债务少于1.1年的GDP，那么总资产就会处在合意的水平之下，个人就会通过减少支出的方式努力增加他们的储蓄，以实现增加其资产的目的，其结果就是产量、就业以及收入都会下降，直到资产需求下降到与资产供给相等时，产量、就业以及收入的下降才会停止。简单来说，年均GDP趋向于政府总债务的90%。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写道：“如果政府债务不太多，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将是国家的福祉。如果国家债务没有超过充分就业水平下GDP的1.1年，那么国家债务就不算过多。”

对于一项充分就业计划而言，在1998年之前将失业率降低到1.5%的想法，并非不合理。如果我们可以把年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并假设生产率和劳动力每年增加3%，假设某一时期15%的增长对应失业6%的下降，运用奥肯法则（产量的增长率与失业率减少的比例为2.5）可知，1998年充分就业的GDP应该是10万亿美元（以当前价格计算）。相应地，个人持有资产的期望是32万亿美元，其中仅仅有21万亿美元来自于私人净投资资本，其他的11万亿美元则来自于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当地政府的债务。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在1998年之前实现充分就业，那么我们在未来的5年里就必须增加联邦赤字，平均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然而，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的一种断言声称，政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削减赤字，而这些断言是建立在若干有关赤字如何可怕的谬误之上的。谬误之一，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的那样，赤字就是为了当前的享乐而肆意挥霍，其代价则是子孙后代将背负沉重的还债压力。如果我们当前处在稳定的充分就业状态，或者至少满足于处在固定失业率或“自然”失业率状态，这一说法可能还有一些道理。这里的争论就像那个著名的典故一样，几个人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看着面前的罐装食品，经济学家打开罐头的贡献居然是“只需假设我们有一个开罐器”。这样看待赤字，其暗含的假设是，就业水平和总体经济活动必然固定不变。

当前的事实与这一说法完全相反。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增加赤字会增加额外的可支配收入、额外的消费、额外的产量以及额外的就业，并最终吸引额外的投资来提高生产能力，使子孙后代能够继承更多的生产性资本，掌握更好的劳动技能，并且未来的犯罪人口也减少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麻烦之处在于重复收费，除非债务的增长得到削减，否则利息费用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将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事实上，与经济不景气时的5万亿美元债务相比，充分就业条件下的11万亿美元的债务要容易处理得多。具体来说，在1998年以后，如果我们希望继续实施充分就业政策，把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且实际GDP增长3%，那么名义GDP将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如果维持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维持在1.1年，并且债务利息为8%，那么债务利息的6%能够以债务本身的增长进行融资，而剩下2%的利息或者GDP的2.2%可以通过当前预算来筹资。这很可能超过了所包含的失业和福利的下降，因此总的说来，利息费不会带来额外的负担。即使在通货膨胀率为零以及真实利率高达7%的极端假设条件下，目前的预算流失仅仅是GDP的4.4%，这是一个可控的数量，当大多数利息包含在纳税人的收入中时尤其如此。

第三个谬误是据说鼓励个人更多地储蓄，同时减少“挤出”效应，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所谓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赤字吸收了储蓄从而减少了私人可用的投资资金。事实上，相反的论证是正确的：在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前提下，赤字所带来的收入和需求会增加投资，这些投资很容易通过扩张的信贷得到融资。粗略地说，在中长期，每增加10亿美元的债务就会吸引2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并且还会产生额外的收入，这些额外的收入会生成储蓄，而这些储蓄会使投资增加。事实上，投资资本的增加本质上是某人的财富和储蓄的增加。投资创造它自己的储蓄，而不是相反：储蓄（不消费）既不是必需的也不会对刺激投资。

第四个谬误是通货膨胀总是最重要的罪恶，因此必须降低通胀，即使以增加失业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大多数民众似乎都认为，只要价格停止上涨，他们的处境就会得到改善，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收入。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个时期，当通货膨胀没有被预期到的时候，对于少数依靠名义固定收入生活的人来说，上述说法基本上是适用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涉及工资支付的长期合同，都会以某种方式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给予补贴。因此，如果运用了不恰当的核算方式，完全预期和确定的通货膨胀可能带来较小的破坏，但总体说来，确定的正通货膨胀率可能在提高生产率和累进所得税时有较大的积极作用，或许可以让边际税率随着扭曲效应的降低而降低，同时也可以给予货币当局更多的操作空间来对抗暂时的经济下滑。

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偏离（上升或者下降）的确会带来麻烦。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对债务人不公平；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对债权人不公平。事实上，更为糟糕的是，在过快的流动中，超级通货膨胀率会导致资源浪费，而温和的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是对给定产品的再分配，然而失业则是减少了可供分配的产品。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类似于合法的盗用，而失业则被认为是纵火的行为。然而，一个不幸的政治事实是：除非失业率高达7%左右，否则与正确或者错误地认为受到通货膨胀威胁的人相比，受到失业威胁的人相对较少。

自1926年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能够在不高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下实现充分就业。从那以后，差异化产品的增加、高额的开发成本以及专利危险构成的进入壁垒等使价格竞争减弱了，其结果似乎是通货膨胀率有增加的趋势。价格不是由卖者和买者构成的市场所决定的，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卖者决定的，因为卖者对他们自己和竞争对手的产品特性最为了解。在营销过程中，卖者通过激励来提高价格，在这个过程中，卖者经常采取歧视策略将市场人为地隔离，这些策略的运用不仅使效率下降而且能够迷惑公众。

在乘客旅行时这种定价现象十分普遍，飞行常客计划就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商业贿赂。经常出行的人往往是这类计划的客户服务对象，卖者会给这些顾客一定的折扣。此外，预购机票或者住宿一晚的限制常常给顾客带来极大的不便，同时与他们愿意的旅行方式相比，他们的旅行边际成本十分高昂。前段时间，我计划从阿比让（Abidjan）返回纽约，而此时我被告知我接下来的安排是去的黎波里（Tripoli）。根据飞机票价，返回纽约然后去的黎波里的票价要比改签机票直接从阿比让到的黎波里的票价便宜一些。

由于工资总是试图赶上生活成本，于是就产生了工资——价格螺旋，只有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才能对其加以限制，这就会引起失业。因此，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担忧，可能是阻碍实现充分就业的因素。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经济体有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维度：价格水平、就业水平以及在当前需求和实现增长的投资之间进行分配的总产出，然而，我们只有两个控制方法。这两个控制方法分别是通过利率和资本市场操作的货币政策以及通过运转可支配收入的财政政策。我们试图运用两种方法控制三个变量，就类似于没有副翼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一样：如果没有急转弯的需要，飞机还能平稳飞行，但是试图在侧风中着陆，飞机就存在极高的事故风险。如果我们想要接近真正的充分就业，我们就需要第三种方法。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严重的“滞涨”以来，关于寻找这样的第三种方法，人们已提出了许多建议（Colander，1986），但是这些建议很少得到支持，也没有得到决策者的严肃对待。我自己偏爱的方案是以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建议为基础的，他认为应该建立涨价权利市场来控制通货膨胀，这样的话，任何想要涨价的人都必须向那些愿意降价的人购买涨价权利，其运行方式与可交易的污染权利方案类似。由于衡量单个的价格变动存在行政管理上的困难，这种方法也就未能付诸实践。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供方对商品价格变动的转嫁，这就使我们立刻想到增值意义上的解决方法，该方法类似于欧洲普遍实行的将销售税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做法。

简言之，我的建议就是发行增值权证，此处用术语“总加价”来刻画，意为这是一种需要控制而非鼓励的事物。加价权证的发行，可以以企业前一时期的运行状况为基础，并根据企业主要投入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的变动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在竞争性市场中，这些加价权证可以以现金自由买卖，如果某企业在一定时期结束时，其总加价超过了它所持有的加价权证，那么就对其课征一笔惩罚税，当然，征收惩罚税的目的不在于大幅提高税收收入，仅仅是为了提供一种强制措施来确保企业遵守加价规则。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的处境要好得多，因为这一机制允许企业总加价的幅度超过其最初得到的权证发行数量，只要向那些未能实现其加价额度的企业购买加价权证，企业就能够实现高于初始数量的加价；实际上，未能实现加价额度的企业也分享到了高加价企业的鸿运，并且降低了风险。就经济效率而言，这一方案仍然保留了足够的激励。

加价权利市场启动时，加价权的发行总量应涵盖各种要素创造的产品量，因此其发行应以提前设定的总价格水平为基础。在理想情况下，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等于特定时期预期的通货膨胀平均水平，在这个时期，未偿付的长期工资合同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使合法持有的期望的烦恼最小化。因此，如果通货膨胀在公司的控制下，通过适度增加赤字，失业率就可以降低到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水平之下。这样一来，货币当局就不能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借口实施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

正如你们能够想象的，这是一个很难传播的方案。但是，由于几乎消除了失业，从而获得社会和经济诸多方面的好处，即使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方案仍值得尝试。

[1] 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1992年任大西洋经济学会主席。本文原载于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22(1), March 1994, 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