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

公共支出规划

无论一个生产规划是否是为整个经济制定的，都需要对公共支出做出规划，即使只是为了实施对政府官员的控制。实际上，世界上的每个政府都会制定年度支出规划，并纳入预算。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也会制定时间超过1年的规划，有些是五六年，有些则长达10年。事实上，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一些政府被要求这么做。1945年英国政府拨出总额1.2亿英镑的资金，对英属殖民地政府进行援助，要求每个殖民政府提交为期10年的开发支出计划；类似地，纳入1950年科伦坡计划中的国家，也要提交为期6年的计划。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类似的规划乐见其成，愿意派出代表团，协助欠发达国家制定这类规划。美国政府在向欧洲提供马歇尔计划时则更进一步，每个接受援助的国家都要制订一个4年计划，涵盖经济中的每个部门，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而美国却是对“计划”一词疑心最重的国家。

多年期计划的优势非常明显。在起草规划初稿的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可能会首先搞清楚具体的目标。充分的前瞻性可以使之明确未来的某个目标和一系列发展阶段中可能欠缺的部分。接下来，当各种机构的规划被放在一起时，有机会确保一致性和以后需要关注的重点。政府的一个部门并不总是知道其他部门正在做什么，需要为所有的政府活动制定规划，这提供了相互协调的机会。同样地，一些部门的领导会比其他人更积极，成功地争取到更多的经费，超过了本应得到的部分。即使有一个综合性的规划，这类事情也会发生。但是，如果要求所有部门同时提交它们的规划，而且最后做选择的政府机构清楚各部门协调一致和优先排序的重要性，并有足够的权威，以确保适当的平衡，那这类事发生的可能性就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计划当局的效率和权威。由于提出的规划一定会远远超过可以利用的资源，因此，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并予以实施，计划部门需要得到政府首脑的完全支持，并引起他们的关注。这样，一旦规划被制定出来，对那些执行规划的人就有很大价值。政府的财政官员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并及时制订计划；工程人员也可以准备好他们的工作蓝图；采购部门可以及时定购原材料，等等。最后，存在计划就可以以此来检查进展。每个人都知道每个机构应该干什么，还可以根据规划的内容衡量他们的工作绩效。

制订多年期计划的危险也是同样明显的。由于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哪怕只有5年的时间，严格局限于规划的规定，也是不利的。这样的规划很快就会过时。价格可能会猛涨，或者可利用的资金可能会比预期的更多或更少，通常是更少！少数项目可以提前完成，大部分由于无法预知的原材料、熟练工人、科学家或资金的短缺而延期。因此，任何这样的计划都必须经常修改。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波多黎各政府每年都修改其6年规划，每年都要为之后6年做出规划。没有办法可以保证规划将变化的环境考虑在内。另一方面，计划仍是有必要的，因为尽管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如果没有根据目前可以利用的所有信息，对未来有所规划，我们也无法合理的行动。

一些规划仅限于列出政府部门、公共团体、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计划的资本支出。另外一些规划则列出所有的支出项目，如同预算一样，无论资本项目还是日常项目。最好规划所有的支出而不是只规划资本支出。首先，资本支出经常会带来后续的日常支出；修建学校之后需要支付教师的工资，购买拖拉机后还要雇用司机。如果只列出资本支出，而没有考虑日常支出，就很难看出一个项目究竟会耗费多少钱，融资计划也会被误导。其次，如果只要求计划人员提交关于资本支出的规划，他自己也有可能会被蒙蔽。发展不仅仅依靠资本支出，还需要大量的经常性支出，比如用于各种教育项目，农业推广就是如此。如果只强调资本支出，这些项目就会被忽视。

规划公共支出项目时，很有必要设定恰当的优先次序，但是设定规则以决定何为恰当的优先次序，则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指出规划中的薄弱部分。

第一，公共部门的规划应该与私人部门当前的状况联系起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公共设施的总体规划，比如铁路、码头、供水和电力等，需要根据私人投资者的意愿来制定，这样，这些设施就会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准备就绪。类似地，培训熟练工人的项目，也取决于需要哪种技能。因此，公共支出规划和生产规划需要同时制定。政府当局需要了解私人企业的计划，私人企业也应参与公共规划的制定。

第二，一些规划过于偏向主要城市，而对农村重视不够。许多规划过于强调美化城市，或者为城市提供更好的房屋、学校、供水或者医疗服务，却忽视了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城镇为农村所做的规划常常很壮观，可以向参观者炫耀。太多的钱用于修建少数优雅的高速公路，用于修建联系农村和市场之间的道路却投入得太少，而后者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更大。或者，大量资源用于控制某条河流，而如果相同的钱用于大量的井、池塘和溪流，收益要多得多。宏伟的工程有时也是正确的策略；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大项目可能比众多小项目对发展的贡献更大。应对的措施不是回避大项目，而是注意规划过程不可过于集中。要鼓励农村地区制订自己的计划，并且在规划过程中应有充分的代表权，以确保他们的意愿不被忽视。为了确保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运用“社会开发”方法（见第3章的“非物质回报”和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由于这都依赖自愿劳动，只有人们真正想要的方案，才有可能得到落实。社会开发是发展的重中之重，所有的规划都应该为之拨出专门的资金，总额大约相当于国民产出的1%或2%。

社会发展也可以避免资本支出中的浪费，而这正是一些规划的第三个缺点。资本在欠发达国家非常稀缺，所以要最为节约地使用。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完成工作的最便宜的建筑。如果能用30年的建筑成本更低，那么，就没有必要修建能够用50年的学校、医院或热电站，不管怎样，这类建筑30年后都会推倒重建，因为标准改变了，收入也增加了。同样地，二手机器常常比新机器更合适，购买发达国家认为过时的设备，若成本低廉的话，也很划算。一个好的政府喜欢把所有事都做好，把永久、杰出的建筑留给后人，但这是大多数贫困国家无法负担的。过于浪费地使用水泥和钢材，是发展规划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

确实，对于这样的规划而言，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它们考虑的发展，主要是对实体的投资，而不是对个人的投资。公共卫生规划和教育规划的匮乏，使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对公共卫生而言，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见第2章的“工作态度”和第4章的“工业能力”），改善饮食和消除致衰性疾病的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率。至于教育，我们建议，除了小学、中学、技术和大学教育的日常支出外，农业国家的政府也要将多达1%的国民产出，专门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见第4章的“农业推广”）。

最后，要记住政府需为除公共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提供资本。我们已经看到（见第5章的“制度框架”），为何低水平的国内储蓄使政府成为小型农业、产业发展、公共设施和住房的主要资金来源，不管这些资本是来自于政府自身的储蓄、来自于海外，还是通过通货膨胀导致的强迫储蓄。为公共支出制定规划，危险之一就是过度关注公共服务机构的要求，太多的社会资源都用于满足这些要求，经济中其他部门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这也是为什么公共支出规划应与对经济的整体调查相结合。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公共部门是由经济中的“生产性”部门负担的，确保社会福利服务所需的资源不要超过整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这非常重要。

财政问题

政府对资金的需求一直在增加，因为公共部门比经济整体增长得更快。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说明这一问题，比如政府雇员的数量、政府运用的资源或者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首先说政府雇员数量，除了国防，文职人员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很少低于2%，这一数字在美国和英国分别达到10%和11%（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还必须考虑军队的数量，范围从丹麦的几乎为零，到英国创纪录的和平时期的4%（1954年），再到更高的希腊、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如果再加上公共服务和国有企业，英国政府雇员数量就会达到25%，即11%的文职人员，加上4%的军人，再加上10%的国有企业雇员。接下来，我们考察除国有企业外的政府使用的资源。政府使用资源的比例超过了雇员的比例，因为政府还要从私人部门购买供应品，范围从墨水直到飞机。美国和英国的政府所用资源占国民产出比例在1938年差不多，大约是14%；现在随着国防支出的增长，这一比例为22%~24%。但即使这些还不是全部，最重要的支出是转移支付，如养老金、国债利息和失业补贴等，这与政府购买自己使用的物品或服务无关。结果，英国的税收通常占国民收入的大约35%，相比之下，印度大约为8%，尼日利亚大约为5%。

政府所用资源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所差异，这当然会与政府质量的相当大的差别有关。欠发达国家的访客常常抱怨公共服务的低效，如糟糕的路况、不干净的水源、恶劣的卫生环境、蚊虫、缺乏效率的行政机构等。问题的答案在于，仅靠国民收入的5%，是无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的。除了国防和转移支付，西欧和北美国家将国民收入的12%用于公共服务，而为了达到相同的水平，欠发达国家还需付出更高的代价，因为它们人均收入更低。

欠发达国家不需承受大型工业国家那样的军事负担。另一方面，如果它们决定要促进私人部门的资本形成，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例如，如果它们想要使经济总体的净资本形成达到每年国民收入的12%，而储蓄率只有5%，此间7%的差距需由他处来弥补。12%并非非同寻常的目标，欧洲经济体在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即实现了类似的比例，这一比例也低于苏联和日本。假定资本-收入比率为4∶1，如果每年的投资率为12%，那么，实际收入每年会增长3%；如果人口每年增长1.5%，并在50年内翻倍，那么，人均实际收入每年会增长1.5%。按照这种速度，欠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将和西欧国家相同，这并不会缩小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差距。如果要缩小差距，需要的投资甚至更多。

欠发达国家政府筹集的收入没有发达国家多，原因不在于它们不需要更多的收入，而是因为税收难以募集。对此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考虑实际资源的状况。如果经济体中需要70%的人口从事农业以提供食物，那么，政府只能从剩余30%的劳力中抽调人员，从事有关的建设。如果一个经济体只需12%的人口从事农业，那么政府可以抽调的劳力当然就多得多。欠发达经济体无法负担与发达经济体相同比例的税收。即便如此，如果愿意的话，这些国家大多可以承受更高的税收。在这些国家筹集更多的税收是困难的，但是也不像有时人们认为的那么难。如果在本章加入一些有关公共财政的肤浅论述，难免不合时宜；本节仅限于对贫困国家的一些特殊问题，提出几点评论。

首先是技术问题。税收准则之一，就是应该避免征收征税成本太高的税收，因为这些税收需要从大量的人手中征集，而每个人又只支付很少一点。这一点对于直接税和间接税同样适用。国家把所得税的征税对象限定在收入较高的群体，这正是原因之一。比如，在大部分国家，对年收入少于150英镑的人征收所得税，是不值得的。但是，在贫困国家，年收入多于150英镑的人，比例非常少。因此，所得税在贫困国家所占的比例要小于富裕国家。事实上，贫困国家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间接税，不是因为它们希望有差别地来分配税收负担，而且间接税也不一定能够产生这种效果，而是因为其可行的免税限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很小。逃税问题也与此相关，因为如果需要征税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小规模经营的商人，而这些商人没有恰当的账目，实施所得税的成本就会很高。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通过严格执行税法，可以提高税收，但是即使是最严厉地执行，也无法使所得税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除非有几家大型的采矿公司或其他公司，以榨取税收。

一些国家在征收间接税时也存在技术上的重大困难。如果大部分的国民收入经过少部分人之手，这样的税收是最容易征收的。进口和出口通常是由少数的批发商经营的，可以以低廉的成本，从他们手中征收进出口关税。在工业化国家，大部分产出是由少数规模极大的公司生产的，货物税和消费税也因此容易征收。不是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都如此幸运。在锡兰，出口约占国民收入的40%~50%，因此在那样的岛国，可以征集占国民收入很大比例的进出口税，而行政成本却很低。但是其邻国印度的出口占国民收入比例不到10%，所以外贸创造的税收相应就很低。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对国内贸易征税，但是这样成本很高，因为产出不是集中在少数企业，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生产的，并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商人进行销售。因此，要阻止大量的避税行为是不可能的，并且征收成本也必然很高。

在一些欠发达经济体中，更大的困难在于大部分的产出根本就不进行交易。农民自己生产所需的食物和一些手工制品，只在市场上卖掉少量的剩余产品。如果只征收农民的货币收入，比如通过征收进口税或货物税，他们大部分会逃税。如果农民种植用于出口的商业作物，如可可、橡胶或棉花等，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很容易对此征收出口税。有必要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征收直接税。非洲部落为此实行人头税，而印度王公主要依靠土地税。一些土地税形成了大部分的政府收入，比如日本和苏联。事实上，在人口过剩的国家，地租和税收占农民产出的50%或更多，这并非罕见。另一方面，土地税是直接税，而它引起的敌意要比间接税多得多，因为间接税通常不明显，或鲜为人知。苏联政府曾经试图对农民征税，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0%~50%，用于资本形成、国防和其他支出，但是遭到了激烈的反抗。因此，一旦进出口税便于征集，土地税就会让位于它们。

这让我们想到欠发达国家税收负担的分配。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更公平还是更不公平，这首先取决于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其次取决于经济中资本主义部门所占的比例。在人口过剩的国家，地租很高，也许占到农业产出的40%~50%，收入分配比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更加不平均。在资本主义部门，利润与工资的比例也倾向于比工业化国家更高。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如此，比如中非的采铜业，利润占净产出的一半甚至更多。因此，欠发达经济体无法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在有些国家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加不平均，然而在其他国家，比如黄金海岸或尼日利亚，则比美国平均很多。

应从收入中征缴多少税收，这既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也取决于税收对激励和储蓄的影响。后者对欠发达经济体，比对发达经济体更重要。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这也很重要，但是这些经济体已具备某种发展动力，即使在激励和储蓄减少时，也能引领经济前行。在欠发达经济体中，最容易征税的阶级是地主阶级，这不仅因为对其征税不会影响激励和储蓄，而且从政治角度而言，现在地主几乎在任何地方（但不是所有地方）都不受欢迎。农民通常需要承担高额的税负，但是最近在一些国家他们取得了投票权（比如印度），他们在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承担高税负，而这使政府状况更为窘迫。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也很难对以工资为生的中产阶级征税，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新的民族主义政府中能行使政治权力，部分是因为有必要对这一阶级的扩张提供激励。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极大地增加社会中半熟练的、熟练的和专业的人才，对这类人征收高额税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利润也很难处理。从政治上来讲，利润很容易被征税，尤其当资本为外国人所有时，但是对利润征税可能会损害激励和储蓄。关于储蓄这一点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明智的政府会以公共储蓄来代替私人储蓄，但是在企业家匮乏的国家，激励是很重要的。一些渴望鼓励发展的国家，在实践中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对创建新产业的资本家暂时免征所得税。

对于一个主要支持来自于穷人，但同时又渴望促进发展的政府而言，如何对待富人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从事耕作的地主问题并不大。他们可以被赎买，然后可能像日本那样，发现自己很有钱又没有负担，于是转变为资本家，并提供亟须的企业家才能（见第5章的“国内资金”）。甚至没收地主财产，对经济增长也不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除非他们一直在运用现代方法自己来耕作大型庄园。这与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有很大区别，他们是储蓄和企业家才能的主要来源。在初级阶段，经济增长导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见第5章的“国内资金”），这在以前意味着大量的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很容易理解，为何民主政府对这一过程充满疑虑，极不情愿让资本家在经济发展中获取巨额的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利润很少，或税收很重，私人储蓄就会很少，对私人企业的激励就很匮乏。要摆脱这一困境，自由主义的方法是鼓励私人资本家在活着的时候尽可能地创造利润，在他们死的时候大量征税。如果冷酷地执行这一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过，这就意味着每一代人在开始时，都可以获得大致平等的机会。创造财富的激励会有所降低，但是机会的增加足以冲销这一不利影响（见第3章的“自由地进入市场”）。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是，废除私人资本家，由国家来创建企业，获取利润，进行储蓄。这一解决方法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进取心有多大，以及国家有多大的意愿从事生产性投资。毫无疑问，这种解决方法可以奏效，尤其是那些只需要进行模仿而不需要进行开拓的国家（见第3章的“个人主义与集体行动”）。如果国家对私人企业征税，以致缺乏激励和私人储蓄，又没有以自身的创新精神和储蓄予以弥补，那么这种方法无法奏效。

这一分析又引出了税收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大多数政府发现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对反对他们的人征税，对为之提供重要支持的人予以税收豁免，与对平等、激励和储蓄的考虑一样，这一点对于税负的分配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这样的经济体中，除非政府对所有的阶层征收比目前更重的税负，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国家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说服民众情况就是如此，使之同意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方面，权威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优势。他们可以将政府收入提高到国民收入的20%~30%，然后将一半的收入用于资本形成，而不用担心选票，假使存在选举制度的话。民主政府的困难会更多。总会有伟大的民主领袖，有能力带领他的人民，为了创建国家而度过一段相对贫穷的时期，并且保持民众的信心和热情。但是这样的领导者是稀少的。在许多其他国家，民主是加速经济增长的障碍。或许这无可厚非，我们将不会在本章考察经济增长是否符合意愿，或是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见附录）。

尽管在国民收入既定时增加政府收入的份额是很困难的，但是确保国民收入的增加额中有更多的份额归属政府，在政治上要容易些。这是提高政府占国民收入份额的主要希望。在欠发达经济体中，边际税率总是应该显著地高于平均税率。这一准则实际上对于更为发达的国家也适用。这是发达国家抵御国民收入波动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这一方法产生的影响是，在萧条时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在繁荣时急剧提高。这也是抗击通货膨胀的方法，比如，英国和美国在“二战”中，物价水平上涨50%或者更少，但许多其他国家战争的负担小得多，而物价水平却涨了200%~300%，甚至更多，这就是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自战争以来，尽管货币需求对资源的压力很大，但物价并没有上涨得更快。在这些国家，40%~50%的边际收入都被征税。如果这会导致政府收入提高得过快，可以降低平均税负，而不减少边际税率。

相反，在欠发达国家，通常的状况是边际税率低于平均税率，政府收入比国民收入增长得要慢。这是由于在其他物价上涨时，不愿意提高政府控制的物价。铁路运价、邮费、电话费和一些其他政府控制的价格增长缓慢；如果以货币衡量的土地税是固定的，那么，土地税也是滞后的；进出口关税从量征收，而不是从价征收，也是固定的，如此等等。通货膨胀应该会使政府更富有，因为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边际份额较高，然而，在很多欠发达经济体中，价格的上涨却导致了政府的预算赤字。现在，价格的长期趋势似乎是上涨的，税收一般应按从价征收，而不是从量征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调整机制，应该更快地反映成本的变化。

确保高边际税率的方法，是实行高边际税率的所得税，对需求增长迅速的消费品征收较高税额，实行高边际税率的出口关税。

对于所得税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在边际税率给定的情况下，平均税负取决于豁免和限额。因此，虽然平均税率只有5%或者更少，但边际税率可以达到40%或更多。高额的边际税率产生的问题，是对激励的影响。这一点经常被夸大，但也是事实。间接税不会对激励产生相同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其了解较少。因此，人们认为应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有观点认为，间接税不像直接税那样，必须是累进的，这是错误的。穷人、富人、中产阶级对不同的商品，消费的比例不同。如果对穷人消费的商品征收较少的间接税，而对富人消费的商品征收较多的间接税，那么这和所得税一样是累进的，只要人们把他们的收入花掉。区别在于，间接税只能施之于消费掉的那部分收入，而所得税还会施之于储蓄，但是这一区别也可以被夸大，因为这两种税收都可以进行调整，进而对总储蓄产生相同的影响，尽管这时对个人的影响可能因为其支出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征收间接税时，原则是对奢侈品或者需求增长很快的商品，不管其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奢侈品，都按高税率征收。在一些国家里，后者的范围很广，因为西方化的扩张，使得对电器、收音机、自行车、机动车、啤酒、香烟、留声机和家具等物品的需求，增长迅速。按批发价征收100%的进口税或者消费税，可能只相当于零售价的30%~40%。一些政府不愿意征收100%的关税，但是如果要让边际税率提升到40%~50%，很多类似水平的关税是有必要的。大多数国家都征收关税，但是对一些进口占国民收入比例较低的国家，或者通货膨胀使本国物价上升但没有让进口品价格上升的国家，关税还不够。无论哪种情况，如果政府想要在增加的货币收入中获得较大份额，都需要征收一系列的消费税和销售税。

我们已经讨论过出口税和强制储蓄的关系（见第5章的“国内资金”），以及和经济稳定的关系。主要原则是，税收应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迅速增加，并根据事先确定的规则浮动。如果政府的定价机构阻止国内商品价格像出口价格增长得那样快，就会取得相同的效果。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尤其是缅甸和黄金海岸，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大量储蓄。启动类似计划的最好时机，就是在美国发生衰退的时候。这时物价低，有效的税收也低。在衰退期引入浮动税率，比在物价高涨时更容易些，这也避免了一开始就实行高税率。

需要注意的是，对高边际税率的讨论，目的在于应对货币收入的增长，而不仅是实际收入的增长。最需要就此付出努力的国家，实际人均收入根本没有增长（比如印度），因此，如果政府仅限于在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中获得更大份额的话，这一措施可能永远都无法发挥作用。如果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那再好不过，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维持实际收入不变，政府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份额。无论实际收入发生了什么，货币收入都有可能增长。在工业化国家，价格的趋势是上涨的，部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部分是由于工会运动使得货币工资增长得比生产率更快。在工业化国家，这种货币需求的增加通常会使农产品价格上升，这也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用于出口的农业剩余不能与工业需求同步增长，这一事实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继续产生相同的影响。假定价格存在既定的上涨趋势，一国政府如果有恰当的财政结构，就可以不断地增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而不管实际收入是否增长。

如果政府通过税收获得国民收入的更多份额，政治难度太大，通过通货膨胀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在政治上可能还容易些。在欠发达国家，通胀与税收的效果很相似（见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政府将消费品从社会其他部门转移出来，转给资本形成部门的从业人员。在有人失业的工业化经济中，为给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创造信贷比征税效果更好，因为这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品，但是在欠发达经济体中，即使有剩余劳动，这也根本行不通。通货膨胀与征税也有所不同，因为通货膨胀倾向于提高利润，进而激励私人企业家增加投资。只要在特定范围内，一定的通货膨胀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如果价格的增长速度低于利息，投机是无利可图的。因此，如果价格平均每年上涨3%~4%，通货膨胀给资本形成带来的就只有好处，而不会引发投机泡沫和资金外逃的危险，尤其是价格上涨每3~4年都会被价格的轻微下降打断。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实施的通货膨胀，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自己消失。这种通货膨胀会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价格快速上涨，资本被创建出来。在第二阶段，通货膨胀会自动逐渐消失，因为价格上涨使得收入重新分配，让储蓄迅速赶上投资。随后在第三阶段，价格下降，增加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市场。只有第一阶段是危险而痛苦的。

通货膨胀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目的。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将收入用于支付公务员的高薪，或者发动战争，就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会促进资本形成，除非该经济体中有相当多的产业资本家，将因通货膨胀而获得的利润投资于固定资本，但这更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不是在欠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无论一个国家是否是欠发达国家，如果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将资金用于创建有用的资产（比如灌溉系统），直接的效果是增加了有用资产，这与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有很大区别。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有些天真的调查者声称通货膨胀不会促进资本形成，根据是一些发生通货膨胀的地区（最明显的就是拉美），资本形成没有增加。通过这种方式归纳通货膨胀的效果是不合理的。目的有害的通货膨胀会产生有害的影响，然而，在苏联或日本，或者在每个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为了加速资本形成筹资而导致的通货膨胀，都会促进资本形成。

一些国家无论由于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都可以比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信贷。在经济方面，相关的问题如下，谁会从通货膨胀中获利，他们如何使用利润，用于消费、商品投机、投资于新的固定资本，还是贮藏起来，或是购买政府债券？消费品的产出会迅速扩大吗，还是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会比较长？是否存在某种经济体，必需品的价格容易控制，且不会导致黑市？是否存在活跃的工会活动，使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外汇状况是否有保障？是否存在一种高边际税率，可对由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收入中的一半予以征收？各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有着广泛的差异，从而使得同样的信贷创造在某一国家可以使物价上涨10%，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使物价加倍。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反应差别也很大。在某些国家，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实际收入的实质性提高，对于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会导致某种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也因此成为政治生存的条件。在另一些国家，为了实现一些不当的目标，公众近年来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们希望政府能严格控制货币。由于通货膨胀主要是税收的一种替代，是否求助于这种方法，基本上取决于政治因素，不得不由政治方面的取舍来决定。

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政治理由，就是一旦承认有求助于通货膨胀的可能，就无法相信政府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预算必须平衡的原则，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使财政部长可以约束内阁的同事。虽然他们会提出充分的理由，要求扩大这项服务或那项服务，但是只要政府预算必须平衡，财政部长就可固守自己的原则。一旦放弃这一原则，还有什么能控制政府支出？绕过这一困难的方法之一，就是做出两个预算，其中一个必须由政府税收提供资金，另一个仅包括可以迅速增加产出的服务，尤其是在土地改造、农村水利、培训设施和农业推广等方面的支出，这些可以通过信贷创造来提供资金。然而，这并不能同时绕过所有问题，因为接下来有人可能会争论，哪些可以转为第二种预算。没有一种行政方法可以缓解政府必须同时具备勇气与自制力的两难处境。

除了税收和信贷创造，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政府机构的小额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邮政储蓄银行。在努力推行这些运动的欠发达国家，各种小额储蓄，包括合作化运动和互助会的储蓄，从零到国民收入的2%不等。鼓励这些储蓄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对于储蓄者，这意味着在时运不济时，能保持独立、自尊和安全，这甚至比这些储蓄对融资问题所做的贡献更重要。在这一方面，日本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成功，据估计小额储蓄约占国民收入的8%。这确实是可以模仿的典范（见第5章的“国内资金”）。

最后，有可能从外部筹集资金，不论援助还是贷款。一些国家在这一方面比其他国家形势更有利。然而，将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景并不乐观。非洲和亚洲的国民收入（不包括中国、日本和苏联），每年加起来有750亿美元。1%就是7.5亿美元，这远远超过外国对两个大洲的投资和援助。如果要将这两个大陆的资本形成提高至国民净收入的12%，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外国投资和援助。因此，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可以从国外获得多少资金，如果他们想要实现实质性的进步，都不得不自力更生。

毋庸置疑，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可以极大地提高自身的资本形成，只要他们愿意。此前，苏联和日本也面临这样的挑战，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实际产出比其他国家都要快，苏联自1929年，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大约每年增长3%，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排在它们之后。产出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消费的增加，苏联1939年的人均消费并不比1929年高，这是由于用于国防和资本形成的产出大量增加。这样的高增长与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包括净资本形成的速度达到每年15%，甚至更高。通货膨胀和税收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联集中精力推行工业化，与农民展开斗争，而不是教导他们如何提高亩产。在10年之内，苏联大规模工业产出增长了两倍，而农业产出的增速仅略高于人口。这种不均衡导致了急剧的通货膨胀，10年内物价大约上涨了700%。日本人则更加明智，他们的总产出增长速度和苏联差不多，但是他们对工业和农业同样重视。在“一战”之前的30年间，他们使人均农业产出翻了一倍。然而即便如此，伴随着大量的税收，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物价水平也翻了一倍。似乎这样高速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无法不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如果没有通货膨胀的话，就无法达到必要的税收和储蓄水平，以实现15%或更快的净资本形成。但是，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条件下，通过征税和自愿储蓄实现10%~12%的资本形成，并非不可能，只要政府和人民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在那些存在剩余劳动的经济体，有可能创建某些形式的有用资本而不减少消费。

存在疑问的不是加速资本形成在经济方面是否可行，而是在民主制度下，在政治上是否可行。主要的问题是，对农民征收足够的税收，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见第5章的“国内资金”），在欠发达国家，如果不能为了资本形成而对农民大量征税，就不可能加速资本形成。权威体制可以这样做，而且这也正是它们所做的，但是它们不必担心选票的问题。民主政体也可以这样做，在黄金海岸和缅甸现在就这样做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拥有民众广泛信任和支持的政治家作为领导。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新民族主义政权已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中赢得了权力。它们是否有勇气和意志，领导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