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品的欲望

当我们谈论某一特定群体，在考虑所付出的努力的情况下对商品和服务的评价较低，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者是对商品和服务的喜爱程度较少，或者是对必须投入的辛劳，其心理成本较高。就第一方面而言，对商品较低的评价，可能是由于禁欲主义，或者对其他活动的评价较高，或者由于眼界不够开阔。就第二方面而言，我们必须牢记，节约资源的努力包括一切形式的寻找并利用各种机会，不只是付出劳动，也包括人员的流动和建立企业。我们将依次探讨与上述内容有关的态度。

禁欲主义

按照禁欲主义者的准则，比同伴消费的更少是一种特殊的美德。有几条路径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认为禁欲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首先，一些准则强调，学会控制自身对食物、性爱、舒适及其他满足的自然欲望，有很高的价值，他们鼓励斋戒或忍受其他痛苦，以之作为精神发展的手段。其次，谋生耗费了本可用于冥想或从事宗教活动的时间。并非所有宗教都采纳这一观点，在有些宗教中，工作和祈祷都可以给予神一样的荣耀，同时工作也是一种获得宗教美德的方式。第三，有时谋生会产生针对同类的侵略倾向，因而最好限制自身的消费，将其降至自己可以控制的程度，以避开那种诱惑。

与普通人相比，这些准则对教士及其他实施、守护和传播准则的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教士理应处于贫困之中。但有关于此的各种理论也不相同，比如在非洲的一些宗教中，并不要求教士比其他人更简朴。这些理论也并不总付诸实践，很多教会要求教士彻底奉行禁欲主义，但其饮食起居却可以有很多奢华之处。当教士与教会之间无法截然分开的时候，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就更甚。很少有宗教反对通过教会来积累财富，那么，如果禁欲主义的准则无法阻止教会变得富裕，也就很难期望管理教会的各个教士能够自我节制，不将教会财富的一部分用于自身的享乐。

普通人在某种程度上会模仿教士的生活方式，因为教士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神圣的。因此，要求教士所应遵循的规范，对普通人也会有影响。但是，就禁欲而言，有关的规范要求普通人需要做的，不过是在某些特定日子或特定时期，偶尔实践各种形式的禁欲行为，尤其是禁食。这些禁欲期常常是为了配合某些节日或盛会，在那些时候，信徒们受到鼓舞，放任享乐。很多这样的节食和盛宴最初源自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在丰收前要经历一段忍饥挨饿的节食期，而在作物收割后，就可以享受盛宴，感谢上苍恩典。

在世界各地，只有在印度教或佛教起支配作用的地方，普通人才将禁欲视为典范。即使在这些地区，这种典范实际上能否影响大部分普通人的行为，也值得怀疑。在这些国家里，有些人本可以去从事商业活动，却被吸引来过这种僧侣生活，但这种情况到处都有。也有人会说，这些地方被吸引的人群所占比例比其他地方都多，或者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说，有“太多”的僧侣，以致太多人才都从经济领域中流失了，也使得普通人本可用于资本积累的资源，不得不用来维持这些僧侣的生活。但是，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也只是证实了这些地区宗教的力量和僧侣生活的吸引力。某种宗教吸引很多人致力于此，这种力量与其是否强调禁欲是一种美德并没有太大关系。像17世纪的西班牙，被认为是过多的僧侣挤干了它们的经济能量，以致无法发展，但是，做出这样的论断之前应当考察有多少资源可用于资本形成，而不是讨论禁欲主义对普通人行为的影响。

若说这种影响很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世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仅仅因为相信提高他们当前的生活水准会危及他们的灵魂，而情愿放弃提高生活水准的机会。他们也许会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努力，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详细讨论。如果不去考虑需要付出的努力，那么很少有人会将某种更高的消费标准看作自己与救世主之间的障碍，而拒绝享受它。因此，如果为印度或缅甸的农民提供高产的种子或人造化肥，就他们的宗教观念而言，他们不会拒绝将这些援助用于生产，或者拒绝享用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出。宗教可能会阻止人们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来谋生（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但不会阻止任何人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前提是不违背宗教道德。

财富与社会地位

在大部分社会里，无论作为获取权力的手段还是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与财富的吸引力相比，禁欲的吸引力都是比较小的。

炫耀性消费是个为人熟知的话题。有些商品即使不能被享用，人们也会出于炫耀的目的而愿意拥有。很多人获取某些他们无法享用的东西，仅仅是为了强调他们的地位，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此类描写，如屋子里摆放着钢琴，却从没有人弹起；百万富翁拥有私人画廊，但毫无鉴赏力；养牛只为了显示其主人在部落中的地位，而不是为了牛肉或牛奶；获取商品只是为了炫耀性的浪费或销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在那里商品都是为了展示而不是个人享用。尤其是那些从社会低阶升到高阶的人，为了寻求他人对其更高阶的社会地位的认可，也愿意做这种炫耀。在工业化国家，财富新贵常沉迷于此。在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有种族方面的区别，中产阶级及上层社会也常过度沉迷于炫耀性消费。这是因为他们展现民族自尊心的形式之一，就是显示他们可以和统治者一样“优秀”，至少有能力修建豪宅，驾驶豪车，举行盛宴一掷千金。这些过度消费通常会削弱被统治者的力量，使其债台高筑，或减少他们本可用于储蓄和投资以实现积累的财富数量。

作为获取权力的手段，人们也愿意拥有财富。这种权力可以是行贿得来的权力、政治权力、指挥雇员的权力或者其他的权力形式。

然而，财富并非总是获得权力或声望的捷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发财致富的人都可以跻身于社会最高层，或接近最高层。而在其他社会中并非如此。比如在印度，可能只有专门从事宗教的种姓才能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尊敬，或者像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是如此。其他一些地方，战士或贵族血脉拥有这种声望。在任何社会中，最有进取心的年轻人都努力追求最高荣誉以彰显自我。这种荣誉无论深藏在战争、狩猎、宗教、官僚体制还是其他任何形式中，年轻人都会奔向那里。只有成功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能够获得最高荣誉，他们才会将自身的关注投向经济活动。在苏联的早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被人轻视，荣光属于党员、工会会员和科学家，而工厂经理只能得到最低程度的尊重。今天，一切都变了。成功的管理者报酬丰厚，在住房和消费方面被授予特权，其地位也不再被认为低于自己工厂的工人，而是成为社会最高阶层。

财富在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渴望被拥有，而对财富的渴望决定了创造财富所需付出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然而，这只存在程度的区别。在世界上每个国家，拥有财富都会赢得尊重和声望，当然，有些国家可能有时滞，财富带来的声望要到第二代人才能全部获得。尽管如此，发财致富总是要与其他争取社会地位的方法相竞争，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吸引多少富有智慧和进取心的年轻人，取决于经济活动相对于其他活动的地位。有人相信创造财富者的社会地位，在美国比在英国高，在英国又比在缅甸高，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能够部分地解释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相似地，大部分有关工业革命的分析，无论成败，都要探究革命之前商人阶级与贵族、学者和军人相比，其相对社会地位如何。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相比，贸易在西班牙的地位很低，西班牙在16和17世纪未能把握自己的经济机遇，与此不无关系。

将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赋予致富以较高的地位，与发生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的基督教变革联系起来，曾经成为一种惯例。中世纪的基督教谴责将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将任何想要致富以提升自己及其家庭社会地位的人视为罪人。而如今，人们认为致富机会的增加以及海洋贸易的扩张更为重要，自大约12世纪开始，这一点更为明显。随着财富积累，致富越来越受人尊敬。在宗教改革之前很久，基督教神学家就已经致力于改变戒律，以说明贸易和高利贷并不一定是罪恶行为。到15世纪宗教改革发生时，戒律的改变已经提前完成了。这是一个有关宗教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关系的有趣例证。既然经济改革会影响宗教，对待经济事务的态度就不能只从宗教方面予以解释。另一方面，由于宗教变革的影响具有时滞，宗教信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几乎任何社会中，财富、声望和权力都是紧密联系的。对于富人可以用财富来做什么，以及何种财富可以带来声望，不同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区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富人将其财富用于非生产性用途，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将其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在停滞的经济和扩张的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富人将其收入用于雇用侍卫，修建纪念碑，还是投资于灌溉设施、矿井或其他生产性活动，却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区别。正是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差异，而不是收入的平等程度或对富人尊敬程度的差异，使富国和穷国区分开来。再者，财富能够带来的声望也不完全相同，重要的是，相对于那些财富来自于拥有或继承土地的人，财富来自于生产性投资的人地位如何。在大部分社会中，土地所有者被视为贵族，只有在经历过相当程度的经济扩张的社会中，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财富的富人，才能获得与财富来自土地的富人相同的地位。社会生活中真正重要的转折点，不是始自尊重财富的时候，而是始于尊崇生产性投资及其带来的财富的时候。

对生产性投资的态度的差异源自很多因素，我们将在第5章的“国内资金”对此做详细考察。这绝不是国家发展意愿的差异。一些国家渴望军力强盛、民族独立、殖民或征服他国，通常也愿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因为这是应付战争所必需的。当今时代，我们看到国家意愿在一些国家发挥了作用。一些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忙于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筹划经济扩张的蓝图，既是由于它们想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准，也是因为它们希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苏联实施极度扩张的计划，使本国人民付出了极度悲惨的代价。英国渴望保持其一流大国的地位，只能求助于大力宣扬生产力能够带来的福祉。由于强大的国家意愿的力量，不同国家对待财富态度的差异正在迅速消失。迄今确定无疑的是，对各种可能性的研究揭示了存在众多积累财富的机会，因此，这一差异还会消失得更快。

视野的局限

我们现在已经说明，禁欲主义实际上并非要阻止人们的努力；虽然与其他成功能够带来的声望相比，财富带来的声望在不同社会中有很大的区别，但大部分人出于个人享用或追逐声望和权力的目的，也渴望拥有财富。我们现在讨论人们对商品的欲望可能面临的最重要的限制，即他们视野的局限。

在这里我们希望说明的是，如果一个人了解和能够使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那么他对于商品的需求也就受到限制。各个社会中受到的限制程度各不相同，这取决于积累的实物资本，积累的文化资本，也取决于习俗和禁忌或者完全无知。

至于实物资本，我们是指那些实现某些特定的满足需要具备的物质条件。问题既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也可能是技术性的。没有机会接触水源的人不会想要小艇，冰激凌在南极和北极不会流行，皮毛在赤道地区也是如此。如果人们的房子狭小昏暗，对家具就没有太多的需求；在没有电力供应的地方，留声机、洗衣机、烤面包机这些电器都无法使用；如果没有道路，汽车也无法行驶，诸如此类。在大部分穷国中，缺少物质资本的积累，以支撑高水平的需求。每个人的房屋都是狭小的，也没有电力、煤气或用水设施。这里也缺乏其他的资本。因此，每个人能够购买和使用的商品极为受限。

至于文化资本，我们是指由社会积累的知识背景。只有人们能够阅读，才有可能使用报纸、书籍以及其他必须识字才能享有的消费品。如果某种文化中音乐鉴赏力很差，对乐器和其他音乐表演的需求也会寥寥无几。与之相似，剧院、影院、体育场、舞厅以及类似的大众娱乐的供给，都取决于人们的文化品质。

第三，需求受到习俗和禁忌的限制。生活水平很低时，食物和衣着支出占收入的2/3，甚至更多。但是，在这些消费领域中，社会传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改进食谱意味着要吃新的食物品种或要吃按新方法加工的食物，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相似地，如果服装式样得不到大众认同，其市场也是有限的。

最后，需求受到无知的局限。即使存在实物环境、文化背景和习俗禁忌的限制，只要人们了解，他们就会愿意购买某些商品，也愿意为之付诸努力。但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是缓慢的。

这些原因使得某些早期社会中的人工作很少，向他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即使可能有较高的工资，他们也很少感兴趣。他们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花挣来的钱；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用挣来的钱能买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边际满足是很低的。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增加的收入都被浪费了。这些钱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去花掉。特别是，这些钱不能太多用于购买不久前刚拥有的新商品，只能更多地用于饮料、婚嫁和衣物。

如果需求是有限的，在每小时报酬增加时，人们工作的时间自然也就会缩短。相反，如果需求增加，当每小时的报酬增加时，理论上人们也将工作的更多。考虑到需求是有弹性的，我们应当将其分为短期和长期。在短期，一个人努力维持的生活标准是固定的，也就是他所属阶层的传统标准。如果收入增加，他直接的反应就是工作的更少；如果收入减少，他直接的反应就是工作的更多。然而在长期，他的生活标准也会调整。如果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他可能会降低标准，工作时间也会减少到比原来更低的水平；如果生活变得更为容易，他将提高标准，工作时间也会增加至比原来更高的水平。因此，不仅生活标准会保持原来习惯的水平，工作时间也是如此。某种变化导致的直接效应是改变工作时间，而维持生活标准不变，但是最终的效应是改变生活标准，而工作时间恢复到以前习惯的水平。

由于收入能够使用的范围有限，在早期社会中，超过传统水平的更多的收入不能像发达社会中那样被享用。如果商品有助于减少更多的辛劳，就会产生对这种商品的需求。自行车减少了走路的需要；枪支使得为获取食物或保护自己而杀伤野兽更加容易；罐子可以存储水源。通过保障选举以赢得想要的职位、贿赂、购买奴隶或者借钱给别人，更多的收入也可以使人具有更多的统治他人的权力。商品也可以用来展示，人们可以举行盛大的宴会，拥有更多的妻子，购买更多的衣服或珠宝，修建更大的坟墓，或者以破坏性的狂欢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包括毁掉自己的某些设施，例如位于波利尼西亚的渔船等。为了满足好奇心，也是为了展示，对一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也会有暂时的需求。当然，这些动机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区分早期社会和发达社会的，首先是在发达社会中，更多的是自己享用增加的商品，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商品提供了展示财富、获取权力或减少辛劳的机会；其次是可以享用的商品范围要广泛得多。

当实物设施增加，文化变得更为精深，传统的束缚减弱，对新商品的了解更广泛的时候，需求也会相应的扩展。最后一点自然是扩展需求的关键，因为正是对新商品的了解，促进了摧毁传统或改变物质条件的力量。想要了解需求如何变得更有弹性，我们必须了解有关新商品的知识是如何传播的。

这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有时只有经过劝说，人们才会购买新商品。国内的创新者或将国外商品引入国内的外国人，可能会通过劝说人们试用来销售商品，但只有等到人们看到有人在使用的时候，这些商品才有可能流行起来。这些人通常应是社会上地位较高的人，这样其他人才愿意模仿他们。也有些例外，电视机的流行，在普通人中间比在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中间传播的更快。然而，一般而言，新商品都是由较高的阶层率先使用的，因为一开始通常只有这些人能买得起，也更容易摆脱传统的束缚，接下来再被较低的阶层所接受。

因此，除了其他因素，传播的速度由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相互关系来决定。这取决于他们的居住地是否混合在一起，以使穷人可以看到富人消费哪些商品；或者富人独自居住在城镇或国家的某一部分，在排外的俱乐部或其他条件下享受他们的奢华，以避免与其他社会阶层混在一起。这也取决于富人是否鼓励穷人模仿自己，或是否存在法律或习俗，禁止穷人消费那种富人消费的商品。这还取决于社会流动的程度，如果下层社会的成员可以很容易向上流动，一部分向上流动的人就乐意采用富人的消费习惯，以显示自己社会地位的变化。在社会融合方面越是民主的社会，愿意付出辛劳来满足的需求就越有弹性。

与其他的困难相比，传播的困难阻碍了新商品的扩张，就其程度而言，各种社会有所差别。在早期社会，限制需求的更有可能是必要设施的缺乏，或是识字率低这样的文化的滞后，而不是对于新商品的无知。当这些国家与世隔绝的状态被打破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这时处于中等生活水平的外国人也具有很高的和令人羡慕的物质标准，因此，本国大部分民众如果不是由于房子太小，或是缺乏随时可用的电力、煤气和水源供应，本可以想出花费增加的收入的方法。很多增加的收入被用于购买更好的房子和家具。另一方面，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限制下层社会对更多商品的欲望的，更多的是在购买电话、汽车、冰箱或名贵衣着等方面缺乏模仿较富裕阶层的欲望。与美国相同的阶层相比，由于英国非民主的社会传统（与政治传统有明显的区别），使得下层社会更乐于接受他们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