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成员

在身份层面，我加入到芝加哥经济学派，或者说重新回到芝加哥经济学派，是在1958年。不过在知识层面，毫无疑问，我早就已经是这一学派的成员了。我重回芝加哥大学，是受到了艾伦·沃利斯的邀请，此人当时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待遇丰厚、荣誉隆盛的教职—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美国制度讲座教授。1936年，老沃尔格林先生强令他的侄女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并控告学校讲授诸如自由恋爱（当然现在这一现象已经更为普遍了）这类的异端邪说。这一件案子很快就被《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炒得火热。随即，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构就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事。最终，芝加哥大学被证无罪，沃尔格林先生也认识到了学校的无辜，于是他就为美国制度讲座教席捐赠了50万美元。大约20年后，我成为该教席的第一位教授，每年的酬金为2.5万美元。这一酬金如此丰厚，以至于引起当时经济学专业里的热议。按照1988年的美元价格计算，这一额度相当于10万多美元，依然很高。当时，我除了加入了商学院研究生院，还同时加入了经济系。这对我来讲，真是相得益彰的一种结合，因为这两个院系中的教工都拥有非同一般的学术造诣和知识目标。

一群不可思议的、各有不同的新老朋友们形成了这一“学派”。1947年，阿伦·迪雷克托在法学院接替了亨利·西蒙斯。阿伦在芝加哥学派的形成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1947年召开的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俩成为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阿伦是一位谦逊和蔼、富有文化教养的绅士，他逻辑敏锐、思想深邃。在考虑大多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够鞭辟入里，至少也可以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深度。随着我俩交往的深入，我慢慢地认识到，对于我曾经提起的或者经常重复的一些简易明了的想法，每当他开始以一些简单的问题向我发问时，一般的结果都是以我改变自己的观点而结束。

一位新的朋友，鲁本·凯塞尔，在某种程度上，与阿伦正好相反。鲁本（他在1975年已经英年早逝）性格鲜明—纯真率直，经常坦率得有些鲁莽。在他身上，既存在纯洁的本性，又可以看到他承受艰苦生活的顽强力量。他来自一个贫苦的家庭。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熟食店，里面陈列着一排看起来非常可口的小点心。他告诉我，他这一辈子可以享用这种美味的时间实在短得可怜，最早是由于家里太穷而吃不起，后来则是由于自己长得太胖而不能吃。他对任何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在外面旅行，他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他见到了即将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就问人家的行医资格证书是什么样的。“看在上帝的份上，鲁本，”我反问他，“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问人家的行医资格证干什么呢？”“不干什么，但是如果他显得盛气凌人的话，我就要取消这一手术。”非常幸运的是，为了鲁本的健康，这位外科大夫并没有跟他计较。鲁本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人，他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一番成本计算。他当时在密苏里州开了一个银行户头，因为他发现那里有一家银行不收任何手续费，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当然，在类似收到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邀请函之类关乎自豪感的事情上，他又变得无可救药的感情用事。对于不是经济学家的读者来说，我必须得多说一句，鲁本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卫生经济学。他在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引起过一阵很大的轰动。在那篇文章中鲁本指出，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敌视犹太裔医生，是因为这些医生具有降价的习惯。

罗纳德·科斯是在1964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的，他就是我曾经在前面讨论过的极其著名的理论的创始人。罗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一位天生的隐士（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一个电话号码簿），他聪明睿智、举止优雅、学识渊博。他在思考方式上，包括经济学思考的方式，与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都是不受大众流行影响的。我们这帮教授无可救药地夸大了垄断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他却丝毫不受我们这些人观点的影响。他可贵的独立性由此可见一斑。亚当·斯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英国是一个到处充满了零售店老板的国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可不是在赞颂英国人。我曾经告诉罗纳德，考虑到他所具备的独立性和能力，他起码也得是个大型百货商店的拥有者。

这样一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例如，格雷格H.刘易斯（H.Gregg Lewis），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顶梁柱。他既要处理系里的行政问题，还要指导学生的学术问题，同时他还重新建构了劳动经济学，赋予其现代经济学的形式。詹姆斯·洛里（James Lorie），是现代财政经济学的先驱者。他还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会讽刺挖苦别人的人[虽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也是一个堪与其比拟的人]。哈罗德·德姆塞茨，后来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为他的朋友和同事，这是我唯一可抱怨他的地方。莱斯特·特尔泽，他具有高超的技术，以及几乎更加高超的挑战传统共识的技巧，并且他还有本事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萨姆·佩尔兹曼，曾经是芝加哥大学天资过人的学生，现在是这里能力超群的同事。他的学术成果充满了创造力，绚烂丰富得就像他着装的品位一样变化多端。还有一位才华一流的律师（同时也是出色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他几乎一手开创了法律的经济分析领域。他卓越的能力令他既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教授，又成为一位联邦上诉法官。以上这些人物，已经足可以说明芝加哥学派这一温暖的学术团体的水准、多样性以及所拥有的无穷乐趣了。当然，在其他一些我不怎么涉猎的领域，还有许多优秀的同事，比如公共财政领域的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农业经济学领域的D.盖尔·约翰逊和西奥多·舒尔茨，这三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也都造诣深厚。

乔治P.舒尔茨比我来芝加哥大学早一年，他本来是作为教授劳资关系课的教授来这里的。由于他德行正直，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行政管理能力，之后不久就声名鹊起。在商学院广大教工的强力说服下，他担任了商学院院长一职（有一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乔治愿意担任我们的院长，却拒绝了另外一所位于东部的著名学校呢？我对他的答复是，这就和拒绝波士顿市长的职位而接受总统的职位一样，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虽然他定期在打网球的时候赢我，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赢我赢得更加易如反掌，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俩成为亲密的朋友。我经常威胁他由于克扣我的工资而要去法院告他，因为他赢了那么多的高尔夫球赌债。

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乔治的经济学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3年，当乔治在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他允许美元的汇率实行自由浮动。我相信，对于推动实施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肯定是弗里德曼的主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人总是认为运气在生命中的作用很大，我也很好奇这一点是否适用于乔治。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乔治没能在亚瑟·伯恩斯领导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工作过一年的话，伯恩斯就不可能去说服尼克松任命乔治做劳工部部长。这种说法的确太简单化了。如果不是因为舒尔茨已经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以及在行政管理方面确立了巨大的声望，伯恩斯也不可能或者压根就不会愿意帮助舒尔茨获得这一职位。暂且不论政治和人际关系中的偶然性，即使舒尔茨没有从政，他也终究会在学术领域或者商业领域成为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接下来，我将集中笔墨重点讲述一下我工作的领域：产业组织（关于市场和产业的经济学）以及公共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