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

比尔·克林顿在描述自己的政治生涯时用了模棱两可的“是”，这让他声名远播。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关系。社会科学家观察到人们在各行其是：工作与玩耍、收取与支出、索取与给予、诉说与倾听、迎来送往、清醒与睡眠、爱与恨等，不胜枚举。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单社会科学家，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根据自身的倾向解读现象，继而推断出相应的行为的。换言之，并没有绝对的“是”，正如前面的类比：“是”可以进行物理定义和量化。

当然，自然（或物理）与社会现实的区别实际上在于后者包含了人类的行为选择，对这些行为只能进行粗略的预测，因而现实就不可能必然“是”怎样的，而是具备各种可能。

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经济学家观察到两个人的行为：一个人放弃了原本拥有的东西，另一个人也放弃了自己原本拥有的东西。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笔自愿交易，在此过程中，双方通过交易提高了各自的福利水平。不过，显然如果不同倾向的人对此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所谓的“交易”可能被看作弱肉强食，产生的结果是弱者的净福利水平降低，甚至假定两者中的强者根本没有给予弱者任何返还。

实证主义批评家或许会反对这个观点，认为缜密的实证检验已经验证了一系列的假设，根据这些假设能够推导出“是”怎样的唯一的一种社会现实。如此说来，行为者就变成了机器人，没有任何的有效选择。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实证主义科学家、这些批评家假定人们的头脑是一片空白的，并没有任何的倾向性。这样就相对简单了，避免了纯化论者（purist）的含糊不清的悖论，也避免了将复杂社会关系模式中人们的选择及相应的行动叠加到盘根错节的制度结构上。

社会分析家的倾向性的重要作用不能等闲视之。观察行为人后对行为人动机的一些推断必定反映了观察本身。那么个人是如何被模式化的呢？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模式是，人们寻求自身的利益，不过是在一定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一约束源于一种共识，即他人也是与自己一样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另一种很不相同的模式是，人们身处等级中的某个位置，凌驾于比自己等级低的人，但又服从比自己等级高的人^[1]。

[1] 不过布坎南和萨缪尔森（1975）之间的讨论更多地聚焦于不同模式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