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的应用

专家们所知道的最有效的做事方法与绝大多数人实际做事的方法，总是隔着一条鸿沟。仅仅知道知识需要增长是不够的，它也需要被扩散，并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应用速度，部分取决于人们对于新思想的接受能力，部分取决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获取和应用知识是有利可图的。我们依次进行考察。

对创新的态度

在那些人们习惯于多种意见、不断变化并因此使得世界观更加实际的社会，新思想被接受的速度更快。在考察什么样的环境适合科学探索时（本章“前科学社会”），我们已经考察了创造这样环境的主要因素。我们在那里强调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将众多不同职业的人和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聚到一起的地理环境。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是孤立的、同质的、自负的、独裁的，那么在新思想到来时，吸收新思想的可能性不大。

除了这些一般的背景，新思想被接受的速度也部分取决于新思想自身。首先，不论在其他国家多么实用，也会有些新思想不合适本国。例如，新的种子可能在好的气候条件下产量极大，但是如果种子对干旱异常敏感，那么它对每年降水变化很大的地区是不适用的。当社会的技术水平没有做好足够准备时，新思想也是不适用的。例如，一个新的工具是不会被接受的，除非当地的铁匠和机械工人可以制造它们，或者至少在它们损坏时可以修理。或者，新思想要求资本设备做出相当的改变。例如，采用新的高产量种子，可能需要改进磨坊磨粉，需要新的仓库储存，或者新的交通工具运输。或者，新的肥料的使用可能需要等待灌溉系统就绪，如果田地太干，肥料就无法发挥作用。既能适合于老技术，又不需要其他技术和资本等的一系列变化来与之适应，这种新思想并不常见。这就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和本地接受建议的人之间有很大隔阂的主要原因之一。专家认为他的创新所需要的一系列条件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分析这些条件并不是他的专长，在他的头脑中也没有概念。然而，接受建议的人可能会立刻发现新思想不会在这种环境中起作用。如果专家不能立刻发现这一点，他会发现障碍一个接一个，使其得不到在其他地方本可得到的结果，这会让他倍感挫折。这种情况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专家要保持谦逊，而且他们建议的对象也要有进行尝试的意愿。

除了技术在调整，新思想也会引起社会变化，并可能因此被抵制。比如，引入从油椰子果实中炼油的大型工厂可以使油的产量加倍，但是这也剥夺了西非农民的妻子为丈夫提取油时获得的收入，他们因此强烈而有效地抵制这一变革。这也改变了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分工，而这些都有着深远且不可预见的影响。或者，创新可能摧毁那些依靠某种特定方法赚钱的整个阶级，这些人因此会抵制这些创新，这就是所谓的“勒德分子”，在每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为都在不断被工人、资本家和地主重复，这些人为阻止妨碍他们特殊利益的变化而游说。创新也因此不易引入保守的社会；在竞争普遍受到尊重，或者创造或维持垄断地位的尝试被无情抑制的地方，创新会更为繁荣。

如果创新与当下的禁忌和宗教教条冲突，它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新思想通常是首先得到少数群体的拥护，比如宗教、种族或政治上的少数派，新发明不与他们的信条冲突；或者得到多数团体中失意者或者持异议者的支持，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情绪。这就是为什么进步的到来不是通过当权者的努力，而是由于他们对反对者的压制。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新思想的首个发起者。如果新思想首先由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发起，那么，与由个人观点没有分量的人发起相比，思想被接受得更快。在一些社会里，影响力来自有权威的人，比如首领、长者、牧师、法官和富人。创新者的努力首先都用于说服当权者，这就是英国人在非洲所说的“间接规则”的优势之一。一旦首领和长者被说服，他们来告诉人们如何做，新思想就可以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在更为民主的社会，接受新思想比较难。在某些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老去的统治者也许即将退出舞台，实际的影响集中在别处。找出从何处开始，是新思想的未来传播者的首要任务。外国人的影响也非常不同，如果他们把自己确立为富裕、强权的统治阶级，人们将有可能希望模仿他们，他们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得到传播。但是外国人也可能因为反帝国主义而遭人痛恨，或因为他们卑微的出身而被鄙视，他们的一些或者全部方法也有可能被故意抵制。在实践中，外国人是现在新思想最好的传播者，不论他们的影响发挥作用是通过与他们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还是通过他们的著作、电影或者广播节目，或者通过出国访问的学生或访客。

知识和利润

如果新的知识要被接受并应用于生产，它必须是新颖且有利可图的。获取知识需要付出努力，而应用它们既需要更多的资源，也需要更多的承受风险的意愿。因此，知识的应用需要某种制度模式，将不同的回报和努力联系起来。我们已经在第3章从一般意义上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只是说一点接受知识的制度要求。

本质上要点如下，即技术、责任和承担风险的回报要有充分的差异，这些要素的差别程度在实践中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而变化。在人均产出不再增长的社会，技术供给经常超过需求，让所有合格的劳动者都找到工作是有困难的，由技术带来的报酬的差异是微小的。当经济增长时，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对各类技术的需求。这推动了专业化的极大扩展，也促进了技能范围的扩展，反过来增加了对合作的需求，增加了对企业及其他经济单位的平均规模，并增加了对监督和管理人员的需求。这样，“中产阶级”相比其他阶层就增长得更快。在这一进程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有文化的人和没有文化的人之间、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这一过程特别有助于从更发达的国家引进技术人员，以满足对技术的需求，因为需要为这些人支付更多的工资，有时甚至会超过其在本国的工资。这也使得那些留在国内的人要求的工资，比该国的农民和非熟练技术工人高得多。相应地，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比起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收入的差距会更大。苏联曾经的高度差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教育设施的普及促进了受过高级培训的人的流动，这种情况就可以得到纠正。义务教育开始实施，仅仅识字已不再能获得很高的报酬。技术学校和学徒制极大地增进了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种类的技术工匠的供给。中学培养了大量的打字员、职员、教师和各种各样的个人助理。大学开始培养大量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随着供给的增加，收入差别开始减小。高度的差别也刺激了机械对人工的替代；机器被引进，以代替以前那些需要手工的工作，操作这些机器的工人只需要少量的技术，工资也较低。同时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制度变革。开始时熟练技术工人为了提高收入，最容易组织起来，形成工会和专业协会。但是不久所有工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熟练工人觉得受到了操作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会特别注意将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太大。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教育设施完备的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它们当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因为“中产”阶级抱怨，他们正在失去原先在经济等级中的地位。

在企业主的收入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在发展的早期，人们都不愿意冒险去投资新的生产线。金钱很容易地涌入土地、商业、资金借贷和城市住房，但是本国的资本家不会投资于采矿、公共服务、商业化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看到了获得可观利润的机会。除此之外，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这些领域也因此留给了外国人，这些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方面的新技术。只有在认为投资此处比投资本国更有利可图时，外国人才会被吸引来。在发展的早期，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所增长，储蓄也是如此（这一过程将在第5章讲述）。外国企业家广泛地被模仿，直到本国企业家数量足够大，使得经济不再依赖外国企业家。本国不断实现经济独立，不久甚至开始输出资本和企业家。

除了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农业，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家探寻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入新思想的风险，经济增长将会很缓慢。因此，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商人，或者商人因为无法筹集资金或天生胆小而不愿意承担风险，私人企业经济会停滞。比如，本章前面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将英国和美国做比较，认为前者创新的应用较慢。我们指出，这不是因为发明的缺陷，因为英国已经在发明新商品和新工艺方面处于前列，如果存在缺陷的话，那就是将新商品带入大众化生产阶段的速度有所不同。这不是研究的缺陷，而是企业家的缺陷，也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英国企业家开发新发明，速度不如美国同行那么快。

企业家创新的激励，来自于盼望获得社会成功、希望获取高额利润，以及害怕因为没有创新而承受巨大损失。在商业成功没有得到高度认可的社会，第一个动机是微弱的；第二个动机在对利润和资本所得征税很高的社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普遍的经济氛围是垄断性而不是竞争性的，第三个动机会消失。如果真是英国的企业家在企业家精神方面不如美国企业家，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事实，那么对此的解释可能在于这些因素的某个方面。

许多从20世纪中期开始觉醒，并强烈渴望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国家，都可能会为发展所需的收入不平等而感到尴尬，不论这一不平等是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还是在外国人与本国人之间，或是在利润和其他的收入之间。因为我们当前总体的舆论氛围是反对收入不平等的，特别是反对外国人的高收入，并且极为反对高利润。然而，这些都是发展需要付出的成本。一种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法是延缓发展，使之与本地技术供给同步，也与以公共服务替代私人企业的能力同步。另一种应对方法是接受这些差别，并将它们看作争取更快增长的代价。无论哪种情形，最有效的解决措施是加快培养发展所急需的各种技能，因为这样既提高了发展的可能性，又使得不平等的代价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