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中的大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认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位于一个大城市是其显著的优势。因为这样的大城市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律师、商人、艺术家、音乐家等。不仅职业种类多样，并且民族各异，语种繁多。

一所偏居一隅的学校往往会趋向同质化，包括教工和学生的类型、文化的品位、活动的偏好等，部分原因是，大学里的老师们都倾向于雇用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员工。但是，如果这所大学坐落于一个人才多样、品性多元的大城市，那么这种同质化，包括过于浓厚的书呆子气都会被大大削弱。不过，跻身于大城市中的大学，也的确存在一种过于沉迷于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的危险，就像那几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一样。

因此，世界上许多优秀的大学，甚至是大部分优秀的大学，都紧邻大城市或者就位于大城市之中，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如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著名大学。在1947年我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来到了一所真正优秀的大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在之后的十来年当中，哥伦比亚大学却没有再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我到达之后不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事实证明，这一任命并不明智，无论是对他本人来说，还是对来学校来说。他发现学术生活并不那么引人入胜。可能是因为大学实行的是高度自治的民主体制，这几乎恰恰与军队组织的层级管理机制相反；或者，也仅仅可能是因为他对学术生活不感兴趣：大学是一个在小茶壶里能掀起大风浪的所在。一个人如果不能被知识探索的迷人魅力所吸引，那么在一所大学里待着将会令他感到索然无味。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开始向学校请假，去研究军队建设了。或许他在为其下一份职业做准备。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变革一所大型院校，发挥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依靠校长和校董事会成员。他们可以促进或者阻碍学校的变革，但是决定性因素还在于大学的教师。如果大学教师们追求高品质学校的愿望足够强烈，这所学校就会达到一流水平；如果教师们对学校的质量并不在乎，那学校肯定就会陷入平庸。实际上，大学校长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权力。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就曾经说过，在他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时候，学校里的遗传学家根本不注意他提名的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加盟的哥伦比亚大学还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在经济学方面，拥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研究领域广泛的教师。亚瑟F.伯恩斯（Arthur F.Burns），是当时邀请我来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人物。他后来成为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并以此闻名于世。再后来，他还做过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那时我常常可以见到他，有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更多的是在国民经济研究局。亚瑟是一个多才多艺、能力超群的人。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超人的自制能力，他的忍耐力和持久力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国民经济研究局的一位研究人员莫德·派克（Maude Peck）曾经告诉过我，1929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受雇去帮助伯恩斯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完成一部题为《商业周期测量》（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的著作。这部著作一直拖到1947年才问世，即使如此，作者还不太愿意出版。

有一个关于亚瑟的传说是这样的。那还是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期末的博士生口头考试，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问他，假如你是财政部长，你面临着一系列可怕的财政灾难，比如物价飞涨、银行倒闭，以及其他一些常见的财政困难，你将会怎么办？伯恩斯回答说，他将从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一位有着红色头发的、既年轻又聪明的经济学家（意思是指詹姆斯·安吉尔），来对付这些难题。这一答案使安吉尔感到不悦，却逗乐了考试委员会其他成员。

有一次，伯恩斯关于消费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向国民经济研究局递交了一份年度报告。在这份报告草稿中，他向密歇根大学的调查专家、心理学家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表示祝贺，因为其发现消费者的行为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收入水平。我劝伯恩斯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亚瑟，你不能把那些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说是由一位现代的学者提出的。”他说，你等着瞧。几个星期之后，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给伯恩斯写信，要求把他的名字列为这一全新发现的合作者。如果由我来写这段文字，我难免会流露出嘲笑的口吻，并且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在亚瑟担任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那些年，一位朋友说，哪怕他只用一半的精力来做经济学研究，他也会比华盛顿所有其他经济学家做得好。当然是这样的！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博士学位候选人口头考试的。有四位来自经济学不同研究领域的主考老师，他们每位有半小时的时间来考查候选人在各自领域的知识掌握程度。候选人通常都非常紧张，对口头考试来说，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有利的一面是，主考老师一旦发现候选人回答得不好时，往往会转向其他问题，以使候选人能够表现得更出色一些。当然，主考老师经常在属于他们的半小时中展开激烈的争论，并且问候选人的意见如何。在一次考试中，亚瑟从一位女生开始提问，问她是否了解有关商业周期的所有知识。当然，这位女生说不是。亚瑟于是说：“提问我半个小时的问题吧。”如果这位候选人能够对商业周期知道得更多些的话，她将会理解，这种考试的技巧是多么巧妙。

亚瑟是一个口才极佳的人，而不能仅仅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他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他在讲话时往往汪洋恣肆，与他写文章时的字斟句酌一点都不一样。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同事经常会因为停下来和亚瑟说句话而耽误了吃晚饭。

当然，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还有其他出类拔萃的同事。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ery）在公共财政领域当时就已经是一位主要的领军人物了，后来他转向拍卖理论的研究，同样做出了优秀的成果。在实力雄厚、研究方向多元的经济系教师中，研究国际贸易的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研究公共财政的卡尔·舒普（Carl Shoup），研究公共事业的詹姆斯·邦布赖特（James Bonbright），研究经济统计的弗里德里克·米尔斯（Frederick Mills），研究经济史的卡特·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约瑟夫·朵夫曼（Joseph Dorfman），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教的课有“经济理论”“欧洲经济思想史”（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朵夫曼认为1890年以前贫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更有意思），以及“产业组织”。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一直待到1958年，之后我就回到了芝加哥大学（见第10章）。

每一所优秀大学的氛围都是卓尔不群的。例如，我最为熟悉的芝加哥大学，虽然在1992年的时候开始准备庆贺其百年盛典，但它却奇迹般成功地保有自己的青春与激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识能让人类脱离简单。对于追求这种知识的近乎浪漫的坚持不懈，也许是芝加哥大学优秀成果层出不穷的最恰当的解释。我们学校法学院曾经有一位教授，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所做的研究已经广受赞誉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们他要离开学校，因为他已经失去做研究的欲望了。我也加入了劝他回心转意的队伍：“难道你就不能只教教学生？你的那些研究成果足以支撑你在这里待下去了啊。”“不行，”他说，“芝加哥大学并不是一个适合退休学者的好去处。”从表面上来讲，他是错的，因为一些人不做学术研究了，照样过得很舒服；但从深层次来说，他是对的。那些并不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许被学生爱戴，并且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服务，但这些人已经不能被视为探索科学真理的勇士了。

在芝加哥大学，同事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同心同德的温暖情谊。即使同事们从事的研究领域并不十分相关，他们也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大家会认真地阅读彼此的论文初稿，并且会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期待着论文作者能对这些评论给予回应，哪怕是尖锐的批评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我特别理解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在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作为一个教授还会有孤独的时候。”

一个人长期坚持献身学术研究的精神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一大批学者都同时孜孜以求于学术研究，这种现象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当然，一个人在从事过一段学术研究之后，这种精神是会自我加强的。钟情于这种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学者，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团队中来。在我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之后，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来到了一个有着浓厚学术氛围的研究团队，在这里，资历长、年功高并不能被视为可以不做学术研究的借口。

这种充满了像小蜜蜂一样勤劳的研究者的学术机构并不多见，因此有时这些机构会显得特立独行。20世纪30年代时的伦敦经济学院曾经洋溢着这种令人兴奋的学术氛围；在萨缪尔森时代，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也是如此引人入胜。大多数的大学则比较平庸，目标也更加多元化。对大众舆论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是哈佛大学推崇的价值，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大学所追求的，只不过是达不到哈佛大学的水平而已（这里有一个流传很久的关于哈佛大学的笑话。如果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很难能够凑够数了；如果共和党人做了总统，那么哈佛大学的督学委员会就很难达到法定人数了）。

我对大学生活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评论。经济学家有一个显示性偏好理论，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一理论是说，人们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而非语言来显示自己的偏好的。18世纪早期，有一位极其杰出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叫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曾经非常恰当地描述过这一理论：

如果一个人仅是口头上说什么是最好的，这不能认为他喜欢“享受”什么，而是要看他最喜欢“享受”的是什么……约翰在切布丁的时候，总是切的少得以至于只能说是比没有稍稍多一丁点儿。就这么少得不能再少的一点点儿，你看到他在咬牙切齿地嚼啊嚼，然后像吞木柴一样地咽下去。接着，他狼吞虎咽地大吃特吃牛肉，一直塞到顶着喉咙。如果他每天都嚷嚷着他的最爱是布丁，他一点儿都不喜欢吃牛肉，这听起来不令人觉得生气吗？^[1]

当我运用这一理论反观自身的时候，有时我还是觉得挺尴尬的。举例来说，在学术生活中，少不了有形形色色的委员会，这一传统源远流长，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开会是一件极其浪费时间、效率极低的事情，因为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是如此漫长，容纳了太多妥协的方案使得会议决议早已与初衷相距甚远。有一个关于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的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位女士告诉凯特林，最近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独自一人飞越了大西洋，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凯特林的反应是：“女士，如果一个委员会能够集体飞越大西洋，那就更了不起了。”

当然，我也认为委员会的确一贯是低效而浪费时间的。但是，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活跃的委员会委员生活时，“显示性偏好”理论泄露了我的底细。我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师指导委员会的主席，还是其他几个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我又担任了顾问委员会的发言人。这些都不是什么有实权的行政职位，而是连接教职工与学校行政部门的沟通桥梁。

在一流的大学中，良好的沟通至为关键。教师强大的力量不容忽视，但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又过于多种多样，以至于难以形成一个可以辨识的行政力量。只有经过理性的讨论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同行动意见。我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运动频发的动荡中，芝加哥大学之所以受到的冲击没有像其他大学那么激烈，是因为通畅的沟通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们教师团结一致，共同抵制那些年轻的暴乱分子。60年代后期，有些特别激进的学生运动分子简直可以说是暴徒，他们为了实现自己那些顽固不化的目标，竟然鼓吹暴力，压制言论自由，并打击其他传统的自由观念。然而，这些学生还是比不上教工中的一些人那么罪恶。有一些教师一面批评学生们的强制手段，一面却公开表示同情学生们要将大学政治化的思想。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就不会那么激烈，也就不会给现在的学术机构中留下政治介入和党争突出的后遗症了。这不得不归功于爱德华H.利维（Edward H.Levi），他先是芝加哥大学的教务长，后来担任校长。利维拥有惊人的智识水平和非凡的耐心。当然，教师参与机制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机制，早些时候是为了处理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与一大批教师的剧烈冲突而设立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相信在那一冲突中，哈钦斯是不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以上这些就是我一生中主要的学术关系。

[1] 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一卷，1714年版，1924年重版，牛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第151-152页。（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过中文版，译者肖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