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1]

人们经常把经济学家描述为“没心没肺”、会行走的、机器一样的生物，他们权衡成本与收益，并基于这些成本与收益提出政策指示：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威廉·维克里。他是一位“有心”的经济学家。对他来说，经济学不是用来吸引人眼球、赢得辩论的抽象理论，而是一组工具、一种方法，如果善加利用，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他所说的社会是指人口的大多数）。从累进税制到拍卖、定价理论、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维克里一直将这一点铭记在心，那就是理论的目的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维克里并非缺乏抽象思考，他乐于思考抽象问题，他对那些抽象问题的阐述往往远早于同行们，这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内心深处还是关注应用政策，比如在道路收费方面，他既提出了司机应该买贴纸贴在挡风玻璃上这样简单的方案，也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方案，即应采用电子装置自动对司机收取不同的交通拥堵费。他还把我关于建立一个权利交易市场来改变价格的抽象观点，变成了一个以增长权利（growth warrants）为基础的实用方案。

维克里第一篇具有重大贡献的著作《累进税制议程》（Agenda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是一部应用性政策的经典范例。该著作反映了他对税收基本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税法全面、扎实的掌握。在这本著作中，他不仅阐释了为何需要实行累进税制，或如何在理论上建立起累进税制，而且指出了如何在实践中建立起这一税制。该书一问世就成为经典之作。

维克里的盲点是政治，政治因素使他提出的很多实用性政策都无法实施。但是，在很多方面，这一盲点也是他的优势。维克里提出了一些简单、实用、行政上可行但并未受政治因素影响的建议。这使得这些建议很纯粹。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维克里关于宏观政策问题的文章，因此其中有些文章不那么著名。维克里本人肯定也希望有这样一部文集面世，因为他也认为，在开始探讨微观政策之前，稳固坚实的宏观政策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基础。

维克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宏观政策，他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本书已收录）中指出，我们需要采用一种与我们目前所做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审视宏观政策。他认为，我们应关注充分就业，不应仅仅局限于像自然失业率这一模糊不清且不可操作的概念。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对“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心”所关注的大部分议题都很赞同。我聆听了他的那次演讲，记得当时无意中听到坐在我前面的两名年轻的经济学家摇着头问道：“这个怪人是谁？他不是认真的吧？”假如当时的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更敏锐、更礼貌一些的话，他们本该认同维克里的观点。然而不知何故，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认为可以通过大力扩张经济使得当时公认的自然失业率降到6.5%以下的想法，让维克里看起来像个怪人。

维克里知道同行们的感受，这并不会使他烦恼。毕竟，在微观经济领域，他也一直被认为是个怪人，直到同行们赶上了他的水平。此外，在交通方面，维克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踩着旱冰鞋去上班，这比人们对旱冰鞋的狂热足足早了40多年。对于维克里来说，远远领先于同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维克里早期的宏观经济著作

因为维克里早期的宏观经济著作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在这里我简要介绍一下。很多人听说维克里有一些早期作品可能会吃惊。事实上，早在1963年，他就写了一本关于宏观经济的著作，书名叫作《转移性与宏观经济学》（Metastatics and Macroeconomics）。在该书中，他阐述了自己对一些宏观问题的基本理解。人们读这本书时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维克里将宏观看作微观的延伸。他在1963年就以一般均衡的微观视角来审视宏观问题，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这比其他经济学家早了很多年。该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转移性，他将转移性定义为：排除不确定性之后，分析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变化。他在一个假设的期货经济模型中，提出了一般转移性跨期均衡理论，并认为这是处理宏观问题的“前提”。

当然，维克里并不擅长自我推销，用“转移性”这一生僻术语作为书名，并不是一项明智的营销策略。如果他把书名定为“理性预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这本书或许早就为人熟知了，其实两个书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本书还表明，维克里不愿为了理论化而理论化。他对理论的兴趣总是在探讨政策问题中流露出的。因此，他可以凭直觉知道他的一般均衡转移模型的政策含义，即运行完美的市场无须政府干预，不过他并不愿像现代研究者那样将“转移性”进行扩展并将其正式化。相反，他将“转移性”看作对宏观动态问题进行逻辑、理性思考的第一步。当然，这也是很多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的特点。如果年轻的经济学家稍微多花点儿时间读读经济学前辈们的著作（他们可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少花点儿时间把他们的凯恩斯主义前辈们称作不懂转移性跨期问题的笨蛋，那么，现在经济学界对宏观问题的理解会更加深入。

问题的关键是，维克里和许多早期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动态解释和他们的转移性一般均衡观点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均衡太过完美和超前，与现实相去甚远，以至于花时间研究它就违背了有效数字法则（the law of significant digits）。他们的兴趣在于动态不一致问题，并认识到这些问题已超出了当时的数学工具所能解决的范围，因而不适合进行正式的研究。直到现在的21世纪，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这方面的正式研究才开始有意义。新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存在不确定性的跨期动态框架提供了坚实的潜在理论基础，这正是维克里在他那本关于转移性的书中所持的观点。

维克里不愿为了理论而探索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他是一位对政策感兴趣的经济学工程师。对于维克里来说，理论是用来理解经济的，这样他才能设计出各种政策和新的制度，从而让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更公平。在维克里看来，经济学家是一个经济体对制度性技术变革的投资。

维克里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兴趣来自他对政策的兴趣，在1963年的著作中，他对宏观政策的解读是比较清晰的。那时，我们有扩张经济的政策工具，但却没有政策工具来保证这种扩张带来的是实际产出的增长而不是通货膨胀，我们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刹车”机制，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让经济减速。

一个简单的观点

值得高兴的是，在维克里将兴趣转向宏观问题的过程中，我也起到了一点作用。我在1974年写的一篇题为《通货膨胀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The Free Market Solution to Inflation）的小论文引起了维克里的兴趣。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很简单：比方说，国民经济拥有一种与当前制度结构不同的新的制度结构，在新结构下，改变名义价格的权利是通过以下方式分配的：某些供给者要想降低（或提高）价格的条件是，只有他们找到另外一些供给者时才可以，另外的供给者同意按照同等幅度来提高（或降低）其加权名义增值价格。我认为，在这样的经济中，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

我的这一简单观点引起了维克里的兴趣。在他看来，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实经济中所需要的制度性结构变革，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样就可以通过制度来设定通胀水平，从而让经济真正实现更好的均衡。

还需要对这一观点进行一些解释，因为它和“自然失业率”理论中的总量均衡观念很不一致，而总量均衡观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正统理论。维克里以及大多数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并不认同只有单一自然失业率的观点。维克里认为，经济能够达到多个失业状态下的均衡。而经济究竟能达到哪个均衡，是独立于预期、政府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因此，维克里把经济看作一个多重均衡的经济。单一均衡只存在于与政策不相关的一般转移均衡模型中。

维克里并未尝试从微观基础来构建他的模型，因为经济中的各种交互关系太复杂。相反，他把他的总量均衡概念阐述为一个系统性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使价格升高和降低的各种动态压力是均衡的。在经济运行中通常的失业率范围内（失业率在4%~8%），总需求对这些通胀压力的影响非常小。此外，核心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因制度变革和随机事件导致的重大转变。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发生在供给方的、预期的现象。在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模型中，均衡的产生仍由个体决策者引发，但是，个体所面对的市场激励和他们的决策所产生的总量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很微弱，以致在进行决策时，个体不会考虑他们的决策给总量均衡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个体理性并不意味着集体理性。

短期/长期联系

维克里思考的宏观问题是：为了使经济实现理想的均衡，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支持大规模赤字。维克里认为，在能够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范围内，赤字加上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比较理想的短期均衡。这样做会产生新的贸易模式、协作方式和新技术并能提高生产率，从而让经济实现比较理想的长期均衡。

这种短期/长期之间的联系，是维克里和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进行经济分析时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们主张实行扩张性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经济能否逐渐实现长期均衡，取决于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实现短期均衡。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就是：扩张性总需求政策通过其对均衡选择机制的作用来影响长期均衡。单一均衡自然失业率模型没有考虑这种作用，因为该模型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均衡选择机制。

如果有人接受了维克里关于短期扩张如何实现比较理想的长期均衡的观点，那么凯恩斯的那句“从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的戏谑就被严重误读了，这句话不应被解读为我们应忽略长期问题；相反，它的意思应该是长期均衡的实现取决于我们选择的短期均衡。20世纪3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除非我们解决短期问题，否则我们的经济体系将无法维持。我也同意这一观点。阿巴·勒纳（Abba Lerner）说得更透彻，他说：“从长期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处在另一个短期中。”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些观点，还需补充的一点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短期均衡取决于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短期政策。如果维克里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经济产出原本应比实际产出多，经济学家单一自然失业率的观点让我们的社会损失了数千亿美元的产出，而这些产出本来是可以实现的。这就是维克里想要传递的信息。

自然失业率理论之死

对于那些喜欢研究思想传播的人来说，自然失业率的引入并成为经济政策的支撑，将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自然失业率理论之所以能够盛行是因为与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相比，它能更好地与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相吻合。但是，它却从未能提供很好的数据统计拟合，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完全不能与实际数据相吻合。在预测20世纪90年代经济还有多大的扩张空间方面，除了维克里和艾斯纳（Robert Eisner）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之外，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后来让自己陷于尴尬的预测。就近期的经验来看，自然失业率理论给各种政策处方提供的只是一种虚假确定性（false certainty）^[2]。所以它早就应该被宣布死亡，就像30年前微调政策（fine-tuning）因虚假确定性被宣布死亡一样。

自然失业范围理论

自然失业率理论的死亡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用什么理论来取代它呢？我建议采用一个确定性程度更低的理论，其能够反映出我们对经济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这一理论或许可以被称为“自然失业范围理论”，在该理论当中，可以得到一个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均衡的分布范围。这一范围是由体制决定的，就美国而言，失业率最低在3%~4%，而最高在8%~9%。关于宏观政策的辩论，首先应集中在采取何种政策保证失业率在这一范围内，其次再争论这一范围到底有多大。一旦经济超出这一范围，就没有多大的政策辩论空间了。

我对自然失业范围理论感兴趣是因为，这一理论同时囊括了维克里对于经济的观点和当前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和在自然失业范围内进行权衡本质上是不同的。维克里的观点和阿巴·勒纳的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在自然失业范围内，基本上不可能实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换句话说，在这一范围内，菲利普斯曲线是水平的，并且总需求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影响。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说明失业和通货膨胀二者背离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通胀率上升和失业之间的统计拟合关系的成立，主要来自于极端情形，在二者仅有微小背离时不成立。

这一自然失业范围理论比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包容性更强。和维克里的看法一样，该理论也认为当前的标准经济理论适用于自然失业范围之外。按照当前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来看，总失业率低于3%~4%，总需求就会带来通胀压力并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于8%~9%，减少总需求会消除通货膨胀，并且基于经济的体制性特征，实际上可能会带来通缩压力。但这仍和维克里的观点相一致，即失业率在4%~8%的范围内，这种标准关系就不存在了，人们必须寻求其他途径来对付通货膨胀。

与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或自然失业率理论不同，自然失业范围理论同时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实际经济状况相吻合。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由名义价格大幅上升以及工资和定价机制引起的，这两方面都加剧了通胀预期。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尽管总需求扩大，但通货膨胀却并不严重，这是因为：①名义价格水平大幅下降；②工资和定价机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③对以上结构性特征的强化降低了通胀预期。

处理通货膨胀问题

在维克里看来，通货膨胀并不是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他只是认为，在失业率为4%~8%的范围内，通货膨胀问题与失业应分开来看。在这一范围内，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紧缩性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只会增加痛苦指数，并不会让通胀大幅下降。实行紧缩性的总需求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就相当于现代版本的“放血疗法”，只会使痛苦加倍，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好处。

维克里认为，通过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是不道德的。在现行体制下，失业的负担天然是由穷人和并不富裕的阶层承受的，这不仅是无效率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即使维克里的观点“将失业率降低到4%以下也不会加剧通货膨胀”是错误的，他自己说他仍会赞成降低失业率。有人说，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将被迫改变政策进而引发经济衰退，针对这一说法，维克里的回答是：不会，如果治理通货膨胀要通过让穷人和并不富裕阶层失业来实现，这将破坏社会的集体价值规范。维克里和贝弗里奇（Beveridge）一样，认为创造多于求职者数量的就业岗位是社会的责任，所以主要应由企业来寻找工人，而不是工人来寻找工作。

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应是对经济的各项制度进行改变，这样失业率下降与抑制通货膨胀才会是一致的。如果某一失业率水平在社会规范上无法接受，那么人们不会同意将其作为一种均衡。

通货膨胀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

我还提出了通过自由市场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方案，后来这一方案被阿巴·勒纳和我本人称为市场反通胀计划（the market anti-inflation plan，MAP）。维克里将MAP看作一项制度变革，要想通过一种在制度上与非通胀经济相容的方式来真正实现充分就业（2%~3%的失业率水平），就必须进行这项变革。通过MAP方案完成治理通胀的任务，完全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

这是为什么呢？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假设价格的上涨具有产权，也就是说假设“涨价权”是可以买卖的，那么涨价的价格是什么？如果涨价的价格为正，又会对经济的自然通胀率产生怎样的影响？答案很简单：按照定义，假设没有通胀压力，涨价的价格就是零。如果涨价的价格为正，MAP就会消除通胀压力；涨价的价格越高，MAP消除的通胀压力也就越多。

为了强调MAP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维克里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开始将“改变价格的权利”称为“增长权利”（growth warrants）。增长权利是这样分配的：在企业成立之初，每个企业就被分配了等同于它们各自附加价值的权利（warrants）。每一年，根据经济中生产率的平均增长情况，各个企业会得到等同于生产率平均增长量的额外权利。这样一来，所有企业都可以在名义上提高投入价格，而且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增长权利的增加等同于平均全要素投入生产率。

当企业雇用更多工人或增加投资时，就会获得与那些投入先前用途所产生的价值相等的额外增长权利。这意味着，增加投入的企业会获得额外的增长权利，减少投入但并未降低增值价格的企业将被迫购买额外的权利。这就会使资本从垄断性企业流入增长性企业（提高了垄断企业单位投入的附加值）。这也是该计划被视作向垄断企业征税的原因所在。

如果增长权利的价格为正，就会鼓励企业扩大招聘并降低价格。由于MAP计划是一种可以改变我们当前制度结构的虚拟竞争机制，所以该计划似乎比实际运行起来更具竞争性。

在这一计划成为现实之前，还有一些技术和实践问题需要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担忧，使很多原则上支持这一计划的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并不支持它。不过，还没有人真正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维克里觉得，所有这些技术和实践问题都有答案（不是完美的答案，但有答案），并且应该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之所以从未有人做出过努力，是因为在政治上，如此重大的制度调整是不可能的。

增长权利的价格越高，行政管理和资源错配的成本就越高。但是增长权利的价格越高，可实现的失业率就越低。因此，这一计划的施行会给政府带来新的权衡，即系统性的总效率收益与该计划行政管理成本之间的权衡。

该计划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可以让货币政策的运用更加精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增长权利的价格可以直接衡量出经济的通胀压力。我们不必再盲目地实施货币政策，相反，我们可以依据增长权利的价格设定一项货币规则。

维克里是一个比我更具远见的人，也更愿意相信是时候施行MAP计划了。我不知道MAP计划在实践中是否可行，也不知道关于控制通胀的政治因素是否有足够的改变，从而让这一计划有机会得到实施。但我想说的是，应该对这一计划进行更详细的挖掘，从中会得到巨大的潜在收益。这是一项真正的实用政策，维克里看出了它的可行性，而其他经济学家却没有。

功能财政及维克里对赤字的看法

维克里与主流经济学家持有不同观点的第二个宏观政策问题是预算赤字问题。20世纪90年代，关于赤字是如何糟糕的说法非常多（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反驳这样的说法，但维克里进行了反驳。在通过赤字支出本可以减少失业的那些年里，仍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维克里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指出，关于赤字的大部分政治言论，说得好听点是“迷惑民众”，实际上往往是完全错误的。

将维克里关于预算赤字的观点描述为功能财政，再合适不过了。功能财政的观点认为，赤字在本质上既不好也不坏。评判赤字的好与坏，应像评判所有宏观政策一样，与“政策对经济产生的结果联系起来，而不应遵从任何既有的关于好与坏的传统教条”（Abba Lerner，Social Research，1943，p.39）。和大部分功能财政的支持者一样，针对那些因对赤字发表的错误言论而引起的对赤字的恐惧，维克里也会做出激烈的反应。那些言论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维克里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它们是站不住脚的。

21世纪初，政治上关于赤字的观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共和党人主张实行大规模财政赤字，而民主党人则主张“摸着石头过河”（who knows what）。我想，维克里融合了这些辩论观点。就像他在《大预算-小预算：为何、如何及何时平衡何种预算？》一文（本书已收录）中指出的，对他而言，预算对实现充分就业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累进税、增长、效率和公平等问题。在充分就业方面，他会支持共和党人的赤字方案，但在累进税方面，我想他就不会支持共和党人了。他很有可能会支持一种非常不同的税收组合，就像他在《更新版累进税制议程》一文（本书已收录）中所阐述的。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提出这项政策，他的观点都应该被熟知，他都应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马修·福斯塔特（Mathew Forstater）、帕芙丽娜·车尔尼娃（Pavlina Tcherneva）以及“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中心”将维克里的论著结集出版。这应该也是维克里本人的心愿。

大卫·柯兰德（David Colander）

[1] 这篇序言的部分内容来自美国经济学会召开的纪念威廉 S.维克里获得诺贝尔奖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以“维克里在宏观经济学上领先于同行十年吗”为题，重印于《挑战》杂志。Challenge,Sept-Oct, pp. 72-86, 1998.

[2] 虚假确定性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意指本来不存在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但人们主观上认为其是确定的，并按照这一虚假确定性来制定决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