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

制度框架

我们在第3章已经从一般意义上考察过为鼓励创新和承担风险所需的制度。我们在这里只考察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有关的某些特殊之处。

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很多投资都必须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予以实施。一些作者就这一问题描绘了一幅田园诗歌般的资本形成的画面，“老百姓”根据环境做出自我调整，进行小额的储蓄或借贷，逐渐改善了他的境况。一些投资就是这种类型。普通人可以改善自己的住房或小农场，投资于商店或货车，但是这些投资占经济增长所需投资的比例不到一半。投资量最大的一定是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虽然普通人通过社区开发项目也可为此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是公共部门和公共事业机构需要巨额的费用，用于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其他大型项目，这远远超出了普通人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能力范围。悲观主义者评论说，有很多例子说明这样巨额的花费一无所获，因为它们投错了地方，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没有这些花费也可以实现，这完全是荒谬的，因为他的观察不会向他展现下面这种现象，即某一社会在缺少这种巨额开支的情况下还能实现经济增长。其他大规模的投资投向了采矿业、制造业、进出口批发、银行和保险、灌溉工程、加工某些农产品以及某些形式的农业；甚至城市住房，这会随经济增长而快速扩张，也吸收了大量资本，因为对城镇中的工人阶级而言，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不同寻常的。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不只是普通人的储蓄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虽然这也是必要的、符合大家意愿的特征，但是增长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一些人，不管是私人个体、企业法人还是政府机构，将大量资金用于成本高昂的项目。

因此，经济增长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出现了一小群人，比如私人投资者和政府官员，使用巨额资本，为其他很多人提供就业机会。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考察过这会引发什么问题；我们已经推测了为了使这一群体涌现出来，需要什么样的激励和训练。我们也已经指出，其后果是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使其在既没有所有权又没有控制权的大型企业中为工资和薪水而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会进一步引起其他的问题，如纪律、协作和劳资和谐共处，这是20世纪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提及，但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轻松的解决办法。

如果投资者使用的不是自己的储蓄，就必须建立一些机构，为储蓄者提供充分的保护，以鼓励他们将钱借给投资者。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由其直接控制的储蓄。比如，制造企业主要依靠未分配利润实现扩张，而在早期阶段，则更多依靠筹集的外部资本。相似地，与30年前相比，政府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更多来自于税收，来自贷款的则更少一些。从理论上讲，未分配利润属于股东，税收属于纳税人，维护股东对董事有足够的控制，或维护普通民众对政府有足够的控制，肯定会遇到相当多的现实问题。但是，从狭义上来讲，未分配利润和政府储蓄都是由投资者决定的储蓄，因为一般来说，这些储蓄的数量和使用最初不是由股东或大众决定的。这更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早时期的境况，而不像50年前的情况。在发展的最早阶段，储蓄自己不容易找到投资的途径。当时没有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只有未发展成熟的机构为生产性的目的而借贷资金，当然放贷人和典当行是一直都有的。在这一阶段，对大部分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来自于未分配利润。只有在经济增长走上正轨时，储蓄功能和投资功能才非常明显地区分开来。

为使储蓄能够便利地从贷款人流到借款人，首要的制度条件是有限责任和资产便于交易。

有限责任原则源自对债权人和合伙人的区别。在这些概念刚一出现时，债权人是投入固定数量资本金的人，他收取议定的利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有权撤回资本金，无权控制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合伙人所做的是无限期的投资，目的是获得一部分利润，有管理权；法律还认定，他的全部个人财产对其参加的任何企业的债务，负有偿付义务，而不仅限于他投入到企业中的财产。有限责任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投资者为了获取一部分利润进行无限期的投资，与投资伙伴一起，拥有可行使的企业管理权（通常授权给由其控制的董事），但是，他对企业债权人的责任以其投入到企业中的资产为限。一些企业所需的资本不是两三个合伙人凑在一起就能筹集的，特别是像运河和铁路等大规模投资，这些企业的出现产生了对有限责任的需求。有限责任使数以千计的投资者可以共同投资一个企业，共担风险，共享管理权，同时又不用押上自己的全部私人财产。

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太重视这一原则，他们认为这对像公共事业这样巨型的企业是必要的，但是，他们还认为资本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结合很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点，涉及的资本数量就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合伙制将会证明要比股份公司有效率得多，因而占有优势。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是，到了19世纪，购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行为在众多希望广泛分散投资的投资者当中，变得非常流行，这最终使有限责任投资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投资形式。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一投资形式的便捷性，使得资本主义对储蓄的态度在社会的其余群体中传播开来。在讨论储蓄时我们讲过，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地主、贵族、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等要么没有剩余，要么将剩余用于慈善事业、蓄养家仆、修建寺庙和纪念碑，或者用于其他非生产性用途；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所有这些阶级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观念，即剩余应被用于生产性投资。在后期阶段，地主甚至牧师都购买有限责任股份。这一制度的出现对于普及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观念所做的贡献，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多。

激励贷款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贷款人可以轻松地通过出售受偿权，或者如果借款人违约的话，通过出售借款人的资产，恢复自己的流动性。前者主要是市场组织的能力问题，如债券、股票、抵押和汇票等市场。当然，这种市场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人或有机构愿意进行“金融”交易，使得希望恢复流动性的贷款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实现这一点，又不会由于要求马上还款而使借款人限于困境。这些金融中介经常受到同胞的敌视，但是很明显，它们行使的职能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储蓄者就更不愿意借款，因为借款会使他们丧失流动性，生产性投资也会因此而减少。如果有人研究任一快速扩张的社会的经济史，金融“票证”市场的增长一直是早期阶段的显著特征，几乎成为进一步增长的先决条件，这不是偶然的。在所有土地都由政府所有，所有经营活动都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社会，并不需要这样的市场，但是，在由私人进行投资的社会，这些市场至关重要。如果银行家、交易商、股票经纪人和金融家的日常运作无法实现这一功能的话，就有必要为此创建政府机构。创建一家政府机构，时刻准备购买贷款人希望出售的抵押借款、股票、商业票据和其他金融票据，这当然在技术上不难实现，但是，似乎需要质疑的是，一家政府垄断机构经营这些有风险的业务，是否能比竞争性市场更有效或更便宜。

在金融票据的可交易性的背后，是为其提供担保的物质资产的可交易性，比如土地、住房、珠宝、商品存货、机器和工厂等。这部分是市场问题，部分则是法律问题。如果交易量可以支撑一个市场，市场很快就可以形成。再一次，那些专门创造这些服务的人，如房地产经纪人、律师、珠宝商和商品批发商等，不总是最受同胞的爱戴。如果他们要想取得商业成功，由于资产值难以预测，有时还会剧烈波动，由此引发的交易风险会迫使他们目光敏锐、理智冷静、锱铢必较。但是，他们行使的拓宽资产市场的功能，增加了获得流动性的机会，并由此降低了储蓄者将钱借给生产性投资者的风险。

除了这一市场问题，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销售有关的法律也很重要。在处于发展早期的社会中，土地是借款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可以将其用作贷款的担保。一些国家采取措施以限制抵押，防止小农过分受到贷款人的控制。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想要鼓励借贷，就有必要使土地可以抵押和销售，且不至于被土地的各种法定权利搞得一团糟。土地登记系统，如果可能的话，应基于地籍测量，可以减少由于边界不确定引起的法律争端。一些社会难以确定所有权，因为有着复杂的继承法，家族体系庞大，或者权利在所有者、占有者和地方当局之间进行复杂的分割，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任何一个或几个人是否能够有效转让法定权利，疑问重重。对于抵押物的各类权利在其销售时也麻烦多多，除非法律使所有权的购买者能够免除所有的纠缠。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土地法通常极端复杂，同时又含糊不清、难以确定，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立法机构总是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努力使土地交易的法律制度即使还没有办法实现井然有序，至少也要变得足够确定。

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还要创建借贷机构，以补充私人借贷，这是因为欠发达国家有额外的储蓄可以支配，或者由于国家特别希望促进某些类型的投资。

为何政府未来可能会有大量储蓄可供使用，我们已经考察了相关的原因。这可能只是因为政府通过征税拿走了私人原本可以控制的储蓄，这是对利润征收高额税的结果。或者可能是因为政府通过对农民、地主和其他阶级施予重税，使之减少了消费，或求助于信用创造和通货膨胀，强迫社会储蓄得更多。或者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私人借款者无法获取的外部融资的来源，特别是现在以贷款或捐款方式实现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现如今很多政府已经承担起确保使资本形成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处于高水平的责任，它们的前任并不接受这一点。由此可以推论，这需要创建机构来处置它们由此而控制的储蓄。

另一种创建公共金融机构的渴望，源自那些从私人贷款者那里筹资有特殊困难的群体。有五个阶级受到特别关注，即农民、手工业者、小消费者、房屋所有者和工业家。

小农无法从私人贷款者那里借到便宜的资金，因为这种贷款风险较大，也因为管理这种贷款的成本较高。如果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来安排这种贷款，就可以极大地降低风险和成本。这种合作社的成员数量足够少，以致互相完全了解各自的事情和信誉。这样，这些合作社有时就可以向普通的私人贷款者借钱，比如商业银行，甚至接受普通民众的存款。然而，政府通常仍有必要介入，对其业务实行监管，以确保有效的管理，政府通常还有必要为合作社提供额外的贷款，补充他们通过合作社自身成员的储蓄和向私人贷款者借贷筹集的资金。政府需要专门为农业借贷拨付的资金数量，部分取决于政府对其他贷款者的态度，部分取决于政府推广农业发展项目的力度。如果政府努力使农民摆脱私人贷款者的控制，特别是如果政府为此目的禁止农民抵押土地，或者在法庭上拒绝承认农作物的留置权，这样它们就更需要拿出钱来为农民提供融资。相似地，在那些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地主融资的国家，如果政府对地主征税很重，或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代替地主作为金融家的功能。与此同时，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农业推广服务，成功地说服农民使用肥料，改良家畜或购买更好的设备、粮仓、建筑和贮水设施，政府将不得不满足农民对资本的大量需求，即使政府可能只不过是一手从农民那里拿钱（通过土地税和出口税），以便于另一手将钱借给农民。农业的资本需求通常被低估。在欠发达经济体中，农业产出约占国民收入的50%。由于农作物生产的季节性，需要的流动资本数额很大，正因如此，流动资本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借来的。另外，如果10%的农业产出被用于再投资，在较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约为20%，这将用去国民总收入的5%。

手工业是亚洲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但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重要性要低得多。我们在第3章的“乡村工业”已经讨论过手工业者的生存状况，发现这一部门在人口过剩且资本短缺的国家不得不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还看到，通过培训新的技术、改善市场组织效率、提供更好的原材料和设备，这些工人的效率能有极大的提高。所有这些都需要创建政府机构，使之可以支配相当数量的经费，为研究、新的设备、持有原材料、中间品和制成品的存货提供资金。由于持有存货的能力不足是这些产业目前最大的弱点之一，仅此就有可能吸收相当多的资金。

国家典当服务在印度尼西亚与在荷兰一样，被证明是流行、有益、低廉和利润最丰厚的。这种服务在乡村和在城镇一样普遍存在。这是一种“社会服务”，目的是使民众免受放债人的剥削，而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但是，在一些政府创建的金融机构的名单中不能将它遗漏。

与发达国家一样，欠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府也创建了为农村和城市的新住房提供融资的机构。有时，政府自己也建造住房，比如在新的定居点或清理后的贫民窟；有时住房是由企业为其员工提供的，比如种植园、矿山和铁路公司，政府为此会为雇主提供贷款；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府会向房屋居住者提供资金，或者使其自己建房，就像在农田中盖房一样，或者使其从建筑商那里购房。政府涉入住房融资，可能是因为想控制房租或者提高住房标准，因而提供一定的租金补贴。现在美国和英国政府也在做住房金融，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都拥有住房。如果租金既不受控制也不予以补贴，通常会有充足的私人住房金融出现，因为这是一项十分安全的投资。但是，一些国家的民众宁愿将增加的收入用于娱乐，也不愿改善住房，这样的国家住房水平也会十分低。

接下来就是产业发展资金的供给。小工厂主在筹集资金时遇到的困难和小农相同。另外，政府特别渴望鼓励本地的小企业，这与可能会垄断制造业的大型外国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政府经常为此创建专门的金融机构。我们在第4章的“商业管理”讨论过这一问题，发现小企业遇到的困难经常是缺乏管理能力，就和缺少资金一样。不过，我们赞同有必要创建一个机构，为小企业主既提供监督和管理的建议，也提供融资。然而，不只是小企业家和本地企业家寻求政府的资本。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大资本家在为制造业筹集资金时也遇到了困难。国内大资本家有困难，是因为在欠发达国家本地资本害怕制造业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本地资本更容易流向大规模的农业、贸易和抵押借贷，但不会流向制造业，除非制造业成为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活动。外国资本市场即使向制造业开放，资金的数量也极为有限。外国资本市场建立专门的机构为海外采矿业、种植园和公共事业公司融资，但不包括制造业。因此，投向制造业的外国资本缓慢流入，或者是通过工业化国家已有的工业企业决定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厂，或者是通过大型的海外贸易公司偶尔扩大业务范围，开设工厂。因此，经常发生的是，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工厂的外国人，无法在本国筹集全部所需的资金。除了那些不能开工厂的人，还有些不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开工厂的人，因为他们宁愿与本地的资本合作，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保护的形式。一些政府喜欢这样，他们想参与到工业企业的运营管理中，特别是那些由外国人管理的工业企业，这会为他们发展工业提供所需的资本。

为使企业获得资金，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些企业仅靠政府融资，由政府机构管理，或者由付费的私人企业来经营。由此形成了完全由政府所有的产业开发公司或银行，或者有一些也会由私人提供资金，反过来这些公司也会为私人资本家融资，或者通过向其贷款，或者通过购买他们的股票。另外，有些政府出资建立工业园区和单独的工厂，然后将其出租给实业家，并经常提供租金补贴。一些实业家喜欢这种合作形式，不仅因为有补贴，也因为这可能比自己建厂所需筹集的资金要少5万英镑或者更多。而政府也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如果企业经营失败，工厂还可以再租给其他人，从而风险很小。

在所有我们提到的领域，如农业、手工业、典当业、住房和制造业，政府贷款发挥的作用是努力填补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缺口，通常只是补充私人贷款的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市场本身创建了专门的机构来满足其中一些需求，例如为住房融资的建房互助协会，为制造业融资的“动产信贷公司”类的银行。只要在思想意识方面不存偏见，政府融资就可以与私人融资合作。比如，一些地方的商业银行和政府分工合作，为农业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在工业融资中，一些新的金融公司也同时拥有政府和私人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支持这些金融公司，愿意为其提供贷款，建议大部分国内资金应由银行和私人金融家来提供，由私人进行管理，或至少尽可能远离政治的控制。

对于这些机构如何在融资方面为人们提供帮助，经常有所误解，特别是小规模的借款者。一些人盼望从这些机构获得全部或接近全部的资本。没有一个贷款者，不管是私人还是政府，能够承受超过担保物价值的贷款。这些借款人认为，他们花钱要买的货物可以构成担保，但是，没有一种货物的担保价值能与其成本一样。如果花费1000镑买一台机器，一旦安装，它的市场价值就开始下降，因此，以机器作为担保获得的贷款，很少超过机器成本的一半。这意味着潜在的借款人除了用贷款要买的东西外，必须有一些私人资金，或者有一些可以交易的资产作为担保。在欠发达国家，土地和珠宝是最为常见的担保物，因为这是人们广泛拥有的唯一的两种可以交易的资产（而在大城市以外，住房状况很差，因此其市场价值很小）。向没有土地的人贷款特别困难，因此，在那些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只是作为佃农或分成制农民而劳作的国家，与农民有土地做担保时相比，信用合作社能提供的人均贷款的数量通常非常少。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成立无限责任的合作社。在其起源地德国，无限责任的合作社似乎经营得很好，但是，将其移植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些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农民不愿为彼此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从长期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政府融资需要注意的一个局限是，它通常提供的不是资本而是贷款，因为资金的匮乏迫使政府要循环利用有限的资金，除非有机构在私人资本市场为政府的贷款提供再融资。我们区分贷款和资本，依据的是投资的回报。如果一家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这些股票不需要偿还，因此，超出个人消费需要的利润可以被用于企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或依靠抵押借款融资，剩余的利润首先要用来偿还贷款。政府金融机构通常希望收回贷款，这样在第一个企业站稳脚跟后，可以收回资金投给第二个企业，但是，需要还款可能会妨碍一家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其还没有在市场上站住脚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私人企业都希望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永久的合作伙伴，尤其是这种机构不得不对企业经营进行相当严格的监管。但是，有些企业愿意在还款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另外一些企业实际上喜欢由于与政府机构合作而获得的保护或声望。如果未来大部分公众的储蓄以及外部资金流入政府口袋，政府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的资金每年都可以增加，这样这些机构就可以提供相对更多的资本和更少的贷款。

私人金融机构相对于政府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一直在改变。一个世纪以前，金融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个人私事，政府只是作为借款人在市场上出现。接着，政府开始为一些阶层提供融资，这些人在国内市场好像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现如今，甚至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拥有一个政府金融机构的庞大网络，为国内外一些特殊的借款人提供融资。此外，政府还通过税收影响储蓄，不管是将储蓄从私人手中转由政府控制，还是强迫社会有更多的储蓄。我们可以发现，在所有的发展水平上，政府都是为投资提供融资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地，任何地方源自可支配收入的个人储蓄规模都很小，大部分个人储蓄都流向了保险公司、建房互助协会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由此我们就能明了，为何现在的投资比一个世纪以前更依赖金融机构，那个时候个人储蓄者更多是与个人贷款者会面，并直接与之谈判。和以往同样重要的是，储蓄者应该储蓄，投资者应该投资，但是如果两者不是同一个人，他们之间的联系现在越来越依靠私人或公共的金融机构才能建立。

起飞点

一旦一国已经习惯于将净国民收入的12%用于投资，也习惯于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制度，那就很容易明白这种状况为何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增长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开始和结束；一国如何从储蓄率5%或者更低的水平开始起飞，或者，在发展的后期，为何投资呈长期下降的趋势。本章必须对每个问题都予以说明，我们先讲加速阶段。

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在转折点时有关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发生的变革，在最后一章对此还会有进一步的说明。本节只限于一个更为具体的方面，即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在起步时遇到的困难。

首先，起步之所以困难，是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即只有得到收入的人将其全部花出去，资金的流动才能循环往复。考虑刚崭露头角的一位新企业家面临的境况，他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使该国就业超过了以前的水平。雇用工人和从其他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使其将钱注入流通之中，当这位企业家这样做时，他期待能够有所回报，收回资金。但是他能做到吗？企业付给工人工资，工人立刻转身拿工资去购买本企业生产的商品，这是极不可能的。他们会用一部分工资购买其他人的商品，那些人反过来用一部分钱去买最初那位雇主的商品。如果所有的收入都花掉了，最初的雇主不久一定会收回资金，这时乘数效应会自动发挥作用。但是，不是所有的收入都会回到流通中；一部分会用于购买进口品，一部分会用于向政府缴税，一部分被储蓄起来。因此，新雇主不能仅依靠他的就业直接产生的需求，他必须期待能抓住现在其他雇主的一部分需求。如果这是国内需求，他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夺走别人的顾客，不管是通过提供新商品，还是提供更便捷或更有吸引力的服务，或者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而提供更低的价格，总之他必须有所创新。或者，他必须能够出口，从而抓住国外的需求。

相应地，如果经济活动处于低水平，为外国市场生产通常是使一国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转折点。通过为国内市场生产来提升经济水平，在这一阶段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没有创新，只是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的商品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增加的收入不等于增加的支出，除非从其他生产者那里抢过来一些需求，而这需要创新。经济发展水平低时，国内市场的创新不常见。创新不仅需要新技术，在这样的发展水平下新技术通常来自国外，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一些人设法从同行那里“偷”一部分市场，进而发财致富，这些人常常不受欢迎。因此，创新通常首先来自于对外贸易，部分是因为正是外国人带来了新思想，部分是因为这种社会不太乐意为了国内市场争得你死我活。

边际收入中用于支出的部分不够多，我们的观点也部分基于这一点，这更多地出现在经济停滞的国家，而不是经济进步的国家。假定一部分边际收入漏出到储蓄、税收和进口中，又得不到额外的投资、政府支出或出口同等程度的补偿，或者至少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偿。现在，一旦经济已经踏上增长之路，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趋向于以自身的某种动量实现增长，而储蓄、税收和出口则滞后了。一个进步的经济有显著的通货膨胀趋势，即使只是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不时被短暂的通货紧缩危机所打断。因为通货膨胀会刺激投资，既通过为资本家提供可用于再投资的利润，也通过让资本家看到利润丰厚的前景，已经开始走上增长之路的经济会保持前行。相应地，停滞的经济有继续停滞的趋势。按照滞涨的定义，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自己没有增加的动力。因此，当一部分新的支出漏出到储蓄、进口和政府收入中时，即使这在以后可能会增加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当前需求的短缺也会抑制经济活动。在储蓄努力要赶上投资，或者进口要赶上出口，或政府收入要赶上政府支出的氛围中，经济会繁荣昌盛，而在投资滞后于储蓄、出口滞后于进口、政府支出滞后于政府收入的状况下，经济形势则恰好相反。

但是，即使一个经济体没有呈现边际需求短缺的长期趋势，也愿意见到在本国市场上出现创新和竞争，仍有一个障碍需要跨越，即经济中各个部门的发展必须相互协调，否则就根本无法实现增长。比如，假定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的农业部门出现了相当多的创新，结果或者是将剩余的粮食卖到城镇，或者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寻找非农业就业，或者是两者的某种结合。如果制造业同时实现增长且增速适当，就可以吸收剩余的商品和劳动力。否则，贸易条件将不利于农业部门，由于既有农业劳动剩余，又有农业产品剩余，农业收入会受到抑制，该部门进一步的投资和创新也会受挫。不过，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是变得更贫穷，而是变得更富裕，他们就会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这会引起通货紧缩，除非国内进口替代现在有适当的增长，或者出口有适当的增长。如果经济中其他部门没有相应的扩张，一个部门的创新会被遏制。

如果经济发展只关注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就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困难，苏联就是如此。这样，会出现农产品的严重短缺，农产品的价格也会高涨，这会推动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螺旋上升，制造业也很难实现盈利。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工厂工人的工资也必然同步提高，而工厂产品的价格将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或者，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在低水平，他们就买不起工业品，工业品的销售就不会有利润，除非开发国外市场，或者政府拿走剩余产品，用于资本形成或国防，就像苏联政府那样。但是，这仍然有一个问题，即如果农民收入没有增加，该经济中购买剩余产品的资金来自哪里。这也联系到我们对储蓄的分析（见本章的“国内资金”）。如果农业停滞，资本主义部门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利润仍然只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相应的储蓄和投资的数量有限。顺利实现经济发展，需要工业和农业实现共同增长。

如果我们把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就可以更正式地表述这一关系。A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农产品部门，M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工业品部门，X是出口品部门。如果M扩张，对A的需求将增加。如果M增加的产出替代了进口，由此释放出的外汇可以用于增加A的进口。否则，如果A停滞而M扩张，就会导致或者A的价格上升，或者进口增加，从而形成贸易赤字，无论哪种结果都会阻碍M扩张。另一方面，对A需求的增加可以由X的扩张来应对，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外汇来购买进口品。因此，M的扩张要想继续下去的话，必定要伴随着A或X的扩张，或者进行进口替代。与之相似，A的扩张也一定要伴随着M或X的扩张，或进行进口替代。只有X能在A和M没有扩张的情况下，自己不断扩张；因为出口扩张带来了更多外汇，由出口扩张产生的需求可以由进口来满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正是为何扩张经常始于出口的扩张，而不是国内市场生产的增加（无论制成品还是粮食）；这也是为何一国在国内消费品的生产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出口工业仍然可以实现蓬勃发展。

我们暂时只讨论封闭经济，虽然制造业和农业必须同步增长，但两者的增速未必相同。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而粮食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劳务的需求收入弹性甚至大于工业品。因此，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服务业增长最快，总的工业产出要比总的农业产出增长得更快。当我们谈到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工农业“同步”，“以适当的速度”或“平衡”增长时，指的是由社会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相对增长速度。开放经济更为复杂，因为用于国内消费的工业品的增长，可以由用于出口的工业品的增长来平衡，而不必借助农产品的增长，或者反之亦然，只需将上句中的“工业品”用“农产品”来代替。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得不保持进口、出口、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而不仅是保持工农业的平衡。

如果以工业品出口的增长为后盾，工业品的扩张即使在农产品没有扩张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这一点对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无论它们有多努力，也无法指望其农产品产出的增长能与需求一样快。在这样的国家，工业化绝不能坐等农业的扩张，即使它们仍要给予农业生产以极大的关注。因此，这样的国家不得不迫切关注扩大本国工业品的出口市场，因为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正是出口增长速度决定了国内扩张的极限。很明显，英国经济就是如此。工业革命伴随着农业革命，但是国内需求很快就超过农业生产的潜力，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美国内战爆发，决定英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英国工业品出口累积式的每年增长6%。相比而言，英国经济在过去80年中增长要缓慢得多，最好的解释可能就是，面对新的外国竞争，英国每年出口增速未能高于2%（即使在和平时期）。在人口过剩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或印度，工业品出口增速可能是国内增长的最重要的制约；但我们下一章再讲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些国家也必须努力增加农业产出，因为增加的农业产出越多，就越不需要在世界市场上努力出口工业品。

事实上，在最落后的经济中，为国内消费提供农产品的农业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增长通常毫无反应，从而成为阻碍一切经济增长的刹车。这是因为当农业控制在小农手中时，引入创新更多要靠政府的积极性，而不是私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如其他部门的需求增加，比如制造业，这会激励一些私人企业家进入这个领域。然而，要增加农民的产出，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首先要有相当大的支出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以及用于公路、农村供水、农业信用机构等。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拨出适当的经费用于这些领域的支出，可以极为可观地影响农民的产出，其人均生产率在30年中翻了一倍。农业没有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也没有成为其他经济部门的刹车，反而成为一个领先的部门，产生了对其他部门的需求，也为其提供资本。但是，情况类似的大多数其他政府却忽视了农民经济，结果，农业的停滞限制了其他部门的增长速度。法国相对于英国的停滞，在所有的解释中，对于本书作者而言，农业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法国仍需1/4的人口从事农业以养活自己，而最发达的国家只需12%~15%的人口。

国内市场的这些缺陷，比如总需求不足、重要部门缺乏反应能力，或者担忧由创新引发的市场竞争，解释了为何通常由对外贸易为一国经济开启向上的转折点，并由此走上增长之路。为出口而生产没有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那些缺陷。它不依赖其他部门的适当增长，也不会引起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为在初始阶段，世界需求相对于单个国家个人生产者的产出而言，规模很大；它也不依赖国内的有效需求。另外，出口为其他商品创造新的有效需求，这会激励所有产业为国内市场而生产。出口也会以其他方式刺激国内的产业，一些机构涌现出来，为出口产业提供服务，如通信、培训机构和工程服务等，这些机构也可以为国内产业提供服务。出口工业在创造对国内产业的需求的同时，也从这些产业吸引劳动力，这会激励国内产业的创新，以提高生产率。19世纪的经济学家，比如马尔萨斯和李斯特，在强调对外贸易对于启动早期阶段的经济扩张的重要作用时，他们经常认为进口的重要性与出口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进口能创造新的兴趣，从而激发新的工作热情，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新的意愿，以赚取更多的收入来购买新的商品。在那些缺少各种为人所知的消费品的国家，进口几乎肯定会产生这种影响，如果没有进口的话，人们只能将时间更多用于休闲；但是，甚至在这种影响并不重要的国家，对外贸易也会由于出口的增加而改变该国的经济风气。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外贸易极为重要，这也是这一时期领导权通常控制在外国企业家手中的原因之一。本国企业家发展出口产业，去国外开拓市场，这是有可能的。但更常见的是，消费不断扩张的发达国家派出使者，寻找新的供给来源。此外，较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精通技术，无论是生产技术、营销技术还是运输技术，这使他们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相比，处于优势地位。一段时间以后，本国企业家不断学习，人数增加，还有在国内经营成本更低的优势，这些能够将外国企业家赶出市场。一个人如果阅读14~16世纪英国经济史及其低地国家^[1]的历史，或者19世纪最后1/4时间的日本历史，以及锡兰最近的发展，故事都非常相似。

虽然出口扩张是促进经济起飞的最容易的方法，但过度强调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与过度强调其他任何部门一样。这种不利影响表现在贸易条件的恶化上。如果在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率方面无所作为，这些农民就会形成一个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为采矿厂、种植园和其他出口企业提供劳动力。热带欠发达国家通常就是这样，这解释了为何热带商品的价格，如茶、棉花、油籽和各种矿产品，对工业化国家如此有利。可以获得低廉的劳动力来生产这些商品，是因为如果要留在农场的话，生产粮食的人均生产率是极低的。只要农业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温带国家就能以很低的价格获得热带劳动力的服务。而且，当出口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提高时，不需要与劳动力分享增加的产量，实际上所有的好处都被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以降低价格的形式享受了。在这一点上，糖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蔗糖生产从任何生物标准来看，都是一个生产率极高的产业。在过去70年中，这一产业的每亩产出大约提高了两倍，世界上任何其他主要农业产品的增长率都无法与之相匹敌，当然小麦也不例外。然而，蔗糖业的工人仍然衣食无着、住无定所，而生产小麦的工人却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无论蔗糖产业的生产率提高到多高的水平，主要的好处都被消费者占有。经济发展集中于经济中的出口部门，外国企业家和外国资本主要致力于扩大出口，这是热带国家的劣势之一（对工业化国家则是优势）。结果就是热带国家的出口使工业化国家获利。

此中的寓意并非发展出口是错误的，而是只强调出口部门是错误的。同样重要的是采取措施，提高为国内市场生产的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尤其是农业部门，如果这样做的话，出口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会同步增长。忽视出口和过度重视出口同样都是错误的，因为出口很有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拖累。比如，有可能投资于国内消费的意愿很强烈，但仅仅由于缺少外汇就会使其受挫。私人企业家可能有很多计划，投资于供国内消费的制造业和农业，政府可能也有庞大的规划，用于在教育、公共事业及其他方面的支出。然而，所有这些支出都会产生额外的进口需求，不管是国内投资所需的机械或原材料，还是消费品。所有发展项目都会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因此，如果赚取外汇的能力不增强，所有发展都可能受到阻碍。现在，颇有一些国家处于这样的境地。所以，一国任何的发展规划，都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扩大出口或生产进口替代品。但这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在经济增长的后期，对外贸易不再独占这一积极角色，甚至可能让位于国内市场。在美国，这一转型大约发生在19世纪末。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由出口带动的国内需求的扩张，鼓舞了国内的企业家，不久之后，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如果农业部门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式的革命，进而一直拖累需求和劳动供给，这种转型就有可能被推迟，就像法国那样。或者，完全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在英国，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数量众多，迫使该国严重依赖进口，这就是使总体的增长率受到外汇收入增长速度或进口替代品产出增长速度的限制。

上述分析的一个推论，解释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可以不用承受外汇的压力。如果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口需求的迅速增加，那么，当用于消费的进口有滞后于出口的趋势时，经济就处于欢欣鼓舞的状态。相反，如果一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张，进口就会呈现增长的趋势（除非发展进口替代产业），而出口不会有相应的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外国援助（如贷款或捐赠），发展规划可能就不得不求助于外汇控制。某国出口需求旺盛，总是一件幸事。

这一分析的结论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在发展规划中，经济中所有的部门都应同时增长，以保持工农业之间和国内消费品生产与出口品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尽管这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与当前的实践和建议并不相符。比如，工业化国家整个“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以高高在上的语气，敦促农业国要集中发展农业，不要发展工业。这一学派也称赞出口的优点，担忧那些有可能降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的规划。这个学派认为，经济进步之路在于集中推动工业化。这些观点激起了如火的热情，这时还认为应当采取所有部门同时扩张的政策，看上去几乎都有些懦弱，但是，这一观点的逻辑不仅是简洁的，也是无懈可击的。

稳定性

私人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规律，这反过来引起了收入和就业的广泛波动。在过去的150年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著汗牛充栋，在本书中对此展开讨论，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另一方面，一本关于经济发展的书如果不涉及投资波动，看起来也有些古怪，因此，有必要就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简单说几句。

每个国家都有造成不稳定的国内因素，但是除此之外，每个国家也由于对外贸易而受到外部波动的影响。不稳定的国内因素包括，发现新的矿产资源，耗尽了某些资源、开发新的土地、应用新的发明、政府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政策、移民、内乱、流行疾病、地震、火灾、干旱，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即使世界贸易按不变的速度增长，没有任何波动，每个国家也会有自身的波动。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内的异常，被由发达国家的波动引起的对外贸易的波动吞没了。世界贸易的这些波动联系到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剧烈变化，而这是由发达国家需求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引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占世界产出2/5的美国相比，现如今世界上所有私人企业经济都是“欠发达”的。在19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波动的独立来源，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是如此，但是，与美国相比，它们对于世界收入初始的波动，现在的影响很小，它们自己更多是受美国经济活动状况的影响，而不是受自身独立的波动的影响（除了战争时期和通货膨胀时期）。因此，讨论贸易周期的问题，现在就要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经济活动的波动，或者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讲，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波动。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不止一个，一种解释可能抓住了某一周期的显著特征，但是在另外一个周期中，作用甚微。经济周期分析的困难之一，就是如何评估每种潜在的原因有多重要。贸易周期理论关注于创建简单的模型，孤立地检验每一个可能的原因，但是，从这种检验到详细解释任何具体的波动，并正确评估每种原因的作用，现在还不能让任何人感到满意。甚至对于抽象模型中潜在的原因有哪些，人们也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我们接下来不打算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然后对高涨和衰落的拐点以及中间自我强化的过程，做一番透彻的分析。做好这些需要更多的篇幅，超出了本书主题所应涉及的范围，因为本书的主要兴趣在于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而不是影响短期变动的因素。因此，接下来只为刚接触这一问题的读者，就人们曾经提出的解释投资不能稳定增长的几个主要原因，做一个最简短的说明。我选了几个原因在这里讲一下，包括没有规律的创新、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没有规律容易理解。我们经常提到，一种创新的趋势呈现对数增长模式。汽车发明以后，在流行之前用了很长时间才站住脚。接下来的时间汽车发展得非常快，取代了其他的交通工具，特别是马。这一阶段需要有大量的投资，不仅是生产汽车的工厂，还有公路和大量供应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附属产业，如橡胶、锡、钢、玻璃等。最终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即没有马匹可供取代，几乎每家都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那样。然后，这一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再像发展中期那么快，投资率也有相应降低。实际上，对于每一项创新而言，用“对数”来描述这一过程是过于平顺了。当证明汽车广受大众欢迎时，许多企业充满热情地进入这一领域，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需求。一些公司破产了，这一行业也一片萧条。然而，需求继续增加，不久就赶上了生产能力。于是又出现了一轮投资热潮，开始另一场扩张生产能力的竞赛，接着就是另一轮暂时的低潮。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人们会犯错，也无法指望这些错误总是能被准确纠正，从而使投资平稳增长。我们注意到，甚至在已有良好基础的行业，投资也有相同的趋势，虽然这些行业没有那么多创新。人口的增长多少较为平稳，但是住房的数量则不然。相反，在每个工业化社会，住房建设都是突然爆发的。建筑业会有一个持续约10年的非常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会建造如此多的住房，以致到处都有空置房，可能每十处就有一处。接下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建筑业一片沉寂，这时人口数量会赶上住房数量，然后，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假定每个行业的投资都是这样的不规律，如果不同的模式互相配合，使总投资按照不变的速度增长，这纯属偶然。这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创新开始时，恰好另外一个临近尾声，一个波动恰好被反方向运动的其他波动完全抵消。虽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在等待投资者，也没有理由使这些投资机会相互配合得像拼图板那样严丝合缝。相反，这些波动趋向于相互增强，而不是相互抵消，因为投资的另一个趋势就是一哄而上。当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的投资增加时，比如汽车或住房，所有其他行业也会变得欣欣向荣，因为该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和需求；这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感到信心十足，这也加速了他们的投资。另一方面，一些主要行业衰退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跟着萧条了，丧失信心，于是就出现了普遍的投资下降。

如今，从涉及的投资量和达到投资峰值的时间来看，不同行业的投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投资活跃的程度更多是由主要行业而不是由小行业决定的。比如，如果住宅建设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5%，住房建设是繁荣（比如7%左右），还是萧条（比如3%左右），会使经济波动水平有很大不同。但是，新开饮品店数量波动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再者，如果一个社会开始建设铁路网，这不仅会吸收大量的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投资的高水平，比如20年或30年。在此期间，其他投资也会有所波动，但只要铁路投资保持得很好，就不会出现大的萧条。这解释了为何萧条的强度并不总是一样的。在衰退发生时，如果住房建设和一些重要创新方兴未艾，衰退就不会太严重，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如果衰退发生在建筑周期的间歇期，或者一项重要创新恰好越过巅峰，就像1929年的美国汽车业，衰退可能会很严重，持续时间也会很长。由于建筑业一般占总投资的25%，周期为18~20年，数十年繁荣期之后会出现数十年缓慢增长的时期，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

我们已经提过，投资倾向于一哄而上。但是各类投资不可能达到相同的程度，因为会受到银行信贷的限制，这正是出现波动的第二个主要的解释。在19世纪，在银行业的兼并活动还没有那么深入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以千计的独立银行，每一家都有自己发放信贷的政策。正像投资倾向于一哄而上一样，银行也倾向于受商业活动普遍氛围的极大影响。当经济繁荣时，就更容易发放信贷，于是进一步促进了繁荣；如果经济萧条，信贷发放就非常严格，于是进一步加重了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50年发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任何地方的中央银行都未能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或者阻止银行信贷的变化推动繁荣或加重衰退，但它们的工作有效地阻止了最糟糕的结果。通过仔细比较任何19世纪的危机和20世纪的英国或“新政”以后的美国的危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19世纪，每一次危机总有一些银行由于在繁荣时鲁莽和过度的放款而破产，也总有一些银行机构被担忧银行会关门的储蓄者挤兑。20世纪中期不再发生这种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尽量使货币保持“中立”，也就是说，阻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扩张或收缩。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繁荣和萧条都会更加平缓。然而，是否能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的信贷创造抬高了投资水平，使之超出了原本的水平。他们将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的周期性爆发，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特征之一。

接下来考察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资本、收入和消费之间的比例是固定的，那么，只有这三个变量都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均衡才可以维持下去。比如，如果投资是消费增长率的函数，对消费增长率的任何阻碍，都会减少投资，即使消费仍在扩张；然后，投资的下降会减少收入，从而减少就业和消费。直到现在，贸易周期理论仍然只是详尽地阐述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以说明当实际增长率偏离了均衡的增长率时，灾难是如何发生的。现在还无法明确实际的关系到底如何、关系是否稳定，以及对偏离均衡增长率进行定量分析。然而，有一些对“加速数原理”（即收入的增长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相当明显的应用，其中之一是商品存货的变动。假定商品存货通常要占到国民收入的40%，进一步假定一开始时存在相当多的失业，国民收入在两年内提高10%，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此后每年只增加2%。在一开始的两年，存货需要增加10%，即投资率为每年国民收入的2%，实际投资的增长可能会高于或低于这一数值。下一年所需增加的存货，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0.8%；因此，所需的存货投资的下降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2%，即总投资下降了6%。经济本身可能开始螺旋下降。在实践中，误判会使波动更剧烈。由于前两年销售量增长了10%，很多商人预计其销量在第3年增速也差不多。由于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只增加了2%，商人发现他们订购了太多的货物，库存超过预期的水平。企业界不是将存货从国民收入的2%降到0.8%就万事大吉，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削减订单，以减少存货的绝对数量，这显然会导致失业。存货波动是贸易周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几乎每次繁荣都与存货的大量投机有关，尤其是对原材料的投机，导致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涨，然后就是暴跌。实际上，在收入或消费实现了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希望投资也能实现平稳、持续的增长，不管是建筑投资、设备投资还是存货投资，这都没什么指望。投资的运行更多的是误打误撞，按照高于或低于稳态增长所要求的速度上下波动。

第四个波动的原因时不时会引起争论，即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如，相关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的描述大致如下。在繁荣时期，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最终，对劳动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得比物价更快，从而导致利润的下降。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由此开始衰退。接下来工资比物价下降得更快，进而新的投资又变得有利可图。在这一图景中，有一个与物价相对应的“恰当”的工资水平，恰好可以实现稳定，但是，这一工资水平是无法保持的，因为工资总是会错失目标，偏高或偏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与之相似，但又恰好相反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在繁荣时期不是工资比利润提高得更快，而是相反。物价会比工资涨得更快，这会增加利润。然而，利润主要是储蓄起来，而不是被消费掉。所以，消费比收入增长得慢，也比资本积累增长得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久之后，这种资本和生产能力不成比例的增长，由于消费未能实现同步增长而陷入困境。利润率下降，投资减少，收入和就业收缩。这一模型联系到上一段的讨论，因为经济的平稳性也取决于能否维持各种变量之间明确的比率关系。事实肯定是在繁荣时利润相对于工资上升，在萧条时利润相对于工资下降。但是，考虑到工业化国家只有30%的总投资直接投向农业和制造业，在制造业中很多的投资甚至不是产生于当前的需求，而是由创新产生的新需求，比如出现新商品和降低成本的工艺，也考虑到很多投资可能是选择资本密集程度更高还是更低的生产工艺。总投资剩下的70%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更多取决于未来的消费水平，而不是任一特定时点当时的消费状况。

为何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论著都要涉及波动，答案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因为上面提到的造成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都是由经济增长本身引起的。创新的对数模式来自于新的商品和工艺取代旧的商品和工艺。然后，总有一种过度的倾向，经济活动的爆发式的增长加剧了这种趋势，接着就是暂时的修正，一旦静止状态被远远抛在后面，人们开始奋力推进到更高的需求水平时，这就是在所难免的。或者，在维持资本和消费、存货和需求、工资和利润之间的适当比例时存在着困难。这不是说如果没有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对于波动而言，正是增长的过程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和失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没有衰退，也就不会有繁荣；如果没有繁荣，一般而言，资本形成也不会有这么快。

在这里讨论现在提出来的各种稳定美国经济的建议，没有什么必要，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需要做的，也就是简单提一下联合国组织偶尔会争论的稳定世界贸易水平的建议，不管美国或其他主要国家出现什么样的波动。我们只对欠发达国家在面对世界贸易波动时如何自助做一些评论，然后就结束这一话题。

贸易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比对工业化国家更严重，因为欠发达国家对粮食和原材料价格的依赖性更强，而粮食和原材料的价格在贸易周期中比制成品价格波动更剧烈。繁荣时期物价急剧上涨，欠发达经济体中，工资也大幅上涨，特别是在有强大的工会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增长不只限于出口行业的工人。由于国内的支出增加，所有的国内价格都会上涨，如粮食、租金、服务等，由此引起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会使工资、薪水和利润呈螺旋式上升。政府收入增加，但政府支出也增加了，既用于公务员的薪资，也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然后就是价格突然停止上涨，原因是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在12个月内下降30%~50%。接着就是国内物价的急剧下跌，如工资、租金、薪水等。这使经济陷入极度的困境，激起严重的纷争和内部冲突，如果农业部门以种植园工资劳动为基础，而不是小农生产，问题就会更尖锐，如果雇主和员工分属不同的种族或宗教，冲突就会特别严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在某种程度上免受国际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就能够极大地促进内部和谐的前景。另外，由于利润的波动幅度缩小，产出的波动也会更加温和，产出在萧条时剧烈收缩，是因为难以降低工资水平。如果他们在繁荣时期省下一些外汇而不是挥霍掉，并在衰退期价格较低时花掉，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外汇收入。

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都无法避免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了全球性的衰退，其出口品的价值会下跌。它所能期待的，最多也就是阻止这种下跌传递到国内经济。为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和出口商获得的收入之间设立明显的障碍。方法之一是通过一家政府机构进行出口，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和暹罗等国家对其主要的出口就是这样做的。这一机构按照固定的价格支付给国内的生产者，这一价格不随着出口价格波动，或者即使有波动的话，波动幅度也很小。如果目标就是简单的稳定国内物价，应该将价格确定在未来预期价格的平均值。然后，如果这个价格选的合适，这家机构在繁荣时会有大量盈利，可以用作储备金，以在萧条时弥补同样的损失。在实践中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所以，按照预期利润和损失相等的原则选定的价格，如果真的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偶然事件。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物价稳定与税收相联系。这样的话，失误主要会影响政府税收的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使这家机构的资金耗尽。还需要注意的是，繁荣时期抑制国内购买力，必须伴随着储备等量的外汇。因为在萧条时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需要在出口减少时维持进口，除非这家机构有外汇作为储备金，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通过政府机构主导出口，会使政府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而很多政府更希望避开这样的风险和责任。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让税收与出口价格呈反向变动，就可以具有大致相同的效果，且不影响出口的市场渠道。最直接的方法是对出口直接征税，但是，通过改变进口税或其他任何税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效果要差一些。直接的方法就是使出口税随着出口价格的上涨急剧升高，比如，一项出口税在每吨100英镑时不征税，在每吨100~150英镑时，价格每增加1英镑，出口税每吨增加10先令；此后价格每增加1镑，出口税每吨增加15先令。如果想要实现更为精准的稳定性，对价格超过100英镑时征税，也要规定在价格低于100英镑时给予相应的补贴。

在实践中，绝对平稳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必要。准确地预测价格的未来趋势是不可能的，允许世界价格的变动对国际贸易中主要商品的产量有一些影响，这也是有必要的。管理的问题也使得缺乏良好组织的政府在执行稳定计划时，很容易陷入麻烦之中。同样地，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世界波动之苦，还是有可能的。使更多的国家不再努力平抑国内波动的，不是使用的方法有多少技术困难，而是由于政治原因缺乏在繁荣时期自我克制的意愿。只要在繁荣时对消费加以控制，在衰退时就能维持消费，因为衰退时维持进口所需的外汇，必须在繁荣时节省下来。现在大多数国家在繁荣时陷入消费的狂热。那些认为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如果真的能施以重税，政府也倾向于用它来扩张自己的支出，而不是将收入储备起来，并换作外汇。这样做收益可观，因为任何给定数量的外汇，在衰退时购买的进口品由于价格下跌，要比之前繁荣时买得多。认为只要愿意，欠发达国家就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国际波动的影响，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为了避免受到繁荣和萧条的极为严重的影响，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这肯定是正确的。

这些观点只适用于使欠发达经济体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不适用于避免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一些国家在萧条时出口数量没有减少；他们可以销售任何价格的出口商品，而进口这些商品用于消费的国家则积累了剩余的存货。其他国家产出下降只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在衰退时出口数量也可以维持。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处于这样的状况。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品生产在萧条时也可以维持，只要政府进行收购和储存，直至这种商品的出口市场复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出将被削减，如果这种商品是由雇用劳动生产的，失业将会上升。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出口需求下降时，勇敢地储存存货。这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如果市场恢复得相当快，从而能在繁荣时将存货销售一空；也有可能损失惨重，如果复苏迟迟不能到来，使得政府不得不在价格仍然很低时处理掉这些存货。在价格下跌长达数十年时，这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政策。如果价格向上攀升数十年之久，这一政策就是利润丰厚的。但是，在一场萧条开始时，谁能分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仅仅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

欠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相对稳定的最好的期待，在于发达国家正在尝试控制自身的波动，进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是没有把握的和试验性的；但是，现在似乎有理由相信，经济增长在不久的将来会比不久之前更平稳些。

长期停滞

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经历长达数十年或数百年相当有活力的增长，接下来就是长达数十年或数百年的相对停滞。实际上，有些时候衰落如此彻底，甚至整个国家都没了人烟，富饶的平原和城市变成了废墟和沙漠。有时有人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改变，那里可能发生了地震、火山爆发或者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革命、战争或者糟糕的政府，后面两章再谈论这类原因。在本章最后的部分，我们简短考察一下这些原因，即一国在经历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为何投资会无法避免地下降。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原因，对长期停滞不可避免的论证，求助于技术、心理、垄断、收入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等因素。

技术因素假设技术知识的增长速度会下降。没有理由怀疑，过去的几个世纪技术进步的速度有着大幅的变动，尽管也要承认这一概念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测量。用最近几十年每年登记的专利作为测量方法，这一做法已声名狼藉。一些工业化国家确实呈现出每年人均登记的专利数量增速放缓的趋势，但是不能由此推论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放慢了。可能是由于专利诉讼成本的上升，减少了人们对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是发明家更高的教育水平使他们为不重要的小发明申请的专利减少了，或者是越来越高的专业化标准以及商品的大众化生产占据统治地位，减少了对仅仅改变形式的发明的迫切需求，或者是技术领域中的物理和化学相对于机械发明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团队相对于单个发明家的重要性都增强了，这都会减少专利的数量，即使创新的规模还和以前一样。当然，除了专利数量，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今天技术知识的进步速度与60年前或70年前相比，有任何的下降。然而，即使在那些知识增速明显下降的历史时期，技术也不能被视为导致长期停滞的独立因素，因为它本身还需要从科学以外的领域进行解释。科学发现的范围不会缩减，因为有待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限的。也没有理由相信，就生物意义而言，人类大脑的学习能力一代比一代退化（参见第6章的“人口增长”）。因此，如果知识不像以前增长得那么快，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即为何人类对知识增长的关注减少了。答案可能在于政治的不稳定，这会降低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的变化；或者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由于政治原因和垄断导致对创新的知识越来越保密；或者是上一段中列出的某个因素。所以，技术停滞在本质上不应被视为更具一般性的社会不适的原因，而应视为它的一种表现。

心理学因素假定观念变化是对增长过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在物质至上阶段和精神至上阶段摇摆，因此，在长达几十年疯狂专注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后，人们会厌倦经济增长及其状况，回归更注重沉思的生活。这一学派的某些成员相信，如果只从下面这一角度来讲，即在某一阶段，一个小型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生物类型，在另一阶段被一个不同类型的群体所取代，因此，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是生物意义上的变革。或者，可以假定由于其他原因使得发明的热情枯竭了，因而长期以来社会上最聪明的头脑都不从事科学或发明，或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回报。所有这些都纯属猜测，因为我们无从评价这些心理现象。我们已经在第3章的“变革的循环”中讨论过这些问题，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垄断因素依赖于两个命题，即垄断会减少投资，垄断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我们已经在第3章讨论过第一个命题，明了这一命题为何正确。第二个命题更具争议性，有两个论据支持这一命题。首先，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在长期得到提高。确实如此，因为技术原因使得普通企业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但这还不是充分条件。要得到垄断越来越严重的结论，必须说明公司的规模扩张得比市场规模更快，但这一点绝不是显而易见的。潜在市场的规模有不断扩张的长期趋势，这是由于实际的运输成本长期呈下降趋势，而人口则有增长趋势。市场的规模从村庄扩展到世界，这一趋势受到关税和货币限制的妨碍，但是，我们无法断言任何长期趋势，这些限制有时增强，有时减弱。如果我们看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史，我们能说的也就仅限于此。

第二个论据是金融家统治地位势必增强。按照这一观点，“一开始”，典型的资本家是实业家，投身于自己的工厂，努力从事生产和销售，但是“最后”，资本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金融家，可能他们从不进入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建公司，兼并、合并、设立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技术进步并没有促进垄断的形成，垄断也会由于金融家们的上蹿下跳而出现。这些金融家的兴起可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金融家，也只有金融家爱的是钱财本身，将赚钱视为最高的目标。农民爱土地，容易因为对土地投资过多而破产。类似地，实业家也迷恋机器的轰鸣声，或者为他工作的员工、产品和厂房，这种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金融方面的判断。只有专业的金融家，整天与钱打交道，爱钱如命，也正是对钱财的热爱，使其避开了他人落入的陷阱。所以，按照这一观点，对实业的控制权必然落入金融家手中。而且，随着市场扩展到全球范围，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协议也会向全球扩展。实际上，这一观点就是由专门研究德国工厂工业兴起的人提出来的。在德国，银行在推行产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这一观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有人可以说，“一开始”工业依靠资本市场来融资，实业家容易受到金融家的控制。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后期”，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积累了大量储蓄，资本市场变得相对不重要了，实业家不再那么依赖外部的资金。随着工业的发展，事实远不是工业落入金融家之手，而更可能是管理工业的企业家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外部的资金控制。

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些推测，事实是确实有一些工业企业多年来被垄断。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这种趋势在某些工业企业身上产生的影响要比在其他工业企业身上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逻辑增长原则，即每个新兴工业在初始阶段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企业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的扩张更为容易些，如果不把小公司挤出市场，它们就应该奉行一种共存的政策，因为它们知道，在市场增长缓慢时期，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常常会代价高昂。这个阶段，工业可能从创新者的手中转移到官僚的手中，同时管理人员开始介入公司的经营，重要的技术革新接近完成。但是，单个工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可能与整个经济的实际并不相符。因为新兴工业会不断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在某个阶段被垄断，不再有创新的兴趣，这可能就是它将被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工业取代的原因。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在新的支持者的努力下，即使每个产业的垄断化都在不断加深，整体的经济也不会与之一致。

然而，有时候经济变得更加垄断，主要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反应。竞争创造了自己的敌人，辩证地来看，也可能因此而毁灭自我。竞争伤害弱者、无效率者、不思进取者和不走运的人，由于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相反的人，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反对竞争的观念，是相对容易的。最憎恨经济增长的结果的，是农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小业主。熟练工人中间也激起了可怕的敌意，因为他们的技能不断受到技术进步的威胁。因此，经济增长激励了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创建，通过施加垄断的压力，以抵制各种类型的变革。这也得到了政治家的支持，他们急于通过立法来保护对他们来讲似乎是多数人的利益，反抗他们认为的野心勃勃的少数人。当时的思想家们也调整他们的哲学，以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归中世纪的“和谐”社会；经济学家找出支持竞争的观点的缺陷，并予以谴责；律师找到法律的漏洞，从而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竞争在这场争斗中败北，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已经品尝过经济增长的果实，懂得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同样地，增长创造的针对自己的反抗力量如此强大，在有些情况下产生的影响会减缓创新和新的投资的速度。

这引出了我们要考察的下一个命题，即基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我们先考察理论，再讨论事实。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如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消费欲望相对于国民收入有所提高，我们可以预测，结果会使用于投资的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国民收入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然而，也可以争辩说，消费倾向的提高会刺激投资，储蓄不足可由信贷创造来弥补。因此，在出现持续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可以保持在高位。毫无疑问，通货膨胀有时会被衰退打断，这有助于维持对币值的信心。相反，也有人争论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提高了储蓄相对于消费的比例，一国在收入增长时会发现，处置其储蓄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容易受到长期衰退的困扰。本章前面的章节（“储蓄的必要性”和“稳定性”）已经提到过这些观点，知道它们看上去无法被接受，因为这样的命题依赖于假定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当僵化。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经济学家将储蓄不足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而在当今时代，多数经济学家可能认为过多的储蓄更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

当我们回到事实，相关的问题是，当国民收入增加时利润发生何种变化，因为高利润和高储蓄是相伴而行的。我们在本章上一节已经看到，如果资本主义部门能够以不变的工资从其他部门吸收劳动力，在经济增长的这一阶段，总体上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上升。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了以前从农业、家政服务业、小型商业、家庭妇女、临时就业和人口增长中获得的“剩余”劳动力，工资将随着资本积累而增长，没有证据证明长期趋势会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变动。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不会抑制投资，相反，这会鼓励投资。因为总可以获得劳动力，资本积累就不会改变资本与就业的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所以也不会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后期阶段，当劳动力变得稀缺时，如果创新不能一直提供新的投资机会，利润率就会下降。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预期这一阶段的利润率将会下降，而不是上升，他们中的大多数持有的观点与现在流行的观点相反，他们预期这会阻碍投资，而不是刺激投资。在经济史的早期阶段，利润有可能由于某种类似的原因而下降，但是在过去的100年中，似乎没有出现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这里必须要考虑政府的行为。如果政府有一种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熟”经济体中，这会阻碍还是鼓励投资，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与100年前相比，工人阶级拥有强大得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如何使用这一权力。他们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满足于对其修修补补，比如通过提高稳定性，或者为弱者和不幸的人提供社会保险。或者，他们也可能通过限制主义政策、过度征税和破坏信心的充满敌意的言行来摧毁这个制度。没有人能够预测，某一经济体会不会由于内部的纷争而陷于停滞；这种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也经常发生。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和国内冲突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使我们能够预测利润相对于工资会发生何种变化（实际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也不能由此推论这会增加社会的和谐，还是加剧社会的冲突。

接下来的观点基于人口随着经济发展会如何变化的预测，对此，也有相互对立的学派。按照其中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的增加，进而会耗尽自然资源，使森林减少、土壤流失、矿产枯竭。实际产出可能下降，人类由于饥荒而灭绝。或者，为应对人口压力，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下增加粮食的进口。接着，人口和资本流向更适于生活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世纪下半叶，人口和资本从大不列颠群岛转投他乡。然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口的增长总是会超过自然资源的极限。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死亡率的下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久以后，促使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就会发挥作用。因此，在一国出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实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均衡，并非不可能。

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相反的学派感到忧虑。按照这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不久就一定会使人口增长变得缓慢，甚至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这会带来令人尴尬的后果，他们担心这会引起长期停滞，因为经济变得僵化，冒险精神衰减，经济缺乏竞争，或者投资机会减少。

经济变得更为僵化，是因为每年进入劳动市场的新人减少了。在任一经济体系中，需求和供给变动不均，从而有必要使劳动力在各类产业和职业之间重新分配。相对于只是让新的劳动者到最需要的岗位去，让一些已有工作的人转换工作的再分配更加困难。因此，一个经济如果每年都有很多新人找工作，估计会比新人相对较少的经济体，更加灵活一些。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有可能被夸大了。无论如何，任何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充分就业的经济体，总会有大量的人员更迭。那些据称劳工短缺的行业之所以短缺，经常不是因为招募不到足够的劳动者，而是因为无法留住已有的员工。当然，任何经济实现突然的、大规模的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的转换，不管是由于战争还是由于战争的结束，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在和平时期，每年有还是没有大量新员工，对此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可疑的。

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中，投资会有更大的风险，对此还要多说几句。如果一国人口每年增长2%，实际收入增速相同或者更快，就很难在投资方面犯大的错误。如果企业家在任一特定行业投资过多，比如多投了10%，这一行业会出现暂时的萧条，但是5年或更短的时间，需求会赶上供给，投资者还可以赚到一些利润。投资失误得到纠正，既是由于资本的自然折旧，这减少了供给，也是由于收入和人口的增加，这增加了需求。如果人口不增长，投资失误就只能通过折旧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来纠正，这可能是一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因此，所有的投资风险都更大。这直接引出了第三个观点，即如果不鼓励冒险，经济将变得缺乏竞争性。在需求增长缓慢的经济中，企业家更渴望达成瓜分市场的协议。所有这些因素，如冒险精神的减少和垄断的增加，都会阻碍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停滞。但是，也很容易从相反的方向来论证，即当市场不再扩张时，对市场的竞争将更激烈。根据同样的推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且没有一个结论有充足的证据，可以作为企业决断的依据。

预期投资减少，也是因为人口增速放缓减少了投资机会。一部分投资是提供给新增人口的，用于新住房、新农田、新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然而，人均收入增速是否会放缓的问题，一定不要和维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淆。如果困难只是由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保持人均资本以不变的速度增长所需的水平，这一困难可以由增加消费和抑制储蓄的措施来解决。政府可以增加对储蓄的各类征税，减少对消费的各类征税；或者可以利用剩余的储蓄增加政府在住房、道路和医疗设备等方面的支出。如果方法得当，可以预期人口增长率下降会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因为原来提供给新增人口的一部分资本，现在可以用于增加人均资本。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会下降，除非出现足够多的创新，这可能会降低投资的意愿。如果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高利润，且利润率的下降通过增加其他收入，提高了消费倾向，那么利润率的下降也可以增加投资意愿。大多数关于长期增长的观点，最终都会归到新增创新的数量，以及是否有理由预期这种新增的创新会枯竭。

因此，人口的观点并非决定性的。我们无法相信人口在发展的后期会超出资源的承受能力。相反，真正的威胁可能在于人口在发展的后期将不再增加，甚至会减少。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威胁真的成为现实后，会有多大的危害。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预期人口增速下降会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成为可能，但是经济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垄断，这种可能性不能被完全忽视。

最后讲一下国际竞争。按照这种观点，不久以后，“老式”国家必然失去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然后，该国投资率会下降，可能是因为利润下降，或者因为投资到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更有利可图。“老式”国家也有可能由于国际贸易模式的转变而失去自己原有的地位。新的贸易航线可能会使其失去地理优势，就像发现美洲那样。技术进步也可能会摧毁对其矿产或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像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的遭遇一样，而“老式”国家在这些领域原本具有特殊的优势。除了这些世界贸易模式的转变，“老式”国家可能失去在现有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将其拱手让给新崛起的竞争对手，前提是这种领先地位仅仅是由于在创新方面先行一步。因为其他国家迟早可以学会这些新技术，如果这样的话，“老式”国家就丧失垄断力量、较高的生产率和较强的盈利能力。因此，如果一国要保持在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只有始终处于引进新思想的前沿，所以，这种领先优势很难维持。如果我们既考虑需求相对于自然资源的变化，也考虑在超过数十年的时间里保持技术领先的困难，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持数十年，这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如果我们认为停滞是由于投资相对于国民收入下降，那么，丧失国际贸易中的领先地位不一定会陷入停滞，但是，如果这时还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就可能出现这种结果。自1870年以来，英国人均产出增速似乎比19世纪前3/4的时间更慢一些，有人就是按照上面的理由解释这一现象。对于国际竞争，我们在第6章中还会再讲。

因此，伴随着长期的增长，一国可以由于很多原因而衰落，包括厌烦了物质追求、企业家缺少竞争性、民众阻碍变革、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自然资源的耗尽、丧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或者停止了创新的步伐。另外，一国还有可能成为自然灾害的牺牲品，或者毁于战乱、内斗和治国无方。这些原因都不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由于一国面临的陷阱如此之多，在过去不免会陷入其中的一两个，这就丝毫不令人惊讶了。我们无法预测任一特定国家投资率何时会下降，是在数十年后还是在数百年后。但是，预期在经历了长期增长之后，很快缓慢的增长、停滞甚至衰退就会接踵而来，根据我们对过往4000年经济史的粗略知识，似乎确是如此。

[1] 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狭义上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广义上还包括法国北部和德国西部。——编者注